舜帝是位想得开的君主,他发现“禹”的才干后,早早就把位子让了出来,优哉游哉,跑到南方游山玩水去了,活得潇洒自在,最后“崩于苍梧之野”,这是司马迁在《史记》里说过的。

  “苍梧”就是如今的“梧州”。不过,彼时它的概念比较宽泛。毛泽东曾在诗句“九嶷山下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中,想象出舜帝的妃子娥皇与女英,伴随着徐徐清风,降临在九嶷山上,探望长眠于那里的夫君舜帝的情景。九嶷山虽属如今湘南宁远的范围,却也是当初的“苍梧之野”。

  舜帝去世2000年以后,苍梧成了岭南首府,雄冠一方。那个时候,还根本没有广州什么事儿。然而,沧海桑田,世事变迁,慢慢地这里却几乎被人们忘记了。说起来,还真是有点委屈。

  古人喜欢择水而居,大凡江河的交汇点,往往都能孕育出富庶的通都大邑。品味水韵梧州,江河的弧度是重要的参数。广西有大大小小的河流近800条,其中80%汇入桂江、浔江后,都要流经梧州。

  桂江和浔江在梧州交汇后,便成为著名的西江,它的梧州段,还有一个好听的名字:“鸳鸯江”。桂江发源于广西第一高峰“猫儿山”,沿途为喀斯特地貌,到处是石林岩洞,水质清澈透明;浔江的上游是黔江、郁江,流经土质相对疏松的地区,一路上携沙带泥,水质有些发黄。两江会合后,一清一浊,所谓“鸳鸯秀水世无双”,站在白云山顶远远望去,美得令人心醉。 

  西江日夜不停地向东奔流,到了广州一带,由于流经了著名的海珠岛,这最后的近百公里水面就被称为“珠江”。至于后来它的外延发生了变化,那是另外一回事。

  这条奔腾不息的大河犹如一条纽带,梧州由此便与广东有了扯不清的关联,从某种意义上说,甚至推动了广州这座著名都市的发展;而繁华的广州,又反哺了偏居一隅的梧州。光绪二十三年(1897),《中英续议缅甸条约附款》签订后,梧州也被辟为对外通商口岸。那个时候,广州开埠已逾五十载,一片繁华。依托着西江的扯拽,梧州逐渐成为了华南地区著名的商埠。

  民国十三年(1924)底,梧州发生了一场大火,半个城被烧得精光。广东军政府的大员视察后,建议市政当局借鉴广州的城市特色,在商业集中之地建设骑楼,底层商铺内缩,设立人行走廊,既可遮光挡雨,又相当于拓宽了马路,于是河东一带慢慢出现了一座国内规模最大的“骑楼城”,总长达到了七公里,矗立了五百余幢形态各异的建筑。

  梧州的骑楼独特之处在于,二楼设了一道水门,洪水漫街时,从这里放下一只竹梯,居民就可登上小艇出入。有趣的是,临街的砖柱上,还镶嵌了两只高低不一的铁环,以备不同的水位栓泊船艇,功能类似北方的拴马桩。

  梧州无处不是水,水上人家遍及江河,很多人劳作生活都在船上。商贩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他们摇着小艇沿江叫卖,其中以新鲜河虾、鱼片熬煮的粥类最受欢迎,被船民亲切地称作“艇仔粥”。

  这座城市地处三江水口,历史上江水几乎年年上岸,“艇仔粥”又卖到了被洪水浸泡的骑楼,逐渐成了梧州著名的小吃。不过,“艇仔粥”与广州的粥品十分相似,只不过最初是划着小船四处叫卖而已。

  梧州虽属广西,然而文化特色上却与广东非常接近,说粤语,吃粤菜,唱粤剧,满城萦绕着粤韵清音。至于商贾辐辏,更与广州别无二致,行船经商,骑楼满城。虽然广州的骑楼也是舶来品,甚至晚于海口和厦门,但由于广州近代以来的地位优势,这种具有南洋风情的英式殖民地建筑很快就在南海周边风靡开来。


4.jpg  梧州有据可考的历史,较为清晰的大概要从秦朝开始。那个时候,它属于桂林郡。秦朝短命,趁着乱世,赵佗割据岭南,到了西汉吕后五年(前183),他在广州自立“南越王国”。为了笼络颇有实力的苍梧族人,赵佗赐予他们赵姓,还把他们的头领赵光封为“苍梧王”,以兄弟相称,梧州的城廓由此发端。

  元鼎六年(前111),汉武帝灭掉了不听招呼的“南越王国”后,设置了苍梧郡。以此为中心,西江顺水东去,浔江逆水西行,桂江溯水北上,在河运经济为主导的年代,这张密布的水网,连通了四面八方,梧州自然也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稳居华南交通枢纽和物流中心的头把交椅,成为岭南首府。

  辉煌的岁月几乎持续到了清代,梧州的地位渐渐被广州取代了。广州也是一座历史深远的城市,但它的真正兴盛则在“五口通商”之后。

  晚清以降,“河槽”的地位式微,比如宣统三年(1911)津浦铁路通车后,京杭大运河立刻失去了昔日的荣耀,依托这条水道曾经十分发达城市,不少接着就黯淡了,比较典型的就是山东的济宁府。

  然而,“海漕”这种物流成本最低的运输方式依然兴盛,加之对外开放的口岸不断增加,与洋人的贸易渐渐多了起来,靠近大海的地方优势凸显。珠江直通南海,这种条件梧州并不具备,昔日的岭南首府地位渐渐尴尬,透过“两广总督府”的变迁,可以清晰地感觉到这种变化。

  梧州是华夏历史上第一个设立总督府的地方。明朝各省实行三司分治,布政使司主管民政与财政,提刑按察使司主管司法,都指挥使司主管军事,互不统属也不能兼任,完全听命于朝廷,这种体制遇到危急情况时,弊端就显现出来了。

  明朝初年,广西土司不服朝廷,“瑶乱”、“僮乱”凶猛,三司围剿不力,相互脱节。景泰三年(1452),朝廷决定设立“两广总督”协调三司,十三年后正式设立了府署。

  广西山峦叠嶂,路途艰险。梧州三江交汇,以此地为枢纽,依靠水路运兵及输送粮秣,事半功倍,于是“两广总督府”的府署落户梧州。本来这是一个临时机构,战事结束后却保留了下来,只是府署时有迁移,有明一代,还在肇庆、广州呆过。

  清兵入关当年,顺治皇帝借鉴前朝经验,设置了广东总督,府署驻广州兼辖广西。不过,清代的总督乃封疆大吏,高于明朝的钦差大臣。顺治十二年(1655),大概觉得广西的事情更难办些,府署再次搬到了梧州。八年之后,康熙皇帝又把它迁到了廉州,继而又去了肇庆。雍正十二年,广东总督更号两广总督,乾隆十一年(1746),“两广总督府”最终落定广州,再也没有回到梧州。

  梧州地位的起伏以至于后来的弱化,与经济、尤其是交通的变化关联很大。不过,广西虽然缺粮少饷,但士兵打起仗来不要命,战斗力较强,军事地位并不示弱,相当长时期都要高过广东,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民国。后来李宗仁、白崇禧如雷贯耳的新桂系部队,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2.jpg  广西都督陆荣廷很喜欢源自梧州的一种小食品,据说每日晚饭后都要来上一小盅,这就是与“王老吉”凉茶齐名的“龟苓膏”。

  岭南一带,瘴疠之气甚重,明末北方残军逃到梧州后,由于水土不适,纷纷病倒,没想到食用了“龟苓膏”后,疾患不治而愈,这种小食品顿时声名远扬。后来作为贡品送到御膳坊,也受到了皇家的喜爱,至今还是京城里比较名贵的食物。

  不过,它在梧州并不金贵,也就是寻常百姓的口腹之物罢了,家家户户几乎都会制作。正宗的“龟苓膏”是以梧州的鹰嘴龟和土茯苓为主要原料,配以金银花等植物熬制而成,具有清热排毒等功能。陆荣廷土生土长,幼时便有了吃“龟苓膏”的习惯。

  陆荣廷身为督军,却长期呆在故乡武鸣,很少去到咫尺之遥的南宁。如果出行,目的地一般都是梧州,而且一呆就是个把月,有人说他是为了品尝正宗的“龟苓膏”,这种说法当然是民间的笑谈。

  陆荣廷一生行伍,对地理概念比较敏感。民国元年(1912),他当上广西都督不久,就把省会从北部的桂林迁到了中部的南宁,接着又把“武缘”改为“武鸣”,取“以武而鸣于天下”之意。陆荣廷下台后,广西人并没有“因人废名”,他们觉得“武鸣”也没有什么不好,况且陆荣廷的官声不错。陆荣廷常去梧州,则有另外的深意。

  民国初年,两广控制在广西人的手中。辛亥后,广东都督一度由同盟会骨干胡汉民担任,只是他毫无实力,不久就被广西军人龙济光取而代之。龙济光后来还担任过“两广巡阅使”。

  陆荣廷的势力盘根错节,属于各方都要倚重的人物。他隔一段时间到梧州小住,为的是了解广东的形势。梧州恰好处于南宁和广州之间,甚至距广州更近一些。陆荣廷从浔江乘小火轮顺水而下,广东的心腹则从西江逆水而上,交汇点就在“鸳鸯江”,路途差不多都是一天时间。

  “二次革命”失败后,除了两广和滇黔,其他省份都被北洋的嫡系和旁系占据。民国六年(1917)4月,段祺瑞的北京政府为了拉拢陆荣廷,任命他为“两广巡阅使”。五个月后,在日本躲了几年的孙中山在广州建立护法军政府,自任陆海军大元帅。虽然陆荣廷不太买账,孙中山还是让他和唐继尧当了元帅,名义上他们仅在孙中山一人之下,实际上却根本不听孙中山的。

  张勋复辟时,陆荣廷旗帜鲜明地反对。湖南借机“自治”,他鼎立支持谭延闿,这一点倒是与孙中山一致,只不过孙中山扶持的是程潜,他们都是在与段祺瑞较劲。

  陆荣廷当“两广巡阅使”时,广东督军陈炳焜是他早期巡防营时的拜把子兄弟,广西督军谭浩明则是他的小舅子,他们三位都是广西人,两广的许多重要官员都同陆荣廷识于微时。旧桂系的部队长期占据广东要津,广东的事,广西人说了算。陈炳焜被拱倒后,接替者莫荣新还是广西人。

  陆荣廷在广东势力很大,广东“民军”根本无法与桂军相提并论。所以陆荣廷选取梧州这个居中的位置,经常在合益街德政门内的清代府衙,与陈炳焜、莫荣新等,一边品尝着加了蜂蜜的“龟苓膏”,一面商议着军机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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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梧州的地位这个时期重新凸显,孙中山的代表胡汉民等人,就经常在珠江登船,沿着西江水道去梧州面见陆荣廷。孙中山要讨伐段祺瑞,必然要借重陆荣廷,否则光杆司令是无力北伐的。

  陆荣廷很会敷衍,虽然他也不喜欢段祺瑞,不过仍与冯国璋眉来眼去,他觉得北京政府合法存在,广州另起炉灶,法理上说不过去。但他虚与委蛇,始终吊着孙中山他们的胃口,当然品啜“龟苓膏”还是少不了的。

  孙中山就任护法军政府大元帅不久,陆荣廷和唐继尧就开始筹划成立“西南护法各省自治联合会”,并积极主张南北议和,公然和孙中山唱反调,军政府名存实亡。不到一年时间,孙中山就被迫辞去了大元帅。虽然他最后还是进入了“七总裁”的行列,但那七个人是平起平坐,与当初的大元帅不可同日而语。

  民国十年(1921)初夏,两广战事爆发。此时粤军陈炯明部已经壮大,再加上桂军内部分化,陆荣廷被迫宣布下野,很快避居上海。

  深秋季节,岭南的树木虽然没有多少落叶,已经不似夏日那样葱茏,早晚两头,天气略显寒意。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占领南宁后,迟迟没有北伐的迹象,孙中山的心情有如这深秋的气候一般,十分晦暗,他决定找陈炯明面谈。

  “宝壁”号军舰沿着西江逆水西上,到达梧州时,天色向晚,孙中山在城里住了一夜。他没有什么胃口,但“龟苓膏”却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南宁之行,孙中山与陈炯明没有谈拢,陈炯明主张“粤人治粤”,先把广东的事办好,不想从桂北出师湖南北伐,两人不欢而散。

  陈炯明不听号令,孙中山心里很不痛快,返回时途经梧州,突然想在这座小城清静几日,结果一呆就接近二十天。虽然“龟苓膏”去除了一些心火,然而他依然有些焦躁。

  每日清晨,孙中山都会登临梧州城中那座不高的北山,凝视远方三江交汇的美景,紧随身边的有位梧州人氏,他就是投奔粤军不久的李济深。

  李济深宣统元年(1909)考入保定军校,不仅当了五年学生,还做了五年教官,后来的国民政府国防部长徐永昌、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等都是他的学生,享有“全国陆军皆后学,两粤名将尽门生”的声誉,只是此时他还只是粤军第一师的参谋长。

  李济深告诉他,袁崇焕的故居离这里不远,孙中山决定祭拜一下这位先贤,他们顺着水路抵达了藤县。浔江边上,袁崇焕当年亲手种下的那棵榕树已经遮天蔽日,浓荫之下,望着滚滚东去的江水,想着袁崇焕苦撑危局、抗击鞑虏的壮举,孙中山感慨万千,终于再次坚定了信心。这一年的岁尾,他在桂林设立了北伐军大本营。

  岭南的春天眨眼间就到了,到处都是火红的木棉花。孙中山命令粤军沿着西江、桂江向桂林集结,与滇军、赣军分路出击。然而,不利的消息很快传来,湖南省长赵恒惕不想得罪吴佩孚,拒绝北伐军过境,紧接着广州军政府总司令部参谋长兼粤军第1师师长邓铿遇刺身亡,李济深代理了粤军第1师师长。

  接连的打击并没有挫败孙中山的斗志,他转而想借道江西继续北伐。“清明”刚过,孙中山命令粤军主力从桂林撤往梧州集结后,转赴肇庆待命。陈炯明依然不赞同北伐,他想阻止部队返回广东,双方剑拔弩张,梧州的空气充满了火药味儿。

  正在梧州的广东军政府财政部长廖仲恺急赴南宁,劝说陈炯明到梧州与孙中山面商,遭到了拒绝。孙中山一怒之下,免去了陈炯明的广东省长、粤军总司令及内务部部长的职务。陈炯明倒也坦然,带领随从接着就离开南宁回到了老家惠州。

  梧州的紧张气氛终于缓了过来。


  民国十四年(1925)7月,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后,粤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李济深任军长,晋级陆军上将,“叶挺独立团”就属于这支部队。

  李济深记挂着当年孙中山的三次梧州之行,他集资在家乡动工修建“中山纪念堂”。李济深清晰地记得,孙中山在梧州的日子里每日登临北山的情景,他把地址选在了那里,这是全国最早兴建的“中山纪念堂”,建成时间仅次于广东梅州大埔,但规模却要大得多,北山也被整体辟为中山公园。

  “中山纪念堂”修建的同时,李济深在老家“龙圩”也翻新扩建了祖宅。很多年以后,李济深也成了名人,他的故居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李济深1930年代开始经常与蒋介石对着干,后来干脆公开决裂。说起来也是笑谈,他竟然先后三次被国民党永远开除党籍。

  民国三十七年(1948)1月,他发起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连续担任四届主席直至1959年去世。1949年后,他还当选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这些往事我是听李佩瑶先生讲的。1980年代末期,李济深的第五子李佩瑶担任劳动部副部长期间外出视察,在黄海之滨,他谈起过当年的情形。有意思的是,后来李佩瑶也当选了民革中央主席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职务几乎与其父相当,也是一段趣闻。

  有了与李佩瑶先生这段过往,我觉得梧州是个有意思的地方,想着有机会去看一看,结果一晃就是几十年。李佩瑶先生早已故去,我也须发皆白,不过终于成行,也算了却了一桩心事。

  梧州的森林覆盖率位居全国前列,到处都是葱茏的绿色。李济深的故居就坐落在青山绿水之间,红花满目,几乎就是一个小型公园,那里离梧州城区不算太远。然而,我转过去的时候,居然看不到一个游客,四周十分静谧,只有鸟的啾鸣。青砖的外墙,青砖的甬道,让人感觉年代仿佛久远,其实岁月尚不足百年,只是昔日的峥嵘过早地湮没在了历史的烟尘之中,令人徒生感喟。

  梧州市区的白鹤山上也有故事,那里巨大的榕树一棵接着一棵,绿树掩映之下,一座黄色的建筑分外醒目,环绕的外廊,高耸的屋脊,一看就是英式风格。走近观望,果然是当年的英国领事馆。虽然破败不堪,然而展室里一张图表上的数据却引起了我的兴趣:从光绪二十三年(1897)梧州开埠,到宣统三年(1911)清朝退出历史舞台,梧州港的进出口贸易“关平银”,从不足200万两猛增到了近1100万两,十四年间翻了6倍还要多,这组数字令人深思。

  英国人在梧州呆的时间很短,那座领事馆仅仅存在了三十年。英国人其实就是来做生意的,只是行事风格引起了民怨。省港大罢工开始后,梧州百姓自然积极声援,英国领事吓得登上兵舰逃之夭夭。民国十六年(1927)春天,北伐军收回武汉英租界后,全国群情振奋,广西省政府主席黄绍竑第二年就与英国驻广州总领事谈妥,作价收回了这座孤零零的建筑。

  梧州还有很多故事,如同梧州还有很多美景一样,只是我的笔力不逮。这让我想起了梧州籍的香港作家梁羽生,若是借用他那支生花妙笔,故事就有意思多了,只是斯人已逝。


  夜色迷离,江风流散,鸳鸯江两岸灯火辉煌,梧州这座水韵滋润的小城,如今悠然闲适,历史的故事都已远去。早起一碗冰泉豆浆,午后一盏六堡香茶,入夜一盅龟苓蜜膏,梧州的韵味就这样慢慢飘散开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