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大哥在屯子里生活，种了一辈子地。如果今年健在的的话，是75岁。可惜他不满53岁就去世了。大哥虽然走了，大哥的音容笑貌和勤劳善良的一生却铭记在了我的心中。

他是丁亥年（1947年）出生的。听妈妈说，哥哥命很苦，一出生，就没有奶吃。是妈妈喂他白面糊糊和小米粥养大的。在国家经济困难时期，他刚满13岁，就下庄稼地与成年人一起干农活了。他很能吃辛苦。铲地、收庄稼，一样都没落下他。

大哥小时候，是个抓鱼的能手。哥哥在河沟里抓鱼，我在岸上拎鱼筐。我记得，一次，我们在屯南的大濠沟（是村民种水稻时修建的人工渠）里，抓到一条大鲶鱼。回家用秤一称：二斤一两！左邻右舍听到信儿后，纷纷到我家看“热闹”。还有一次，在屯南边的水打沟（蚂蜒河的一段背河）里抓到了40多条鲶鱼（重量达10多斤），由于那时候，家里很穷，也没有什么来钱道。妈妈拎到屯子里人多的地方卖了。听说，每斤卖了3角钱，一共卖了3元多钱。哥哥和我们虽然没能吃到一口，但是我们看到不到一天的“劳动”挣的钱，比十个大人干一天农活（当时卯子工，干一天就是三、四角钱）还多，心里也很高兴。

哥哥1960年小学毕业后，就开始干农活。当年，正是生产队“大帮哄”的时候。由于他太小，跟不上大流，只能当“半拉子”。两年后，他个子窜起来了，也有劲了。那时候，家里十来口人，我和弟弟妹妹都很小，爷爷奶奶年纪大，他觉得当“半拉子”,挣工分太少，为帮家里多挣点工分，就开始与大帮一样干活，“同工同酬”了。

在农村长大的人都知道，农活是跟季节走的，农忙时，干活“两头见不到太阳”，夏季农田除草时，四点左右就下地干活，晚上七八点钟才收工。一天到晚活很累。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他在农活歇气时，还到田边地头捡一捆焼柴，收工时扛回家。

我上初中放寒假时，他常领着我去二里多地的南河套割茅柴。有时没有运载工具，只能用木棍作个签子，把茅柴捆成捆穿在一起。背到家中。他一次扛六捆，让我扛四捆。我觉得很累，他一定比我更累。但他从不喊累，途中休息的时候，他总是帮我站起来，自己再站起来，带头往家走。

在屯子里，邻居们都知道大哥“能干活”，修房建屋或农活忙不过来时，都愿意找他去帮工。不论是谁家找他都准时到场。他干活实实在在，从不偷懒。生产队评选劳动模范时，他还多次当选呢！

1965年春节，村里农民演出话剧《红岩》，给他安排了一个国民党特务的角色。他拿到油印的剧本后，起早贪黑的背诵台词，保证了演出的成功，还受到大队干部的表扬。不久，生产队干部改选，他被社员选为生产队副队长，公社广播站的记者，还多次对他进行录音采访报道。

1967年，红卫兵大串联的时候，鸡西市北林中学的红卫兵还请他作为贫下中农代表作了报告呢。

由于家庭条件不好，大哥1975年才结婚。结婚后，分家另居，没有房子，日子过得很艰难。他自己请工帮忙盖了一处两间泥草房。盖房请大家吃饭时，买菜钱缺钱，是我给了他20元钱。

实行承包到户以后，大哥终于过上了抬头日子。庄稼侍弄得很好，从不误农时，连年都获得较好的收成，1987年还卖了两间旧房，买了三间新房。新房的宅居地很大，园子面积有300多平方米。他利用园子的地育完稻苗后，就种上蔬菜。去掉自己家吃外，还把其余的菜拿到市场上换点钱。

我因工作调转搬进了城里后，偶尔回老家一趟。每次回家，我都到大哥家坐一会儿，大哥总是想法给我带些礼物，只要家里有的，他都舍得给我，比如他自家蔬菜等农产品，以及自己采的蘑菇、野菜和捕捞的鱼虾。

再后来，他在农闲季节就到哈市批点货，走屯串户去卖。他更是抓住“赶集日”，在集市上挣点好钱。由于他诚实守信，人缘也好，他的回头客很多。

由于打粮多。生意也好，日子也越过越红火。还买了一台农用四轮车，不论是种地，还是赶集都很方便、高效。正当大哥信心满怀走向新生活的时候，患上肺癌，我得知这一消息后，给他汇去1000元，希望他能尽快康复。不幸的大哥医治无效，在1999年去世了。

他安葬时，亲朋好友和村民都都到场给他送行。他人虽然走了，却留下了勤劳善良的好名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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