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是平凡的,但又是伟大的。歌颂母亲是一个永恒的主题。

我的母亲原来没有名字,和父亲结婚后叫李张氏(母亲的娘家姓张),新社会妇女有了地位,我母亲自己起了个名字叫张文芝。

母亲的童年是很不幸的,不到十岁时,外祖母就去世了。母亲身上有两个哥哥,身下有两个妹妹。外祖父和两个舅舅在外劳动,家里的做饭喂猪,洗洗涮涮,自然就都落在了母亲的肩上。还不到十岁的孩子,怎能承受这沉重的担子!够不着锅台,就登在一个木墩上刷锅做饭,多么艰难呀!

母亲17岁的时候,由外祖父做主嫁给了大她十六七岁的农民父亲。

母亲和父亲都很勤劳,年轻时,人口少,小日子过得还可以。父亲哪点都好,只是在母亲面前,脾气很大,动不动就打骂母亲,光我记事之后,就打过很多次。母亲和他讲道理,父亲讲不过,就以武力压人。一次,母亲帮父亲在场院里打场,可能是因为母亲哪一点做得不好,父亲不耐烦了,二话没说,轮起垛叉就劈头盖脑地向母亲打来。那时母亲还在月子里。你看,父亲多不讲道理呀!过后,母亲提起这事来,还不禁涌出委屈的泪水来。父亲呢,也许知道自己的错误,什么也不说了,只是含有歉意的微微一笑。从这个角度讲,母亲受父亲一辈子的气,我真替母亲愤愤不平。

母亲身体不够好,力气也不大,但是,她非常勤奋,一时也不闲着。我记事时,家里六口人,父亲只是干外面的活,家中的一切活计都是母亲的:一天三顿饭,要及时;推碾拉磨,要忙活;养活猪禽,要伺候;一年四季的全家衣服鞋帽,要做好。有时田地里大忙时,还要从事外面的劳动。因此,有时我们早已入睡了,母亲还在油灯下,缝补衣裳,捻绳纳鞋底;清晨鸡一叫,又要起来给我们做早饭。后来,儿子们娶了媳妇,又有了孙儿们,一大家子人,母亲仍然不停地劳动,这可能是一辈子的习惯难以改变吧,以致于未老先衰,不到50岁就积劳成疾,病魔缠身了。

母亲虽然是一个柔弱的农村妇女,但是,她的性格很坚强,无论多大的艰难困苦之山,她都能勇敢地攀登它,翻越它。

解放前,深山大岭里的土匪格外多,不管白天黑夜经常出没骚扰这里的无辜的人们。我们屯,我们家也没能幸免。一天夜里,听说土匪又来了,我父亲和屯里的几个男人跑得远远的,生怕土匪“绑票”。他们刚走远,屯子里响起了几声枪响和手榴弹爆炸的声音。那枪声把窗户纸都震破了,其中一颗手榴弹就爆炸在我家的园子里,把酱缸都蹦半了。一般胆小的女人吓得蒙头转向,不知所措,而母亲却没有怕,沉着地抱着年幼的姐姐,一边应付着土匪的盘问,一边安抚着姐姐,叫她不要害怕。土匪看到母亲也不是好欺负的,又看到也没什么好抢的,就悻悻地夹着尾巴连夜溜走了。

我亲眼所见到的,母亲受到的苦楚最大、也最能看出她的坚忍不拔的,那还是上个世纪60年代的三年困难时期。那年的开春,家里一粒米也没有,野菜还没有长出来。父亲是劳力,在食堂里吃。我们怎么办?母亲和村里的几个妇女,到上年的大豆地里去拣大豆粒。早晨走,晚上回来,劳累一天顶多能拣回半碗豆粒。晚上,把豆粒用水泡上,第二天用石磨磨碎,加上很多干冻的菜叶子,做成小豆腐,这就是我们娘几个的饭食。由于天天拣,近处的地没有了,就跑到十几里外的大地里去拣。由于母亲吃不饱,走的路又远,没等到时候,饿得心发慌,头发晕,腿发软,从此就做下了心脏病。

那是七月的一天,母亲突然病倒在床上,怎么也起不来了,什么病呢?父亲把舅妈找来,一看就说,什么病呀,就是饿的。舅妈让父亲向生产队要一点粮食,可是,哪有呀,没办法,把刚灌了白浆的小麦,割了一捆,弄了一小碗的面浆浆,由舅妈做了一碗白面汤,给母亲喝下去。到了下午,母亲就好些了,就又支巴起来,干这干那了。原来,家里没粮食,有一点吃的,就都给了孩子,轮到她还能有什么呢?久而久之,硬是把母亲给饿倒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母亲还是顽强地生活着,因为她坚信,苦日子总会有头的,想办法克服它就是了。

母亲身体素质不好,加上她不停地劳作,小病不治,大病不养,积劳成疾。可以说,她的后半生是与疾病做斗争的半生。

那是1965年的秋天,母亲就觉得喉咙处肿痛,以为是“闹嗓子”,就吃点消炎药,也没管事,仍然坚持着忙着农活和家务。到了冬天,喉咙处肿得更厉害了,连往下咽饭都费劲了。在哈尔滨的姐姐听说了,就催促母亲到她那里去治疗。母亲怕花很多钱,又舍不得把家撂下,说什么也不去。后来父亲、哥哥和嫂子们再三说劝,才不得不送她到哈尔滨。到了医院,医生们都很惊讶地说:“这老太太可真能挺呀,这可不是小毛病,骨头都发黑了,再拖几天都有生命危险了。”后来确诊为骨结核,做了手术,在姐姐家住了几天,就着急回来给家里筹备过年的事。

前面说过,在三年自然灾害的年代里,母亲得了心脏病,到了70年代,病情加重了。一犯病,心跳过速,呼吸困难,有时休克,真是吓死人了。我们兄弟姐妹不管谁,不管在何时何地,只要一听说母亲犯病了,心里都咯噔一下,吓得不知所措。在偏僻的小山村,求医治病多么困难呀。每次犯病都是这样的程序:我们赶紧找队长批,找车老板子驾马套车,到了医院,还要找值班医生,这期间,母亲要遭多少罪呀,甚至有死过去的危险,但母亲就是硬挺着,从不呻吟催促人们。母亲被抢救过来之后,医生要她住院一段时间观察治疗,可是母亲心疼钱,惦念着家,顶多打一周的针就匆匆地出院了。困难的家境,繁重的劳动,落后的医疗,使母亲的病得不到很好的治疗,更不用说根治了。从病重到她去世的六七年里,母亲住了九次医院,想一想,母亲得遭多少罪呀?但是,她在病魔前,没有屈服,一次次地忍受着,克服着,坚强地斗争着。

母亲逝世时,只有我在场,现在回忆起来我还深感遗憾。那是1977年春节的正月初二,由于大年初一玩得累了些,我们还没有醒来,母亲就早早地起床了(其实,整个1976年的冬季里,母亲的病时有复发,好好赖赖的,但她总是不闲着)。她洗了脸,梳了头,现在我还记得,母亲把头梳得非常光亮,精神也特别好。她把我和大哥叫醒(二哥由于工作关系,已经分出去在另一村住),先对大哥说:“春文早点起来,眼看年就要过了,社员们的烧柴怎么解决,你得给考虑考虑了(大哥当时任生产队长)。”然后对我说:“春鸣也起来吧,趁早晚时间弄点杖条,今年开春得把园子的杖子该换一换了。”吃完饭,我们就各忙各的了。下午的两点多钟,我上山回来饿了,正在简单地充饥着。母亲躺在炕上,心又慌了起来,但母亲没说,只是说:“小华(我的大侄女)呢,怎么不帮她妈,赶紧包饺子(可能是母亲被病魔折腾的缘故,她信起神佛来了,过大年吃素,正月初二下午那顿饭才开斋),我有点饿了……”话还没说完,母亲的眼睛向上一翻,浑身抽搐起来,我赶紧上炕,抱起母亲的头,大声喊叫“妈妈”来,喊声惊动了在那个屋忙着做饭的大嫂,接着大哥从外面回来,无论我们怎样喊叫,母亲就是不应。后来邻居家的大叔,看看母亲的眼睛,说瞳人扩散了,人不行了。母亲就这样,过年的饺子还没有吃到嘴,就离我们而去了。这,已经成了我们终身的遗憾。

母爱是人世间最纯洁无私,最为伟大。“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做子女的真是难以报答这种深恩呀!

母亲就是这样:做在前面,吃在后面,特别是吃饭困难时期,母亲常常挨饿,以致于饿出疾病来。有点好吃的东西,总是让给父亲和我们吃,他常说,男人出苦力,需要吃饱;孩子们正在长身体,不能缺着营养。好像自己活着就是来奉献的,就不需要营养了。就连过节每人分得一颗煮鸡蛋,她也舍不得吃,放在酱碟里,和成鸡蛋酱,让大家吃。

1965年,我才14岁,考入了六团中学,母亲很高兴,认为老儿子将来会有出息的。但是,母亲也很担心,14岁,没离开过家,生活能不能自理,还是个未知数。于是,母亲对我千叮咛万嘱咐。临行的那天,母亲送我很远很远。我让母亲放心,当我离开村屯很远了,回头望时,母亲还在摆着手,我们娘俩哽咽得都喊不出声来了,我想那时母亲一定是老泪纵横的了。那次去六团是从延寿县城走的,中午,我们在饭店进餐。我第一次下馆子,要了半斤大米饭,一碗甩秀汤(鸡蛋汤),吃得饱饱的。就在我抹着嘴巴伸手去包里拿手帕时,发现包里又有一个小包,用半个旧毛巾包的,打开一看,竟是六个绿皮的咸鸭蛋。这一定是母亲让我就着主食吃的,或者是怕我乍到学校,没有相应菜,吃不好。哎,母亲的用心是何等的良苦呀!此时,我深深理解了“临行密密缝,惟恐迟迟归”的深刻含义。

我在母亲的儿女中,是她最操心的一个了。我在八九岁时,个头就比同龄孩子矮,体质比较弱,母亲把我送到哈尔滨,让我换换水土,可是由于户口办不去,没有换成。十一二岁时,胳膊疼痛,接着就是伸不开,母亲为我四处求医,说是大骨节病,母亲花了很多钱,给我买了几大瓶子药片,也没怎么管用。十七八岁时走路腿瘸,体力活很吃力。这时正赶上我初中毕业,母亲舍不得我挨累受罪,就又让我去哈尔滨换换水土,其实,老胳膊老腿了,换什么水土呀,只不过是母亲疼爱我,让我养养体格而已。让母亲最操心的,也是母亲最大遗憾的是我的婚事。由于我身体不好,在农村找媳妇非常难,都说身体结实能干活,即使要饭也能多走几个门槛。母亲几次在她病重时,都嘱咐父亲和兄嫂们,让他们为我尽早订个婚。可是,我不争气,总是找不到,以致于在母亲去世时,我已经26岁了,还没有解决婚事。

母亲总是时时处处关心着她的儿女们,也以同样的心情疼爱着她的孙儿们。我二哥家居集贤村,离我们家十多里,不常见面。所以,母亲经常挂念他们,特别想念二哥家的那个孙女——小娟。在母亲去世的第二天,整理母亲的箱柜时,发现了母亲在大年三十分得的一个苹果和5块水果糖,自己没舍得吃,用手帕包裹起来,留着给小娟吃。这事到现在连小娟本人也不一定知道吧?

母亲善良,宽厚仁慈,不管是对待家里人,还是乡亲邻友,她的为人有口皆碑。

父亲虽然脾气不太好,有时打骂母亲,但是,母亲不记仇,一如既往地和善地对待父亲。父亲七十多岁,又有尿频尿急的毛病,晚上须用夜壶。那时母亲也已经病魔缠身了,但仍然为父亲每天不落地拿送夜壶,这事一直感动着父亲和我们。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我的两个哥哥虽然都先后结婚了,却没有分出去过,一大家子,人口最多时13口人。那时这么大一家和睦生活在一起,也是很不容易的了。其中的功劳母亲是最大的。母亲办事公平,待人和蔼,具有亲和力。尤其可贵的是,母亲对待两个儿媳妇非常好,比自己的女儿还亲。有一回,妹妹买了一件可心的衣服,母亲看到了说:“这件衣服很适合你大嫂穿,还是给她吧,你小,穿在后头呢。”有这样的母亲做婆婆,家庭能不和睦吗?

母亲在村子里生活了三四十年,没有和任何人吵过嘴,红过脸,不管自己怎样为难,只要有人求到了,她都要竭尽全力地帮忙。所以,母亲的人缘很好,在她逝世的时候,全村的人,没有一个不来为她送行的。

母亲没有文化,但是很聪明,有智慧,不愚昧。这也是我们做儿女们的自豪。

1958年大跃进的年代,农村搞扫盲运动,办识字班。在班里,母亲学的最快,认的字最多。可惜,这个班没有办到底。

我们哥三个上学时用的大名,都是母亲一手起定的。我们这辈的名中间是“春”字,不用说了,关键是后一个字。母亲为大哥起的是“文”,二哥是“学”,我呢,是“明”(现在的“鸣”是入学后老师给改过来的,说与“春”和谐)。母亲的意思,让我们这一代人,精通文化,懂得文学。这里面,看出了母亲的聪明才智,也看出了没文化的农村妇女对文化科学的向往和追求。

“文革”时期,搞“三忠于”运动。母亲很勤劳,手也很巧。用红布为我们缝制毛主席语录袋,再由我用黄油漆印上字,很美观,我们背在身上很精神。屯中的年轻人看到了,也来求母亲做,母亲毫不推辞,欣然应命,把人们答对的很满意。

“三忠于”达到顶峰时,人们见面说话,首先要对讲毛主席语录。比如,见了面,我先说“抓革命促生产”,你就要回答“备战备荒为人民”。所对的内容还要基本一致。如果你说“要斗私批修”,我要是回答“农业学大寨”,就不太好了。母亲善于留心毛主席语录,掌握得比较多,所以对答起来比较自如,受到上级来的领导的赞扬。

母亲为了让家里人,吃得饱,不怕辛苦,动脑筋,挖心思,或者粗粮细作,或者学习饭店厨师的做法,把饭菜做得色香味俱全。后来,父亲经常对我们说:“你妈做饭,饭桌上总是满满登登的,各样的咸菜酱,让人们很有食欲。”我们懂得父亲说这话的意义,既是在夸奖母亲,也是让我们向母亲学习。

 

母亲,谁都有,是世界上最平凡的人,然而,母亲又很了不起,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写写母亲,赞美母亲,这是我很早就有的想法,却一直没有实现。母亲逝世纪念日——农历正月初二,又要到了,我拿什么来纪念呢?我将用什么礼物来献给九泉之下的母亲呢?斟酌再三,我觉得最好的纪念方式和礼物,莫过于写一篇文字,抒发我敬爱母亲一片之情,让平凡而伟大的母亲,永远活在我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