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延安插队的第一年，极其艰苦不堪的生活条件，使村里仅有的三个女生实在无法忍受下去，半年后陆续各奔前程，一去不返了。

　　队里剩下我和另一个男生相依为伴。这位“插伴”，是年仅16岁的同校低年级同学，是其母强行托付给我这个当初该班的“辅导员”，要我照顾的。到第二年夏天招工时，队里给了一个名额指标，我不可能让他孤身留下，所以推荐他去了工厂。

　　至此，本有两男三女知青的黄家河“知青集体户”，名存实亡。我的存在，使集体户变成了当时全公社唯一的知青“个体户”。

　　我所在的黄家河村是个仅有23戶人家的小村子，老老少少加起来也就百十人，参加日常劳动的也就20多人。经过队长劳动分配后，能一起上山大田耕作的，也就十几个人，其中包含老中青少、婆姨女子、强弱病残。虽然我和老乡一起劳动，但大家并不太搭理我，一方面觉得我是外人，也会很快离开他们；一方面觉得与我无话可谈。于是我默默地走上山，默默地操作，又默默地走下山。有时队长派给我单独做的活儿，如清牛圈的粪，往地里送粪肥等，一整天都没有和人张嘴说话的机会。

　　收工后，老乡打开家门，有热腾腾的饭菜端上来，我推开窑门，凉气扑面，四壁皆空，还需挑水，劈柴、生火、做饭。赶端起碗吃饭时，老乡们早就吹灯上炕了。后来，尽管吃糠咽菜，我干脆到队长老艾家吃饭去了。

　　到别的队去串，看男女知青们热热闹闹的在集体灶进出，有的唱歌、有的说笑、有的逗狗、有的摆弄乐器，仿佛到了另一个世界。

　　晚上，独自躺在旧石窑里的冷炕上，仰头看着那表皮剥落殆尽的窑顶，暴露的石片互相挤压着，悬在上面，构成弧形的长廊，一直伸向窑掌。细长锋利的石片，形状各异，尖头朝下，黝黑地排列在一起，仿佛随时会掉下来，置我于死地。在窑后的大粮囤上，我存放着队里分给我的“回子白（圆白菜）”等菜蔬，晚上任凭贪吃的老鼠们窜出来“咔哧、咔哧”地围歼。望着月光下的窗棂那灰色的投影，伴着户外偶尔响起的犬吠，彻底体会到了古代诗词中描绘“羁旅”他乡的人的月下思乡的味道。

　　白天劳动，置身老乡中，看他们处理艰辛的生活的方式、听他们扯着家长里短、谈论着道听途说的“奇闻轶事”……慢慢理解了老乡。在山上时，老乡高歌一曲“骑大马、挎洋枪”的“信天游”、心会随着那高亢悠扬的曲调飘向高原深处，也会陶醉其中；通过观察他们的动作和神态，琢磨着他们的内心世界，一点点更深入地认识了他们，逐步有了共同语言。当自己与老乡同喜同悲，身心融为一体后，似乎忘掉了自己的知青身份。

　　出门看太阳，回窑伴油灯。村里不订报，没有报纸、杂志、书籍，没有收音机，不知道时间、只记得赶集的日子。老乡仿佛在陶渊明描绘的“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桃花源”中生存。但读过书的我体会到的却是《鲁滨逊漂游记》中孤岛生活的滋味。

　　两个队干部家挂有县里直通公社各队的有线广播——“小喇叭”。每天晚上8点，延安县广播站通过小喇叭，准时向全县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节目。半小时结束后，有时会有播放一些“通知”，多为通知各队干部赴县社开一些有关的会议。

　　我和他们聊起外面的大千世界，他们聚精会神地听着，不断提出种种疑惑。他们开始有了不满足“日出而做、日落而息”的与世隔绝的单调日子，产生了需要知道更多外面情况欲望。

　　对那两户有小广播的人家，老乡们很羡慕。他们不知道在哪里还能买到这种可以发声的“小喇叭”，县城和公社供销社都没有，队长建议我写信问问北京能否买到。我觉得北京家家户户不是收音机，就是电视机，哪会有这种东西卖，也不会有厂家生产。抱着试试看的一丝希望，让远在北京的母亲打听北京哪里有卖小喇叭的，价格多少。母亲发动朋友到处打听，还真找到一个厂家。得到有关信息后，她亲自跑到那家广播器材厂，发现一种新型的“压电”式扬声器，只有一个纸盆，放在薄薄的木框中。纸盆后面没有磁铁变压器等任何电子设备，三元多一个，我让母亲寄来了一个，试了一下，效果比老乡家的强多了。让家里寄来10个后，总喊没钱的老乡一下子全抢光了，我让家里又寄来第二批，充分满足了所有老乡的需要。

　　接着，要拉上线，把各家的喇叭连接起来。电线太贵，我买来一卷普通的细铅丝，以各家门前的小树为电线杆，沿着两条沟作为主干线，沿沟向上，将铅丝延伸到各家户门前去。各家只要把小喇叭串接到门外的铅丝后，再接一条地线插到地里就行了。再把铅丝连接到公社的有线广播电线杆上，这样，有线广播就直通到各家各户，所有村民可以直接收到县里有线广播网的节目和公社的通知了。


　　晚上，寂静得死一般的黄家河，一下子成了喧声鼎沸的海洋。各家的小喇叭放出的声音传遍全村。我登上山，听着广播声在山谷回荡，仿佛置身在放着高音广播的广场和街道，好像我回到喧闹的校园。

　　黄家河可能是当时全公社唯一所有各户都有了小喇叭的村子。村民们因此改变了生活方式，不再饭后一件事——吹灯上炕了。而是全家老少集体聆听广播，直到有线广播停止后再休息。第二天，上工的社员们的话题都是广播中听到的事情，国际大事第一次成了社员们议论的话题。看着社员们兴奋的交谈争论，仿佛他们的容貌变得舒展了，表情也丰富了。有些听不懂的内容还让我解释。连平常不敢说话的所谓“四类分子”，也打破不敢与知青交谈的惯例，开始小心翼翼地向我问这问那。对世界各国的求知和好奇，对国家大事的关心和理解，成为老乡的精神需要。有一次，老乡居然问起我：鲁迅是什么人，真使我深感意外。

　　延安是辉煌的革命圣地，看似普普通通的老乡，对远在北京的中央领导人并不陌生。不仅主要领导人都知道，连一些并非经常出现的官员都能有所了解。当听到“张达志”（时任炮兵司令）的名字时，说知道嘛，回族嘛，都叫他“张鞑子”，是咱们陕北人嘛。还说高岗的别名是“胡服”。后来我才知道，胡服是刘少奇在新四军的名字，老乡们搞错了。至于白求恩，说其警卫员还在咱们邻村阳坬住着；高岗的妹子高崇礼也在离村不远的沙家圪崂住（还在给知青做饭）；至于“开明士绅李鼎铭”，他的女子就在县里当领导嘛。有个一起劳动的曹老汉，知道新四军的事情，原来他过去是新四军的营长。有些老人当初就是中央警卫团的战士，因受伤或留恋故土，没有跟随队伍去北京。他们对中央的事情知道的不少，对高岗、刘志丹、习仲勋等陕北红军领导人有深厚的感情，所以听到一些党政领导人的名字，能回忆出很多相关的故事。


　　队领导看到了广播的效能，又产生了新的要求。希望能用广播为生产服务，打算每天早起，队长用广播安排生产。这就是要建自己的广播站了。因为社员分住在两条沟里，队长每天喊出工很费劲。分配了任务社员还要再回家拿相应的工具后，才能去劳动，耽误不少时间。

　　我不懂广播技术，学校学的那点物理知识不足以设计建立广播站。但我并未胆怯。我到县里打听各种广播设备，找到一种适合做小型广播的“三用机”。它以一号电池为电源，既可以收音、也可以扩音、播音。不用麦克风，可以直接对着机子说话。我买来后，实现了队长的愿望。每天早上，队长不再四处高喊“动弹（出工）了”，只是直接喊醒我，让我把生产的安排通知大家。于是，社员各就各位，很快带上相应的工具到各自的劳动位置去。改变了先集合、听安排、再回家取工具、再集中出发的传统方式，使出工时间提前了半小时。

　　三用机的最大优越性，是可以自己播发节目。除了可以转发县广播站的联播节目外，还能直接收听中央及省级广播电台的节目。长中短波多种频率的广播节目一天到晚各有不同，可以任意选择收听，这就给社员提供了收听更多节目的机会。在我的选择下，社员听到了音乐、戏剧、曲艺等各种文艺节目，大大丰富社员们的精神生活。  

　　如果不愿听了，社员只要拔下地线，小喇叭立刻停止发声，操作简单，也不用教，简单易行。老乡们很高兴。

　　小广播的建立，不仅改变了老乡的生活方式，也改变了我的孤独生活。三用机的收音功能，使我能收到了多频率的广播节目。不想向全村广播时，我摘下外接线。自己收听各电台的节目，除了听一听新闻、音乐；做饭时，可以伴随着音乐完成做饭过程；每隔一小时的报时声，让我知道准确的时间。有时还能收到在境外电台节目，只是功率太低，收听的极不清晰罢了。

　　前村男生闻讯后，要走了一个小喇叭，也想像老乡一样享受收听县里有线广播的乐趣。

　　意外的是，有一天，前村同学竟对着小喇叭叫我，我对着三用机应答，他们也听到了。原来沿线各家各户只要对着小喇叭说话，经过我的三用机，就可以将语音传到我这里来。同时，也像广播一样能够传出去，被所有沿线的小喇叭接收，虽然声音很小，但能传到很远。

　　这一发现，使我实现了与社员和外村同学的交流，虽不是闭路状态，也相当于有了可以随时对讲的有线电话了。

　　所以，想和同学聊天了，我就打开三用机，与前村同学聊起来。

　　可笑的是，有一次，我和沟门同学在小喇叭中聊到，快过春节了，我还没买过年吃的猪肉。第二天一早，后村沙家圪崂的一个老乡背着一块猪肉来找我。说夜黑地（昨夜）广播里说你过年还没买到猪肉，我给你送来了。让我惊喜不止，说明几里地外的老乡们都听到了我和前村同学的对话，但他们如何辨别是身在黄家河的我的需求，却不得而知。

　　插队第三年，知青调整并队，我并到了前村，与沟门，阳坬共十一个知青组成了新的知青集体户。从而结束了自己独身插队的历史，告别了生活两年多的黄家河村，也告别了小广播站，开始了与其他插队同学刚下乡时就具有的那种热闹的知青大集体生活。

　　也许是缘分，经过辗转，十几年后，我从事了广播电视工作，回到了并不陌生的老本行，这一干就是20年，一直干到退休。


　　李一勤         2018.1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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