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名字,大抵不习惯改来改去的。想起鲁迅。先生在他的《彷徨》里收录了他的一篇短篇小说《高老夫子》。高老夫子原名高干亭,因为发表了一篇关于整理国史的所谓“脍炙人口”的名文,便自以为学贯中西了,得意之余,甚至改了自己的名字,“骤慕俄国大文豪高君尔基之为人,故改名‘尔础’,以示景仰之意”。其实这个高尔础是一个只会打牌,听书,跟踪女人的无赖。从高尔基到高尔础,以为改个名字就可以比肩世界大文豪,先生的讥讽足够辛辣。  

  上个世纪文革爆发,极左的名字泛滥成灾。我们青年点的点长就曾经把自己的名字改为“周志农”。插队八年,周志农还是回城了,他那个极左的名字也早被人们忘到九霄云外。直到我们为了纪念上山下乡二十周年,重新回到科尔沁沙漠里的那个小村庄,听到老乡们还在叫他周志农,便有了恍如隔世的感觉。   

  名字就好像一个贞节女人,从一而终的伴随着你的一生。可是由于汉字里大量同音字的问题,名字的书写就成了一个大问题。   

  我有一个几十年的老同学,从他上学那天起,他的名字就约定俗成地被老师和同学们写成于贺利。二十年同学会的时候,委托我整理同学录,整理到于贺利的时候,突然有所触动,因为按照鹤立鸡群的成语去推断,他的名字应该是于鹤立而不是于贺利。立刻电话求证本人,终得确认。    

  我猜测,马路边摆摊算卦起名的,差不多都应该是文盲一类。可这些人的摊上大都摆着一本《易经》。并指天发誓说,所起的名字皆源于《易经》。其实名字这个东西不过就是个文字的排列与组合,与《易经》何干?且不说中文系的大学生了,就是专业研究《易经》的专家,这本书对他们来说也是障碍重重。因此说那些摆摊算卦起名的,就是些无耻的文化骗子,一点都不冤枉。

  矫枉了《易经》的功能,是想告诉大家,名字是文化品味的结晶。

  某人给自己的儿子起名叫X方巾。这个名字让我心生疑惑,一直不解。直到某一天请教于某人,某人笑吟吟地在纸上写下了“旗帜”两个字,然后飘然而去,留下我独自反省。捅破窗户纸只在恍然瞬间,旗帜两个字的部首不就是方巾吗?高人哪。

  古人把生男孩叫“弄璋”,生女孩叫“弄瓦”。璋,是精美玉器。瓦,是破烂瓦片。中国人重男轻女的陋习可见一斑。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这名字好生了得,元璋翻译过来就是天下第一男儿,够霸道吧 

  毕业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王造时,是五四运动领导者,著名的七君子之一。人家这个名字取自于“英雄造时势”。够大气吧!  

  老舍先生名字叫舒庆春,一个普通得再也不能普通的名字。可是老舍先生的字却别开生面。先生把自己的姓氏舒字拆开做自己的字,姓舒名庆春,字舍予。所谓的舍予就是牺牲自己,奉献给人民。够无私吧。  胡适之先生是国人仰视,学贯中西的大学问家,其名字里的三个字都是文言虚词组成,真叫人拍案叫绝。胡适之翻译过来就是“将去何方“。够渊博吧!  

  之前,我的网名就是常青藤。头些年曾经把常青藤这个名字送给了某大学的合唱团,所以我就用“我思故我在”重新做了自己的网名。    

  送走了一地鸡毛的2020年,我真的觉得我应该放弃那个哲学的、形而上的我思故我在了。

  时过境迁,物是人非,当那个大学合唱团弃如敝屐般地扔掉常青藤的时候,我便无比珍惜的把它重新的捡拾回来,轻轻的拂拭掉那上面的尘土,细心地擦洗那上面的污垢,然后怀着爱怜的目光久久地端详着这根不老的常青藤,心里默念着——久违了,我失落了许久的常青藤,我爱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