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就是那拉车的牛 
屈指算来，父亲去世已经有38个年头了。虽然孩子一般都与母亲更亲近，但是由于自己也做了快43年的父亲了，也深深体会和理解做父亲的角色，因此，现在感觉到我父亲也是很优秀的。
父亲的祖籍在河北省青龙县，那是一个有山不长树有地不打粮的贫穷的地方。父亲看祖父难以养活六七个孩子，在他十几岁的时候，听说东北还好混一些，就只身跑关东。一路走来，一路乞讨。有时看哪相当就干上一二年。就这样，在他26岁的时候，在黑龙江省延寿县安山乡兴山村落了脚。他后来说，农民就是喜欢土地，一看到这里的土地黑油油的，踩一脚暄腾腾的，就舍不得挪地方了。
父亲在山脚下用木头和泥巴搭了个小马架子，在附近的山野里开了几块镐头地，春天耕种，秋天收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他三十几岁的时候，黄木营屯有一个叫张占的，家过的还算富裕，在屯中也算挺有能力和影响的，看到父亲是一个忠厚的能干的庄稼人，就把自己的大女儿嫁给了他，招他为养老女婿，父亲就这样来到了外祖父家，就算成了家。那时母亲才17岁，比我父亲小十多岁。后来父母有了第一个孩子——我的姐姐，就从外祖父家搬出来，自立门户。先是在卧龙屯，后来小日本并屯时，落户在年贵屯。这一住就是几十年，到他81岁去世时，一直没有离开过这块他奋斗过并且养育他的土地。
父亲没念过书，一辈子和土地打交道，所以中国农民所具有的性格特点几乎他都有。
父亲勤劳，这是最突出的。解放前，硬是用自己的双手开荒刨镐头地，没有牲口犁杖，这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和力气。顶着星星出工，戴着月亮收工，有时鸡还没叫，就趁着月亮地捆收大豆，往回挑玉米。每年下来，不但可以自给自足，有时还可以周济更困难的村民。实行合作化、人民公社之后，即使是大锅饭，他仍是像干自己家的活计一样，毫不偷工减料。后来年纪稍微大一些了，生产队让他为集体放牛，一干就是八九年，一直到他不能从事集体劳动为止。由于父亲放牛勤快精心，肯于吃苦，把生产队的几十头牛放养得膘肥体壮，而且数量逐年增多，受到人们的好评和各级领导的表彰奖励。光我记得的就有好几次。生产队奖励过他一头小牛犊，大队奖励过他一双上等牛皮靰鞡（一种冬天穿的鞋），公社奖励过他50元钱。给我印象最深的那是1960年，他被评为县级劳模，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大会，他自然激动无比，兴奋极了。他开完会回来，我也高兴极了，是因为他从会议上带回了几百张的会议材料，材料后面可以用来画画。实行农村联产承包制之后，父亲就已经七十多岁了，失去了生产劳动的能力了。但是在家里仍然不辍劳作，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清晨，在我们还在梦中的时候，他就已经早早地起床，做这做那了。可以说父亲的一生是勤劳的一生。
父亲正直，正直得发迂，一点也不会拐弯。记得那是上个世纪60年代，我可能是10岁吧，在生产队部玩。有一个外地来买牛的，生产队长和几个社员和那个买牛的讨价还价，这中间作为卖方免不了要隐瞒牛的实情，以卖得好价钱。这时，生产队长小声告诉身旁的人说：“看着点，可不能让老李头过来呀，他要是一来，实话一说，我们可就亏了。”是呀，父亲不会撒谎，不会说假话，是人人皆知的了。
父亲关心孩子虽然没有做母亲的那样细腻周到，但是那种爱子之情也是很强烈的，我从父亲那里已经亲身体会到。我在家是他的老儿子了，由于从小得了大骨节病，体弱多病，父亲对我格外关爱，出体力的活都是我的两个哥哥，从来舍不得让我去做。当我患了感冒，躺在床上，父亲劳动回来，还没喘口气，就来到我的头上，用他那满是老茧而满带温暖的大手抚摩我的额头，看看我还发烧不了，并微笑着问我好些了吗，虽然就是这看似简单的一摸一笑一问，我却看出了父亲的舐犊之情。
给我印象最深，叫我难以忘怀的是我上初中时的一件事。1965年，我小学毕业，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全日制的六团中学。那时在校吃伙食，需要自己带米，换了饭票，然后再买饭吃。别的学生都是自己从家里背来，而我呢，身体不好，光是空手走路，二十多里地，就够我受的，别说背东西了。那时的农民家庭根本没有什么车马之类的东西，怎么办？我说我也背点吧，哪怕一次十斤二十斤的，够一个星期吃的。还是父亲疼爱我，一口应承，决定用他的肩膀给我担米。从年贵屯到六团乡，没有公路，全是坎坎坷坷的崎岖小路，还要跨过蚂延河，肩上担着一百多斤的米，那是多么艰难呀！现在当我向学生教学《背影》一文时，就不由自主地想像着我的父亲担担为我送米的蹒跚身影。到了学校，我望着父亲满是汗水的面庞时，心中一酸，不禁潸然泪下。中午饭时，为了让父亲吃饱，也许是为了报答他，我为他买了八两玉米馇子饭，又破格买了一个炖大豆腐菜（为了省钱，我平时一般不买菜，只花一分钱买一碗空汤）。后来父亲还经常提过，那顿饭正和他意，吃的很饱，很香。我想，那还是父亲太累了，太饿了。就这样，父亲送了几次。后来，来了文化大革命，中学的学制都一样，没什么全日制和农中的区别，我就由六团转回安山读书了，不用吃食堂了，也就不再用父亲担米了。
还有一件事，那是1975年吧，我已经参加工作了。已经年逾古稀的父亲看我上班每天要走八九里的山路，连一双靴子都舍不得买，就不顾年老体衰，去深山里挖药材换钱。要知道那是怎样的辛苦呀。每天要串山越岭十几里，带着两个玉米面干粮和一瓶水，中午在山里坐在树墩上，咬一口干粮就着一口水，不饱不饿，就又接着去刨药材。有一回，父亲由于阴天下雨，眼神不好，迷了路，我在夜幕里，冒着雨去寻找父亲。最后，到了晚上9点钟，父亲才摸到了家。这事，到现在提起来，我们还有些后怕呢。
子女的健康成长离不开父母的无微不至的生活上的关心，也离不开父母的良好的言传身教。我的成长和今天的某些成功就说明了这一点。父亲虽然是一个大字不识的老农民，但是他对我的教育却是很多很多，而且又是极其深远。也许我是搞教育的，我经常想，目不识丁的人怎么也可以发挥如此大的教育作用呢？
当我们或者邻居的孩子对父母的言行稍有不恭和怠慢时，他就说：“父母的恩情谁也报不了呀！”接着就给我们讲他的事：父亲十几岁跑关东，自力更生，到他成家立业的三十几岁时，才有能力有机会回到老家去看双亲，到了家才知道祖父已经去世了，只有母亲和两个叔叔一个姑姑度日。吃完晚饭母子俩坐在炕上聊天时，祖母头枕在父亲的大腿上，父亲一边用手梳拢着祖母的苍白的发丝，一边不无感叹地说：“娘呀，你的头发差不多全白了，做儿不孝呀，二十多年来没有在身边伺候您，就看我以后报答您了！”祖母也颤抖地说：“儿呀，二十年来我做娘的不也没养育着你呀，我还感到对不住你呢！”父亲虽然不会说“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文言，却用他亲身经历来教育我们要及时孝敬父母，不能留下更多的遗憾。
当我们兄弟之间发生摩擦拌嘴时，我曾经随意地说“不用你管”。这时父亲不软不硬的说：“话可不能那么说，兄弟如手足，谁用不着谁？谁管不着谁？”真的，现在父母不在了，我们兄弟之间互相帮助，谁的事都是自己的事，谁都管。现在想来父亲的话还真有点哲理呢。
当我们年幼无知，在言谈中对年老人不尊重时，父亲吟出两句“少小不笑白头翁，花开花落几时红”。虽然父亲不是诗人，但那节奏还挺有韵味的呢；虽然我们当时不甚理解，但深知耻笑和不尊重老人是不对的。
这样的教育，不胜枚举。现在，我做父亲也有29年了，从事教育工作也有36年了，比起父亲的教育深感汗颜，堂堂的中学教师竟不如一个文盲的农民，惭愧呀。
父亲容易满足，从来没有过高的要求和奢望。他对新中国建立，新社会的到来，是非常满意的，因为在他潜意识里最少有两点：一是老百姓能够安居乐业了，不再受兵匪豪绅恶霸欺负了；二是平民也有受教育的权利了，结束了没有文化的苦楚了。因而一心辛勤劳动，经营着不够富裕的小日子；一心供养五个子女上学读书。新中国成立不久乡里有了学校，父亲就把姐姐送到学校，一供就是六年，直到高小毕业。在那个年代，很少有农民供“丫头片子”读书的。我和二哥分别是老初三和老初一，有人对父亲说，现在学校里也不正经念书了，让你的两个小子回家多挣几个工分，对家里也是个添补，何必在那里耽误着身子呢。父亲执意地说：“怎么也得弄个毕业证呀，最后总得有个说法呀。”
说到满足，父亲还有小故事呢。
当人们提到吃好喝好的时候，父亲总是说，他在年轻时，起早上县城给人卖炭，卖完炭，到小吃部里要几张大煎饼，一碗炖豆腐汤，吃得饱饱的，一抹嘴巴，打着饱嗝，赶着车，惬意地往回赶路，从来不想什么吃香喝辣的。
上个世纪50年代初，农民落户城市还是很容易的。我家的一个亲属在哈尔滨已经联系好，让我家进大市里，我姐姐已经先头去了。可是，父亲执意拒绝，他说：“世上百行，庄稼为王。在农村种地是我的老本行了，桂琴（我姐姐的名字）去就行了。”后来城乡差距比较明显了，母亲和我们时常还埋怨父亲呢。
父亲七十多岁时患了前列腺增生，在当时县乡级医院还比较落后，排不出尿，把父亲憋得直撞墙。后来还是由大哥把他送到哈尔滨，由姐姐联系医院，做了手术，大哥还给输了血。父亲很快恢复了健康。于是，他逢人就说：“我得了儿女的济了，要不，早没命了。”其实，父亲说重了，做儿女的只是做了他们应该做的。
这就是我的父亲，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父亲。他一生就是这样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朴实正直，默默无闻，“需要人们的甚少，给予人们的甚多”。此时，我想起了崔京浩同志所唱的《父亲》那首歌：父亲就是那拉车的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