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代价

　　如果问李家渠公社的知青，当年在延安插队时，哪件事最难以忘怀，估计都会说，是刚去的那年五月十一日遭遇的一场大暴雨。因为那场暴雨，使我们失去了同去插队的队友——沈永兰。

　　沈永兰是北京2万6千多名赴延知青中倒在延安黄土地上的第一人。她的名字在延安知青纪念园中名列第一位。从离开北京算起，到她遇难的这一天，仅仅过去了100天。

　　一九六九年五月十一日，是个不堪回首的日子。

　　那天下午四点多钟，知青们正和老乡一起在黄土高原坡地上的山沟里耕作。突然阴云密布，雷声滚滚，瓢泼大雨骤然而至。荒脊的山坡顿时一片昏暗，雨点倾泻般从天而降，砸在头上生疼。山上瞬时一片泥泞。在雨水的冲击下，黄土变成泥流，随坡而下，向山下奔流。

　　光秃秃的高原一望无际，哪有避雨之处。正在耕作的老乡和知青们都被淋得浑身湿透。乡亲们惊惶失措，不等队长吩咐，立马冒着暴雨，向山下狂奔起来。知青们不知深浅，并不着急，还奇怪老乡为何拼命逃窜。队长紧张地赶着知青说：“快个，快个。大水冲下沟，就回不趷了。”

　　走惯山路的老乡奔跑如飞，连走路蹒跚的老人腿脚也利落起来。人们顺着山坡跌跌撞撞地溜下山。由于坡陡，知青下坡的脚步跟不上老乡，纷纷落在后面。

　　这一天，是我队杨根昕同学的生日，我们留下他做饭，另外三个女生和我一起上山劳动。看着老乡惊慌而逃的样子，三个女生笑出了声：无非是下场雨，至于吗？反正已经湿透了，何必着急。毛主席不是讲，要在大风大浪里锻炼吗！她们索性放慢脚步，齐声高歌起来，“下定决心，不怕牺牲……”，语录歌声在雨中飘荡。看着她们潇洒豪迈的样子，我觉得也太“小资”了吧，老乡们奔跑必有原因。

　　那天劳动的地方就在住处对面附近的山坡上，我和老乡很快跨过沟，跑回窑洞。天还是那么暗，雨还是那么大。不大工夫，只见山上的水顺着山沟咆哮着奔泻而来。高歌的女生在山洪到来的一瞬间，抓住沟边的树杈，登上沟沿，躲过了水头。洪水如一堵高墙般扑面而来。沟边的土坎在洪水冲击下，一块块被剥离，掉入水中，汇入洪流，顺流而下，急速向沟底奔去。两侧沟沿的土块继续坍塌，冲击着下面的沟沿。洪水中夹带的树枝等杂物随水面起起落落，犹如冲浪。平时只流着清澈山泉的小山沟，竟然汇成滚滚的巨浪，轰轰隆隆，浩浩荡荡，摧枯拉朽，以不可抗拒之势向山下奔流，冲向山外，归入波涛滚滚的延河。

　　我住的窑洞就在沟边，惊心动魄地目睹着汹涌的山洪，耳听着轰鸣的水声，感受到大自然不可抗拒的威力。来不及回家的老乡也聚集在我所在的窑内，他们惊魂未定的表情和死里逃生般的庆幸心情，让我感到事情很严重。

　　晚上八点，各家收到公社有线广播发出的通知，号召延河两岸社队的共产党员和社员，到延河边搭救落入水中的人。此时的延河，已达没顶之深，上游倾泻下来的洪水中，夹带着大量的树干、树枝、石头、木块、各种建材及杂物滚滚向前，不可靠近。黑灯瞎火的，伸手不见五指，谁敢投身到那滚滚的激流中去。

　　晚十点，公社广播站又发出紧急通知，说高家沟的北京知青沈永兰被水冲走，现已失踪，让沿途村队在沟边寻找。高家沟所在沟与我们村相邻。沿沟而上，有四个村，其最深处就是高家沟。那里有八中同学张征、陈江一，还有张征的哥哥张路。女生都是女八中的。由于远，我没有去过那里。听到广播，我的心揪起来，被这么大的洪水冲走，恐怕凶多吉少！

　　第二天，洪水退去。传来噩耗，在离高家沟不远的沟槽边，发现沈永兰的遗体，一块大石挡住她，一夜的冲击，已使人气息全无。当时人们都去下面的洪流中寻找，没想到她还在沟中。

　　我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来到最艰苦的延安，繁重的劳动，粗糙的饭食、极其恶劣的居住条件已经让我们的心理几乎崩溃。没想到还会有生命之危。仅到延安三个多月，就失去了一位同来的队友。

　　又过几天，公社通知，将在高家沟举行沈永兰追悼大会，要求所有女八中同学参加。我和队友杨根昕正在犹豫是否也去，前队的三个男生已经来到门前，他们说虽然不是八中的，但我们是同来、同命运的北京知青，这事必须去。于是我们一起朝沟里的沙家圪崂方向走去。

　　高家沟所在的王庄沟与我们沟平行，但沿我们村所在的沟上行，翻过山梁，也可以到高家沟。从山上往下看去，村里已经人山人海。一百多北京女八中的知青从方圆十几里的各村汇聚在这里，小小的村庄顿时熙熙攘攘。我找到张征、张路、陈江一，才知道当时沈永兰差了一步，当她跨越沟底时，滔滔洪水铺天盖地倾泻下来，会游泳的同学，挣扎着靠上岸，可能沈永兰不会游泳，被水卷走。天黑什么也看不见，大家打着手电都到下面去找，错过了机会。

　　追悼会开始了，专门赶来的沈永兰的父亲还未开口，已泣不成声。我们只看见他在哭，嘴里反复喊着“女儿啊、女儿……，讲的是什么却听不清。是啊，把女儿送往延安，仅三个月就永远失去了，作为家长，怎不撕心裂肺、痛不欲生？

　　在全场女生震天般的哭声中，所有同学排成长队，顺序围绕着打开棺盖的棺木，瞻仰沈永兰的遗容。

　　呈现在我面前的是一个酱紫色的涨得很大的面庞。可能是洪水冲击的缘故，也可能是防腐药品所致。这张变形的脸，是我见到过的最恐怖的遗容，一种莫名的悲哀涌上心头。难道我们积极投身的插队是一个有死亡之危的险途吗？

　　后来，不断传来知青因窑塌、坠沟而死亡的消息，沉重打击着我们脆弱的神经。北京不断传来没来延的同学都去了内蒙、东北兵团，其生活条件有保障，更使大家心情低落起来。

　　入冬后，陕北的贫困状况经冯庄公社插队的周秉和，传到敬爱的周总理。而知青的生活的窘境，经周秉和与我公社何立群同学告知周总理，知青问题严重到已有人付出生命的严重事实时，总理极为震惊，深感惋惜，决定中央出面解决延安贫困和知青的问题。

　　周秉和回忆向周总理汇报延安情况时这样写道：

　　一年后，我从陕北回京探亲来到中南海西花厅，向周伯伯直言不讳地说起自己在延安插队的感受，以及知青工作中的存在的诸多问题，引起周伯伯的极度关注。于是，周伯伯要求再找一两个插队的知识青年来谈一谈，同时写一份书面材料，一部分介绍知青到延安插队的情况；另一部分谈延安当地人民的生活情况。于是，周秉和找到了曾在总理身边工作过的秘书何谦的女儿何立群，她当时也在延安县李家渠公社插队，是北京八中68届的初中生，总理对她也很熟悉。当时的书面汇报材料是周秉和与她一起汇集情况，由周秉和执笔，何立群负责抄写，用了整整3天的时间完成的。周秉和与何立群的汇报是在西花厅总理的住所进行的，邓颖超也在座。何立群说：“火车刚接近西北地区，满眼是高高的黄土坡和稀疏的窑洞，根本就看不到房屋。从铜川换汽车到延安，第二天卡车送我们到李家渠公社，贫下中农用马车接我们到高峁湾大队。刚到队上，晚上没有电灯，窑洞黑得吓人，有几位女同学就哭了起来。”邓颖超紧皱眉头开始详细询问。

　　周总理非常详细地询问了知青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何立群说，最主要的问题是知青生病后无人照应，女八中高一的一名女生，因患斑疹伤寒，高烧不退，知青们赶了几十里路送她到延安县医院，住院后又轮流看护；还有一个女生因发山洪淹死了，当时水不深，只是身边没人，死后很久才被发现。总理听后连连说：“怎么会这样！”

　　在周总理的安排下，1970年3月26日，国务院以《延安地区插队青年工作座谈会纪要》的形式，要求各部委给延安投资建小钢铁厂、化肥厂、农机厂、水泥厂、卷烟厂等，加快延安建设，改变穷苦落后面貌。并赠送了一些农机设备，使延安农业生产得以提升。

　　同时，要求从北京调1400多名干部到延安，分配到有知青的生产队，把北京知青的事管起来。后来又把中国农业大学下放到延安，带动农业发展。解放军总医院也把延安作为战备的后方基地，派医疗队进驻延安……一系列的优惠措施使延安走上了快速发展的轨道。

　　北京干部到延安后，派驻到各级机构，不仅有驻地区、县、公社的北京专职干部，更多的干部深入到各知青点。到我们公社的是北京机械仪表局系统的干部，由陈启伦（市机械仪表局财务处长）、李俊渔（北京电机厂厂长）带队，而相邻的冯庄公社，派去的是北京公安局的干部。北京干部来到知青点，和我们同吃同住，规定周日必须休息一天。还组织知青参加拉练、参观、听英模报告，以及传达学习中央有关文件。由于知青所住窑洞都是老乡的废旧窑洞，有人被塌窑压死，还组织各村互查，同时对知青的下乡经费进行核查，查出大量挪用、贪污的现象。知青有人管理，一些违法乱纪现象就得到控制，一些迫害女知青的当地干部也得到了逮捕法办，同时加快了知青的招工分配，知青招工的名额掌握在干部手中，也不会被当地截留了。

　　中央对延安和知青的关怀，是改变我们生存条件的起点。比起其它地方插队的同学，延安知青较早得到安置。据当兵复员回到村庄的知青何世纪讲，他74年回到公社时，300多人的知青队伍已所剩无几了。

　　看到文革结束后，云南知青集体跪求安置，兵团战士以“病退”为由回京待业的情景，相比之下，我们真是幸运得多。

　　沈永兰的罹难，是知青队伍的不幸，但带来中央对延安建设的高度重视，延安建设走上了快车道，知青处境得到整体性的改变，也是想不到的。就凭这一点，沈永兰的名字就应载入延安的史册。

　　改革开放后，延安面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尤其大油田的发现和开采，封山护林的政策，使农民生活很快达到小康水平。

　　但我们时常怀念沈永兰的时候，却传来极其令人气愤和悲痛的消息。她埋葬在高家沟的坟墓竟被人打开，将遗骨去与他人合葬，完成当地流行的“冥婚”去了。延安虽然经济发展很快，但旧观念仍然暗中流行。未婚男子去世，一定要找一个未婚去世女子合葬。寻求“冥婚”尸骨的价格为3至5万元。有人为赚这个钱，竟打起沈永兰的主意。

　　悲愤之余，我想起鲁迅的《药》，烈士牺牲的鲜血，竟成为愚昧民众治病的偏方药剂。愚昧的传统观念，经过80多年老区的红色教育，历经几代人，仍未失传。

　  期待现代文明的劲风吹散封建迷信的阴霾，延安的明天会更好。

　　2018.07.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