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老了喜欢怀旧,思维的扁舟还总是不知不觉地滑向怀旧的海洋。

  我出生地是延寿县安山乡兴山村年贵屯,由于工作的需要,于1977年夏离开这个屯,至今已有38年了。退休前很少回去;退休之后每年回去几次,但回去也很少站站脚。所以对于我来说,现在年贵屯里的人和事都生疏起来,极大多数的人不认识了——年贵屯在我脑海里留存的只有记忆了。

  年贵屯是一个仅有四五十户的一个小屯,建屯也快有百年了,也算历史悠久吧。回忆起屯里的人和事,也挺有意思的。正像那么一首歌所唱: 

  我的老家,就住在那个屯,我是那个屯里土生土长的人。别看村子不咋大,有山有水有树林。邻里乡亲挺和睦,老少爷们更合群。屯子里面发生着许多许多的事,回想起来那是特别的哏。朋友们若是有兴趣,我领你认识认识,认识认识我们屯里的人。

  是呀,当年年贵屯里的人我还能点数一些,他们的音容笑貌,他们的一些事,还经常浮现在我的眼前……

  以上便是我今天要聊聊我们屯里的人的缘由吧。

  顺便说明一下,当时在我们屯称呼谁,常常呼其外号。这种外号大多是让人有亲切、不见外的感觉,为了保持我们屯的乡土气息,为了表示自己与他们更亲近,我在文中难免要称呼其外号了。如有得罪也恳请有关人士多多谅解了。 


  老李大叔

  老李大叔大号叫李庆林,我们有屯亲,所以这样称呼他。又因为他身高一米五十多,个头比较矮,屯中的大人们都叫他李小个子。

  老李大叔在抗美援朝时当过兵,当炊事员,由于勇敢、勤奋、能干,不久就当上了炊事班长。我们与老李大叔聊天时,他向我们讲过当兵时两个小故事:

  有一次,那是为前线送饭的途中,盛菜汤的桶被敌人的炮弹片崩出个洞,菜汤汩汩流出。战士们不知怎么办了,还是老李大叔急中生智,迅速地将搭在肩上的毛巾缠成一个卷状,把它塞进洞口,保住了菜汤,圆满地完成了送饭任务。

  还有一次,部队行军到天黑,在一个村落安营扎寨。炊事班刚把米放进锅里,便传来轰鸣声,一架敌机俯冲过来,炊事班的战士们急忙隐蔽。轰炸过后,锅没有被炸坏,米还安然在锅里,只是其它餐具被炸得七零八乱。像是什么也没发生过似的,老李大叔继续率领炊事员做起饭来。他,就是这样在枪林弹雨中战斗、生活了两年多,大小立过6次功,在火线上入了党。

  朝鲜战争停止后,他复员回到家乡年贵屯,参加生产。在生产队里当过队长,后来年纪比较大了,就当了屯中的治保主任。再后来就是一名普通社员了。即使这样,老李大叔“位卑未敢忘忧国”,还是以队为家,把自己当做生产队的主人,做着生产队长应该做的事情。

  那是70年代的一个秋天,我与社员们一起(那时上级要求教师在星期日参加生产队劳动)参加拿大草劳动。中间歇气时,我们都坐在老场院那休息、闲聊。而老李大叔在场院周围走着,边走边四下里寻觅着。他发现散落和丢弃的马套包、马夹板和石滚子的木框等破旧的农具,就收拾起来,收工后,统统都被老李大叔修好后,送到仓库保管员那里。

  这是我亲眼见到的,这是一名共产党员一心为公的真实写照。人们都说:“李小个子并不小,比谁都高大。”

  也许是几年的枪林弹雨的洗礼,也许是几十年的风吹雨淋的摔打,铸造了老李大叔一副好身板。在他耄耋之年时,还在与大儿子(四十几岁就因病而逝)和大儿媳(离婚)抛下的两个孩子相依为命,由他照顾着两个还不懂事的孙女和孙子。在老李大叔离世时,两个孩子已经能自立了。

  老李大叔这一生也算行了:为家庭、为集体、为国家都毫无愧色。


  前院老赵家

  前院老赵家是与我家相处最久相处最好的老邻居了。他家最大的特点是善良,心眼好使。 

  户主叫赵广,比我爹小一岁,我叫他老叔。他的老伴叫孙贤,比我妈小一岁,我叫她老婶。他们的大女儿叫赵桂珍,小名叫花子;儿子赵贵臣,比我大三岁,因为属牛,家里给起了个小名,叫大牤子。在大牤子身下曾经有个二牤子和二丫,都因病夭折了。

  老叔虽然身体不算“膀势(魁梧)”,但是很聪明。虽然没念过书,但是会打算盘,会做木匠活,很懂得人情事理,很会处理一些事情。

  那年我有七八岁。深夜都已经熟睡了,和我一起睡在北炕的大哥,忽然在黑暗中发出一声“啊——”的呻吟声。南炕的我妈睡觉轻,马上点上油灯,一看大哥,正直挺挺仰卧着,张着嘴,嘴里流着“哈喇子(涎水)”。我妈吓坏了,急忙大声喊:“春文,你怎么了?”大哥没反应,我妈更害怕了,用最大的声音颤抖地呼喊着大哥的名字。她的喊声,把我们全家都惊醒了,都一起呼喊。在静静的夜空里,声音传得特别远。不一会儿,前院老赵家的老两口,都急忙跑到我家,一起和我们呼叫和忙活。时间有一会子了,大哥还是没反应。我妈大哭起来,有点放弃了。还是赵老叔有主意有信心地说:“春文身子还挺软乎也挺热乎,脉搏还有,不能灰心,继续叫。”于是我们又喊叫着,老叔又在有关的部位捏了捏——奇迹出现了:大哥答应了一声,头抬起来了,醒过来了,大哥好了!

  老赵家帮了大忙,赵老叔真算得有“抻头(沉着,能稳住阵脚)”有主意的人呀!

  晚上,赵老叔经常来我家,和我爹聊天。聊天的内容很广泛:每人所经历的大事小事,屯中大事小情,以及国家、世界等天下大事。他俩经常说:从眼巴前的情形看哪,第三次世界大战早晚要打起来;“万国会(联合国)”也是乱七八糟,等等。我听到这些,非常恐惧,害怕战争,只觉得还是大人们胆子大,赵老叔和我爹谈到这些时,非常轻松,还带着笑意呢。

  赵老婶和我妈接触最多,经常在一起聊天、摘菜、上山采菜,过年时在一起玩个小纸牌。她们聊天比我爹他们聊得更细腻更形象更体己,共同语言更多。经常有这样的场面:

  不管她俩谁有了病,都到一起,给拔火罐。有病的躺在炕上,没病的将油灯点着,拿来火罐,再找几张废纸,撕成小块儿,用来拔火罐。每拔上一罐中间要等十分八分钟。这时,两个人吸着纸烟,打开“话匣”,海阔天空地聊起来。那声音低低的,只有两人能听见。火罐拔完了,有毛病的感到轻松了,也能支把起来了。就坐起来,俩人再聊一阵,觉得不早了,就分别忙着自己的活了。

  赵老婶和我妈一样,善良、热心,喜欢帮助人。有一回妹妹桂兰有病了,火大不愿吃饭,赵老婶知道了,把她亲属给她的过年礼物——一只山素鸡子送给我妈,让我妈给桂兰做了。

  大牤子上学晚了些,紧赶慢赶与我成了同学,从小学一年级到小学六年级毕业,一直在一个班级里读书。我俩都身体不好,走路都晃晃的,总在一起。后来我教学了,躲开了沉重的农业活。他没有躲开,只好对付着在生产队里干点轻活。后来分田到户,父母离世,自己不能种地,又没有人帮助他,便把家过“黄”了——卖掉破败的房屋 ,生产队把他送到敬老院了。那时他才50岁。

  后来我去敬老院看过他,他还好,不愁吃喝,整天溜溜达达。我给他带几件旧衣物,又给他钱。他性格还挺刚强,旧衣物留下了;钱,说什么也不接。

  算来他今年已经67岁了,祝愿他身体健康,安度晚年吧。

  不管是那时,还是现在 ,如果要评选最佳邻居,那还是:前院老赵家。


  郑二叔

  郑二叔本名是郑万荣,因为说话嗓门高,都喊叫“郑二嚷”。他的哥哥和弟弟本名我不得而知,但他们的外号我知道,分别是郑大玄 和郑三吵吵,都是嗓门高,能说能喊能“白话“。

  老大和老三我没看见过,听说老大在旧社会里抽大烟,没钱买大烟就去偷盗,被人抓住锁在屋子里,他竟然通过灶门进炕道,又通过炕道从烟囱里钻出去逃跑了,很能耐。老三思想先进,应征入伍,牺牲在前线,所以老郑家是我们屯唯一的一家烈属。

  郑二叔在生产队里干不了重活,但是能吃苦。比如,掏大粪这活,没有谁愿意干,都嫌臭和脏。郑二嚷说:“没人干我来干。”于是,不管春夏秋冬,每天都挑着一副粪桶,扛着一个大粪勺,走东家串西家,为生产队积攒粪肥。

  郑二叔很机智很聪明,愿意助人,也很乐观。据说旧社会还当过“二神”呢,所以后来在生产队里,有时也唱上一嗓子,调节调节沉闷的空气。当年 我妈心脏病发作,一下子抽搐过去,还是他闻讯急忙跑来,摸了摸脉搏,看了看瞳孔,富有经验地告诉我们:“你们考虑你妈的后事吧!”在寻找坟茔地时,也是他热心相助,帮助物色的。

  给我童年留下美丽回忆的与老郑家有着密切的关系。

  每当过年时,全屯的人都愿意去他家玩耍。一是他家位置好,居于屯子中央,前院就是生产队队部。二是他家热情,像一个公共场所,谁去都行,什么时候去都行,不但不反对,还热烈欢迎。三是他家院落宽阔,房子间量大 ,能容纳几十人甚至上百人,所以生产队来了二人转、说鼓书的、扭大秧歌,都在他家。四是从上一辈起,郑家有一定的文化因素,懂得一些民间说唱故事,郑家不管是老老少少、男男女女都喜欢。

  所以一到每年的腊月二十三,他家老早就敲起鼓来,放起鞭炮来,这都是屯中的人来活动的,来迎接春节的到来。到了年三十这天,来的孩子们就更多了起来 。从初一到初五,屯中人都来他家拜年。我还见过他家的“祖宗牌”,很好看,人们叫它“家谱字画”。因为他家是烈属,所以来了秧歌队,都去他家拜年,扭上一大场,全屯都来观看,都很快乐,他家,不仅高兴而且很荣耀和自豪。

  当年的郑二叔家是全屯的俱乐部,是全屯人快乐的场所,自然也是我童年的乐园。

  每家都有难唱曲,郑二嚷家有五六个孩子,我记得有两个孩子有病,拖累了他们,最后,还是不幸夭折了,对他们自然打击很大。但是郑二嚷老两口心胸开阔,性格开朗,积极应对,坚强生活……

  在我的记忆里,年贵屯可能还有他家的两个后人。一个是郑老五,再一个是郑小凤,都各自有家了,生活的还都不错。


  金老师

  我在年贵屯读了三年书,经历了6位教师,而第一位、我的启蒙老师就是金太昌老师。

  那是1959年8月,我从无忧无虑的幼儿园走出来,踏着“大跃进”的节拍走进了本屯的年贵小学,开始了我人生中的求学生涯。

  记得那天早上,懒懒的太阳刚刚冒红,路边的小草还顶着晶莹的露珠,我就背着哥哥们用过的旧书包,由二哥(二哥大我三岁,开学来已经是三年级的老生了)带领着,蹦蹦跳跳地老早来到学校。那时入学手续比较简便,交2元学费,几角钱的书费,接了收据和语文数学两本书,就算入学了。这些事都由二哥包办,然后他又给我找了个空位,就开始了“上学”。

  在第一节课上,我认识了我的启蒙老师——金太昌老师。他40左右岁,中等身材,慈祥面孔。捏着粉笔的手指显得格外粗,挪动脚步,走起路来,总好像是脚跟先着地,这就推断出金老师有轻微的大骨节病(这种病当时在我们山区那里是司空见惯的)。

  在这之前我就听说,金老师文化水平很高,只是因为家庭出身不好,才落到了这偏远的山村来教小学生。从我听课的感觉来看,的确是那样:文化水平高,教育孩子很有耐性和方法,讲课清楚明白,很受学生和家长的拥护。

  记得一天下课后,金老师在教室外站着休息,指间夹着手卷的纸烟,慢悠悠地吸着。这时,有一名姓郑的学生来向老师“告状”,说谁谁骂他了。金老师微笑着说:“你原谅他吧,好吗?”当时在场的我和那位姓郑的同学,都不懂得什么叫“原谅”,都搔着头皮,莫名其妙,金老师看我们没听懂,就又补充了一句:“这次放过他,下次再这样老师就批评他。”这回我们都明白了,姓郑的同学点点头,若无其事地跑开了。 现在,也当了老师的我回想起这个似乎寻常的细节来,感觉到金老师的做法多么绝妙呀:不仅仅轻而易举地处理了事情,更重要的是从小培养了我们对人要有宽容之心。

  金老师做事认真,办事民主,在我们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象。在一次期末民主鉴定时,同学们在金老师的号召下,同学们纷纷发言,优点缺点一起来,并不像有的老师趁机发动群众斗群众,以解老师之恨。轮到我时,老师和同学们给我提了很多优点,因为我那时还算个好学生。就在都已提完,老师也都在我的鉴定表上写好了的时候,一位女生突然站了起来说,她要给我提一条意见:“有一回,我们几个女生在火炉上烤土豆片,他自己不烤,却抢我们的吃。”金老师问他这是什么缺点呢?她说:“好(吃。”金老师和同学们都笑了。然后金老师认认真真地在鉴定表上写上“好吃”两个字。

  当放假把带有鉴定表的《小学生手册》带回家时,二哥把我的成绩和“品行鉴定”都念给母亲听,母亲听后基本是满意的,只是用手指点了我的额头说:“好吃,可没出息呀。”

  我经常想,假如是一个马马乎乎的老师,决不会把“好吃”的字眼写在鉴定表上,决不会把这点小事(在孩子的眼里可能不这样认为)正经八百地当回事,可见,金老师是一个多么合格的老师呀。

  有一回,金老师给我们留了一次课外图画作业,是让我们临摹《图画》课本里的“金鱼”。在课内检查作业时,赵贵臣的作业得了100分,因为那金鱼用红铅笔画的,非常逼真。有个同学举手检举说,赵贵臣的作业不是自己完成的,是别人代做的。金老师虚心听取,认真地将赵叫到黑板前,给了他一支红粉笔,认真地让他照着《图画》上的“金鱼”在黑板上再画一次。赵笨拙地画了很久,那金鱼的形态、那绘画的线条都差得很远。金老师又认真地在黑板上给赵打了“60”分。

  就这样认真听取同学们每一条意见、认真修正每一个细小的过失的老师,能不受到同学们的欢迎吗?这种态度严谨,做事认真公正,在我们心中能不留下深刻的印象吗?对我们以后做事做人能没有深刻影响吗?

  金老师只教了我一年,就转走了。几十年后,我的工作调到了县城里,听说他早已退休在儿子家养老了。那时我很贫困,事业上也没什么大成就,总觉得也没什么颜面去看望老师,一直在拖。不久,再看见他的儿子时,听说金老师已经仙逝了。知道金老师在城里,却没去看望他,这一直是我最大的遗憾,无法弥补的遗憾呀!


  韩磕巴

  韩磕巴是韩福贵,因为说话磕巴,都叫他韩磕巴。

  我小的时候,去过他家:寒冷的冬天里,他家非常温暖,还带有浓重的旱烟味。因为我去时,韩福贵的年已耄耋的老母亲,正叼着一个长长的大烟袋,一边吞云吐雾,一边在炕沿上用菜刀在菜板上,一下一下切着萝卜片,那萝卜片非常薄,薄得透明。她慢慢地下刀,并且,每切一片都用手指将粘在刀上的萝卜片剥离开,稳稳地切着每一片,所以非常薄。他家的墙和棚顶都是用报纸糊的很亮堂,烟笸箩(装旱烟的工具)上糊着香烟盒的花纸,那都是平时积攒的。我虽然小,但都是细细欣赏的。

  老韩家老少三辈:韩福贵,一家之主,已经四十大多了,还是跑腿子(男光棍);老母亲,八十多岁;还有一个侄子,已经三十多岁,也是跑腿子。也就是说,一个老太婆领着两个跑腿子过日子。那时的偏僻村屯,是难以找到媳妇的,所以,跑腿子在年贵屯不在少数。

  韩磕巴高个子,有体力,干活过日子也是拿得起放得下的,所以他在屯子里,当过打头的,当过队长。但是他的罗曼史却很苦涩。年轻时,他曾经有过相好的,大概是因为说话不流利,总是“还是…还是…”的,虽然在经济上给人贴补了很多。他的侄子老实憨厚,长得也英俊,还自悟了拉二胡,大概是因为家境贫困和太老实,不愿言语,所以也一直找不到相当的。

  后来,大约在六七十年代之间,爷俩的婚事都有了结果:侄子韩德义,经人介绍,在华炉公社的贾志沟找了个倒插门。韩福贵在本屯找了一个寡妇。可惜,韩老太婆这时早已过世了,没有见到两个后人的婚事。

  韩福贵其实也是重情重义的男子汉。他娶的寡妇带来四个孩子。娘五个都要靠他养活。他不仅对妻子友善呵护,对几个孩子也爱喜如亲生的一样。为了养护这个多口之家,他在上工之余,总是腰里别个绳子,手里拿个小搂锯(用来锯断木料的工具),上山打柴,除了自家烧火外,积攒起来卖给他人,用得来的钱供给一家六口人的费用。不用说很多事例,有一个细节就说明了问题:

  他与妻子过了十多年,后来,妻子因为肺心病去世了。弥留之际,亲人问妻子,你死后是进入先夫家的坟地,还是进韩家的坟地。妻子断断续续地说:“老—韩—家。”这不就说明了韩福贵与妻子感情相当好,这是韩福贵用自己的良心、真心换得了妻子和孩子的感激。

  因为多年的积劳成疾,韩福贵到中老年时,患了腰疼病,走路直不起腰来,所以又得了个外号——弯腰子。也正因此,他干不了什么重活了,都靠几个养子养女来赡养他。

  这就是年贵屯普通人的普通生活。在那个年代农民的物质生活不是宽裕的,精神生活包含婚姻上的也不是轻易得来的!


  说书人刘福德

  五十多年前,我们年贵屯一年到头除了来几次放映电影之外,很少有什么文化娱乐的事;业余说书人刘福德在农闲时节和过年的正腊月期间,给屯里人说说鼓书,确也带来了不少的欢乐。

  刘福德性格很好,开朗乐观,爱说爱唱,他从你身边一过,也一定带给你一段歌 。据大人们说他也曾到外面学过几天大鼓书,也学过几天二人转,但最后还是回家来种地了,说说唱唱就成了他的业余爱好。

  特别是在冬天的大长夜里,人们都簇拥着他,央求他给说段大鼓书。于是,晚饭过后,人们三三两两来到屯中心的老郑家(郑万荣家)。他家宽敞,热情好客,更喜欢听书。房东火盆上面吊着一把大铜壶,烧着白开水,预备在刘福德说书说到口干舌燥时,端上一碗萦绕着缕缕热气的白开水,也算是给说书人的唯一的报酬了。

  刘福德说书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只说不唱,大概就是“摔平词”那一类吧;另一种是有说有唱,说唱交替着。我喜欢后者。刘福德的嗓音很好,唱得很好听,虽然我小,听不懂唱的什么词儿。他说书的段子多是传统的,例如,大八义、小八义、杨家将、岳家将、大西厢……文武都有。

  说书人为了引人入胜,常常在关键时刻卖个关子。刘福德也不例外,即使此时没有什么吸引人的情节,也要凭空抛下一个包袱:“正在这时,从远方来了一队兵马,只见天空中呼啦啦来了一阵大风……预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这样的包袱我听过多次,但也不觉得单调和雷同。

  刘福德说书,人们听也听不够,每次都是在“再说一段”的热烈气氛中结束,他累得疲惫不堪,但脸上总洋溢着欣慰的笑容。

  据说刘福德后来迁居到牡丹江了,他的后事我也不得而知了。但我记得,他如果健在的话,大概已经七十六七岁了,也该安度晚年了。

  刘福德刘大哥,我要是再请求你给我说一段鼓书,您还能说得动吗? 


  张家兄弟

  张家兄弟,哥哥张青山,弟弟张青林。身体都不怎么好,主要表现在外形上。由于我们屯水土不好,患大骨节的比较多,张家哥俩都没幸免。只不过哥哥轻一些,弟弟重一些,重得不光是手上的关节大,大到一双手像两个仙人掌,最痛苦的是走路摇摆的相当厉害,被人们称为张二瘸子(在我们屯还有姜二瘸子、姜四瘸子、赵三瘸子,都属于这种病)。

  张家兄弟虽然身体不好,但都有一些技术在身,使得他们也还能生存得较好。

  张青山会做豆腐,他做的豆腐远近闻名,我是吃着他做的豆腐长大的。他做的大豆腐,白嫩,块大(同样的豆子),颤微微,不老不嫩,味道纯正,有多少人就为了怀念家乡张青山的豆腐,不惜路费回来吃上几天,再返程。这里面有很多技巧和奥妙,例如泡豆、水分、火候、卤水、时间,等等。他做的干豆腐,不薄不厚,既有筋性又有豆腐味,看着黄洋洋,吃着香喷喷。可以这样说,他做的大豆腐和干豆腐,你换(用大豆兑换)回去不用再加工,蘸上精盐和香油,或卷上大葱和大酱,保你吃的“岗香”。

  那时候,张青山虽然身体不好,但就凭着豆腐的手艺,挣得了屯里一等劳力的工分呢。

  张青林会打麻绳,会搓鞭子,尤其会杀猪。一进腊月,各家各户开始杀年猪。屯子里有两三家会杀猪的,但张青林杀的最好。杀猪的最大特点是弄得干净,让人吃着放心和舒心。他很好求,不用多说话,所以杀猪时节他最忙。在给猪退毛时,他会掌握热水的火候,他把猪的全身旮旮旯旯都用剐子剐得溜干净。在清洗肠肚时特别用心,因为在翻肠清粪便时,弄不好就“里外发烧”,那就不好办了。在清洗时,他不怕冻手,反复用清水漂洗。杀猪一忙活就是一小天,他的报酬就是一顿猪肉,还不会喝酒。由于忙活劳累,吃肉的劲头也不多了,所以说,张青林杀猪就是一个奉献!

  张青山有儿有女,三代同堂,无论物质还是精神都还算红火。相比较张青林,物质生活还可以,只是在其他方面上差一些,大半辈子是跑腿子,单身一人孤独生活,形影相吊。后来在他五十多岁上,找了个山东小脚老太太搭伙。搭伙的这段日子过得还算舒心幸福,虽然暂短了一些。

  年贵屯当时四五十户,二百多口人,多多少少我都能说上一点故事,今天就聊到这里,待以后有机会再聊吧。

  习近平总书记说过“我们的新农村建设要留得住乡愁”的话。乡愁是什么?有人说,乡愁就是童年的那一抹挥之不去的记忆,就是那虽清苦却温暖的怀想。

  是呀,无论走多远,离开家乡多久,故乡的人,故乡的事,故乡的山山水水总会留在心间。当回忆起这些,我们心总会变得很甜蜜而沉静,兴奋而安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