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礼赞 
母亲是平凡的，但又是伟大的。歌颂母亲是一个永恒的主题。
我的母亲原来没有名字，和父亲结婚后叫李张氏（母亲的娘家姓张），新社会妇女有了地位，我母亲自己起了个名字叫张文芝。
母亲的童年是很不幸的，不到十岁时，外祖母就去世了。母亲身上有两个哥哥，身下有两个妹妹。外祖父和两个舅舅在外劳动，家里的做饭喂猪，洗洗涮涮，自然就都落在了母亲的肩上。还不到十岁的孩子，怎能承受这沉重的担子！够不着锅台，就登在一个木墩上刷锅做饭，多么艰难呀！
母亲17岁的时候，由外祖父做主嫁给了大她十六七岁的农民父亲。
母亲和父亲都很勤劳，年轻时，人口少，小日子过得还可以。父亲哪点都好，只是在母亲面前，脾气很大，动不动就打骂母亲，光我记事之后，就打过很多次。母亲和他讲道理，父亲讲不过，就以武力压人。一次，母亲帮父亲在场院里打场，可能是因为母亲哪一点做得不好，父亲不耐烦了，二话没说，轮起垛叉就劈头盖脑地向母亲打来。那时母亲还在月子里。你看，父亲多不讲道理呀！过后，母亲提起这事来，还不禁涌出委屈的泪水来。父亲呢，也许知道自己的错误，什么也不说了，只是含有歉意的微微一笑。从这个角度讲，母亲受父亲一辈子的气，我真替母亲愤愤不平。
母亲身体不够好，力气也不大，但是，她非常勤奋，一时也不闲着。我记事时，家里六口人，父亲只是干外面的活，家中的一切活计都是母亲的：一天三顿饭，要及时；推碾拉磨，要忙活；养活猪禽，要伺候；一年四季的全家衣服鞋帽，要做好。有时田地里大忙时，还要从事外面的劳动。因此，有时我们早已入睡了，母亲还在油灯下，缝补衣裳，捻绳纳鞋底；清晨鸡一叫，又要起来给我们做早饭。后来，儿子们娶了媳妇，又有了孙儿们，一大家子人，母亲仍然不停地劳动，这可能是一辈子的习惯难以改变吧，以致于未老先衰，不到50岁就积劳成疾，病魔缠身了。
母亲虽然是一个柔弱的农村妇女，但是，她的性格很坚强，无论多大的艰难困苦之山，她都能勇敢地攀登它，翻越它。
解放前，深山大岭里的土匪格外多，不管白天黑夜经常出没骚扰这里的无辜的人们。我们屯，我们家也没能幸免。一天夜里，听说土匪又来了，我父亲和屯里的几个男人跑得远远的，生怕土匪“绑票”。他们刚走远，屯子里响起了几声枪响和手榴弹爆炸的声音。那枪声把窗户纸都震破了，其中一颗手榴弹就爆炸在我家的园子里，把酱缸都蹦半了。一般胆小的女人吓得蒙头转向，不知所措，而母亲却没有怕，沉着地抱着年幼的姐姐，一边应付着土匪的盘问，一边安抚着姐姐，叫她不要害怕。土匪看到母亲也不是好欺负的，又看到也没什么好抢的，就悻悻地夹着尾巴连夜溜走了。
我亲眼所见到的，母亲受到的苦楚最大、也最能看出她的坚忍不拔的，那还是上个世纪60年代的三年困难时期。那年的开春，家里一粒米也没有，野菜还没有长出来。父亲是劳力，在食堂里吃。我们怎么办？母亲和村里的几个妇女，到上年的大豆地里去拣大豆粒。早晨走，晚上回来，劳累一天顶多能拣回半碗豆粒。晚上，把豆粒用水泡上，第二天用石磨磨碎，加上很多干冻的菜叶子，做成小豆腐，这就是我们娘几个的饭食。由于天天拣，近处的地没有了，就跑到十几里外的大地里去拣。由于母亲吃不饱，走的路又远，没等到时候，饿得心发慌，头发晕，腿发软，从此就做下了心脏病。
那是七月的一天，母亲突然病倒在床上，怎么也起不来了，什么病呢？父亲把舅妈找来，一看就说，什么病呀，就是饿的。舅妈让父亲向生产队要一点粮食，可是，哪有呀，没办法，把刚灌了白浆的小麦，割了一捆，弄了一小碗的面浆浆，由舅妈做了一碗白面汤，给母亲喝下去。到了下午，母亲就好些了，就又支巴起来，干这干那了。原来，家里没粮食，有一点吃的，就都给了孩子，轮到她还能有什么呢？久而久之，硬是把母亲给饿倒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母亲还是顽强地生活着，因为她坚信，苦日子总会有头的，想办法克服它就是了。
母亲身体素质不好，加上她不停地劳作，小病不治，大病不养，积劳成疾。可以说，她的后半生是与疾病做斗争的半生。
那是1965年的秋天，母亲就觉得喉咙处肿痛，以为是“闹嗓子”，就吃点消炎药，也没管事，仍然坚持着忙着农活和家务。到了冬天，喉咙处肿得更厉害了，连往下咽饭都费劲了。在哈尔滨的姐姐听说了，就催促母亲到她那里去治疗。母亲怕花很多钱，又舍不得把家撂下，说什么也不去。后来父亲、哥哥和嫂子们再三说劝，才不得不送她到哈尔滨。到了医院，医生们都很惊讶地说：“这老太太可真能挺呀，这可不是小毛病，骨头都发黑了，再拖几天都有生命危险了。”后来确诊为骨结核，做了手术，在姐姐家住了几天，就着急回来给家里筹备过年的事。
前面说过，在三年自然灾害的年代里，母亲得了心脏病，到了70年代，病情加重了。一犯病，心跳过速，呼吸困难，有时休克，真是吓死人了。我们兄弟姐妹不管谁，不管在何时何地，只要一听说母亲犯病了，心里都咯噔一下，吓得不知所措。在偏僻的小山村，求医治病多么困难呀。每次犯病都是这样的程序：我们赶紧找队长批，找车老板子驾马套车，到了医院，还要找值班医生，这期间，母亲要遭多少罪呀，甚至有死过去的危险，但母亲就是硬挺着，从不呻吟催促人们。母亲被抢救过来之后，医生要她住院一段时间观察治疗，可是母亲心疼钱，惦念着家，顶多打一周的针就匆匆地出院了。困难的家境，繁重的劳动，落后的医疗，使母亲的病得不到很好的治疗，更不用说根治了。从病重到她去世的六七年里，母亲住了九次医院，想一想，母亲得遭多少罪呀？但是，她在病魔前，没有屈服，一次次地忍受着，克服着，坚强地斗争着。
母亲逝世时，只有我在场，现在回忆起来我还深感遗憾。那是1977年春节的正月初二，由于大年初一玩得累了些，我们还没有醒来，母亲就早早地起床了（其实，整个1976年的冬季里，母亲的病时有复发，好好赖赖的，但她总是不闲着）。她洗了脸，梳了头，现在我还记得，母亲把头梳得非常光亮，精神也特别好。她把我和大哥叫醒（二哥由于工作关系，已经分出去在另一村住），先对大哥说：“春文早点起来，眼看年就要过了，社员们的烧柴怎么解决，你得给考虑考虑了（大哥当时任生产队长）。”然后对我说：“春鸣也起来吧，趁早晚时间弄点杖条，今年开春得把园子的杖子该换一换了。”吃完饭，我们就各忙各的了。下午的两点多钟，我上山回来饿了，正在简单地充饥着。母亲躺在炕上，心又慌了起来，但母亲没说，只是说：“小华（我的大侄女）呢，怎么不帮她妈，赶紧包饺子（可能是母亲被病魔折腾的缘故，她信起神佛来了，过大年吃素，正月初二下午那顿饭才开斋），我有点饿了……”话还没说完，母亲的眼睛向上一翻，浑身抽搐起来，我赶紧上炕，抱起母亲的头，大声喊叫“妈妈”来，喊声惊动了在那个屋忙着做饭的大嫂，接着大哥从外面回来，无论我们怎样喊叫，母亲就是不应。后来邻居家的大叔，看看母亲的眼睛，说瞳人扩散了，人不行了。母亲就这样，过年的饺子还没有吃到嘴，就离我们而去了。这，已经成了我们终身的遗憾。
母爱是人世间最纯洁无私，最为伟大。“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做子女的真是难以报答这种深恩呀！
母亲就是这样：做在前面，吃在后面，特别是吃饭困难时期，母亲常常挨饿，以致于饿出疾病来。有点好吃的东西，总是让给父亲和我们吃，他常说，男人出苦力，需要吃饱；孩子们正在长身体，不能缺着营养。好像自己活着就是来奉献的，就不需要营养了。就连过节每人分得一颗煮鸡蛋，她也舍不得吃，放在酱碟里，和成鸡蛋酱，让大家吃。
1965年，我才14岁，考入了六团中学，母亲很高兴，认为老儿子将来会有出息的。但是，母亲也很担心，14岁，没离开过家，生活能不能自理，还是个未知数。于是，母亲对我千叮咛万嘱咐。临行的那天，母亲送我很远很远。我让母亲放心，当我离开村屯很远了，回头望时，母亲还在摆着手，我们娘俩哽咽得都喊不出声来了，我想那时母亲一定是老泪纵横的了。那次去六团是从延寿县城走的，中午，我们在饭店进餐。我第一次下馆子，要了半斤大米饭，一碗甩秀汤（鸡蛋汤），吃得饱饱的。就在我抹着嘴巴伸手去包里拿手帕时，发现包里又有一个小包，用半个旧毛巾包的，打开一看，竟是六个绿皮的咸鸭蛋。这一定是母亲让我就着主食吃的，或者是怕我乍到学校，没有相应菜，吃不好。哎，母亲的用心是何等的良苦呀！此时，我深深理解了“临行密密缝，惟恐迟迟归”的深刻含义。
我在母亲的儿女中，是她最操心的一个了。我在八九岁时，个头就比同龄孩子矮，体质比较弱，母亲把我送到哈尔滨，让我换换水土，可是由于户口办不去，没有换成。十一二岁时，胳膊疼痛，接着就是伸不开，母亲为我四处求医，说是大骨节病，母亲花了很多钱，给我买了几大瓶子药片，也没怎么管用。十七八岁时走路腿瘸，体力活很吃力。这时正赶上我初中毕业，母亲舍不得我挨累受罪，就又让我去哈尔滨换换水土，其实，老胳膊老腿了，换什么水土呀，只不过是母亲疼爱我，让我养养体格而已。让母亲最操心的，也是母亲最大遗憾的是我的婚事。由于我身体不好，在农村找媳妇非常难，都说身体结实能干活，即使要饭也能多走几个门槛。母亲几次在她病重时，都嘱咐父亲和兄嫂们，让他们为我尽早订个婚。可是，我不争气，总是找不到，以致于在母亲去世时，我已经26岁了，还没有解决婚事。
母亲总是时时处处关心着她的儿女们，也以同样的心情疼爱着她的孙儿们。我二哥家居集贤村，离我们家十多里，不常见面。所以，母亲经常挂念他们，特别想念二哥家的那个孙女——小娟。在母亲去世的第二天，整理母亲的箱柜时，发现了母亲在大年三十分得的一个苹果和5块水果糖，自己没舍得吃，用手帕包裹起来，留着给小娟吃。这事到现在连小娟本人也不一定知道吧？
母亲善良，宽厚仁慈，不管是对待家里人，还是乡亲邻友，她的为人有口皆碑。
父亲虽然脾气不太好，有时打骂母亲，但是，母亲不记仇，一如既往地和善地对待父亲。父亲七十多岁，又有尿频尿急的毛病，晚上须用夜壶。那时母亲也已经病魔缠身了，但仍然为父亲每天不落地拿送夜壶，这事一直感动着父亲和我们。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我的两个哥哥虽然都先后结婚了，却没有分出去过，一大家子，人口最多时13口人。那时这么大一家和睦生活在一起，也是很不容易的了。其中的功劳母亲是最大的。母亲办事公平，待人和蔼，具有亲和力。尤其可贵的是，母亲对待两个儿媳妇非常好，比自己的女儿还亲。有一回，妹妹买了一件可心的衣服，母亲看到了说：“这件衣服很适合你大嫂穿，还是给她吧，你小，穿在后头呢。”有这样的母亲做婆婆，家庭能不和睦吗？
母亲在村子里生活了三四十年，没有和任何人吵过嘴，红过脸，不管自己怎样为难，只要有人求到了，她都要竭尽全力地帮忙。所以，母亲的人缘很好，在她逝世的时候，全村的人，没有一个不来为她送行的。
母亲没有文化，但是很聪明，有智慧，不愚昧。这也是我们做儿女们的自豪。
1958年大跃进的年代，农村搞扫盲运动，办识字班。在班里，母亲学的最快，认的字最多。可惜，这个班没有办到底。
我们哥三个上学时用的大名，都是母亲一手起定的。我们这辈的名中间是“春”字，不用说了，关键是后一个字。母亲为大哥起的是“文”，二哥是“学”，我呢，是“明”(现在的“鸣”是入学后老师给改过来的，说与“春”和谐)。母亲的意思，让我们这一代人，精通文化，懂得文学。这里面，看出了母亲的聪明才智，也看出了没文化的农村妇女对文化科学的向往和追求。
“文革”时期，搞“三忠于”运动。母亲很勤劳，手也很巧。用红布为我们缝制毛主席语录袋，再由我用黄油漆印上字，很美观，我们背在身上很精神。屯中的年轻人看到了，也来求母亲做，母亲毫不推辞，欣然应命，把人们答对的很满意。
“三忠于”达到顶峰时，人们见面说话，首先要对讲毛主席语录。比如，见了面，我先说“抓革命促生产”，你就要回答“备战备荒为人民”。所对的内容还要基本一致。如果你说“要斗私批修”，我要是回答“农业学大寨”，就不太好了。母亲善于留心毛主席语录，掌握得比较多，所以对答起来比较自如，受到上级来的领导的赞扬。
母亲为了让家里人，吃得饱，不怕辛苦，动脑筋，挖心思，或者粗粮细作，或者学习饭店厨师的做法，把饭菜做得色香味俱全。后来，父亲经常对我们说：“你妈做饭，饭桌上总是满满登登的，各样的咸菜酱，让人们很有食欲。”我们懂得父亲说这话的意义，既是在夸奖母亲，也是让我们向母亲学习。
母亲，谁都有，是世界上最平凡的人，然而，母亲又很了不起，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写写母亲，赞美母亲，这是我很早就有的想法，却一直没有实现。母亲逝世纪念日——农历正月初二，又要到了，我拿什么来纪念呢？我将用什么礼物来献给九泉之下的母亲呢？斟酌再三，我觉得最好的纪念方式和礼物，莫过于写一篇文字，抒发我敬爱母亲一片之情，让平凡而伟大的母亲，永远活在我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