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家庄市区域15000多平方公里的广袤原野,曾经是中国古代史上城垣最密集的地区之一,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城市变迁频繁,中心城市一脉相承、源远流长的地区,具有十分深厚的古代城市的历史文化底蕴。据考证,在商代以来的3500多年的历史上,见诸史籍记载的作过县或县以上政区治所的历代城垣至少有60余处。

         城市的萌芽和兴起

       石家庄的城市萌芽于商代,兴起于春秋战国时期。

       石家庄市地处太行山东麓及滹沱河冲击扇地区,自然条件优越,早在石器时代,就有了较为先进的生产力水平。在这样先进的生产力条件下,为城市的出现提供了必然的条件。

       考古证明,至晚在公元前1500多年,这里已经出现了城市萌芽。在藁城台西商代遗址中,考古工作者挖掘发现不同时期的房屋14座,水井两眼,墓葬112座,出土较完整的器物3000多件,其中不仅发现了规模可观的大型住宅,而且已经确认有一至两处大型礼仪建筑和祭祀建筑。根据一系列出土文物和建筑规模分析,考古工作者认为:藁城台西商代遗址,决不是一般的村落遗址,不是一般的居民点,很可能是商代王畿内一处奴隶主贵族的城垣遗址。

       西周时期,石家庄区域正处在中原王朝与北方少数民族部落联盟对峙的边缘,军事防卫催生了更多的城邑产生,并存着分属于两种民族、两个不同部落政权控制的若干城邑。南部是以国軧都城为中心的西周王朝的势力范围,而北部是北方少数民族鲜虞等部落政权控制的若干城邑。在频繁的战争中,城邑成为诸侯纷争的焦点。

       西周时期石家庄一带,是西周王朝的北部边陲,为了稳定对北方的统治,周王朝在这一带分封了一个诸侯国—— 軧国,据考古发现证明,軧国的都城就在今元氏县西张村附近。20世纪70年代,在此发现了軧国贵族墓葬,出土了珍贵的铭文青铜器。

       与此同时,北方少数民族的鲜虞、肥子等部落开始从太行山西麓东迁,在正定、晋州、藁城一带定居,形成一定规模的城邑。鲜虞约在西周中后期就以新市(今正定新城铺)为中心,形成了与肥(今藁城西部)、鼓(今晋州西部)相互呼应的城邦联盟,与南面相邻的軧国(今元氏泜水流域)相对峙,而且经常相互征战。

       到战国时期,号称“千乘之国”的中山国,从春秋后期迁徒到太行山东麓和河北平原开始,就以石家庄、保定西南部为中心,在诸侯争战的夹缝中生存,先后建成了灵寿(今平山三汲)、石邑(今鹿泉市南故邑村北)、东垣(今石家庄市区东古城一带)、房子(今高邑县故城村)、棘蒲(今赵县南)等重要城邑。赵国灭中山后,在中山故地的城邑有石邑(今鹿泉南故邑)、宋子、北九门(今藁城九门村)、南行唐、五陉(或作苦陉,今无极县东北)、新市(今正定新城铺)、鹿邑(今辛集旧城)、封氏(一作封斯,在今赵县封斯村),以及赤丽(在今石家庄市东南)、宜安(今藁城宜安村)、番吾(今平山县黄壁庄水库中)等20余座城邑。 

         古代城市的发展

       石家庄区域城市的发展时期,是在秦汉时期。这一时期,是中国城市全面走向政治化的重要时期。由于封建大一统国家的建立,行政体制逐步完善,行政区划的全面设立,使得几乎所有城市都与国家行政体制紧密联系起来。这一时期,是石家庄滹沱河流域城市迅速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尤其是两汉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国家政区体制的不断完善,使这一地区城垣密布,郡国林立。

       公元前222年,秦国灭掉赵国之后,开始在赵国故地推行郡县制,在北岳恒山以南的地区设恒山郡,治所在东垣。除了作为恒山郡城的东垣城之外,见诸史籍的恒山郡所辖县城大约有十余座,其中九门(今藁城九门村)、石邑(今鹿泉市南故邑村北)、南行唐(今行唐)、井陉(今石家庄市井陉矿区天户村)、灵寿(今灵寿县故城村)、苦陉(今无极县)、下曲阳(今晋州西故城村)、宋子(今赵县宋城,一说属于巨鹿郡)等分布在今石家庄市境内。

       西汉时,一方面沿用秦代郡县制,另一方面设立侯国,郡国并立。到汉高帝时,石家庄地区大部分县域属于恒山郡,郡城元氏(今元氏县故城村),管辖25城。其他的城,则分属中山郡、巨鹿郡,有北部的新市(今正定新城铺)、毋极(今无极县城西南新城村)及东部的深泽等县属于中山郡;而东南部的下曲阳(今晋州镇西)、敬武(今赵县东)、临平(今晋州镇东南)、鄡县(今辛集市东北)等县属于巨鹿郡。

       到西汉后期,城邑变化不大,原属恒山郡的25城,除苦陉、宜安、高县、贳县、上曲阳不再存在外,其余都在,或继续隶属于恒山郡,或隶属于真定国,有真定城、绵蔓县城(今鹿泉北故城村)、肥累县城(今藁城西北故城)、藁城县城(今藁城丘头)。同时还有隶属于中山国的新市县城(今正定新城铺)、毋极县城(今无极新城村)、深泽县城(今深泽);隶属于巨鹿郡的宋子县城、贳县县城(今辛集大车城)、鄡县城(今辛集东北)。

       东汉基本沿袭了西汉的郡国建置,城垣数量略有变化。设常山国,都城元氏,领13座城垣(一度属中山国),计有:元氏城、鄗邑城(今柏乡县城北固城店)、都乡侯国(今平山县城西)、房子县城、平棘县城、南行唐县城、栾城、九门县城(今藁城九门)、灵寿县城、蒲吾县城、井陉县城、真定县城;属巨鹿郡的有:下曲阳县城、鄡县县城(今辛集东北);属中山国的有毋极县城、新乐县城。

       由此,奠定了石家庄区域内的城市基本格局,以后历朝历代,城市或增或减,其中有17座古城作为州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一直延续到现代,而且有15座城市至今仍是县(市)政府驻地。其中具有千年以上历史的城垣有14座。

       滹沱河流域中心城市的历史演变

       铸造地域文化辉煌的是中心城市。滹沱河流域石家庄区域内的中心城市产生历史早,中心城治随着地域政治格局的变化而几经变迁,但都是环滹沱河南北而变迁。

       滹沱河流域的区位优势,为中心城治的产生提供了客观条件,必然产生这一区域的中心城市。这不仅表现为滹沱河流域是较早的人类聚集区,为城市的产生提供了前提条件,而且,更重要的因素是,这一区域的区位优势,西倚巍巍太行,雄踞华北平原,滹沱河既是天然屏障,更是重要的交通运输通道,水陆交通便利,成为重要的战略要地,成为兵家必争之地。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这里就是重要的战场,各路诸侯都千方百计要占领这块战略要地,中心城市便应运而生。
       从对石家庄城市发展史的历史考察,可以明显看到,石家庄的城市起源和发展,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

       石家庄区域最早的中心城市,出现在春秋时期。公元前513年前后,晋国在太行山东麓、洨河之畔,建造了重要城垣—石邑(今鹿泉市南故邑村北),是晋国控制太行山东麓的一座重要城垣,它在与北面鲜虞等少数民族的对峙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到战国时期,城市功能有了进一步发展,除了保护统治者和人民,另一个功能就是在相对安全的城市街区发展市场,促进物资交流。石家庄市所处的太行山东麓及滹沱河冲击扇地区,由于自然条件优越,成为当时北方地区城垣最密集的地区之一。在这一区域内,始终有一至两个中心城市发挥着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作用。其中,位于今平山县三汲镇的战国中山国都城—灵寿城,是中山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这一地区最显赫的中心城市,也是与赵都邯郸、燕国下都齐名的河北先秦三大古都之一,在先秦历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到西汉时,恒山郡的治所从东垣迁到元氏,管辖周围18个县。汉文帝刘恒即位后,为了避讳“恒”字,改北岳恒山名常山,恒山郡改为常山郡。

       三国时期,曹魏在这一地区南部的房子城(今高邑县西南)分封了一个新的诸侯国—赵国,管辖平棘(今赵县固城)、高邑(今柏乡县固城店)、元氏等6县。这种政治、经济中心的布局一直保持到东晋时期。

       北魏政权控制这一地区后,先后培植了另外两个区域性的政治中心城市,一个是赵郡的治所平棘城(今赵县城)。北魏政权对这一地区南部、东部的郡县进行调整合并。把宋子县(今赵县宋城村)并入平棘县,将赵郡的治所从原来的房子迁移到平棘城,管辖平棘、房子、高邑、元氏、栾城等6县。这是赵郡城成为这一地区东南部各县政治中心的开始。

       另一个就是巨鹿郡的治所曲阳城(今晋州西)。巨鹿郡,是河北中部最古老的郡置,早在战国时期赵国就有这一级政区,秦汉时期,一直沿用。其治所原来在巨鹿故城(今鸡泽县东北),西汉时期迁到现在的平乡县西南,东汉时迁到瘿桃(今宁晋县南),北魏时期迁移到曲阳城(今晋州西)。北齐时期,巨鹿郡的治所迁到了藁城(今藁城丘头),北周时期又迁回到曲阳。 

          一脉相承的中心城市

       历史上,虽然石家庄区域中心城市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多有变化,但是,这些城市,都是这一区域内局部地域的中心城市,且时间短暂,没有形成全局的影响力,很难说是石家庄的中心城市。而石家庄区域具备的客观条件,必然形成这一区域稳固的、对整个区域发挥领导作用的中心城市。考察这一全区域中心城市发展过程,呈现了两种形态——古代中心城市形态、现代化中心城市形态,经历了三个阶段——东垣(真定)阶段、真定-正定阶段、石家庄阶段。    

        (一)东垣:石家庄中心城市源头

       石家庄古代中心城市形态的第一阶段,是东垣(真定)阶段,是石家庄中心城市的源头。

        

       1、雄踞滹沱河畔的战略要邑
       东垣作为城邑,其起源,要追溯到战国时期,是中山国建造的城垣,其产生和存在的年代,大约在公元前381年中山桓公复国以后,屈指算来,已有近2500年的历史。东垣城雄踞滹沱河南,扼守太行出口,衔燕赵、控中原,成为中山的战略要邑,在和赵国的南部边境争斗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从那时起,至隋代真定县北迁安乐垒止,东垣城整整延续了约千年。为后来秦在此置县、设郡奠定了基础。

       2、郡、国治所

       秦汉时期,东垣作为滹沱河流域中心城市,是由两种形式表现出来的,一是作为一级区域政区——郡的治所,即恒山(常山)郡城,二是作为诸侯分封地——诸侯国的国都。

       恒山郡治所

       公元前305年,赵国攻克东垣,公元前299年攻克中山国都城灵寿,中山国灭亡。公元前228年,秦灭赵国,在赵地推广郡县制,设立恒山郡,其疆域包括:北岳恒山(今阜平县东北的神仙山)以南,鄗邑(今柏乡县固城店) 以北,上艾县(今山西平定县北) 以东,钜鹿郡以西,辖域相当于今石家庄市及保定西部,北抵恒山(今阜平县神仙山),方圆500里,领有十余县.东垣为恒山郡的治所。由此拉开了东垣作为滹沱河流域中心城市的序幕。  

       东垣作为恒山郡郡治,时间短暂。公元前206年,秦王朝灭亡,项羽大封诸侯,封张耳为恒山王,东垣是都城,诸侯国恒山取代了恒山郡。西汉初,公元前204年刘邦恢复设立恒山郡,将郡治设到元氏故城,东垣降为县治。

       公元前197 年八月,刘邦在东垣平叛,下令将东垣更名“真定”。

       常山郡治所

       公元前179年,汉文帝刘恒即位,为避汉文帝名讳,改恒山郡为常山郡。三国曹魏时,常山郡治从元氏迁到了真定(东垣),东垣又回到了中心城市的地位。两晋时,城垣扩张,城垣规模达到鼎盛时期,成为方圆数百里内的名城。直到公元398年,北魏道武帝拓跋珪把常山郡治从滹沱河南的真定(东垣),移到了滹沱河北的安乐垒(今正定)。北齐又一度迁回真定(东垣),隋开皇三年(593年),废常山郡。真定(东垣)作为郡治,先后长达约370年。

       恒山王都
  东垣曾两次做过诸侯国国都。首次是在汉高帝元年(前206年),项羽大封诸侯王,把赵地劈出一块,封张耳为恒山王,东垣成为恒山王都。不久,张耳曾经的好友陈余忌恨张耳为王,齐王田荣反叛项羽,陈余便向田荣借兵,再加上自己封地三县的兵力,向张耳发动进攻。张耳没提防昔日盟友会向他下杀手,吃了败仗,丢弃了自己的封国,投奔了刘邦。东垣第一次作为诸侯王都城,就这样只存在了大约短短的一年多时间。
  真定国都

       西汉时,汉武帝下诏封常山王刘舜的儿子刘平为真定王,析常山的真定(治东垣)、绵蔓(今鹿泉市北故城)、藁城、肥垒(今藁城市城子村)四县立真定国,都城真定城(东垣)。

       从汉武帝元鼎四年(前113年)置真定国,到东汉光武帝刘秀建武十三年(公元37年),因真定王刘扬与绵曼山区的叛军预谋谋反,被刘秀派遣大将耿纯诛杀,真定国废国,前后共计140年。之后,在三国曹魏时,又有短暂的封国时期,到西晋再次废国,时间只有11年。

       历史的车轮转到东晋末、北魏初。公元398年,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将常山郡治所从真定(东垣)迁到到滹沱河北的一座军事堡垒安乐垒(今正定)。虽然北齐又一度迁回真定,但很快又迁往滹沱河北的安乐垒。到隋代,真定县治也迁于安乐垒,安乐垒变为真定城,开始了石家庄区域中心城市的历史新纪元,迈入了石家庄古代中心城市发展的第二个阶段—— 真定(正定) 阶段。

       自从秦汉时期,东垣成为滹沱河流域的中心城市,也使以东垣(真定) 为中心的这一区域成为战略要地,成为政治家、军事家开基创业的风水宝地。

       作为战略要邑,曾经的历史时光,在这里演绎过一幕幕金戈铁马战滹沱的雄壮活剧,在古老的滹沱河两岸踏上了风雨剥蚀不掉的印迹。尤其是因了东垣的战略地位而结下的帝王缘,中国封建社会早期的几位开国帝王,在这里演绎了开基创业的历史活剧。风云际会中,经历了多少改变区域历史格局和影响华夏历史进程的事变,留下了一座城市的历史传奇。在这里,在赵国和中山国博弈争霸的长期征战中,赵武灵王攻取东垣,在东垣夜梦神女,建神女楼,令群臣赋诗填词以记之,留下千古传奇,也留下了千古悬疑;在这里,汉高祖刘邦亲征平叛,攻城月余,结束叛乱,成就了一番武功文治大业,将有历史记载的东垣走出的第一个政治人物赵佗推上了中国历史大舞台,钦命将东垣更名为真定,改写了东垣的历史,也留下令人唏嘘扼腕的孽缘;在这里,刘秀“走国”,通过和真定王刘扬政治联姻,奠定东汉基业,也书写了一个真定(东垣)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东垣古城考古探勘现场_副本.jpg女子的悲喜人生;在这里,北魏道武帝拓跋珪与后燕军生死搏战,据真定(东垣),定中原,统一北方。

       作为一方热土,这里既是枭雄豪杰开基创业的历史舞台,又是孕育英雄健儿的摇篮。这里是东垣传奇二赵—— 秦汉时的南越王赵佗、三国时的名将赵云的故里,他们的文治武功、胸襟情怀、人格魅力,成为这座古城的文化符号,永久地镌刻在这块热土上,活跃在历史的舞台上。

       3、东垣城今安在?       

       作为石家庄中心城市源头,东垣今安在?奔腾不息的滹沱河水带走了千年时光,也把东垣(真定)古城的雄姿带进了历史尘封中。   

       东垣(真定) 故城遗址位于现今石家庄市区滹沱河河南岸的东古城、南高营一带,北隔石太高速公路与滹沱河相望。对东垣(真定) 故城遗址,上世纪50 年代、80 年代分别做过调查,2004 年以来,文物部门进行了局部考古钻探,初步查明,故城平面为不规则长方形,北城墙因地势原因两度转弯,城址东西长约2 公里,南北宽约1.5 公里,面积约3 平方公里。城墙基宽约20 米。

       2011年12月、2012年2月至4月,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又先后两次对东垣(真定) 故城遗址部分地域进行了勘探调查,发现城垣、护城壕、窑址、水井等遗迹222 处,确定遗迹时代与东垣故城为同时期。   省市文物部门对故城遗址进行了历史文化遗存定量评价及评分,列为一级历史文化遗存,河北省正式宣布东垣(真定)故城遗址为省文物保护单位,现已晋级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千年兴废,历史定格:东垣(真定)是石家庄中心城市的源头,是石家庄城市文化的发祥地,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二)真定(正定):郡国府路治所 雄踞河朔的重镇      

  滹沱河养育了一方文明。石家庄域内的滹沱河北岸,和南岸一样,地理位置重要,曾是水陆交通枢纽,物产丰富,经济发达。早在约六七千年前的石器时代,这一带就是密集的人类聚集区。因其地处要冲,不仅控制着辽阔的地域,而且也是控制燕晋咽喉的交通要道,是沟通南北的交通中枢,具有十分重要的战路地位,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自常山郡城由滹沱河南的东垣搬到河北,安乐磊承继东垣(真定)成为真定(正定)城,伴随着东流的滹沱河水,在历史长河中,崛起、壮大,走过了近2000年的历程,由一座军事堡垒,成为雄踞河朔的重镇,发展演变为一座从古代延续到当代的历史名城,一直作为郡州治所、府路首城,延续到20世纪初。
   1、军事堡垒安乐垒

       公元398年,北魏道武帝拓拔珪兴致勃勃登上常山郡城真定(东垣)城,向滹沱河北瞭望,隔河而距的城堡安乐垒引起他的极大兴趣。据《元和郡县图志》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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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河北道恒州》记载:拓跋珪“北望安乐垒,嘉其美名,随移郡理之。”

此时的安乐垒并非是城垣,而是一座军事堡垒。
  安乐垒是战争的产物。东晋十六国时期,各少数民族政权在河北一带反复征战,滹沱河沿岸的战略地位就格外突出出来,成为各政权争夺的重要地区。公元352年前后,在前燕政权和冉魏政权的征战攻伐中,前燕大将慕容恪在滹沱河北岸,与常山郡城真定(东垣)遥遥相对,建造了军事坞堡安乐垒。在连绵不息的战争中,这座堡垒的地位日益加强,不断得到扩建,成为与常山郡城真定隔河相对的新的重镇。

     2、郡州治所
    公元398年,常山郡治由滹沱河南真定城,迁到北岸安乐垒,军事堡垒升格为郡城,成为新的真定城,开始了中心城市的新纪元。

真定(正定)相继为常山、恒山郡治,恒州、镇州州治。
  从公元398年常山郡治迁至安乐垒,经过北魏、东魏、西魏,北齐时,常山郡治又迁回到滹沱河南的真定(东垣),在安乐垒设常山县,归常山郡管辖。公元578年,北周将定州和常山郡各一部分分出设立恒州,治所在安乐垒,领常山郡和蒲吾郡,安乐垒成为恒州和常山县两级政区治所。真定(东垣)为常山郡和真定县治所,不久,撤销常山县并入真定县。隋开皇三年(583年),废常山郡、赵郡,直接由州辖县,真定(东垣)城由郡城降为县城,随着行政区划的调整,不久,真定县治也北移安乐垒,安乐垒从名到实,全盘承继了真定,成为这一区域唯一的中心城市。 隋为恒山郡治所,唐武德年间为恒州治所,唐开元十四年(726年)于真定置恒阳军都督府。随着朝代更迭,真定(正定)城相继成为真定路、成德军大都督府、北都首廓,真定府(正定府)首府,保定(直隶)巡抚首府,其地位不断增强,成为河北中南部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中心。 

       雍正元年(1723年),因为避讳世宗皇帝胤禛名讳,改真定为正定,真定府和真定县从此改称正定府、正定县。

       民国二年(1913年),直隶省除顺天府外,其他府州皆废,由省辖县,正定府的历史终结,正定城成为正定县治。
       从公元398年起,到民国初,先后1500多年间,正定一直是这一地区最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3、辽朝中京
  真定一度做过辽朝的陪都,更名中京,并且有一位辽帝在此登基即位。
  契丹会同十年(947年)二月初一,契丹帝耶律德光改国号为辽,升镇州(恒州)为中京。
  辽兵大肆劫掠,引起各地人民纷纷起兵反抗,辽太宗耶律德光率部属由开封北返,在栾城乏马驿(今栾城乏马)病死,当地民众欣喜万分,遂将此地称为“杀胡林”,意即胡人被杀的林子。
  辽太宗在北归途中病故,从征的辽军将领一致拥立也在从征军中的永康王耶律阮,在中京真定耶律阮正式即位,是为辽世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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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现代中心城市形态——石家庄市兴起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历史翻转着沉重的世纪之页,伴随着中华民族艰难的现代化发展步履,石家庄城市发展历史告别古代阶段,进入现代化中心城市兴起发展的新的历史阶段。在古代中心城市正定逐渐衰落之时,现代中心城市——石门-石家庄市在滹沱河畔、古老的东垣——真定故城附近崛起,区域的中心城治在北移滹沱河北1500多年后,再一次回归滹沱河南,成为现代化的中心城市,开创了滹沱河流域区域中心城市新的历史进程。

       现代化中心城市在滹沱河南崛起,看似是一次偶然的因素引起,实际上,这一变迁,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1、区位优势奠定的基础条件

       到了近代,在中心城市的出现和发展中,战争因素逐渐退居次要位置,政治因素让位于经济因素,现代化工业、商业和服务业催生出现代化城市。在这个过程中,地理位置(主要的是交通条件)、物产资源,仍然是重要的客观因素。

       石家庄所处的滹沱河区域,处于太行山山区和华北平原交界处,连接平原和山区,古代是沟通山区和平原的枢纽,处在南北通衢大道,居于东西咽喉要冲,其北控、南连、西扼、东延的“地利”优势,为其成为这一地区政治、经济中心城市提供了前提条件。这是血与火洗礼了数千年的土地;这是处于扼燕晋咽喉、居南北通衢要冲的交通要道;这是从春秋战国时期就开始的兵家必争的军事重镇;这是物产丰富、轻纺工业发达的战略要地。正是这样的条件,催生了滹沱河流域的古代中心城市。依托如此“地利”形成的中心地位,其地位是比较稳固的,虽因一时的变动,可能失却政治中心地位,但其沟通南北、连接东西的作用却不会失去,亦或暂时衰落,但最终仍有复兴的机会。 

       2、现代化城市石家庄兴起的客观因素

       区位优势是区域中心城市形成的重要因素,滹沱河流域古代中心城市东垣——真定、真定(正定)的形成是如此,到了近现代,区位优势仍然是促成现代化城市的重要的客观因素。正是这些非人力可以改变的优势和城市化的基础因素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发酵——现代交通铺路、现代工商业奠基、现代政治催化,这些综合因素作用的结果,最终促成了现代化中心城市在古代中心城市的基础上兴起和发展。1925年,开始设立石门市,1948年1月1日改称石家庄市。

       第一个因素:现代交通为先导

       石家庄现代化城市发展,是在20世纪初,以现代交通为先导,随之现代工业、商业服务业兴起为基础拉开历史进程的。

       石家庄所处的连接南北、沟通东西的地理位置,为现代化交通的兴起提供了条件。正因为如此,1902年,京汉铁路在正定设二等车站,为满足滹沱河南货运、客运的需要,在离正定不足十公里的石家庄附近又设立车站。车站之小,不仅隶属于正定站,而且,车站名以附近的大镇枕头命名,叫枕头站。1903年正太(今石太)铁路动工兴建,工程建设方法方为了减少费用,避免在滹沱河上架桥,将正太路起点由正定改为滹沱河南,先选址柳林铺,称柳太铁路,后选址石家庄村东。1907年正太路全线通车,从此,石家庄村东、休门村西一带成了京汉、正太两条铁路的交汇点,成为交通枢纽,开始了现代化城市的历史进程。石家庄车站.jpg                                                     


       第二个因素:现代产业托起的现代化城市

       正太路起点南移,是石家庄向现代化城市迈进的诱因,真正起基础性作用的因素,还是现代产业的兴起和发展。石家庄现代化城市的发展之路,是伴随着现代化工业的起步和发展而一步步成熟的。工业化进程就是石家庄现代城市化的历史进程。  

       现代工业形成规模   石家庄现代化城市的开埠和发展,是伴随着现代化工业的起步和发展而一步步成熟的。  当时,重要的工业企业有: 井陉煤矿、正太总机厂、石家庄炼焦厂、 大兴纱厂、 电力工业。近代大工业的兴起,带动了中小工业的兴起和发展。1923年前后,纺织、化工、机械制造业已初具规模。

       商贸服务业日渐兴盛    交通运输和工业的发展,带动了商业和服务业日渐繁荣、兴盛,成为石家庄向现代化城市迈进的又一重要因素。主要有: 转运业,30年代初有运输户29家,陆车发货业14家; 服务业,到30年代初,旅馆客栈和饭店就有80多家,照相馆5家,澡堂9家,理发店14家: 金融业。1907年交通银行石家庄支行开办,到1933年,共有银行8家,银号和钱庄24家。 邮政电讯。

       街区拓展    随着现代交通的发展,现代工业和商业兴起,新街区开辟, 到1933年城市街区面积达18平方公里。

       人口变化    城市人口到20世纪30年代初达到6.3万多人。人口结构也发生了根本变化,商户占居民总户数的15%,到20年代末,石家庄的职工总数已有16000余人,占总人口的25%。


       第三个因素:人文因素的催化作用
       城市化是综合因素作用的结果,人文因素是不可或缺的条件。人文因素既丰富了城市的内涵,又增强了城市的凝聚力和扩张力。特别是区域中心城市地位的确立,政治因素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20世纪初,是中国社会大变革的时代,石家庄随着产业工人队伍的形成和壮大,工人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工潮风起云涌,中国共产党组织诞生和发展,逐步成为了冀中、冀南一带的政治中心。政治中心地位的确立,使石家庄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拉开了现代化中心城市的发展进程。

       时光荏苒,随着中华民族腾飞的脚步,特别是伴随着共和国奋勇前进的步伐,石家庄驶上了现代化发展的快车道,现已发展为现代化的大城市,成为河北省政治、经济、科技、金融、文化和信息中心。

       3、  专家定论的石家庄城市历史

       对于石家庄中心城市历史的源头和发展历程,让我们来看看专家是怎样定论的吧。为了定论的权威性,我们选取和城市研究、历史文化有关的专家的意见。

       一位是全国著名的文物专家、河北省文物局原副局长谢飞,对石家庄的城市历史有着非常明确的定论。2010年7月,在总结河北省文物部门发掘平山水帘洞遗址文化成果时,他明确指出:石家庄市“建城历史并不亚于河北任何一个城市或地区。”而在2012年他在为展示石家庄中心城市历史源头著作《东垣传奇》所作的序中,分析了石家庄城市历史发展过程后,更为明确地指出:“大致受滹沱河泛滥的影响和政治、军事的需要,城市伴滹沱河南北迁移,最终又回到了它的发祥地石家庄(东垣)。……现代石家庄是在古代东垣、真定、常山、真定、正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不是火车拉来的,这是科学发展的必然。”东垣、正定、石家庄是一脉相承的。

       毫无疑义,谢飞先生以一个中国文物界著名专家的学养和长期对河北历史文化的执著研究把握,做出这样的结论,是具有权威性的。

       还有一位权威的来自历史文化名城开封的城市规划专家,曾以“建设部驻石家庄规划督察员”的身份,于2008年9月参与《燕赵晚报》关于石家庄城市内在魅力讨论时,明确建言:“凡了解石家庄历史的人都知道,石家庄建城要从东垣古城算起,经历正定时代,到如今的市区时代,是一脉相承的。”(参见《燕赵晚报》2008年9月4日A3、A4版)

       专家学者的见解,为我们探源石家庄的城市历史提供了明确的思路,那就是要从滹沱河流域石家庄中心城市起源、发展、变迁的历史进程中把握石家庄的城市历史。石家庄城市发展经历了东垣(真定)、正定和石家庄阶段,肯定了三个阶段的延续关系,给石家庄的城市历史做了明确定位,确定无疑地告诉人们:石家庄不是“火车拉来的城市”,石家庄的城市历史距今已有2400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