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灯

      现在每年的春节和元宵节，家家户户门前都挂起了琳琅满目的大红灯笼，还有提着花灯游走的孩童天真无邪欢快喜悦的眼神。时下应节的花灯品种繁多，制作精美，都是用电池点亮灯泡为花灯照明，缺少了火的花灯丝毫没能勾起我的兴趣，更让我若有所失。不知怎么，我好想念儿时自己亲手制作的土花灯，至今仍在记忆中的某个春节的黑夜里熠熠生辉，那透过薄薄白纸晃动着的烛光一直温暖着我的心。

　　时光倒流几十年，那时我还是一个无忧无虑的孩子。那是一个物质匮乏的黑白世界，大人小孩衣着单调，黑与灰是流行色，家家户户离不开粮票、布票、肉票、煤票、油票。吃馒头是奢望，只在来了客人或者每年除夕才能吃得到。那时的照明工具就是煤油灯，豆粒大的灯光昏暗一片。
　　父亲是个能工巧匠，每逢过年我都会得到他为我制作的一盏灯，那灯是不寻常的从门外的雪地上捡回一个罐头瓶，然后，将一瓢滚烫的开水倒进瓶里，啪的一声，瓶底便均匀地落下来，灯罩便诞生了。赶紧用废棉花将灯罩擦得亮亮的，亮到能看到瓶中飞旋的灰尘为止。灯的底座是圆形的，木制，有花纹，面积比灯罩大了一圈，沿边缘对称地钻两眼，将铁丝从一只眼穿过去，然后经过底座再扎入另外一只眼，铁丝在手的牵引下像眼镜蛇一样摇摆着身子向上伸展，两个端头一旦汇合拧结在一起，灯座便大功告成。最后，从底座中心再钉透一根钉子，把半截红烛固定在钉子上，待到夜幕降临，轻轻捧起灯罩，点亮蜡烛，敛声屏气地落下灯罩，你提着这盏灯就风光无限了。
　　父亲给我做这盏灯，总要花上很多功夫。就说做灯罩，总要捡回五六个瓶子才能做成一个，不是把瓶子全炸碎了，就是瓶子安然无恙地保持原状，有时炸成功了，又是个肉罐头瓶子，怎么也擦不干净，只好作罢。
　　尽管如此，每年除夕夜父亲总能让我提上一盏称心如意的灯。没有月亮的除夕，这盏灯就是月亮了。我怀揣着一盒火柴，提着灯走东家串西家，在人们的啧啧称道和羡慕的眼光中，心里比吃了蜜都甜。
　　最喜欢父亲用萝卜给我制作的花灯。
　　父亲就地取材，在自家地找来一个又长又粗的白萝卜，用一把小刀，一个铁小勺很细心地挖切雕琢。萝卜在父亲手里简直成了一件艺术品。而我在一旁，屏气凝神，观看制灯的每一个细节：萝卜里头被挖掏一空，萝卜变轻，仅留下一厘米厚的皮层，在下端开一个小口放蜡烛，上端开一个小方孔透热气。最后，父亲再在空萝卜顶端穿一条绳子系在一根小棍上，再用颜色给萝卜涂上红色，点燃一小节蜡烛，萝卜花灯就制成了。父亲说，凡事都要靠自己！父亲将白里透红的萝卜花灯交给我，看着散发着热烘烘红光的萝卜灯，我心里有说不出的喜悦。
　　于是我就提着父亲为我制作的花灯，走遍大街小巷，在和小伙伴炫耀的同时，暗暗为有这么一个心灵手巧的父亲而骄傲。
　　每每转回家的时候，我的花灯里的蜡烛烧的只剩下一汪油了。那时，父亲总笑吟吟地说，把那些光全留在路上了吧？
　　我自豪地说，全折腾到路上了，剩下最亮的光赶紧回家啊。
　　父亲笑着接过那盏灯，那汪蜡烛油上斜着一束蓬勃芬芳的光，的确是亮丽之极，将尽的光芒总是灿烂夺目的。
　　过年要让家里里外外都是光明。屋子里，爸爸和叔叔大伯在昏黄的煤油灯下，摆上一桌酒菜，陪着家谱上逝去的老人守岁。院子里，在高高的老槐树树枝上，挂了一盏提灯，而在门口，则挂了父亲亲手制作的一盏红灯笼，灯笼穗长长的，被风一吹，刷刷响，摇曳的烛光在里面忽左忽右忽明忽暗。无论提灯还是门口的红灯笼，我总觉得赶不上父亲为我制作的花灯温暖，也不如我的花灯美丽。
　　因为有了年，就觉得日子有了盼头；因为有了父亲，年就显得有声有色；而如果有了父亲送我的灯，年则更加妖娆迷人了。
　　生命如烛，往昔不在。父亲没能走到老年就去世了。父亲去世的当年里，按农村习俗春节没有点灯，没有放鞭炮。别人家的院子里灯火辉煌，我们家里却黑漆漆的。我坐在暗处想，点灯的时候父亲还不回来，看来是迷了路了。我多想提着父亲送我的灯到路上接他回家啊。父亲，难道回家的路那么难找吗？
　　今年元宵节的前天，我走在冷寂的大街上，忽然发现一个苍老的老人卖花灯，那灯是久违了的蜡烛灯，就像当年父亲亲手为我制作的一样，全是手工制成的。看着一盏盏的花灯，我立刻想到了父亲，元宵节的晚上，父亲的院子该有一盏灯的。
　　我买下一盏灯。天将黑时，我把它送到父亲的坟前，“嚓”地划根火柴，周围的夜色就颤动了一下，父亲的房子在夜色中显得华丽醒目，凄切动人。
　　这是我送给父亲的第一盏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