屯名的由来及其他

  人有人名,屯有屯名,年贵屯的名字也是有来由的。当时,安山乡范围内,以人名命名的不多,只有高祥屯、孟昭福屯, 再一个就是年贵屯。

  以年贵其人命名,我是从两个渠道获得的。一是我小的时候听大人们说的;二是我在延寿一中上班时,听我的同事年顺老师说的。年顺听说我是年贵屯人,他就怀有一些自豪心情说 :“年贵屯的年贵就是我爷爷。”当时我将信将疑 。后来,就此我专门采访了年顺老师 :

  年贵出生于1894年,弟弟年荣出生于1898年。兄弟俩在三十左右岁时漂泊到这里,以种地为生。小日本进东北搞并屯时,将散落在周围的农户都并拢在这里,从此将这个屯就叫年贵屯。那时是“乱八地”的时候,老百姓受着小日本和土匪的双重压迫,生活十分艰难。就在这时,年贵兄弟不得不离开这里,来到现在的延寿城讨生计。

  据此推算,年贵屯距今已有八九十年的历史了。

  据我所知,解放前直接隶属于安山乡(曾叫“三队”),后来又合在兴山村,共同隶属安山乡,前后都叫年贵屯。成立人民公社时是兴山五队和六队。上世纪50年代后期,年贵屯曾经从兴山村脱离出来,改为“林场大队”,全屯分为两个生产队,支部书记是赵景才。没几年,又恢复为兴山五队和六队。改革开放的80年代直到现在,一直是安山乡兴山村年贵屯的称谓。


  吴老蔫为民除害

  当时年贵屯只有一家姓吴,一提起老吴家就是吴振兴家。吴振兴平时少言寡语,行动做事稳稳的,所以人们给他一个外号——吴老蔫。吴老蔫聪明有心劲,有文化(在他的年龄段里,有文化的不多),在村上当过支书,我记事时还有人称他吴支书呢。文革时他是五十多岁的老汉了,眼睛已经双目失明,但是屯里开大会,他还积极发言,发言的内容有条不紊,并且连续引用毛主席语录,很叫人佩服。

  其实,吴老蔫叫人佩服的是他会打猎。虽然没有吴伯萧笔下尚二叔“挂在枕边的那杆长筒猎枪和一个老得发紫的药葫芦”装束 ,但吴老蔫的打猎名声在我们周围的十里八村是很有名的。

  那是50年代后期,年贵屯山林茂密,野兽出没,给人们造成很大危害。秋天要在田地头搭窝棚,以便晚上轰赶野猪进地祸害庄稼。各家各户的猪圈上面覆盖很多障碍物以防狼夜晚偷袭。家禽圈舍的门要加固加严。就连小孩子也要再三叮嘱不能夜晚随意单独出屋玩耍。大概是1959年初春,已是冰雪消融。就是在那么一个时段里,有一只狼盯上了年贵屯。在夜晚,窜入两家猪圈,叼走了猪崽子;进入几家院子,把鸡架的门板叼出村外,扑走了几只鸡;还进入生产队的牛棚,拖走了一个牛犊子,一夜没吃光,将骨架子和下水遗落在村头的大地里。这一切闹得人心惶惶、鸡犬不宁。

  吴老蔫知道这些情况后,就下决心打死这只狼,为民除害。于是,他把心爱的小口径枪(那时算是比较先进的了,一般都是洋炮沙枪)检修了一遍,用抹布擦得铮亮。

  这天早上,吴老蔫背上了小口径,一只手握住枪的背带,一只手插在裤袋里,低着头,默默地向西南沟方向走去。在猎人中有这样的说法:“打猎要认路:狼有狼道,蛇有蛇踪。狼走岭脊,狐走山腰,獾走沟底。打啥要有啥打法。”现在正是冰雪消融的时节,给认狼道带来了很大不便。吴老蔫只好在山林里,仔细观察起来。一会用手在额上搭上棚,朝山上和远处瞭望;一会俯下身子拨开灌木丛,寻找狼的踪迹;有时遇上狼屎,也要仔细端详一下,分析狼是什么时候在这里走过。就这样,走着,看着,分析着,到了中午还没有结果。吴老蔫除害心急,午饭也没带,饿了,撸一把干树枝上残存的野果子;渴了,就趴在小河边,咬一块残冰查来吃。 

  就在下午太阳要卡山的时候,他终于找到了“狼道”,他喜出望外,加快了跟踪的脚步,也许是狼知道了有人跟踪它,也忙乱地逃起来,慌乱中这只狼竟然窜出树林,跑到了西场院 。吴老蔫暗暗欢喜:这可利于用枪了,没有树林遮挡。于是,他紧追了一段,看着够距离了,吴老蔫端起了小口径,只是稍一瞄准,就勾动了扳机,只听“啪”的一声,打出去了。等吴老蔫向西场院看时,那只狼已经倒下了。等走近前看时,狼,已经死透了。

  因为西场院距离屯子很近,人们听见枪声就奔跑过来,看见吴老蔫打死了害人不浅的狼,都手舞足蹈起来,然后一起把狼抬回屯子。吴老蔫迅速地剥了狼皮,并让妻子立即烀上。第二天,吴家给屯子里挨家送狼肉,并且说:“小孩子必须吃,吃狼肉不长鼠疮。”我,当然也要吃了,吃得很香,不但解了馋,在以后的日子里,也真的没长鼠疮。这次吃狼肉,是我头一次,以后再也没吃过。

  从此,年贵屯消停了,再没有狼的骚扰侵害了。 


  老仇家姐俩回来了

  老仇家男人叫仇金玉,曾经是我家后院邻居。也不知是什么原因,日子一直过得很紧巴。在我的记忆里总有这样的一个镜头:大丫或二丫来到我家,也不进里屋,就趴靠在过道门旁,把拿着碗的手背在身后怯怯地说:“大娘呀,我妈说管你家要点大酱。”于是我妈立刻接过碗,去园子里的大酱缸前,给舀上一碗大酱,再给加上一块咸黄瓜。

  在50年代中期,老仇家发生了一件大事,现在屯中老人都记得。

  那是开春季节。 一天 ,仇家男人上工了,女人上山采野菜。女人临走时叮咛大丫和二丫(三丫还小)在家不要往外跑。过了中午,女人还没回来大丫对二丫说:“咱俩去找妈妈,妈妈可能采菜采多了,拿不动了,我们去接接她。”说完姐俩牵着手,连蹦带跳地朝北山走去。那时山林稠密,往外看不出多远。小姐俩钻进山林后就迷失了方向,在北山后沟里乱闯起来。

  家里的大人都回来了,发现两个丫头没了,就联络几个邻居,去后山搜索找孩子。头一天没找到,第二天屯里有主张的张大爷说,由他来张罗指挥,发动全村去 北山后沟拉大网搜寻。到了晚上还是没找到。第三天,搜寻队伍继续行动。就在下午的时候,找到了,在一株大水曲柳树下发现小姐俩。大丫靠在树干上,二丫躺在姐姐怀中。姐俩都呼吸微弱,紧闭眼睛。她们的父母立即抱起她们,在乡亲们的帮助下,抱回家中。

  在家养了好几天,小姐俩才完全恢复了健康。事后大丫说,她们饿了吃树芽子,渴了喝沟塘子里的水,我们还发现一条大狗呢。其实那是一条野狼。人们都说这两个孩子命大呀,老仇家前辈积德了。

  其实,要我说呀有两点:一是穷人家的孩子生命力强,要不三天两宿早没命了;二是屯子里的人善良和气,大家团结共同搜寻,不然光靠老仇家两个大人是难以找回来的。


  王喜亮家的母猪生象了

  王喜亮是山东逃荒过来的单身汉。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他的生活还算好过,我家就买过他的喂牲口的杂豆子,虽然很牙碜,直咯牙,还有外味,但是饿的没办法,也就对付用来充饥。他养过马,养过母猪,所以喂牲畜时往往剩余一些精饲料。

  一年冬天,王喜亮的母猪生羔子了。他怕寒冷的冬天把小猪羔冻死了,在母猪临产时,他将母猪放在外屋里养着。这天,母猪临产了,生完之后,王喜亮高兴地点数和护理猪羔子。忽然他发现一个猪羔很特别:鼻子非常长。猪,鼻子一长很像一头象。他感到这不知是好事还是坏事,就找来了邻居赵长江来看,赵长江也感到稀奇,也认为可能是一头象。后来又有很多屯子里的人来到王家观赏。就这样,王喜亮家的母猪生下一头象的消息就在全屯传开了,要是放在今天,一定有很多传媒去采访。

  后来这头“象”没多久就死了,那是因为它鼻子长,吃奶不方便,抢不上奶吃,慢慢地就饿死了。

  现在回想起来,这头“象”其实就是一头怪胎的猪羔。猪能生出象来,这是一种不可想象的事,反映了当时人们头脑还不够科学。


  张臣生擒狍子

  记得在我十几岁的时候,亲眼见到我们屯的张臣生擒了一头狍子。

  张臣是我们屯张青山的儿子,那时已经有三十多岁 ,家已经安在县城里 。那几天,是张臣回来省亲。冬天时节,白昼短,人们吃完早饭,太阳早已升起来了。忽然就有人喊道:“狍子进屯了,赶紧抓呀!”我赶紧跑出屋,飞到大街上,往屯前一看,一头狍子正甩开长长的后腿,在南街拼命地奔跑,白屁股非常明显,随着奔跑上下不停地跳动着,也是很壮观的一个场面呀。本来很惊慌,加上人们的叫喊,狍子更加恐惧和狂奔。由于它慌不择路,一不小心窜到张臣家的后园子里。张臣身体好,敏捷灵活,说时迟那时快,两腿“腾”地飞起,一下就跳到园子里,没用上几下,就将这头狍子给按在身下。家人赶紧从屋子里拽出一根麻绳,张臣在家人的帮助下,很快地就把狍子捆结实了。然后把它抬到屋子里,解开绳子,想让它在屋子里,多喂养它几天。但是,由于剧烈奔跑,恐惧害怕,它不吃不喝,没过多久,狍子就郁郁而死了。

  虽然中间隔着一道街,但是由于张家那趟街地势高,我在后街看得很清楚,因而至今还在我的脑际中。


  幼儿园印象

  1958年大跃进的狂澜漫卷全中国,全民参加大生产,不管男女老少,有劳动能力的就要上生产第一线。所以全民大食堂和村屯幼儿园便应运而生。年贵屯虽然是小小的角落,也没能例外。

  那年我七岁,有幸进入了我们屯的幼儿园,至今还留有一些印象。

  幼儿园开在吴振兴家。吴的妻子叫张青云,是我曾提到的张青山张青林的妹妹。她那时三十几岁,聪明能说,有一定文化,所以由她任幼儿园的老师。另外还有两名保育员,负责为孩子做一些服务性的事务,例如,做饭、洗涮、看哄等。

  幼儿园购置了很多孩子们喜欢的玩具,有小汽车、布娃娃、能吹奏的口琴和小喇叭,还有小手风琴,总之是多种多样,好玩极了。在那里,我们吃的是大米饭、二米粥,在那时,可是最好的伙食了。

  老吴家的过道门是两块宽宽的整体木板做的,张老师就用它来做黑板,在上面教我们认字、写字、画画。现在我还记得张老师在上面画的一条鱼非常好看,虽然鱼鳞只是用几道“锯齿线”代替。张老师还教我们唱歌,印象深的是让我与屯中姓李的与我同岁的小朋友合唱《社会主义好》。当时我母亲在幼儿园里做饭,听了我的唱歌说我唱的很高亢,就是有的音儿唱不上去——“气脉短”。

  在幼儿园里,也有苦恼的事,就是不知什么原因,小朋友房显义患了“秃疮”的病,头上有一大块 “癞癞” ,还发出极其难闻的气味。这种病传染性极强,不久,就有好几个小朋友患上这种病。后来大多数都好了,包括始作俑者房显义。只是吴家的几个孩子没有好利索,直到成年,还留有痕迹呢。 万幸我没有传染上,现在回忆起来还有后怕呢。

  第二年——1959年,我八岁,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幼儿园,去本屯的小学校读书了。一年的幼儿园生活给我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因为那是我人生中极快乐的日子。随着60年代初的自然灾害的降临,年贵屯的幼儿园也就消失了。


  我家北炕住过移民

  一个地区的人们的一些习俗是与当地的天气气候、地理环境、历史遗留等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年贵屯与咱们东北农村房屋的结构方式差不多:面积比较狭窄,五六十平方的两间土草房,里面间壁出里屋和外屋,外屋是厨房,里屋就是南北两铺火炕,中间是五六平方的屋地。两炕的炕稍由蔓炕(其实是北炕的通烟道)连接的,平时也可以用来坐人,而且是热乎乎的。这样间壁,倒不是说为了多住一些人,而是多了一个取暖设施,使屋子更暖和。如果两个炕住不方便,就在炕前上方拉上一道幔帐。

  当时,我家也是南北炕。我记事起,北炕先后住过两户,先是教过我的金太昌老师,后是一户山东移民。这里就聊聊这户移民。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全国都遭受着贫困大考验 ,山东地区贫困农民尤其不好过。国家为了统一调配,调拨一部分山东贫民迁移到黑龙江。就在这样背景下,我家北炕便住上了一户山东移民。

  这家姓孙,两口子带着两个孩子,一丫头一小。这家男人中等个,身体挺棒实,也很本分,从不多言多语,腰间总是别着旱烟袋和旱烟口袋。女人也很勤劳善良,老实巴交的,只是发型与我们屯的妇女不一样:从正面看没什么两样,从侧面和后面看,一个大大的发髻圆圆地盘在脑后。她的头发解散开来很长,而且发亮,我妈说这是与她们梳头时不沾水,不抹头油,而是不停地用嘴往梳子上抿口水有关系,这样可以养头发。

  住不了几天,我们两家就相处很和睦,互通有无,互相倾吐。他家初来乍到,缺东少西,我家自然要多多帮助。从他们两口子的嘴里,我们也知道一些山东人的生活习性以及困难程度。

  他家男人哪样都好,就是对老婆不温和,在老婆孩子面前很少有笑脸,还经常骂老婆。他老婆娘家都在山东,冷丁远离亲人,心绪不佳,男人一骂,就更憋屈了。一憋屈,就自己跑到我家房后,大声嚎啕大哭,一边哭还一边叫着“娘呀娘呀”的,很凄惨,很叫人难受。

  他家男人心灵手巧,很会做饭做菜,但平时是不动手的。有一回,生产队杀马,他家买了一份肠肚。回家后,是他亲手制作,做好后送给我家一中碗,我们家都说他做的“板马肠”真好吃。

  他家女人过日子节俭,对丈夫对孩子充满着爱。因为困难因为缺粮每顿吃饭都尽着丈夫和孩子,自己不吃饱,每顿吃完饭刷碗后,将上面的清水倒掉,剩下有点浑汤的刷碗水就将其喝掉,用来充饥,这是我亲眼见到的。

  大概是住了一两年的时间,他们返回了山东。到了山东还给我家来过书信呢。至于是什么原因回去的,我不甚清楚。也许是山东那边好过一些了?也许是他们太眷恋故土想念亲人了?也许……


  父亲当过县劳模

  父亲没念过书,一辈子和土地打交道,所以中国农民所具有的性格特点几乎他都有。

  年轻时的父亲     

  父亲勤劳,这是最突出的。解放前,硬是用自己的双手开荒刨镐头地,没有牲口犁杖,这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和力气。顶着星星出工,戴着月亮收工,有时鸡还没叫,就趁着月亮地捆收大豆,往回挑玉米。每年下来,不但可以自给自足,有时还可以周济更困难的村民。几十年过去了,现在屯中老人一提起“老李头镐头地”就知道是 哪块地,在什么位置上。

  实行合作化、人民公社之后,即使是大锅饭,他仍是像干自己家的活计一样,毫不偷工减料。在给生产队铲玉米地时,一般都是边铲边开苗(间苗)。父亲为了开好苗,让我跟他一起上工,我在他前面给间苗,他在后面铲,这样不致于用锄头开苗时伤着玉米苗。生产队长开玩笑 说:“你家出俩劳力,我是不是要给老李头记双工呀?”

  后来父亲年纪稍微大一些了,生产队让他为集体放牛,一干就是十几年,一直到他不能从事集体劳动为止。父亲放牛勤快精心,肯于吃苦。冬春没有青草,他就把牛群赶到有干枯野草或玉米秸多的地方。近处吃光了,就赶着牛群走得老远,还要挑选向阳背风之地。夏天,即使遇到大雨天,父亲照旧披着麻袋片,顶着雨淋把牛放饱才归来。秋天,为了防止牛们乱跑,他就在地边楔上木桩子,把牛拴到那里,然后他一抱一抱地把割下的野草和玉米秸抱到牛的跟前。

  就这样生产队的几十头牛让他放养得膘肥体壮,而且数量逐年增多,受到人们的好评和各级领导的表彰奖励。生产队奖励过他一头小牛犊,大队奖励过他一双上等牛皮靰鞡(一种冬天穿的鞋),公社奖励过他50元钱。给我印象最深的那是1960年,他被评为县级劳模,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大会,他自然激动无比,兴奋极了。他开完会回来,我也高兴极了,是因为他从会议上带回了几百张的会议材料,材料后面可以用来画画。


  水有源,树有根。我最近一口气写了《聊聊我们屯里的人》和《年贵屯轶事》两个系列,只是源于两个字——乡情。 

  当代诗人席慕蓉《乡愁》写到 :

  故乡的歌是一支清远的笛,总在有月亮的晚上响起。故乡的面貌却是一种模糊的怅惘,仿佛雾里的挥手别离。别离后,乡愁是一棵没有年轮的树,永不老去。

  蓦然回首,我离开家乡快有50年了,虽然走过了霏霏而缠绵的雨季,走过丛峦叠嶂的山林,走过了忙忙碌碌的日出日落,但感觉到始终走不出母亲慈爱的目光,走不出故乡南山高耸的驼峰,走不出故乡西南沟山林的繁茂,走不出故乡十八方田间的阡陌,走不出乡邻们的音容笑貌……一句话,走不出那最撩人情愫、最牵动肝肠的悠悠乡情。乡情是一支永远的歌谣,乡情是家园鲜嫩的刺老芽, 乡情是一条走也走不完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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