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儒学的审美理想,力倡中庸,不偏不倚,即所谓的中正平和之美,认为过犹不及。体现在文学作品中,就有“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创作要求,如:“《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说穿了,作品要把握好“度”,《国风》、《小雅》处理得比较好,至于《离骚》,那就是典范了。

       而到了魏晋时代,士人的审美理想则趋于多元,不再囿于传统单一的儒学审美标准,而呈现出复杂多变的情况。在这复杂多变的审美标准中,有一种为当时的士人普遍认同,那就是“走极端”或追求“极致”,为了论述的方便,本文称之为“极致”的审美倾向或“审美极致”,兹以能够反映当时士人风貌的《语林》和《世说新语》二书为例说明。

       顾和为扬州从事,月旦当朝,未入,停东州门外;周侯(周顗)饮酒已醉,著白夹,凭两人来诣丞相,历和东边。和先在车中觅虱,夷然不动。周始遥见,过去,行数步,复又还,指顾心问曰:“此中何所有?”顾择虱不辍,徐徐应曰:“此中最是难测地。”(出自《语林》,《世说新语·雅量》第六亦载,文字稍异。)

       此处扬州从事顾和的风度显然是为时人称道的,他能不为森严的官场规矩所束,率性而为,放胆直言,概而言之,可谓率真之极致。这一点,很容易让人想起袒腹东床、举动如常的王羲之。再如:

     桓温自以雄姿风气,是司马宣王刘越石一辈器;有以比王大将军者,意大不平。征苻犍还,于北方得一巧作老婢,乃是刘越石妓女。一见温入,潸然而泣。温问其故,答曰:“官家甚似刘司空。”温大悦,即出外,修整衣冠,又入,呼问:“我何似司空?”婢答曰:“眼甚似,恨小;面甚似,恨薄;须甚似,恨赤;形甚似,恨短;声甚似,恨雌。”宣武于是弛冠解带,不觉惛然而睡,不怡者数日。(出自《语林》)

       此处桓温之举动,可谓一极——伪极!老婢之言,又可谓一极——谑极!原来权势如日中天的桓温在内心深处是那样地虚荣和脆弱,而这种虚荣和脆弱是如此地不堪一击。为了博得他人的激赏,这位桓大将军竟煞有介事地“出外,修整衣冠”,而区区一老婢的一席话竟让他如此伤感,竟至“惛然而睡,不怡者数日”,什么是外强中干,这是最好的解释。又如:

       桓公卧语曰:“作此寂寂,将为文、景所笑!”既而屈起坐曰:“既不能流芳后世,亦不足复遗臭万载邪?”(出自《世说新语·尤悔》第三十三)

       我们评价魏晋士人,不能用当今庸俗的社会学标准。古人性之所偏,并无鲜明的好坏之分。作为魏晋士人的代表,桓温的人生理想不是默默无闻,而是要“流芳后世”或“遗臭万载”,士人们要执意追求某种极致、极端、极限,极妍极媸,极善极恶,极躁极缓,极庄极趣,极约极吝……似乎非“极”无以逞其才气,逞其用心,逞其自然本真,逞其生命力量每个方面的极端。例如:

       祖约少好财,阮遥集好屐,并常自经营,同是一累,而未判其得失。有诣诅,见料视财物,客至,并当不尽,余两小簏,置背后,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诣阮,正自见蜡屐,因叹曰:“未知一生当着几两屐?”神甚闲畅。于是胜负始分也。(出自《语林》)

       这就是著名的“祖财阮屐”故事,祖约与阮遥集展开了“贪吝”的竞赛,阮遥集胜过祖约,好财好屐,这两种嗜好本无高下之分,关键在于嗜好者是否处之泰然,是否自然本真。阮遥集能做到这一点,算是达到了极致,所以比祖约强。无独有偶,相似的例子再如:

       王戎有好李,卖之,恐人得其种,恒钻其核。(出自《世说新语·俭啬》第二十九)

       王戎之贪吝,可以说也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他家财万贯,竟致发展为变态的钻李核,以免好李旁落他人之手。此种举动,不仅可鄙可气,简直可憎可笑!而这种心态,似乎有深广的社会基础,并不为时人诟病。又如:

       殷洪乔作豫章郡守,郡下人因附书百余函。至石头,悉掷水中;因咒之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乔不能作达书邮。”(出自《语林》,《世说新语·任诞》第二十三亦载,文字稍异。)

       在我们今天看来,殷洪乔是不可信托之使,似乎亦可气可憎,但其自谓“不能”之任诞,亦堪称一“极”。

       男才女貌,是长期形成的审美习惯,魏晋人一反常情,上演一出“男貌女才”的“活剧”,形成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如著名的“看杀卫玠”故事:

        卫玠从豫章至下都,人闻其名,观者如堵墙。玠先有羸疾,体不堪劳,遂成病而死,时人谓看杀卫玠。(出自《世说新语·容止》第十四)

       卫玠是两晋间一个有名的清谈家,也是出了名的美男子,小时候就号称“璧人”。西晋亡国,流落到建业(今南京),建业人倾慕已久,顿时涌上街头,“观者如堵墙”。卫玠素来多病,经不起众多追随者的折腾,不治而逝,一时间传言纷起,曰看杀卫玠。这则故事带有夸张色彩,可谓美到了极致、极致而死的浪漫故事,尽管不符合历史真实,但人们却宁愿相信这样的艺术虚构,这反映了魏晋时代,“极致”审美倾向的社会需求。

        魏晋士人的审美理想,追求“极致”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世说新语》“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三十六门,每一门都是追求“极致”的典范,都是士人生活与精神面貌的真实反映,其记人与记行的“玄远冷隽”、“高简瑰奇”,绝不能沦于平淡、普通,一定要超乎寻常,一定要体现出人格的某一“极致”或“极端”。有人认为魏晋时期,自然主义盛行,人们往往“越名教而任自然”,轻忽名教而倚重自然,这种说法不是没有道理。“极致”的审美标准也为后世的同仁所认同,明末张岱《五异人传》曾不无偏激地提出:“人无癖好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他笔下的五异人或癖于钱、酒、气、土术、书史,所癖虽异,而一往情深之至极则同,都足以成为异人或名士。张岱所说的“癖”就是审美趣味中的“极致”。

       为什么魏晋士子的审美倾向会与传统的儒学审美标准、与后人的审美理想有如此大的差异呢?这是很令人困惑也颇耐人寻味的话题。著名的文艺理论家兼翻译家傅雷先生就曾说过:

       近来常翻阅《世说新语》,觉得那时的风流文采既有点儿近古希腊,也有点儿像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但那种高远、恬淡、素雅的意味仍然不同于西方文化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人真是奇怪的动物,文明的时候会那么文明,谈玄说理会那么隽永,野蛮的时候又同野兽毫无分别,甚至更残酷。奇怪的是这两种极端就表现在同一批人同一时代的人身上。两晋六朝多少野心家,想夺天下,称孤道寡的人,坐下来清谈竟是深通老庄与佛教哲学的哲人!(《傅雷译丹纳名作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4月第1版,P19)

       连博学的傅雷先生也惊异于魏晋士人风流文采中的“两种极端”,他只能用“奇怪”来概括了。与傅雷先生持论角度不同的有中国现代著名的美学家宗白华,他认为晋人的豪迈,不仅超然于世俗礼法之外,有时且超然于善恶之外。宗先生的话是不错的,魏晋以来,连植根于最深厚的社会土壤的儒家伦理观念也被打破了,人们甚至抛弃了传统的善恶标准,如唯才是举,说穿了是重才轻德;才性异同的论争,也说明了意识形态领域里儒家伦理遭遇的严重挑战。那时士人的审美理想,就在于追求“极致”,追求自然本真。宗白华还用了几个“最”、“极”来定位魏晋时代:“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今天看来,魏晋士人的这种审美理想,归纳起来,原因有以下几点:

       从客观上看,魏晋时代属乱世,政治的黑暗与社会的动荡不安,传统的儒家伦理观念、审美理想等都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极致”审美理想的建构是时代的要求,意味着士人理想人格标本的确立。从主观上看,魏晋时期人才辈出、价值观念多元,文学走向“自觉”, “极致”审美理想是士人们积极追求的结果。

        现实的极端残酷使传统的儒家伦理、审美理想丧失了说服力。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生存危机弥漫于社会的每个角落。人们普遍存在着朝不保夕的忧患意识,生命苦短、人生无常的嗟叹一度成为当时文学作品的主题,老庄的自然无为思想,佛教宣扬的对现实苦难的忍受等观念,都很有市场,人们甚至以极端的方式表达对传统礼法的蔑视,着力于审美极致的建构。徐公持先生对西晋的文化有一段精彩的言论可资借鉴:

       从《世说新语》一书中描写的西晋文士看,他们在儒家传统修养科目“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方面的表现无多建树,在这些品目上成为主角的是陈蕃、李膺、郭泰、陈寔、荀巨伯、边让、孔融、管宁、华歆等汉末清流儒生中的头面人物,西晋人士仅有一位王祥因事母至孝堪预其列,其馀虽亦有列名其中者如王戎等,但其事迹颇嫌勉强,不成类比,而在带有汉末以下名士清议色彩的品目“方正”、“雅量”、“识鉴”、“赏誉”、“品藻”、“豪爽”、“容止”这些方面的表现就稍微出色些。西晋文士表现最多的是在以下的品目中:“伤逝”、“栖逸”、“术解”、“巧艺”、“任诞”、“简傲”、“排调”、“轻诋”、“假谲”、“俭啬”、“汰侈”、“忿狷”、“尤悔”、“纰漏”、“惑溺”、“仇隙”等。这些品目为传统儒教所不取,但在魏晋士人那里却得到极大发展,成为他们展示个人品性及“风神”的重要方面。这些品行,自传统道德观念出发来衡量,他们有的应视为丑恶品行,但在西晋却可以公然大行其道,为不少士大夫当作正面品格加以标榜或炫示。西晋士风中传统道德观念的淡薄,实令人惊奇不置。就是在这种美丑杂糅、正反莫辨的风习中,发展出了西晋一朝多元化的文化。这种文化乃是对于传统思想行为规范的超越;它就如道家文化一样,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破坏传统道德规范的含义,对封建正统道德文化精神来说,无疑具有叛逆意义。(徐公持《魏晋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9,P244)

       徐先生分析的是西晋一个朝代,其实整个魏晋时代乃至六朝的文化何尝不具有叛逆的特征。宗白华先生说:“孔子这超然的、蔼然的、爱美爱自然的生活态度,我们在晋人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和陶渊明的田园诗里见到遥遥嗣响的人。汉代的俗儒钻进利禄之途,乡愿满天下。魏晋人以狂狷来反抗这乡愿的社会,反抗这桎梏性灵的礼教和士大夫阶层的庸俗,向自己的真性情、真血性里掘发人生的真意义、真道德。”[4]他还说:“这个时代以前——汉代,在艺术上过于质朴,在思想上定于一尊,统治于儒教;这个时代以后——唐代,在艺术上过于成熟,在思想上又入于儒、佛、道三教的支配。只有几百年间是精神上的大解放,人格上、思想上的大自由。人心里面的美与丑、高贵与残忍、圣洁与恶魔,同样发挥到了极致。”生活在一个要挣脱汉代定于一尊归于一统的经学思想的控制和礼法制度的束缚,魏晋士人的人格之美就以空前的激烈形式表现出来,这就是所谓的“极致”审美理想,他们注重的是“血性生命”,肯定个体的人格之力,呼唤个体的人格之真,弘扬个体人格的反抗精神;还注重“超旷心灵”和“情深韵致”,追求心灵的自由,轻忽名教,倚重自然。刘师培先生认为:

       西晋之士,其以嗣宗(按,阮籍)为法者,非法其文,惟法其行。用是清谈而外,别为放达。据《世说·德行篇》注引王隐《晋书》谓:“魏末,阮籍嗜酒荒放,露头散发,裸袒箕踞。其后贵游子弟阮瞻、王澄、谢鲲、胡毋辅之之徒,皆祖述于籍,谓得大道其本。”据《晋书》所载,则山简、张翰、毕卓、庾敳、光逸、阮孚之流,皆属此派,即傅玄所谓“魏氏虚无放诞之论,盈于朝野”(《文选·晋纪总论》注引干氏《晋纪》载玄上书)应詹所谓“以容放为夷达”(《文选·晋纪总论》注引刘谦《晋纪》所载詹表)是也……(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12,P51

       刘师培先生的分析,着重从西晋之士行为的怪诞方面,探讨士人“清谈”、“放达”表象掩盖下的“极致”倾向,其说也是值得注意的。

        法国史学家兼批评家丹纳(Hippolyte Adolphe taine,1828-93)认为:“艺术品的目的是表现某个主要的或凸出的特征,也就是某个重要的观念,比实际事物表现得更清楚更完全……”魏晋时期是人才辈出、价值观念多元的特殊时期,思想和学术的开放、争鸣,使得人们在思想观念方面遭受着空前的洗礼,只能有了众多纷纭的思想观念的“一片和声”,艺术家才成其伟大,而伟大的艺术家不是孤立的,而只是一个艺术家家族的杰出代表,有如百花盛开的园林中的一朵更明艳的花,一株茂盛的植物的“一根最高的枝条”。东晋南北朝文学家籍贯可考者共计556人(三国57,西晋126人,东晋131,南北朝425),可谓彬彬大盛了,在如此众多的文学家的“一片和声”中,要想脱颖而出,要想使各自的思想为世人认知,非走“极致”一途不可,幸运的是,魏晋南北朝时代,文学觉醒了,进入了“自觉的时代”而回归自身、重艺术特质、淡化与政教的关系;作为本体的人也觉醒了,向外发现了宇宙,向内发现自己的心灵。这个时代,“中有惊采绝艳,徙倚彷徨,神光离合,乍阴乍晴;又似乎中有狐鼠山魈,虫渍蛇涎。历史深藏了它的身影,于如雾如纱中但见其仿佛。”作为记录士人“走极端”的典范,《世说新语》的“嘉言懿行”,“或深念社稷,为国忧心;或以国事为重,不以私隙废公;或居官清廉,身无长物;或知有凶险,不愿嫁祸于人;或刚正不阿,宁遭祸而不说假话;或忠于友道,冒死不肯败义求生;或知过必改,断然弃旧图新;或面临杀戮而无愧色,视死如归;或视金宝如瓦石,丝毫不为所动;或乐于将自己好物借人,甚至以别人不敢向自己商借为可憾;或不以学问为个人私产,将自己的心语慷慨献助于他人。”有意味的是,魏晋士人之早慧,也达到了“极致”,《三国志·魏·钟会传》载:“(王)弼好论儒道,辞才逸辩,注《易》及《老子》,为尚书郎,年二十余卒。”像王弼这样年少才高的饱学之士,即使在今天,也是极少见的。随意掇拾,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早慧的例子还有:谢胐十岁能属文,被称为神童;谢瞻六岁、谢庄七岁、谢惠连十岁即能属文;任昉四岁即诵诗数十篇,八岁能属文;范云八岁赋诗,挥笔立就;丘迟八岁属文;何逊八岁能诗;张率十二岁能属文,日限为诗一篇,年稍长作赋颂,十六岁时已有二千首左右;王籍和刘孝绰都是七岁便能属文,刘号曰神童;萧刚六岁便属文,自称:“余七岁有诗癖,长而不倦”(《梁书·简文帝纪》)……当然这种文人早慧的“极致”现象是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的,先秦两汉时期,以培养政治伦理素质为目的的文化传承主要采用学校教育和经师传授的方式进行,魏晋以后,教育的重点向文学修养转化,学校与经师的作用渐渐削弱,个人的诵读与家族的传习逐渐成为主要的形式,家庭与个人的积极努力是不可忽视的。

       魏晋时期,美文意识觉醒,对形式的追求和对修辞的注意也达到“极致”,建安文学最重形式上的华采,从“词彩华茂”(《诗品》卷上)的曹植、王粲,到“重叶以凤采(《文心雕龙·时序》)”的颜延之、谢灵运,再到丽藻艳发的齐梁文学,审美风格虽有不同,而对华藻的追求则是一致的。“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文心雕龙·明诗》),在形式上“穷力而追新”(《文心雕龙·明诗》),藻绘、偶对、隶事、调声,这些修辞手法都被无限制地运用,构成了艺术至上的唯美主义,伴随着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审美意识也觉醒了。

       总的说来,魏晋士人的“走极端”或曰“极致审美”是由时代、社会与个体生命众多因素共同促成的。这种特殊的审美理想包涵了生命与形式、扩张与收缩、创造与破坏的二元对立因素,这些对立因素总是在个体人格之中展开矛盾、冲突,个体人格总是充满了内在张力,表现出生命的节奏,他们绝少用崇高的方式,却以狂狷、任诞的行为来表达个体意识和自由意识,因而这种充满感性动力、执著于现时体验、表现于流动过程的生命形象,是审美化的个体人格,它构成了魏晋风流的主体内容。晚唐诗人杜牧曾说:“大抵南朝多旷达,可怜东晋最风流。”可以说是比较准确地概括了六朝时期士人审美理想中出现的“走极端”或“极致审美”倾向,而这种倾向历来为后世的文人学士称道并不断传为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