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与学生是怎样的关系?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仁者曰,师徒如父子。老师在学生面前要有威严,学生在老师面前要俯首帖耳,没有规矩岂能成方圆?智者曰,师生是同志、是朋友。彼此之间关系平等,老师在学生面前不能高高在上端架子,学生在老师面前无须规规矩矩,惟命是从,只有这样,课堂才能开放搞活,教育才能出素质人才。而鄙人认为,仁、智之见均不免偏颇。作为老师应该像父亲那样爱护学生,严格要求学生,但不能搞威严,不尊重学生。作为学生应该像尊敬父亲那样尊重老师,热爱老师,但不能愚忠愚孝,不敢“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所以我主张,老师与学生之间应该是:互相尊重,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对此番道理我不想多说,倒是想讲一讲作为老师的我,与我的学生们之间的一些小故事。


我爱学生

我从18岁开始教学,也许天生就要干好这一行,从那时起就爱上了教育,自然也就爱上了自己的学生。我任教于我生长和生活的年贵屯。那是一所只有30来个学生却有3个学年的小学校,上至校长下至教师、工友,拳打脚踢只我一人,可以说山高皇帝远,没人天天管。可是,我非常自觉,非常认真,从不偷懒,从不怠慢,教好每一节课,看好每一个学生。我既像父母一样慈爱着他们,又像大哥哥一样带领着他们(因为我比他们大不了多少)。

记得有一个叫王小柱的同学。他年龄小,胆子小,智力不是很高。有一天上课有了大便也不报告,就便在了棉裤里。下课时,我观察他的神情不对劲,当我走到跟前时,便闻到了不好的味道。于是我把他领到办公室,为他擦洗大便。那可是我第一次为别人做这样的事,如果我不是把学生们当作自己的孩子,我想我是不会那样做的。

回忆起在年贵小学教学,还真有一件惊心动魄的事。那是一年秋天的上午,我给同学们上课。就在讲得正热闹的时候,忽然,教室的东北角处,泥墙坍倒,上盖下落,我们都以为发生地震了。就在这危急时刻,我一声令下:同学们,赶快从前窗口跳出去!大一些的同学先跳出去了,剩下幼小的,怎么办?我没有多想,把他们一个个举起来,推出去,最后我才跳出教室。后来才知道,由于土房屋年久,蚂蚁把东北角的柱脚给蛀空了,因为柱脚是隐藏在土墙里的,平时不易发现。回忆起当时逃难的场面,我既后怕,又感到好笑,多么像当雄鹰扑来时,一只老母鸡在拼命保护着一群小鸡雏呀!

在我教育的生涯里,在延寿一中工作的时间最长,也由于是后来的事,所以记忆在脑海里的也最多。

1986年八月,我调入一中教高一34班和37、38班。这三个班农村学生比较多,我又是刚刚从农村学校上来,所以非常喜欢他们。白天和他们一起上课,晚上也来到学校进入班级,无偿辅导,就像班主任一样,还做他们的思想工作。

王春晖远离父亲(母亲早逝),在哥哥家住,由于哥哥家离学校远,嫂子工作又忙,所以,一些缝补洗涮的事,都让他拿到我家来,让妻子来做。

杨凤萍患了阑尾炎住院,我得知后,买了几斤水果,到病房探望了她。病好后,又为她补课。

为了同学们上好课,取得好成绩,我在业余时间备课、刻印练习题、绘画挂图。为此,经常是摔倒在路旁,因为腿脚不好,又有夜盲症。

最近几年,虽然体弱多病,但是热爱学生之心,有增无减。记得1997年 ,我患了股骨头坏死,拄着双拐去北京看病。回来后的第二天,我就又拄着拐杖,登上讲台继续为同学们上课。因为当时只有一个念头:学生的课程不能落下。

“与其说做教育工作,毋宁说是在倾洒爱的心血。”其实,每一位教育工作者都是在默默的奉献着爱心,也许,这也就是我们教育工作者的天职。                     


学生爱我

感情是相互的。我爱学生,自然学生也深深的爱我。有时这种爱,远远的超过了我爱他们。

我和妻子身体都不好,有很多农活和日常生活的劳动,都是学生们为我做的。在安山时,是我的学生们利用星期日,帮助我锄地、撒农药。在新村时,是我的学生们,帮助我割烧柴、挑水。在街里住,是我的学生们,帮助我运煤、卸烧火柴。

每到教师节和新年时,我的学生们带着小礼品来看望我;远在异地的,邮来贺年卡,带来深深的祝福。这些精神上的慰藉,感情上的表达,让我感到无上的光荣和自豪。至今,我还经常的展示出来,自己欣赏或者给别人看。这里我呈现给读者们几件,和我共享幸福和快乐:

这是贾德俊1989年毕业那年的教师节赠送的像册,扉页上写着:“祝老师新学期工作愉快,为祖国培养出更多的人才。”多么美好的祝福呀!

这是杨凤萍1990年元旦赠送的像册,扉页上写着:“愿您事业成功,生活愉快,早日得到一个属于自己的房子。”是呀,那时我还在租住别人的房子,一直到1992年,在各级领导的关怀下,才住上“属于自己的房子”。

这是戴宏婧1995年寄来的贺年卡,上面写着她那真诚而流畅的文字:“您的那番谈话,您的这份注目,让我能以一种自信、优越的心境去面对以往和未来的种种际遇……您给我的除了师恩之外,还有很多很多。”她是当年学校高考语文科状元。

这是于会群1996年寄来的贺年卡,精美的图案中间,写着这样几行女孩儿特有的娟秀的文字:“我把深深的思念和款款的祝福,编成一段没有休止的故事,用美丽和喜悦包装起来,遥寄给远方的恩师。”她还嫌不够,随之又写了一封信,字迹是同样的娟秀,词汇是同样的优美,感情是同样的真挚。

这是陈彦晶2000年的新年贺卡,南开大学校园的背景上,潇洒着他遒劲的字迹:“新的一年即将来临,新世纪的钟声就要敲响,相信您在将来会培养更多的良才,为教育奉献您数十载的精华,学生在千里之外向您表示崇高的敬意!”话语不多,但洋溢着浓浓的情、殷殷的意。

……  ……

说到学生爱我,有两件小事至今我还记得。

1991年,我查出患股骨头坏死。从报纸上看到西安有一个医院能够治疗这种病。由于旅途遥远,手头拮据,旅差费难以承受。这时,我的学生王东普正在西南政法学院就读,知道了这件事,就让我把X光片子寄给他,他去那所医院替我问诊。过了两个星期,我接到了王东普的来信和X光片子。王东普在信中转述了医生的诊断和治疗方案,并且千叮万嘱,让我保重身体。在他的努力下,我的病得到了治疗,还节省了一大笔的旅差费。

1997年的春天,我的股骨头坏死复发了,需要拄着拐杖走路了。在大家的捐助下,我前往北京治疗。出发的那天,在尚志火车站去找给我订票的人。在妻子的陪伴下,我拄着拐杖蹒跚地艰难地走着,各屋地寻找着。当我走到一个会议室模样的屋子时,我刚要开口问寻,从众人里走出一位小伙子,一边走一边伸出手来,一边惊讶地说:“这不是李老师吗?我是武中凯,你的腿怎么了?这是去哪里?”我也十分惊喜,定了定神,细细端量,才认得出来,他可不就是当年并不怎么打眼的武中凯。我向他说明我的一切情况后,问他:“你就在这里工作吗?”他说:“不,我从长沙铁道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阿城铁路局任团委书记,今天是到这里检查工作。真巧,在这里和老师相遇了。”说完,他赶紧让我就坐在这里等着,由他来为我找那个订票的人。不一会儿,武中凯把车票给我送来了,手里还拎着一大包水果,说是留着火车上吃。火车进站了,武中凯搀扶着我检了票,又把我们送上了车。我往他手里塞车票钱,他说什么也不接。后来师生聚会时,我再提此事,武中凯连连说这是做学生应该做的,而我呢,是那样的激动和自豪。

可以说,我从事教育事业大半辈子,可算是桃李满天下了,而桃李们给了我这个平平凡凡的园丁许许多多的爱心和回报,我深感温暖有加,受之有愧。


我负学生

当我回想以往的事情的时候,那心情也是苦辣酸甜复杂得很呢。尤其想到我的学生时,每每滋生出隐隐的歉意来,总觉得有时很是对不起他们。

我的文化底子是初中一年,没有读过高中和大学。后来能够教初中和高中,应该想象那是怎样的艰难呀!说得好听叫“教学相长”,说得不好听叫“现买现卖”。这样,势必要影响教学效果。但是我很幸运,我的学生们,包括每一届学生,都没有嫌弃我,反而大力支持我,认为我敬业、勤奋,有语文教师的素质,会把他们教好的。现在可以说,我尽力了,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我常常这样想:如果我的文化底子要是再厚一些,那效果可能还会好一些,我的学生们成材更多,成果更丰硕。

年轻的时候,我做过十几年的班主任,那时虽然没有班主任津贴,但是很卖力。尽管主观努力了,但是由于缺乏经验,性格急躁,有时免不了发火。即使在做课任教师的时候,有时有的学生做了不该做的事的时候,我有时也说了一些过头话。这些,在他们幼小的心灵中,能不留下或多或少的阴影和伤害吗?只不过,他们长大之后,理解了我,原谅了我,宽容了我,只记得了我对他们的好。说实话,学生们越是这样我越深感歉意多多。

王玉玺同学,我并没有亲自给他上过课。在校的时候,我知道他是一个学习优秀的学生;他知道我的,也就是我当教导主任后给他们上过一两次大课,做学法方面的指导。经过高中三年的努力,他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我真正了解他那是1997年,我去北京治病,他在北京就读,并且学业正忙。我没去过北京,对那里很陌生,多么需要一个向导呀。我们联系上了王玉玺。他得知后,很快来到我们的住处。从那天起,他就把我们在京的行动纳入他的工作日程里。先是为我们指引路线,又领我们去医院。后是带了相机买了胶卷,导引我们游览了故宫,使我病中痛苦忧郁的天空透射出明媚的阳光。临走的时候给我们买了车票,还请我们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这一切都是他在忙碌的学习中挤出时间的,都是他刻意安排的,又都是让你无法拒绝。这一切让我热泪盈眶,让我幸福万分,让我终生难忘。

人们常说:“师恩深似海。”然而,从我的经历中,“生恩”何尝不是“深似海”呢?


学生负我

所谓学生负我者,那是极个别的,是我自己的感觉,细细地想起来又都是事出有因,多多少少又都是与我有关,不能完全责怪学生。

任大海(化名)是我教过的学生,学习不太好,有时调皮捣蛋,我没少批评和教育他。毕业后接了母亲的班,在县城里工作。我调到县一中之后经常见到他。他表现得特殊:尽量地躲避我,躲避不了和我说话的时候,那言语和语调也不正常,多少带一点冷淡和讽刺。我经过多次反思,他之所以这样,大概是我作班主任时,对他的教育虽然没少花费心血,但还是方式方法不妥当,使他受到了“误伤”,可以说是我教育上的一个失误呀。

王石翠(化名)是我教过的一个高中生,学习成绩优秀,我很喜欢他,在他身上也没少倾注。高三那年,由于家境贫寒,在外吃住费钱,我就让他在我家吃住,后来考上了他比较理想的大学。他从此告别了艰难困苦的高中时代,告别了他生活学习了三年的母校,告别了为他曾经关爱过的老师,自然其中也包含了我。没曾想这一告别,竟成为了他永久的告别——一直没有听到他的回音。没有给我和老师们写过信,没有给寄过贺卡,没有来过电话,师生聚会也没有见到他的身影。

后来我与教过他的老师、和他一起学习过的同学谈起他时,都说他的性格很怪。这时我有所领悟:是呀,我们当教师的,往往关注学生过多的是学习,而对思想品质、脾气性格等非智力因素等关注得太少了,结果使学生形成了“缺憾的人生”。从这个角度讲,不是“学生负我”,而是“我负学生”,学生的人生缺憾透射出教育的缺憾。


互相怀念

现在我早已过花甲之年,回首来路,往事如烟。但是我所教过的学生的一个个熟悉身影,常常在脑海里过电影,此起彼伏,不停闪现,久久不能消失。

我时常打开像册,翻看当年的师生毕业合影,回忆当年在一起学习生活景象,从而激励自己将所从事的伟大事业进行到底。我时常问寻了解每一个学生离开学校后的情况,关注着他们的进步和发展,就像一位老父亲关心着远行的孩子们。

我的学生们还有我没有教过的学生们,也时时刻刻怀念着我,牵挂着我。以前流行着贺卡,学生们在节日的前夕,纷纷就用贺卡来慰问我,祝福我,表达一份淳朴而真挚的感情。近几年,随着交通的方便,又流行着同学聚会。最先是一中34班的聚会,那是1999年。由当年的班长贾德俊等同学发起。聚会中我欣喜地看到了分别10年后的一部分同学的面容和身影。2001年,安山中学当年18、19班的同学聚会,是由王金晓等同学发起的,那可是20年后的相聚呀,沧海桑田,抚今追昔,感慨无限。2004年,我还应邀参加了一中35班的同学聚会,那是由王义等同学发起的。虽然我没有直接任过35班的课,但是,有很多是文理分班时由34班分过去的,所以感情也是相当浓厚。2006年,我又参加了一中42班的同学聚会,那是由张立君等同学发起的。在共同游览了新城水库风光之后,在丰盛的筵宴上,我端着盛满香醇的酒杯,发表了积蓄多年情感的感言。现在还记得座谈时我发言的内容:我高兴,我激动,我幸福,我自豪,我祝福……除此之外,我还参加多次没有任过课的同学聚会,场面一样的热烈,心情一样的激动,感觉一样的幸福。

 

非常巧合,有几次在不同的时空遇到当年的学生,他们说出同样的话来:“李老师,我现在还记得你给我们上《荷塘月色》一课的情景,那感情丰富的朗读,那有声有色的讲解,那简练达意的板画,至今还在我们的眼前和耳畔。”

说到此,老师和学生是怎样的关系?我要说,老师和学生就好比这“荷塘月色”:老师就像那天空中纯洁明亮的圆月,把那清朗无暇的银辉慷慨地撒向荷塘;学生就像那大地上的荷塘,幸福地接受月色亲吻、拥抱和洗礼。月色和荷塘,互相依托,相映成趣,共同组成了一幅人间最美丽的图画,如诗如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