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走了，我答应过她，带她回老家。

　　朔风凛冽，雨雪交加，长路泥泞，一步一倾。我和母亲走在前面，大妹紧随其后，她手里撑着一把红伞，红伞刚好在我和母亲的头顶……

　　老家，这一次的路是那么的漫长。一阵寒风吹来，凄冷的雨水躲过红伞，将母亲淋湿了一大片。我扯了扯雨衣，把母亲裹了又裏。我把母亲抱得更紧了，她可以听见我急促的脚步声，也可以听见我剧烈而悲伤的心跳声。我不想，也不敢让母亲再受到一丝风寒。尽管她已历经了七十多年的风雨，尽管她如今已不再害怕风寒。

　　“母亲，过桥，快到家了。”每过一座桥，我都提醒母亲，我要她知道，回家要经过多少水域。几十年了，母亲念念不忘的老家，它还好吗？

　　说起老家，它既不是豪门别墅，也不是深宅大院。它就是一间半平房，加上一个小小的院落子，和一段不堪回首的过往。

　　六十年代末，我们一家五口住在一个不足十二平米的旧仓库里。七十年代末，父亲从县委大院回到原单位，几经申请才分到一间半平房和一间厨房，总计也不过二十八个平米。

　　老家坐北朝南，面水背山。门前，淮河日夜静静地流淌；窗后，依稀可辨荊山上当年学大寨垒起的梯田。

　　面对这来之不易的住房，看着日渐长大的四个妹妹，我实在找不出喜悦的理由，有的只是今后七口人窝居生活的无奈。父亲站在院中低头无语，仰天长叹，倒是母亲心胸宽广、知足大度，她盯着父亲说：“老头子，发什么呆，赶快收拾收拾，咱只要心宽不要屋宽。只要把几个孩子熬大了，什么样的房子住不上。”这就是我的母亲，那个时代典型的中国女性。

　　老家终于在眼前了。母亲，我们回来了。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一把锈迹斑斑的门锁无声无息地垂挂在大门上，锈死的锁孔如同被浇铸上一般。老家就在跟前，我和母亲却不能进门。邻居二哥拿来一把铁锤，在几声咣咣的重击下，门锁终于开了。

　　门，在一声沉重的呻吟中被推开。院里一片荒凉与破败。没膝深的枯草，散发霉味的败叶，坍塌院墙的破砖碎石，随处可见的野猫飞禽粪便……抬头看，一丛丛高可抵胸的野“黄蒿”，在正房的瓦缝隙中迎风站立，完全掩盖了青瓦屋顶的本貌。布满蜘蛛网的屋檐下，几棵“拉拉藤”和“爬墙虎”，漫延覆盖了包括门窗在内的所有墙面。

　　面对如此苍凉萧索的景象，我不敢相信，这就是母亲魂牵梦绕的老家吗？母亲呀，这里到底有什么值得你牵挂留恋的呢？

　　我把母亲放下来，盒子里的母亲安静地躺在老家里。风从正门进来，看了一下母亲，不作声。邻居们也陆续地来看母亲，老屋里站满了人，老屋更小了。我陪着说话。他们与其说来看母亲，不如说是来看我们。他们说着母亲原来的事，说着我们原来的事，说着他们和母亲的事，也说着他们和我们的事。

　　一瞬间，所有的往事被翻起，被装订成册。在那个没有精神生活，物质商品又极度匮乏的年代，父亲一年年苍老，妹妹们一年年成人。父亲不在身边的日子里，为了贴补家用，是母亲带领我们上山砸石子。有一次，一块砸飞的石片将母亲的额头划开一道血口，她仅在涧沟里用水洗了洗，抓起一把石粉敷在伤口又继续干活。

　　“我要结婚了。”1982年4月的一个清晨。当我说完这句话时，父亲低头不语，母亲默默无声。是呀，婚房设在何处？婚后何处栖身？半晌，母亲昂起头，用坚定的目光对我说：“结吧，我来安排。”从此，原用作厨房的一间八平米的小屋，便成了我们夫妻三十五年婚姻的见证。

　　我回忆着，在老家的屋子里溜达，看看这，看看那。在老家岁月的河流里，一切都被打捞起来，老家是一部留声机，母亲不能没有老家，老家也不能没有母亲。我似乎懂了母亲，她一辈子牵挂的老家，是她的根，她的魂。这里有父亲的气息，有我们兄妹成长的足迹，有她半生的操劳。

　　从公墓回来的路上，我一次次回头看母亲，她在山林的树荫下，安然入睡。老家，就在她的不远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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