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离开家乡转眼20年了,对于家乡的很多记忆都模糊了。唯一让我记忆犹新的是六岁开始,父亲就把我顶在肩头带我赶集。

  大部分的时候,父亲赶集只是过过瘾而不买任何东西的。骑在父亲肩头的我也只能是饱饱眼福。


  二

  夏季农闲里的一天,父亲顶着我赶双桥集。双桥集是安徽怀远县西北乡的一个大镇,是双桥公社的所在地,就比周边集市热闹一点。集市上,三叉路口有个饭店,门口的汤锅里冒出热气腾腾的白水烟,绿豆丸子在沸水中沉沉浮浮。可能是整条街上最胖的、满脸麻子的胖厨师,他密密麻麻的麻子窝里被烟熏得黑黝黝的,腰间扎着油乎乎的围巾,手里拿着大勺搅动着锅里的绿豆丸子,咧开大嘴高声吆喝:一锅汤半锅油,花椒大料乱碰头,快快停下喝一口。饭店隔壁是一家包子铺。雪白的包子摆在无盖的蒸笼里,散发出诱人的香气。还有菜油在平底锅里啪啪地炸响,包子铺老板娘迅速地把角饺放在油中,一股股青烟窜到空气之中,整条街都弥漫着菜油和麦面的香气。

  我的口水像山间的小溪水汩汩流出,滴到父亲鼻尖上。

  父亲说:馋了吧,狗蛋。

  我哼哼唧唧地承认了。

  父亲说:今天我领退伍补助金了,买肉给你解馋。

  那时候,不兴私人做买卖,不到两百米的老街上,都是公家(集体所有)的生意。逛完整条街也不要多大功夫,父亲就顶着我去食品站。


  三

  在双龙新河边上有一个大院子,这就是食品站。院子右边靠院墙有一个大铁门可以进到院子内,挨着大铁门的是一排门面房,门都是关着的。靠大门的一间门面房留着一个窗口,窗口外等候买肉的人,已经排出长长的队伍。父亲顶着我,排在队伍最后头……

  快十点左右,窗口吱吱咯咯地打开,人们按着顺序开始往窗口里递钱,然后就会有一块肉扔在窗台上。人在外边看不见里面收钱的人和扔肉的人。有人递钱时对里面哀求一声:给割点肥的吧,孩子都好几个月没见油星子了。里面传出声音:去去去,不买拉倒,下一位。哀求人无奈地把钱递进去,然后一块带着骨头的肉扔了出来,那人沮丧地离开。排队的人当中,有人买到一块没有骨头的肥肉,惊喜地跳起来,就像捡到一个金元宝似的。当然,排队的人中还是怏怏不乐离开的多。大家都在排队,表婶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到父亲身旁:他表大爷,你排在最后,恐怕轮到你就没有肉了,要不要我帮着你买?

  父亲轻蔑地回:他婶子,我可不想走后门。

  表婶翻眼看着父亲骂到:你这个倔驴,不知好人心。然后径直走到一扇门前敲了几下,那扇门就吱吱咯咯地开了一条缝,表婶挤了进去。

  后来长大了,我听老人们说起表婶的故事。表叔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每次排队去买肉,买回来的肉基本都是带骨头的,有时还买到蹄拐或猪蹄子,那些东西就一层皮,根本没有肉,更别说肥肉了。表叔虽然老实巴交,但他却娶了一个漂亮媳妇。表婶细高的个子,樱桃小口,弯眉杏眼,薄薄的嘴唇说起话来就勾魂摄魄。一天晚上,她敲响了食品站的门,里面传出站长的骂声:你家死人了,半夜三更的乱敲门……

  我家没死人,是我家的猪快死了。

  听说有猪快死了,站长兴奋起来。快死的猪,收上来会很便宜,反正独家生意,肉却不会少卖钱,还可以按正常价做账,这多出来的钱就可以给站里职工发福利……

  门开了,表婶进去了,站长问:哪村的,快把猪拉进来,晚了猪死了就不值钱了。

  表婶赶紧说:姐夫,哪里有死猪,我是路过这里,来看看姐夫您的。

  站长:姐夫?你从何处叫起?

  哎呀!姐夫,你不知道了,我是你孩子舅妈的妹妹的嫂子的妹子……

  站长也被表婶绕糊涂:姐夫就姐夫吧!

  从那以后,表叔家买的肉都是肥肉,而且有钱人都托表婶去买肉,当然是会给好处的。表婶也成了我们村的红人,就是大队书记都敬她三分。

  跟着父亲后面,又来了几个排队的。等轮到父亲递钱进窗口,里面喊:肉卖完了,下一个集日再来。那时候逢集不是天天逢的,而是见十才逢,下一个集日就要再等十天。父亲失落地收回钱准备离开。我在父亲肩头刚刚对着窗口,我看到窗口里面的挂肉架子上,几个肉钩上挂着几块又肥又大的肉,我流着口水大叫了起来:爸,里面有肉,好多肉……父亲赶紧把我放在地上,伸头往里面看。里面的人“啪”地一巴掌拍在父亲头上,然后关上窗口门。父亲恼羞成怒,轮起拳头,砸向窗口,“咣当”一声,窗口门被父亲拳头砸碎了……


  四

  刚刚放表婶进去的那扇门又打开了,站长拿着铁锨,身后跟着几个拿着铛刀棍和捅猪钢棍的员工。身材矮小的站长冲在最前面,抬头一看是我父亲,立马丢掉铁锨,几乎要下跪,颤栗着说:老首长,怎么是你!

  站长解放前是个杀猪匠,淮海战役的时候,他杀了一头猪,做成猪肉绘萝卜,送到父亲连队的战壕里慰劳战士们。淮海战役结束后,新政府正是用人之际,站长是进步分子,就被招募到区公所工作,再后来成立食品站,他顺理成章当了站长。其实站长比父亲还大几岁,“老首长”是他拍马屁的称呼。

  父亲:别喊我首长,我现在是三等社员。

  站长赶紧示意其他员工丢掉家伙,埋怨员工:你们没看见是老首长吗?

  父亲指着后面排队的人怒叱站长他们:如果今天砸窗口门的是他们,你们会怎么办?

  站长和员工一起谄笑:下次注意,下次不会了……

  我站在地上,心里想着的是吃肉,就哭闹着拉着父亲的衣襟:我要吃肉。

  站长跑回那扇门,很快提了一块肉出来,递到父亲面前。

  父亲指着窗口说:拿那里去卖。

  父亲和后面排队的人都买到了肉。父亲不但买到二斤肥肉,还顺便买了两块猪血。站长说猪尿包非卖品,送了我们一个。

  表婶不知道什么时候走了。


  五

  父亲驮着我顺着沿淝大道往回走。走出二里地,父亲尿急,就把我和他挎着的竹篮子一起放在路边,去庄稼地里撒尿去了。我摸摸竹篮里软绵绵的猪血,口水又流出来了。我揪下一点搁到嘴里,那种味道好吃得无法形容。于是又揪了一块吃,然后又揪一块……等父亲撒尿回来,两块猪血被我揪吃完了。

  傍晚,猪肉的香气从我们家飘向整个村庄。母亲去自留地里摘了一个毛冬瓜,做了一锅猪肉炖冬瓜。开饭时,我端着一碗肉香四溢的猪肉炖冬瓜,给站在我们家门口闻香的孩子们一个个闻,并用筷子蘸肉汤给他们舔,孩子们都说香,我昂首挺胸地一块一块吃着,孩子们都垂涎三尺。母亲出来,拍着我的头:你这孩子,急人家干嘛?然后母亲又告诉孩子们:都回家去等着,我马上给你们一家送一碗。孩子们一哄而散,回家等着母亲给他们送肉吃。

  父亲用猪尿包给我做了一个皮球,我跟孩子们把它当足球又当篮球,玩了好多年。


  六

  我十六岁那年,国家给老干部落实政策,要父亲回西安工作,父亲不愿意去。按国家政策,父亲不去西安可以就地安排一个子女接班,享受商品粮待遇,我就被选中了,而且安排到了乡(过去的公社)食品站……

  十年前的站长已经退休,新的站长安排我做学徒工,跟着一个师傅学杀猪。

  那是初春的一个清早。师傅赤裸上身,带着我到猪圈,把一头待宰的黑猪拉到宰猪房。然后师傅把拴猪绳交给我,要我拉牢,自己摸到猪的身边,猛然趴到猪背,沉下身体双手撩起猪的侧面两条腿,双腿用力跪住猪的脊背往下压,猪挣扎着被侧翻在地。师傅嘴里大喊,捆腿。另外一个员工赶紧拿出麻绳捆住猪的四肢。猪嗷嗷怪叫着做垂死挣扎。师傅拿出一根粗扁担,我们合力把猪抬到屠宰台。师傅叫我右手攥着猪尾巴,左手按住猪屁股紧紧地往下压。师傅左腿站立台边,右腿匐跪着猪的前夹骨,猪干嚎着动弹不了。师傅右手搂住猪脖子,左手拿刀对着猪的咽喉,“噗嗤”一声,刀子顺着咽喉刺进心脏,一秒时间,刀子一进一出竟然没有沾一滴血。刀子拔出,猪血像泉涌一样顺着刀口喷出,喷到事先准备好的接血盆里。等猪死透,师傅在猪的蹄子上割开一个小口子,用一根细铁棍插进去,各个方位捅一下,然后对着刀口使劲往里吹气,把猪全身都吹膨胀起来。烫猪毛的锅是跟宰猪台连在一起的。有人早已经把烫猪水烧好。师傅用手试探一下水温对我说:甩手水 刚好。大家又合力把死猪丢进锅里,师傅拽着猪的两个后腿摇晃着。晃了一分钟,师傅用手抓了一把猪毛,猪毛轻轻被拔掉。师傅拿起刨刀一阵忙活,黑猪变得又白又胖又光滑。拔完毛,接下来就是开肠破肚……

  从那以后,我学会了杀猪。

  第一次卖肉是半个月之后。那时已经允许私人杀猪了,所以必须要找个脑子灵活的人去卖肉,这样才能竞争过那些私人屠户。站长说我脑子灵泛,就选中了我。

  那时逢集也已经是隔一天一个集日了。政府鼓励个体经济,实行公平竞争。大家都把肉摆在市场里卖。食品站窗口已经没有人去了。

  食品站原来的摊位在市场中间,而且就一个摊位,站长说货卖大堆,每天杀的几头猪放在一起好看。私人卖肉的都在市场两头。赶集的人,走到私人摊位,经不住吆喝声的诱惑就就近买了,等到市场中间,已经没有几个买肉的人了。

  我建议,我们站里人多,占领市场两头和现在的摊位分开去卖。因为我们是公家生意,工商所也给我们开绿灯。这样做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站里的生意还是比私人红火。站长开始乐的合不拢嘴了,还奖励我20块钱。

  慢慢地,站长又愁眉苦脸起来。私人收购价比我们站里高,肉又比我们便宜,我们的生意慢慢冷淡下来。

  站长问我怎么办?我给站长建议,抄他们后路。私人收猪虽然价高,但都是欠账,我们站里贴出广告:好账不如癞现钱,装进口袋才保险。这样猪是收到了。卖肉怎么办?

  高收低卖,这里面肯定有猫腻。于是我建议由我们站里出钱买了几杆秤,放到我们摊位前面做校秤处,少一罚十。屠户们一个个被罚,我们的肉又好卖了。


  七

  突然有一天,表婶和退休老站长,合伙在我们摊位对面摆出一个肉摊来。表婶虽是半老徐娘,但是风韵犹存,她又特别会拉呱,拉的那些买肉的男人们都不舍得离开。

  站里有一个上海的没回城的女知青,她的男人也自己摆起一个肉摊子。

  肉摊越来越多,站长念叨着:完了完了……没过多久 站长申请调走了,调到一个乡当了副乡长。后来站长不断升迁,官至副县长。

  树倒猢狲散,站长走了,我们成了无头苍蝇,一个个都傻眼了。上海知青提出单干,于是,食品站分家了,各干各的。最可怜的是我,刚刚靠着老爹弄了一个商品粮户口,就这样一文不值了。

  同事们看我最小,也可怜我,把市场中间老摊位分给了我。我跟表婶子成了对面邻居。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猪骨头也有翻身的时候。这时的人们已经不喜欢吃肥肉了,排骨、猪蹄、蹄拐 、猪肚子,这些原来没有人愿意买的下水肉,成了抢手货,肥肉卖不掉了。表婶自有一套,她割肉时下刀宽收刀薄,这样挖的肉就肥肉多瘦肉少,为了让整块肉看起来瘦肉多,表婶把瘦肉削成薄薄一大片。顾客来买肉,表婶会因人而异,那些穿着不讲究的顾客,表婶会给他们多配点下赘肉和槽头肉。那些体面一点的顾客,就照顾一下,多给点瘦肉。反正,顾客都喜欢到表婶摊位买肉。表婶每天都能卖出好几头猪肉,而我,一头猪肉也卖不完。

  老站长可能是看在父亲面子上,也或许可怜原单位的职工,每天卖完自己家的猪肉,都会把我剩的猪肉拿去帮我卖。我还真的感激老站长。当然,表婶也会帮忙,毕竟我们是亲戚。

  这样干了几个月,我的生意实在做不下去了。老站长建议我专门接他们的猪下水做卤肉。这还真是好办法,各取所得,还不用竞争,我只负责把下水肉卤好,基本上是不愁卖的。


  八


  过了几年,老站长脑梗塞死了,表婶大哭一场…… 

  老站长儿子把摊位要了过去,不跟表婶合伙了。表婶就跟原来县城来贩肉的肉贩子,合伙在县城南大街菜市场买了一个摊位,把生意做到了城里。 

  表婶也没有忘了提携我,她动员我,要我买一辆农用车,专门在乡下收猪送给她杀。父亲也支持我,就把他存的一万六千块钱给我。我买了一辆农用车,收猪送到县城小庙山屠宰场,交给表婶屠宰。 

  城里卖不掉的猪油、下赘肉、槽头肉,就由我带回双桥集。猪油卖给乡下人炼油吃。下赘肉、槽头肉卖给包子铺老板娘,做包子馅。那些实在卖不掉的肉皮、猪油渣,就送给左邻右舍包包子。


  一天,我给包子铺送肉,隔壁饭店老板钟斌,也就是原来胖麻子厨师的儿子,看到我剩下很多肉皮,问我卖不卖,我就送他几斤。他把肉皮拔毛洗干净,刮掉附在上面的肥肉,加上各种佐料,卤制成五香卤肉皮。特别是夏天晚上,来两瓶冰啤酒,一盘伴上大蒜辣椒的五香卤肉皮,那种感觉,清凉,香辣,入口筋道,不肥不腻。他们还打出广告:肉皮含胶原蛋白,吃了可以美容养颜,延缓衰老。这道菜被他们做成了双桥名吃,还有人调侃,给这道菜起来一个响亮的名字:钟斌肉屁。以后,我自己的猪肉皮被他们全部收购,还要我在城里替他们收购猪肉皮。 

  在小庙山屠宰场,有姓张的兄弟几个,经常卖猪油给我。有一天,他们当中的张四找到我,问:你送猪给你表婶,又贩猪油回乡下,能赚多少钱?

  我回:两天一趟,差不多一、两百。 

  想不想赚得更多? 

  这世界上,有几个不愿意多赚钱的,我不是圣人,我当然想。 

  张四告诉我一个赚钱的秘方:收病死猪和米粉猪,比你正常收猪赚的多的多。。 

  那些年,乡下杀猪都是在自己家杀的,碰到米粉猪不敢到市场上卖,只能偷偷处理,一头猪两三百块钱买来,只能几十块钱卖给我们这些贩子。还有,当年没有非洲猪瘟之说,很多猪莫名其妙就死了。农村人是不会吃死猪肉的,所以也就十块二十块钱卖给我们。我们收上来之后,把腐烂肉和米粉肉送到码头街,交给那些小加工厂,他们加工之后卖给县城里的包子铺或饺子馆。那些成色好的,刚刚死的病猪就交给张四,张四打理一下,以低于市场价送给各大饭店。那些看着都恶心的肉,都被县城里的体面人吃了。我们却大赚一笔。一直以来,我到县城吃饭,从来不会点肉食。我一边替表婶收猪,一边做病死猪生意,我发了一笔小财。


  那年秋天,父亲旧伤发炎,我顺路父亲到县城检查病情。父亲看到我车里有死猪,问我怎么回事。我沾沾自喜把这个发财经说给父亲听。父亲气得当场大骂我:我们祖祖辈辈行善积德,从未害人,没想到你却干这缺德事。 

  倔强的父亲,逼着我把农用车卖掉。他说:现在收手,报应会小,不会殃及子孙;如果再不收手,害人、害己、害儿孙。卖掉农用车,父亲给了我七十块钱,手指南方:出去打工,随便找个苦力活干都行,不要再做缺德事了,以后多行善事,把做的恶弥补过来!


  九

  我没有埋怨父亲,拿着父亲的七十块钱,离开了家乡。

  自从离开家乡,我和猪肉也没有什么瓜葛了。偶尔吃一回猪肉,也吃不出当年的香味了。


  真的是世事无常,猪肉现在又成了稀缺货,一度卖到三十多元一斤。

  昨晚,我梦见老家村庄里又飘浮着肉的香味。父亲买回来的猪肉,真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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