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聊我们屯里的人 
人老了喜欢怀旧，思维的扁舟还总是不知不觉地滑向怀旧的海洋。
我出生地是延寿县安山乡兴山村年贵屯，由于工作的需要，于1977年夏离开这个屯，至今已有38年了。退休前很少回去；退休之后每年回去几次，但回去也很少站站脚。所以对于我来说，现在年贵屯里的人和事都生疏起来，极大多数的人不认识了——年贵屯在我脑海里留存的只有记忆了。
年贵屯是一个仅有四五十户的一个小屯，建屯也快有百年了，也算历史悠久吧。回忆起屯里的人和事，也挺有意思的。正像那么一首歌所唱：
我的老家，就住在那个屯，我是那个屯里土生土长的人。别看村子不咋大，有山有水有树林。邻里乡亲挺和睦，老少爷们更合群。屯子里面发生着许多许多的事，回想起来那是特别的哏。朋友们若是有兴趣，我领你认识认识，认识认识我们屯里的人。
是呀，当年年贵屯里的人我还能点数一些，他们的音容笑貌，他们的一些事，还经常浮现在我的眼前……
以上便是我今天要聊聊我们屯里的人的缘由吧。
顺便说明一下，当时在我们屯称呼谁，常常呼其外号。这种外号大多是让人有亲切、不见外的感觉，为了保持我们屯的乡土气息，为了表示自己与他们更亲近，我在文中难免要称呼其外号了。如有得罪也恳请有关人士多多谅解了。
老李大叔
老李大叔大号叫李庆林，我们有屯亲，所以这样称呼他。又因为他身高一米五十多，个头比较矮，屯中的大人们都叫他李小个子。
老李大叔在抗美援朝时当过兵，当炊事员，由于勇敢、勤奋、能干，不久就当上了炊事班长。我们与老李大叔聊天时，他向我们讲过当兵时两个小故事：
有一次，那是为前线送饭的途中，盛菜汤的桶被敌人的炮弹片崩出个洞，菜汤汩汩流出。战士们不知怎么办了，还是老李大叔急中生智，迅速地将搭在肩上的毛巾缠成一个卷状，把它塞进洞口，保住了菜汤，圆满地完成了送饭任务。
还有一次，部队行军到天黑，在一个村落安营扎寨。炊事班刚把米放进锅里，便传来轰鸣声，一架敌机俯冲过来，炊事班的战士们急忙隐蔽。轰炸过后，锅没有被炸坏，米还安然在锅里，只是其它餐具被炸得七零八乱。像是什么也没发生过似的，老李大叔继续率领炊事员做起饭来。他，就是这样在枪林弹雨中战斗、生活了两年多，大小立过6次功，在火线上入了党。
朝鲜战争停止后，他复员回到家乡年贵屯，参加生产。在生产队里当过队长，后来年纪比较大了，就当了屯中的治保主任。再后来就是一名普通社员了。即使这样，老李大叔“位卑未敢忘忧国”，还是以队为家，把自己当做生产队的主人，做着生产队长应该做的事情。
那是70年代的一个秋天，我与社员们一起（那时上级要求教师在星期日参加生产队劳动）参加拿大草劳动。中间歇气时，我们都坐在老场院那休息、闲聊。而老李大叔在场院周围走着，边走边四下里寻觅着。他发现散落和丢弃的马套包、马夹板和石滚子的木框等破旧的农具，就收拾起来，收工后，统统都被老李大叔修好后，送到仓库保管员那里。
这是我亲眼见到的，这是一名共产党员一心为公的真实写照。人们都说：“李小个子并不小，比谁都高大。”
也许是几年的枪林弹雨的洗礼，也许是几十年的风吹雨淋的摔打，铸造了老李大叔一副好身板。在他耄耋之年时，还在与大儿子（四十几岁就因病而逝）和大儿媳（离婚）抛下的两个孩子相依为命，由他照顾着两个还不懂事的孙女和孙子。在老李大叔离世时，两个孩子已经能自立了。
老李大叔这一生也算行了：为家庭、为集体、为国家都毫无愧色。
前院老赵家
前院老赵家是与我家相处最久相处最好的老邻居了。他家最大的特点是善良，心眼好使。
户主叫赵广，比我爹小一岁，我叫他老叔。他的老伴叫孙贤，比我妈小一岁，我叫她老婶。他们的大女儿叫赵桂珍，小名叫花子；儿子赵贵臣，比我大三岁，因为属牛，家里给起了个小名，叫大牤子。在大牤子身下曾经有个二牤子和二丫，都因病夭折了。
老叔虽然身体不算“膀势（魁梧）”，但是很聪明。虽然没念过书，但是会打算盘，会做木匠活，很懂得人情事理，很会处理一些事情。
那年我有七八岁。深夜都已经熟睡了，和我一起睡在北炕的大哥，忽然在黑暗中发出一声“啊——”的呻吟声。南炕的我妈睡觉轻，马上点上油灯，一看大哥，正直挺挺仰卧着，张着嘴，嘴里流着“哈喇子（涎水）”。我妈吓坏了，急忙大声喊：“春文，你怎么了？”大哥没反应，我妈更害怕了，用最大的声音颤抖地呼喊着大哥的名字。她的喊声，把我们全家都惊醒了，都一起呼喊。在静静的夜空里，声音传得特别远。不一会儿，前院老赵家的老两口，都急忙跑到我家，一起和我们呼叫和忙活。时间有一会子了，大哥还是没反应。我妈大哭起来，有点放弃了。还是赵老叔有主意有信心地说：“春文身子还挺软乎也挺热乎，脉搏还有，不能灰心，继续叫。”于是我们又喊叫着，老叔又在有关的部位捏了捏——奇迹出现了：大哥答应了一声，头抬起来了，醒过来了，大哥好了！
老赵家帮了大忙，赵老叔真算得有“抻头（沉着，能稳住阵脚）”有主意的人呀！
晚上，赵老叔经常来我家，和我爹聊天。聊天的内容很广泛：每人所经历的大事小事，屯中大事小情，以及国家、世界等天下大事。他俩经常说：从眼巴前的情形看哪，第三次世界大战早晚要打起来；“万国会（联合国）”也是乱七八糟，等等。我听到这些，非常恐惧，害怕战争，只觉得还是大人们胆子大，赵老叔和我爹谈到这些时，非常轻松，还带着笑意呢。
赵老婶和我妈接触最多，经常在一起聊天、摘菜、上山采菜，过年时在一起玩个小纸牌。她们聊天比我爹他们聊得更细腻更形象更体己，共同语言更多。经常有这样的场面：
不管她俩谁有了病，都到一起，给拔火罐。有病的躺在炕上，没病的将油灯点着，拿来火罐，再找几张废纸，撕成小块儿，用来拔火罐。每拔上一罐中间要等十分八分钟。这时，两个人吸着纸烟，打开“话匣”，海阔天空地聊起来。那声音低低的，只有两人能听见。火罐拔完了，有毛病的感到轻松了，也能支把起来了。就坐起来，俩人再聊一阵，觉得不早了，就分别忙着自己的活了。
赵老婶和我妈一样，善良、热心，喜欢帮助人。有一回妹妹桂兰有病了，火大不愿吃饭，赵老婶知道了，把她亲属给她的过年礼物——一只山素鸡子送给我妈，让我妈给桂兰做了。
大牤子上学晚了些，紧赶慢赶与我成了同学，从小学一年级到小学六年级毕业，一直在一个班级里读书。我俩都身体不好，走路都晃晃的，总在一起。后来我教学了，躲开了沉重的农业活。他没有躲开，只好对付着在生产队里干点轻活。后来分田到户，父母离世，自己不能种地，又没有人帮助他，便把家过“黄”了——卖掉破败的房屋 ，生产队把他送到敬老院了。那时他才50岁。
后来我去敬老院看过他，他还好，不愁吃喝，整天溜溜达达。我给他带几件旧衣物，又给他钱。他性格还挺刚强，旧衣物留下了；钱，说什么也不接。
算来他今年已经67岁了，祝愿他身体健康，安度晚年吧。
不管是那时，还是现在 ，如果要评选最佳邻居，那还是：前院老赵家。
郑二叔
郑二叔本名是郑万荣，因为说话嗓门高，都喊叫“郑二嚷”。他的哥哥和弟弟本名我不得而知，但他们的外号我知道，分别是郑大玄 和郑三吵吵，都是嗓门高，能说能喊能“白话“。
老大和老三我没看见过，听说老大在旧社会里抽大烟，没钱买大烟就去偷盗，被人抓住锁在屋子里，他竟然通过灶门进炕道，又通过炕道从烟囱里钻出去逃跑了，很能耐。老三思想先进，应征入伍，牺牲在前线，所以老郑家是我们屯唯一的一家烈属。
郑二叔在生产队里干不了重活，但是能吃苦。比如，掏大粪这活，没有谁愿意干，都嫌臭和脏。郑二嚷说：“没人干我来干。”于是，不管春夏秋冬，每天都挑着一副粪桶，扛着一个大粪勺，走东家串西家，为生产队积攒粪肥。
郑二叔很机智很聪明，愿意助人，也很乐观。据说旧社会还当过“二神”呢，所以后来在生产队里，有时也唱上一嗓子，调节调节沉闷的空气。当年 我妈心脏病发作，一下子抽搐过去，还是他闻讯急忙跑来，摸了摸脉搏，看了看瞳孔，富有经验地告诉我们：“你们考虑你妈的后事吧！”在寻找坟茔地时，也是他热心相助，帮助物色的。
给我童年留下美丽回忆的与老郑家有着密切的关系。
每当过年时，全屯的人都愿意去他家玩耍。一是他家位置好，居于屯子中央，前院就是生产队队部。二是他家热情，像一个公共场所，谁去都行，什么时候去都行，不但不反对，还热烈欢迎。三是他家院落宽阔，房子间量大 ，能容纳几十人甚至上百人，所以生产队来了二人转、说鼓书的、扭大秧歌，都在他家。四是从上一辈起，郑家有一定的文化因素，懂得一些民间说唱故事，郑家不管是老老少少、男男女女都喜欢。
所以一到每年的腊月二十三，他家老早就敲起鼓来，放起鞭炮来，这都是屯中的人来活动的，来迎接春节的到来。到了年三十这天，来的孩子们就更多了起来 。从初一到初五，屯中人都来他家拜年。我还见过他家的“祖宗牌”，很好看，人们叫它“家谱字画”。因为他家是烈属，所以来了秧歌队，都去他家拜年，扭上一大场，全屯都来观看，都很快乐，他家，不仅高兴而且很荣耀和自豪。
当年的郑二叔家是全屯的俱乐部，是全屯人快乐的场所，自然也是我童年的乐园。
每家都有难唱曲，郑二嚷家有五六个孩子，我记得有两个孩子有病，拖累了他们，最后，还是不幸夭折了，对他们自然打击很大。但是郑二嚷老两口心胸开阔，性格开朗，积极应对，坚强生活……
在我的记忆里，年贵屯可能还有他家的两个后人。一个是郑老五，再一个是郑小凤，都各自有家了，生活的还都不错。
金老师
我在年贵屯读了三年书，经历了6位教师，而第一位、我的启蒙老师就是金太昌老师。
那是1959年8月，我从无忧无虑的幼儿园走出来，踏着“大跃进”的节拍走进了本屯的年贵小学，开始了我人生中的求学生涯。
记得那天早上，懒懒的太阳刚刚冒红，路边的小草还顶着晶莹的露珠，我就背着哥哥们用过的旧书包，由二哥（二哥大我三岁，开学来已经是三年级的老生了）带领着，蹦蹦跳跳地老早来到学校。那时入学手续比较简便，交2元学费，几角钱的书费，接了收据和语文数学两本书，就算入学了。这些事都由二哥包办，然后他又给我找了个空位，就开始了“上学”。
在第一节课上，我认识了我的启蒙老师——金太昌老师。他40左右岁，中等身材，慈祥面孔。捏着粉笔的手指显得格外粗，挪动脚步，走起路来，总好像是脚跟先着地，这就推断出金老师有轻微的大骨节病（这种病当时在我们山区那里是司空见惯的）。
在这之前我就听说，金老师文化水平很高，只是因为家庭出身不好，才落到了这偏远的山村来教小学生。从我听课的感觉来看，的确是那样：文化水平高，教育孩子很有耐性和方法，讲课清楚明白，很受学生和家长的拥护。
记得一天下课后，金老师在教室外站着休息，指间夹着手卷的纸烟，慢悠悠地吸着。这时，有一名姓郑的学生来向老师“告状”，说谁谁骂他了。金老师微笑着说：“你原谅他吧，好吗？”当时在场的我和那位姓郑的同学，都不懂得什么叫“原谅”，都搔着头皮，莫名其妙，金老师看我们没听懂，就又补充了一句：“这次放过他，下次再这样老师就批评他。”这回我们都明白了，姓郑的同学点点头，若无其事地跑开了。 现在，也当了老师的我回想起这个似乎寻常的细节来，感觉到金老师的做法多么绝妙呀：不仅仅轻而易举地处理了事情，更重要的是从小培养了我们对人要有宽容之心。
金老师做事认真，办事民主，在我们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象。在一次期末民主鉴定时，同学们在金老师的号召下，同学们纷纷发言，优点缺点一起来，并不像有的老师趁机发动群众斗群众，以解老师之恨。轮到我时，老师和同学们给我提了很多优点，因为我那时还算个好学生。就在都已提完，老师也都在我的鉴定表上写好了的时候，一位女生突然站了起来说，她要给我提一条意见：“有一回，我们几个女生在火炉上烤土豆片，他自己不烤，却抢我们的吃。”金老师问他这是什么缺点呢？她说：“好（吃。”金老师和同学们都笑了。然后金老师认认真真地在鉴定表上写上“好吃”两个字。
当放假把带有鉴定表的《小学生手册》带回家时，二哥把我的成绩和“品行鉴定”都念给母亲听，母亲听后基本是满意的，只是用手指点了我的额头说：“好吃，可没出息呀。”
我经常想，假如是一个马马乎乎的老师，决不会把“好吃”的字眼写在鉴定表上，决不会把这点小事（在孩子的眼里可能不这样认为）正经八百地当回事，可见，金老师是一个多么合格的老师呀。
有一回，金老师给我们留了一次课外图画作业，是让我们临摹《图画》课本里的“金鱼”。在课内检查作业时，赵贵臣的作业得了100分，因为那金鱼用红铅笔画的，非常逼真。有个同学举手检举说，赵贵臣的作业不是自己完成的，是别人代做的。金老师虚心听取，认真地将赵叫到黑板前，给了他一支红粉笔，认真地让他照着《图画》上的“金鱼”在黑板上再画一次。赵笨拙地画了很久，那金鱼的形态、那绘画的线条都差得很远。金老师又认真地在黑板上给赵打了“60”分。
就这样认真听取同学们每一条意见、认真修正每一个细小的过失的老师，能不受到同学们的欢迎吗？这种态度严谨，做事认真公正，在我们心中能不留下深刻的印象吗？对我们以后做事做人能没有深刻影响吗？
金老师只教了我一年，就转走了。几十年后，我的工作调到了县城里，听说他早已退休在儿子家养老了。那时我很贫困，事业上也没什么大成就，总觉得也没什么颜面去看望老师，一直在拖。不久，再看见他的儿子时，听说金老师已经仙逝了。知道金老师在城里，却没去看望他，这一直是我最大的遗憾，无法弥补的遗憾呀！
韩磕巴
韩磕巴是韩福贵，因为说话磕巴，都叫他韩磕巴。
我小的时候，去过他家：寒冷的冬天里，他家非常温暖，还带有浓重的旱烟味。因为我去时，韩福贵的年已耄耋的老母亲，正叼着一个长长的大烟袋，一边吞云吐雾，一边在炕沿上用菜刀在菜板上，一下一下切着萝卜片，那萝卜片非常薄，薄得透明。她慢慢地下刀，并且，每切一片都用手指将粘在刀上的萝卜片剥离开，稳稳地切着每一片，所以非常薄。他家的墙和棚顶都是用报纸糊的很亮堂，烟笸箩（装旱烟的工具）上糊着香烟盒的花纸，那都是平时积攒的。我虽然小，但都是细细欣赏的。
老韩家老少三辈：韩福贵，一家之主，已经四十大多了，还是跑腿子（男光棍）；老母亲，八十多岁；还有一个侄子，已经三十多岁，也是跑腿子。也就是说，一个老太婆领着两个跑腿子过日子。那时的偏僻村屯，是难以找到媳妇的，所以，跑腿子在年贵屯不在少数。
韩磕巴高个子，有体力，干活过日子也是拿得起放得下的，所以他在屯子里，当过打头的，当过队长。但是他的罗曼史却很苦涩。年轻时，他曾经有过相好的，大概是因为说话不流利，总是“还是…还是…”的，虽然在经济上给人贴补了很多。他的侄子老实憨厚，长得也英俊，还自悟了拉二胡，大概是因为家境贫困和太老实，不愿言语，所以也一直找不到相当的。
后来，大约在六七十年代之间，爷俩的婚事都有了结果：侄子韩德义，经人介绍，在华炉公社的贾志沟找了个倒插门。韩福贵在本屯找了一个寡妇。可惜，韩老太婆这时早已过世了，没有见到两个后人的婚事。
韩福贵其实也是重情重义的男子汉。他娶的寡妇带来四个孩子。娘五个都要靠他养活。他不仅对妻子友善呵护，对几个孩子也爱喜如亲生的一样。为了养护这个多口之家，他在上工之余，总是腰里别个绳子，手里拿个小搂锯（用来锯断木料的工具），上山打柴，除了自家烧火外，积攒起来卖给他人，用得来的钱供给一家六口人的费用。不用说很多事例，有一个细节就说明了问题：
他与妻子过了十多年，后来，妻子因为肺心病去世了。弥留之际，亲人问妻子，你死后是进入先夫家的坟地，还是进韩家的坟地。妻子断断续续地说：“老—韩—家。”这不就说明了韩福贵与妻子感情相当好，这是韩福贵用自己的良心、真心换得了妻子和孩子的感激。
因为多年的积劳成疾，韩福贵到中老年时，患了腰疼病，走路直不起腰来，所以又得了个外号——弯腰子。也正因此，他干不了什么重活了，都靠几个养子养女来赡养他。
这就是年贵屯普通人的普通生活。在那个年代农民的物质生活不是宽裕的，精神生活包含婚姻上的也不是轻易得来的！
说书人刘福德
五十多年前，我们年贵屯一年到头除了来几次放映电影之外，很少有什么文化娱乐的事；业余说书人刘福德在农闲时节和过年的正腊月期间，给屯里人说说鼓书，确也带来了不少的欢乐。
刘福德性格很好，开朗乐观，爱说爱唱，他从你身边一过，也一定带给你一段歌 。据大人们说他也曾到外面学过几天大鼓书，也学过几天二人转，但最后还是回家来种地了，说说唱唱就成了他的业余爱好。
特别是在冬天的大长夜里，人们都簇拥着他，央求他给说段大鼓书。于是，晚饭过后，人们三三两两来到屯中心的老郑家（郑万荣家）。他家宽敞，热情好客，更喜欢听书。房东火盆上面吊着一把大铜壶，烧着白开水，预备在刘福德说书说到口干舌燥时，端上一碗萦绕着缕缕热气的白开水，也算是给说书人的唯一的报酬了。
刘福德说书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只说不唱，大概就是“摔平词”那一类吧；另一种是有说有唱，说唱交替着。我喜欢后者。刘福德的嗓音很好，唱得很好听，虽然我小，听不懂唱的什么词儿。他说书的段子多是传统的，例如，大八义、小八义、杨家将、岳家将、大西厢……文武都有。
说书人为了引人入胜，常常在关键时刻卖个关子。刘福德也不例外，即使此时没有什么吸引人的情节，也要凭空抛下一个包袱：“正在这时，从远方来了一队兵马，只见天空中呼啦啦来了一阵大风……预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这样的包袱我听过多次，但也不觉得单调和雷同。
刘福德说书，人们听也听不够，每次都是在“再说一段”的热烈气氛中结束，他累得疲惫不堪，但脸上总洋溢着欣慰的笑容。
据说刘福德后来迁居到牡丹江了，他的后事我也不得而知了。但我记得，他如果健在的话，大概已经七十六七岁了，也该安度晚年了。
刘福德刘大哥，我要是再请求你给我说一段鼓书，您还能说得动吗？
张家兄弟
张家兄弟，哥哥张青山，弟弟张青林。身体都不怎么好，主要表现在外形上。由于我们屯水土不好，患大骨节的比较多，张家哥俩都没幸免。只不过哥哥轻一些，弟弟重一些，重得不光是手上的关节大，大到一双手像两个仙人掌，最痛苦的是走路摇摆的相当厉害，被人们称为张二瘸子（在我们屯还有姜二瘸子、姜四瘸子、赵三瘸子，都属于这种病）。
张家兄弟虽然身体不好，但都有一些技术在身，使得他们也还能生存得较好。
张青山会做豆腐，他做的豆腐远近闻名，我是吃着他做的豆腐长大的。他做的大豆腐，白嫩，块大（同样的豆子），颤微微，不老不嫩，味道纯正，有多少人就为了怀念家乡张青山的豆腐，不惜路费回来吃上几天，再返程。这里面有很多技巧和奥妙，例如泡豆、水分、火候、卤水、时间，等等。他做的干豆腐，不薄不厚，既有筋性又有豆腐味，看着黄洋洋，吃着香喷喷。可以这样说，他做的大豆腐和干豆腐，你换（用大豆兑换）回去不用再加工，蘸上精盐和香油，或卷上大葱和大酱，保你吃的“岗香”。
那时候，张青山虽然身体不好，但就凭着豆腐的手艺，挣得了屯里一等劳力的工分呢。
张青林会打麻绳，会搓鞭子，尤其会杀猪。一进腊月，各家各户开始杀年猪。屯子里有两三家会杀猪的，但张青林杀的最好。杀猪的最大特点是弄得干净，让人吃着放心和舒心。他很好求，不用多说话，所以杀猪时节他最忙。在给猪退毛时，他会掌握热水的火候，他把猪的全身旮旮旯旯都用剐子剐得溜干净。在清洗肠肚时特别用心，因为在翻肠清粪便时，弄不好就“里外发烧”，那就不好办了。在清洗时，他不怕冻手，反复用清水漂洗。杀猪一忙活就是一小天，他的报酬就是一顿猪肉，还不会喝酒。由于忙活劳累，吃肉的劲头也不多了，所以说，张青林杀猪就是一个奉献！
张青山有儿有女，三代同堂，无论物质还是精神都还算红火。相比较张青林，物质生活还可以，只是在其他方面上差一些，大半辈子是跑腿子，单身一人孤独生活，形影相吊。后来在他五十多岁上，找了个山东小脚老太太搭伙。搭伙的这段日子过得还算舒心幸福，虽然暂短了一些。
年贵屯当时四五十户，二百多口人，多多少少我都能说上一点故事，今天就聊到这里，待以后有机会再聊吧。
习近平总书记说过“我们的新农村建设要留得住乡愁”的话。乡愁是什么？有人说，乡愁就是童年的那一抹挥之不去的记忆，就是那虽清苦却温暖的怀想。
是呀，无论走多远，离开家乡多久，故乡的人，故乡的事，故乡的山山水水总会留在心间。当回忆起这些，我们心总会变得很甜蜜而沉静，兴奋而安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