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名字，大抵不习惯改来改去的。想起鲁迅。先生在他的《彷徨》里收录了他的一篇短篇小说《高老夫子》。高老夫子原名高干亭，因为发表了一篇关于整理国史的所谓“脍炙人口”的名文，便自以为学贯中西了，得意之余，甚至改了自己的名字，“骤慕俄国大文豪高君尔基之为人，故改名‘尔础’，以示景仰之意”。其实这个高尔础是一个只会打牌，听书，跟踪女人的无赖。从高尔基到高尔础，以为改个名字就可以比肩世界大文豪，先生的讥讽足够辛辣。　　

　　上个世纪文革爆发，极左的名字泛滥成灾。我们青年点的点长就曾经把自己的名字改为“周志农”。插队八年，周志农还是回城了，他那个极左的名字也早被人们忘到九霄云外。直到我们为了纪念上山下乡二十周年，重新回到科尔沁沙漠里的那个小村庄，听到老乡们还在叫他周志农，便有了恍如隔世的感觉。　　　

　　名字就好像一个贞节女人，从一而终的伴随着你的一生。可是由于汉字里大量同音字的问题，名字的书写就成了一个大问题。　　　

　　我有一个几十年的老同学，从他上学那天起，他的名字就约定俗成地被老师和同学们写成于贺利。二十年同学会的时候，委托我整理同学录，整理到于贺利的时候，突然有所触动，因为按照鹤立鸡群的成语去推断，他的名字应该是于鹤立而不是于贺利。立刻电话求证本人，终得确认。　　　　

　　我猜测，马路边摆摊算卦起名的，差不多都应该是文盲一类。可这些人的摊上大都摆着一本《易经》。并指天发誓说，所起的名字皆源于《易经》。其实名字这个东西不过就是个文字的排列与组合，与《易经》何干？且不说中文系的大学生了，就是专业研究《易经》的专家，这本书对他们来说也是障碍重重。因此说那些摆摊算卦起名的，就是些无耻的文化骗子，一点都不冤枉。

　　矫枉了《易经》的功能，是想告诉大家，名字是文化品味的结晶。

　　某人给自己的儿子起名叫X方巾。这个名字让我心生疑惑，一直不解。直到某一天请教于某人，某人笑吟吟地在纸上写下了“旗帜”两个字，然后飘然而去，留下我独自反省。捅破窗户纸只在恍然瞬间，旗帜两个字的部首不就是方巾吗？高人哪。

　　古人把生男孩叫“弄璋”，生女孩叫“弄瓦”。璋，是精美玉器。瓦，是破烂瓦片。中国人重男轻女的陋习可见一斑。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这名字好生了得，元璋翻译过来就是天下第一男儿，够霸道吧　

　　毕业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王造时，是五四运动领导者，著名的七君子之一。人家这个名字取自于“英雄造时势”。够大气吧！　　

　　老舍先生名字叫舒庆春，一个普通得再也不能普通的名字。可是老舍先生的字却别开生面。先生把自己的姓氏舒字拆开做自己的字，姓舒名庆春，字舍予。所谓的舍予就是牺牲自己，奉献给人民。够无私吧。　　胡适之先生是国人仰视，学贯中西的大学问家，其名字里的三个字都是文言虚词组成，真叫人拍案叫绝。胡适之翻译过来就是“将去何方“。够渊博吧！　　

　　之前，我的网名就是常青藤。头些年曾经把常青藤这个名字送给了某大学的合唱团，所以我就用“我思故我在”重新做了自己的网名。　　　　

　　送走了一地鸡毛的2020年，我真的觉得我应该放弃那个哲学的、形而上的我思故我在了。

　　时过境迁，物是人非，当那个大学合唱团弃如敝屐般地扔掉常青藤的时候，我便无比珍惜的把它重新的捡拾回来，轻轻的拂拭掉那上面的尘土，细心地擦洗那上面的污垢，然后怀着爱怜的目光久久地端详着这根不老的常青藤，心里默念着——久违了，我失落了许久的常青藤，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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