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石家庄这块地灵水秀的土地上,在搭起的壮怀激烈的历史舞台上,舞动的不全是受历史赞誉的人和事,赢得的也不全是掌声和鲜花。就在唐代中叶,安史之乱平定后,安史属将依据这里优裕的自然地理条件,拥兵自重,割据长达150多年,延续直至唐末、五代时期。这就是史称“河朔三镇”之首的藩镇——成德军。这虽然不能说使石家庄历史蒙羞,但是,也留下了太多值得回味的历史遗训,也算是为石家庄的历史文化涂抹了别样的色彩。

 
  藩镇割据的形成
  唐天宝年间,发生“安史之乱”。由于常山郡(治真定,今正定)雄踞滹沱河流域,北控幽燕,南连中原,西扼太行,为兵家必争之地,无论是王师,还是叛军,都千方百计争夺常山,在这一带演绎了长达七八年的拉锯战,最后因叛将张志忠归降,战乱结束。而最后的结局,却是谁都料不到的,在这里延续了150多年的藩镇割据。
  安史之乱始于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一月,安史叛军从范阳起兵,一路长驱直入,只用了35天,就于十二月十三日攻占了东都洛阳,第二年六月唐玄宗西逃,长安被叛军占领。直到公元762年十月,即位不久的唐代宗组织力量,对叛军发起强大攻势,收复了东都洛阳,叛军首领、史思明之子史朝义节节败退,官军乘胜追击,河北叛军各节度使见大势已去,纷纷向官军投降。763年正月,史超义逃至今河北卢龙境内,走投无路,被迫在林中自缢。历时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终于平定。
  如何处置、安排河北这些投降的叛将,事关河北、乃至整个中原社会的安定。本来,对这些大势已去的安史旧将,分别调往其他地方,分散任职,是最为明智的,也是轻而易举的。但是,时任征讨大军副帅的朔方节度使仆固怀恩出于私心,“恐贼平宠衰”,就奏请唐代宗,将叛将分帅河北,“启为党援”。唐代宗是个没有长远政治眼光的糊涂皇帝,因为厌恶和苦于“兵革”,希冀平安无事,竟然同意仆固怀恩的请求,把史朝义的叛将分任河北各镇节度使,铸成了河北藩镇林立的大错,开唐代藩镇割据称雄的先河。
  当时,河北有四个藩镇,史朝义降将薛嵩为相、卫、邢、洺、贝、磁六州节度使,田承嗣为魏、博、德、沧、瀛五州都防御使,李怀仙为幽州、卢龙节度使,而真定一带是张忠志,为恒、赵、深、冀、易、定六州节度使。就这样,对安史部将,唐王朝委以高官厚禄,使之继续控制郡县,终至互为犄角,尾大不掉。


  河朔首镇成德军
  以真定为中心而割据的藩镇——成德军,是河北藩镇势力最大、割据时间最长的藩镇,号称河朔三镇之首。
  成德军藩镇的首位头目是张忠志。据《新唐书》《藩镇列传·镇冀》记载,张忠志,本范阳内属奚(族)人,善骑射。范阳将张锁高收其为干儿子,故以张为姓,名忠志。当安禄山叛唐,张忠志又成为安禄山的干儿子。安禄山死后被安禄山儿子安庆绪封为恒州(治真定)刺史。在唐朝九镇节度之师围攻安庆绪时,他看到王师势大,于是,“有奶便是娘”,赶紧和他的干兄弟分道扬镳,归顺唐朝。唐肃宗照样授于他旧有职务,并进封密云郡公。如果这张忠志一心一意做他的真定刺史、密云郡公,滹沱河的历史也许不会蒙上别样的色彩了。
  偏偏这张忠志是从叛营里摸打滚爬出来的,骨子里渗透着投机天性,看风使舵是他的处事之道。果然,归降没多少时日,史思明再次叛唐,他又跑到叛军营垒,随史思明扯旗反叛去了。史思明被杀后,张忠志感到在弑父杀弟的史思明儿子史朝义手下,讨不到多少“奶水”喝,于是,遣裨将王武俊杀史朝义任命的恒州刺史辛万宝,举恒、赵、深、冀、易、定六州战卒五万人、马五千匹,再一次归降朝廷。在雍王东讨史朝义时,扼守井陉门户的张忠志打开土门关迎接王师,并助攻莫州(今任丘莫州镇)。
  张忠志这一宝押出了大彩头,唐代宗封张忠志为赵国公,擢礼部尚书,名其军为成德军,拜节度使、恒州(真定)刺史,赐姓名李宝臣,并赐丹书铁券,有了免死牌。
  李宝臣虽归顺朝廷,身居高位,但是,他这样的人,视名节为粪土,仍心怀异志。《旧唐书》卷142《李宝臣传》中说他,据六州地,拥兵数万,财用丰衍,“招集亡命之徒,缮阅兵仗,与薛嵩、田承嗣、李正已、梁崇义等连结姻娅,互为表里”。 就这样,和其他藩镇相呼应,和唐王朝玩起了老鼠戏猫游戏,开始了藩镇割据。
  

成德军割据历史
       从762年张忠志(李宝臣)开始,成德军割据长达150年。李宝臣初以恒、赵、深、易、定五州降唐,领五州,为节度使。广德元年(763年)增领冀州,辖六州之地。大历十年(775年)又增领沧州,控制范围达到七州,这是成德军控制地域最大的时期。
  781年正月,李宝臣殁。
  本来,节度使是由朝廷任命的。李宝臣根本不认这个账,一心要子继孙袭,让节度使这个土皇帝的位子,世代不出张家门。所以,他事先就开始为儿子登台作起了准备。李宝臣儿子李惟岳,这时任行军司马,可惜不仅年少,而且缺乏强悍气。李宝臣深知,一旦他蹬腿升天,失去了他这个靠山,儿子能节制了手下那些如狼似虎的诸将领?不如一不做,二不休,趁着自己还健在,就把祸根拔除。于是,一天之内,就让深州刺史张献诚等十几个大将的脑袋搬了家,也不管这些人是如何脑袋掖进裤腰里,陪着他出生入死,为他拼下了这份家业。
  只有两个人幸免。一个是易州刺史张孝忠。不是李宝臣有意要放他生路,而是张孝忠看透了李宝臣是个奸诈小人,有防备。所以,在李宝臣处死诸将时,又要召见他时,他自己不去,而是派他的弟弟张孝节应召,并让孝节捎话给李宝臣:“众将领有什么罪,你一起把他们砍头杀戮?现在你召我,我张孝忠怕死,不敢前往,但是,我也不敢反叛,正如公不入朝廷,是一样的想法。”孝节哭着对哥哥说:“这一来,孝节定死无疑。”张孝忠安慰弟弟:“你前往,咱们弟兄都能活命。有我在此,李宝臣肯定不敢杀你。”果然,张孝节恐惧而去,活命而归。另一个幸免的是兵马使王武俊。这是李宝臣没有列入铲除黑名单的人。这王武俊是契丹人,出身卑微,但是作战勇敢,李宝臣格外宠爱,位在裨将,李宝臣却将自己的千金下嫁于王武俊之子王士真,结为儿女亲家,以牢牢绑在一个战车上。李宝臣枉费心机,恰恰是这位心腹、亲家,这条漏网之鱼,痛下杀手,杀了李惟岳,夺了李宝臣的“江山”。这是后话。
  却说李宝臣为儿子扫除了障碍,不久便一命呜呼。李惟岳谨记父训,密不发丧,而是和家奴、部属密谋,以李宝臣的名义,上表朝廷,谎称有病在身,求朝廷批准李惟岳接任成德军节度使。朝廷不准,并派使者前来真定慰问李宝臣之病。李惟岳重金贿赂使者,使者不受,而是返朝如实汇报。李惟岳见瞒不住了,便一面发丧,一面自为留后,让成德军将佐一起上奏朝廷,为其求旌节,朝廷仍然不准。于是,李惟岳和其他藩镇相勾结,据兵抗命。
  不久,易州刺史张孝忠在范阳节度使朱涛的劝说下,归依朝廷,被唐德宗加封为成德军节度使。命令李惟岳护丧归朝,李惟岳不从。
       782年正月,朱涛和张孝忠讨伐李惟岳,攻拔束鹿,进围深州。李惟岳忧惧,掌书记邵真给他出主意,不如秘密修道表章,派他的弟弟李惟简入朝打前站,然后再杀掉不听命的将领,亲自入朝面圣,让岳丈冀州刺史郑诜暂时代理节度使事务,以等待朝廷的命令。就在李惟简要动身之际,李惟岳的部将孟祐密告和李惟岳一起据兵抗拒皇命的魏博节度使田悦,田悦大怒,派使者斥责李惟岳不义,李惟岳一向胆却,不敢坚持自己的决策,于是当着田悦使者的面,杀了邵真,派兵万人,围攻束鹿。这次出征,以兵马使王武俊为前锋。对手下这位英勇善战的兵马使,李惟岳的耳朵里灌满了左右的小报告,李惟岳虽然怀疑王武俊的忠诚,但是,爱惜其才,不忍除掉。对此,王武俊心知肚明,所以,出征束鹿,私底下却打着小算盘:“我要奋力战胜朱涛,李惟岳的军势必然大振,回到真定,必然要取我脑袋。”所以,出兵不出力,一战即败。
  祸不单行。这时,驻守赵州的部将康日知归服朝廷,李惟岳越发怀疑王武俊,王武俊也更加惧怕。有人对李惟岳说:“先相公李宝臣将王武俊引为心腹,让他辅佐你,而且又是骨肉至亲的关系。王武俊勇冠三军,今危难之际,再三猜疑,若是没有王武俊,还能有谁替你抵御敌人呢?”李惟岳一听,也是这么个理,就放心大胆地让王武俊带兵攻打赵州,让王武俊的儿子、自己的姐夫(亦或妹夫)王士真带兵住宿在府中自卫。
  这王武俊一出恒州城,便密谋反叛,以王士真为内应,天蒙蒙亮,杀入城中,王武俊以李惟岳叛逆,将士归顺朝廷为由,震慑众人,将李惟岳和他的亲随郑诜等人诛杀。
  就这样,成德军轻而易举地到了王武俊手里。
  这一来,张孝忠这个朝廷任命的成德军节度使,遭到王武俊的抵制,要到恒州城里坐节度使的交椅,是万万不可能的了,只能是手里空握着一纸任命书,对着恒州城真定遥望而已。无奈,唐德宗只好把张孝忠当时控制的定、易、沧三州从成德军划出来,置义武军,以张孝忠为义武军节度使。而任命王武俊为恒冀都团练使。
  一个小小的团练使能填满王武俊心中的欲念?最终还是据成德军,和唐王朝分庭抗礼。782年十一月,四个节度使相约一起称王。新近反叛的朱滔为冀王,田悦为魏王,李纳为齐王,而王武俊为赵王。随之,旧日的各种称谓也一一改变,“所居堂曰殿,处分曰令,群下上书曰笺,妻曰妃,长子曰士子。”并且仿照天朝设置了各种官制,如,比照朝廷的中书省、门下省,设置东、西曹,比照朝廷的侍中、中书令,设置左、右内使,其他官佐也皆比照朝廷命官而改易其名。(《资治通鉴》第二百二十七卷《唐纪四十三》)

对这种叛逆行为,唐王朝当然不能坐视不管。虽然发兵征讨王武俊,但是,落得个损兵折将的结果,不得已在兴元元年(784年)授王武俊为成德军节度使,并将义阳公主下嫁给王武俊之子,希冀通过联姻稳定藩镇与朝廷的关系。
  这时,虽然朝廷“三分成德地”,以易定沧诸州置义武军节度使,以削弱成德军的势力。但到元和年间,成德军仍拥有精兵五六万人,长期控制恒(唐穆宗李恒即位后,为避帝讳,改名镇州)、赵、冀、深四州,直到唐末。
  藩镇节度使名义上由唐王朝委任,实际上多自我拥立。李宝臣之后的12任成德军节度使中,有10人是“父殁子代,兄终弟及”或偏将、裨将擅立。(《新唐书》卷211《藩镇列传·镇冀》)李惟岳承其父李宝臣之位。王武俊杀李惟岳而擅立。其子王世真、孙王承宗相继自立,统治成德军近40年。
  唐宪宗元和十五年(820年),王承宗死后,其弟王承元上表朝廷,请求交出兵权,入朝归顺。朝廷满以为结束了藩镇割据,应王承元奏请,调魏博节度使田弘正为成德军节度使。但是,好景不长,第二年,成德军衙内兵马使回纥人王廷凑就发动兵变,杀尽田弘正及其将吏家人300余口。
  王廷凑杀田弘正后,公开要求唐王朝授其节钺,皇帝坚决不允。王廷凑便派人杀冀州刺史王进岌,向皇帝示威。唐穆宗李恒震怒,于这年冬十月,调集兵力,号称15万大军,征讨王廷凑。15万大军竟然不是王廷凑的对手,迫不得已,朝廷只好让步,把成德军节度使的头衔给了王廷凑,同时还给戴了顶检校右散骑常侍的帽子,并委派刚刚转任兵部侍郎的韩愈到镇州,宣布命令,慰问成德军。
  这韩愈,在中国历史上,可谓呼风唤雨的人物。不过,他排兵布阵,不在千里沙场,而是在斗室尺牍间,乃唐代赫赫有名的大文豪、唐宋八大家之首、古文运动的领袖。可是在文坛可以纵横捭阖,叱咤风云,在战场,那就另当别论了。虽为兵部侍郎,可是,翻遍新旧唐史,也找不到他可曾舞枪抡刀、弯弓射箭的半个字的记载。15万大军都动不了王廷凑一根毫毛,让韩愈这位一介书生去和王廷凑这个赳赳武夫过招,岂不是肉包子打狗?
  这时候,王廷凑心安理得的接受了封官旌节,却还围困着深州,不肯解围。唐穆宗无奈,又批发一顶官帽,加封王廷凑检校工部尚书,并催促韩愈赶紧前往宣喻。
  众朝臣都为韩愈捏一把汗。就连皇帝给他的诏喻,也是让他到镇州境地,谨慎行事,看情况,不要贸然进入镇州,不一定非面见王廷凑。这韩愈,毕竟是饱读圣贤之书,全然不计较因平时爱提意见,皇帝老子总给他小鞋穿,把他像敲陀螺一样,天南地北地调来贬去,家国利益和个人宠辱,孰轻孰重,还是拎得清,他又是个削藩派,就坚定地表示:“止,君之仁;死,臣之义。”
  韩愈抱定了舍生取义的信念,也就没有什么可害怕、顾虑的了,径直进入镇州。
  王廷凑是怎么迎接这位钦差大臣的呢?《资治通鉴》唐纪五十八是这样记述的,“廷凑拔刃弦弓以逆之”,寥寥几个字,就描绘出了一幅剑拔弩张的紧张气势。韩愈来到馆舍,只见带甲的兵士站立满庭。王庭凑对韩愈说:“所以事情闹到如此地步,都是这些兵曹所为,不是廷凑本心。”韩愈正气凛然,厉声喝道:“天子以尚书有将帅材,故赐之节钺,不知尚书乃不能与健儿语邪!”有的甲士走上前质问韩愈,韩愈慷慨陈词,告诉眼前这些兵将,叛逆和归顺带来的祸福,岂在遥远的将来?于是,历数安禄山、史思明和其他反叛朝廷的人,子孙后代有何下场,归顺朝廷的将帅和他们的后代有何造化,最后质问这些人:“这些,你们也都听到了吧!”这一番晓以顺、逆的道理,情辞恳切,让一班人理屈词穷。王廷凑也不得不对韩愈起了敬畏之心。他怕军心动摇,赶紧把这些甲士赶出去,然后问韩愈:“韩侍郎这次来,要廷凑怎么做?”韩愈让他解深州之围,把被围困的深州刺史、上一年刚刚任命的深冀节度使、赵州人牛元翼放出城。王廷凑不得不答应:“即刻放出。”并宴请韩愈,用隆重的礼节送韩愈回京师。
  就这样,王廷凑用武力,逼迫唐王朝委任为节度使,成德军割据继续进行,只不过是从契丹王氏手里转到回纥王氏手里,相传六代,直到唐亡。唐亡后,成德军最后一个节度使王镕一度依附后梁,后又归附晋王李存勖,直到公元921年王镕被部将张文礼所杀。


  150年,滹沱河的沉重喘息
  藩镇割据,特别是河北三镇,盘踞上百年,在唐王朝后期宪宗、武宗朝的一度中兴时期,也相继削藩,但是,最终也没有撼动得了河朔三镇。尤其是成德军,整整延续了一个半世纪,几乎占了唐王朝立朝的一半时间。
  150年的藩镇割据,让滹沱河背负着沉重的强权和战乱的负荷,河水凝滞着,也沉重地喘息着。
  历史该怎样评说这种特殊的历史现象?
  

政治怪胎
  藩镇割据是唐朝中、后期的一个怪胎。
  在唐代中后期的150年中,以真定为中心的滹沱河一带,成为藩镇割据的中心地域。这时的节度使驻地及其管辖区域,称为藩镇。河北道的成德(由于主要控制镇、冀诸州,故亦称镇冀)、魏博、幽州是唐代藩镇割据的典型地区,史称“河朔三镇”。而成德军又成为三镇之首。正如杜牧在《战论》、《罪言》中,把成德军等河朔三镇作为全国藩镇割据中心。中唐著名政治家、地理学家李吉甫在《元和国计簿》中,称河朔三镇“皆藩镇世袭”之地。与李吉甫同样出身赵郡李氏的政治家李绛,则斥责河北藩镇为“反策之地”。 (《李相国论事集》卷3《又上镇州事》。引自《石家庄通史》古代卷)

此时的藩镇,俨然成为“国中国”。 在军事上,拥据重兵,控制了政权、经济、军事,形成藩镇统州,州领县的三级地方行政建置。成德军控制的镇冀诸州,刺史、县令、军使、镇将、牙兵将领等官吏,都由节度使自行委任,且大都是节度使的亲信、党羽或族人,虽然表面上需要朝廷颁诏委任,实际上皆由藩帅自定。就这样,藩镇称雄一方,与朝廷分庭抗礼。正如《新唐书·藩镇列传序》说这些藩镇“以赋税自私,不朝献于廷”,“以土地传子孙,胁百姓,加锯其颈”,“讫唐亡百余年卒不为王土”。   

仔细考察成德军等藩镇和中央政府的关系,就会发现,这是一对既相联系、又相对抗的矛盾体。藩镇一方面名义上以唐王朝地方政权的形式存在,实际上,在行政的诸多方面又游离于朝廷正常统治,反映出藩镇割据和唐王朝政治、军事上的分裂关系。而另一方面,藩镇割据虽然与唐王朝对抗,时不时兵戎相见,但是,始终没有从大唐疆土中分裂而自立,与中央政权保持着名义上的君臣关系,在文化上也和中央王朝保持一定的联系。可以肯定地说,这种藩镇割据,和历史上的辟疆裂土、另立国家还是有区别的。成德军等河朔藩镇,既游离于唐王朝正常统治之外,又在大多数时间里依附唐朝。正如著名政治家中唐宰相李德裕所说:“河朔兵力虽强,不能自立,须籍朝廷官爵威命以安军情”。(《资治通鉴》卷248)
  在政治上,唐王朝保留着对藩镇名义上的管辖。节度使虽然大都是藩镇擅立或承袭,但名义上最终要朝廷批准,发给旌节。在中央政权和藩镇之间,设置专门的联络机构,中央朝廷在藩镇设置监军院,而藩镇在京城设安置进奏院。
  另外,朝廷的一些政策、法令,诸如行政区划变更、官吏增减,以至于朝廷制定的税法等,在藩镇地区也会施行。最典型的是为避帝讳而州、县更名。那是公元820年,唐穆宗即位,这位皇帝本名李恒,那么,凡是有“恒”字的人名、地名、山名,统统得改掉。恒州首当其冲,改为镇州;北岳恒山自然也躲不过,更名为镇岳,成德军节制下,还有一个恒阳县,也一并改为曲阳县。这都发生在成德军辖区内,从一个侧面说明,藩镇辖区也不是绝对的独立王国,朝廷的某些敕令在这里也行得通。
  还有,河北藩镇的文人、士子也可以参加科考,以求仕途。《会昌五年举格节文》中记载了各道、州、府应试士子人额中,就有魏博、幽州、成德等藩镇“进士不得过十一人,明经不得过十五人”。 (《唐摭言》卷1)出身在成德军节度使割据区内获鹿县的史学家贾纬就曾在“唐末举进士不第,遇乱归河朔”。(《旧五代史》卷131《周书·贾纬传》)
  

成德军的动乱
  成德军割据,给滹沱河流域带来的最大危害是战乱兵祸。在藩镇割据历史上,经常发生动乱。不是对抗朝廷的叛乱,就是藩镇内部权利争夺的杀戮,或者是藩镇间相互攻伐。据查阅史籍,不完全统计,从唐代宗广德元年到唐僖宗乾符元年(763—874年)的110多年中,全国发生藩镇动乱约171起,而河北藩镇就有65起,仅成德军就发生动乱20多起。
  藩镇内乱。藩镇的形成和坐大,主要是以武力起家,将领据武力以自重,凭武力夺取权力和巩固统治。因此,藩镇内部的政变式的夺权成为政权更迭的主要形式,也成为清除异己的重要手段,往往伴随着大规模的杀戮,内乱不可避免地随之发生。在成德军150年的历史上,大的内乱就有4起。先是李宝臣欲传位其子,恐下不服,为了给“少且暗弱”的儿子李惟岳扫除后患,大开杀戒,一次就诛杀了成德军将领二十人,制造了成德军割据史上最残暴的杀戮骁勇将领的内乱。之后便是成德军裨将王武俊杀李惟岳夺权。《资治通鉴·唐纪五十八》中还记载了另两次更为血淋淋的兵变。一次是长庆元年(821年)秋七月,成德军衙内兵马使王廷凑为夺权,杀死朝廷委任的节度使田弘正全家及部属300余人。另一次是这年八月,唐王朝出动九镇大军讨伐王廷凑叛乱时,成德大将王俭等五人趁机谋杀王廷凑,没想到,消息泄露,王廷凑大开杀戒,将王俭等人并部兵三千人全部杀死。
  相互攻伐。这也是造成藩镇动乱的重要形式。这种动乱往往是由利益之争引起的。藩帅野心勃勃,或扩张地盘,或相互兼并,在成德军割据历史上,这类动乱约有8起。
  反叛朝廷。藩帅拥兵自重,对朝廷稍有不满,便诉诸武力。这类动乱,李惟岳在老子李宝臣死后,求袭职不准,便联合其他藩镇,和朝廷兵戎相见;王武俊杀李惟岳,图谋自立未果,非常不满,由不满到发难,与卢龙、魏博、淄青三镇联合叛乱,相互称王,直打了近两年,王师不能取胜,朝廷只好满足其要求。而王武俊的孙子王承宗、王廷凑等藩帅也都和朝廷大动干戈,发生长期战争。
  战乱不仅削弱了唐王朝的国力,更为严重的是给以真定为中心的滹沱河流域造成了极大灾难。战乱带给滹沱河流域的危害,对经济的破坏,对两岸人民的生灵涂炭是不言而喻的。
  

成德军长期割据的自然原因  

成德军之所以能成为河北藩镇之首,割据150余年,探究原因,虽然与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形势,特别是唐王朝的内政之弊有密切关系,但是,以真定为中心的滹沱河流域的地理条件,也是成德军坐大的重要条件。
  首先是地理优势。真定的地理位置,为成德军割据提供了优越的地理条件。真定依据滹沱河,枕太行,临平原,高墙固垒,水陆交通方便,处于沟通南北、掌控东西的枢纽地位,进退自如,自春秋战国时,就是河北中南部的重要军事堡垒。正是依据了这样的地理条件,成德军有了和唐王朝、和其他藩镇周旋的条件。同时,真定靠近河北北部,便于成德军和河北北部和漠北的贸易往来,特别是方便成德军购买军马。成德军起家的班底是安禄山的少数民族军事集团,其军事上的一个很大特点是以骑兵起家,兵强马壮,骑兵精良。方便的军马来源渠道,为成德军继承和保持这一传统,保证战场兵力优势,提供了条件。
  其次是经济优势。河北中南部以滹沱河流域为主的区域,有富足的自然资源,为成德军提供了强大的经济支撑。而在经济体制上,成德军有很强的独立性,除了偶尔向朝廷进献一些特殊丝纺织品、马匹、兵器之外,基本上“不输王赋”,也就是说,赋税不缴朝廷,完全由节度使自由支配。这就使成德军经济基础雄厚,有向朝廷叫板的资本。
  

李宝臣纪功碑的是与非
  时光流逝,滹沱河早已卸下了沉重的历史包袱。但是,成德军割据的历史,并未从人们的视线中完全消逝。在古城正定,还有成德军割据的历史遗物,提醒人们,在这里,还有这样一段历史。
       这件遗物,就是现坐落在正定城解放街西侧,全称《大唐清河郡王纪功载政之颂碑》,俗称李宝臣碑。
  该碑通高约6米,宽2.5米,厚0.48米。龟趺座,双龙抱额,造型气宇雄伟,肃穆庄严,刻工精细。篆额“大唐清河郡王纪功载政之颂”,阳面正书29行,满行55字,共1959字,内容多是颂扬李宝臣“功德”的不实之词。碑阴三列,上列14行,中列33行,下列15行,内容多系立碑人姓名、官职。碑立于唐代宗永泰二年(766年)七月一日,是为当时藩帅李宝臣歌功颂德的。

              

       李宝臣碑碑额            

藩镇割据期间,真定是成德军节度使大都督府驻地。在永泰二年(766年),滹沱河泛滥,城垣坍塌,李宝臣借此拓建真定城。唐代宗为了笼络李宝臣,特为其立记功碑。由支度判官朝散大夫行监察御使王佑撰文,王士则(藩将王武俊之子)作行书并篆额。碑文使用大量溢美之词,记述成德军拓扩恒州城的功绩,也盛赞恒州城的形胜和地位。
  如何评价李宝臣?此碑建立之时,正是李宝臣当政时期,颂词不实是可以想见的。李宝臣一生反复无常,再加上藩镇为祸,正统史家评价他“不足道”。但从碑文所载某些具体事实看,他任恒州刺史期间,对百姓也不无德政,也做了几件好事。如763年史朝义叛乱,人民负担加重,五州之侯有人提出加收税赋,李宝臣不予采纳,实行“封征不赋”政策,在藩镇割据、战乱频仍、民不聊生的时候,能使百姓得以生息,也是难能可贵的。
  还有,安史之乱,使得中原许多城垣寺观被毁,许多寺观的铜像被铸成铜钱,只有恒州由于李宝臣宠信佛道,得以保存了下来。
  而更为值得记述的,是在成德军统治期间,恒州城真定的发展。恒州城真定作为成德军节度使大都督府驻地,事实上成为恒、赵、冀、深诸州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中心。在李宝臣当政期间,多次对真定城进行修缮。如至德三年(758年),滹沱河水涨,水溢至城,李宝臣发动民众修堤疏导,使居民泰然自若。在766年这次大型修建中,不仅扩大了城池,其面积得到扩展,扩建后的恒州城平面呈“凹”形,使城墙、城门、城垣门楼、防水设施得到加强,而且衙署和宗教建筑大量增加,并开始创建园林建筑,这就是名噪一时的潭园。
       可以说,在藩镇割据时期,真定由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地位不断提高,城垣建设得到了迅速发展,城市功能也不断完善。清代学者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称:常山郡“旧城周二十里,唐宝应中成德帅李宝臣筑。”当代著名历史地理学家陈正祥先生在《中国文化地理》一书中,把中国古代城市按照规模分为五个等级。其中第三等为中等城市,一般“城周长10—25公里”。按照这个标准,真定城在此时已进入了中等城市的行列。而从政治地位、军事地位的标准来说,真定城又并非一般中等城市,而是河北中南部、滹沱河流域政治、军事、经济地位显赫的中心城市。
  这也算是这段特殊历史为滹沱河涂染的一抹亮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