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家风的当下意义

　　中国人历来注重家庭教育，注重家风的传承。一九三六年，鲁迅在病重时，在散文《死》的篇末写下遗嘱，其中包含对当时幼子周海婴的训示：“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奠基人、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家，鲁迅将丰富的人生阅历和社会观察融为一体，其家风在当下仍具有警示世人的积极意义。概括起来，包含如下几点：

　　一、以身作则，践行传统道德理想
     鲁迅先生自幼接受完整的旧式教育，传统儒家的道德精神已渗透到他的骨髓，渗透到他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典型的表现是能够以身作则，用一生的实际行动去践行儒家的道德理想、人生追求，并为后世子孙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孝道在儒家思想中具有非常丰富的内涵，鲁迅先生孝敬母亲的故事早已传为佳话。家道中落、父亲早逝使得母亲饱受痛苦磨难，她“用坚强抵御软弱，用笑脸抹去泪水，从哪里跌倒，从哪里爬起，绝不倒下”，这种不畏艰难的乐观精神在鲁迅身上得到了很好的继承和发扬。终其一生，鲁迅先生以如椽之笔同凶残的敌人进行了韧性的战斗，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注重策略，从不妥协。在良好家风的熏陶下，鲁迅先生从小就学会分担母亲的重担，对母亲百依百顺，从不顶撞。他亲自为母亲的老寒腿拔“火罐”、去风湿，陪同母亲到香山、碧云寺、钓鱼台等地游览……作为孝子，每逢有作家张恨水的新书出版，鲁迅一定要买回来送给母亲看。

       1934年5月16日，鲁迅在给母亲的家书里边说：“母亲大人膝下敬禀……三日前曾买《金粉世家》一部十二本，又《美人恩》一部三本，皆张恨水作，分二包，由世界书局寄上，想已到，但男自己未曾看过，不知内容如何也。”字里行间，流露出对母亲大人的无限牵挂。

       从1930年到1936年逝世时，6年多的时间里，鲁迅写给母亲的书信就多达116封。出于孝心，晚年鲁迅对母亲隐瞒了自己的病情，直到临终前才在给母亲的信中说出了自己患有肺结核的实情。
       鲁迅对家风的传承不仅体现在对母亲的孝顺上，更体现在对儿子周海婴的悉心教导上。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周海婴至今记忆犹新的一幕是鲁迅弯下腰身，细心地为他敷药的情景。这与当前的“虎爸”、“狼妈”的威严形象大相径庭。

       鲁迅也曾打过儿子，但从未暴怒之下，或严厉训斥。周海婴印象中只有一次因病赖学被鲁迅用报纸卷打屁股，但据周海婴回忆，“打起来声音虽响，却不痛的。”鲁迅宁愿子孙后代做一个能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也不要做那种徒有虚名、华而不实之徒。

       他的孙子周令飞后来在台湾卖爆米花，恰恰也正是验证了鲁迅当年所说的“寻点小事情过活”。鲁迅不愧是伟人，周令飞也不愧为鲁迅的后人。好的家风应该建立在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上，恪守传统道德理想。好的家风也应该成为一个家族的共同信仰，成为可以超越时空限制、让后代子孙产生思想共鸣的生命信条，这是需要多少代人的共同努力才能完成的事业。

　　二、以人为本，祛除尘世浮名功利
     鲁迅先生特别重视对孩子的教育，用满腔的热情关爱少年儿童，写下了《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风筝》《闰土》《藤野先生》《阿长与山海经》《故乡》《春》《阿Q正传》等许多适合青少年阅读的作品，在他看来，“将来是子孙的时代”，国家和民族的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鲁迅曾翻译过很多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发出过“救救孩子”的呐喊，质疑中国传统教育，倡导“以孩子为本位”的教育思想。他总是根据自身的生命体验提倡人性化的教育，反对僵化的教条和陈腐的教育观念。鲁迅尊重儿童爱玩的天性，重视创造能力的发挥。重视社会环境对孩子成长的作用，批评放任自流和不近人情的教育方式，主张还给孩子自由。

       综观当下中国家庭教育，家长们为了孩子的“前途”，重成才轻成人，重结果轻过程，重经济效益轻教育质量，重智轻德，分数至上，急功近利，异象迭出，每每扭曲了教育的本真和孩子的天性。

       鲁迅儿子周海婴，一生质朴平淡，从事无线电研究长达55年以上，家中摆满各类荣誉证书，70年来对摄影兴趣不减，拍有2万张照片。作为无线电专家和摄影专家，周海婴牢记家训，默默无闻、淡泊名利，靠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成绩，去赢得社会的承认，不去做力所难及之事。相形之下，当今社会各界，借助前辈名头，四处招摇，追名逐利，所作所为，令人汗颜。

　　三、实事求是，遵循事物发展规律
       在教育孩子方面，鲁迅先生认为首先要尊重和理解孩子，“如果不先行理解，一味蛮做，更大碍于孩子发达。”在儿子成长过程中，鲁迅基本让儿子“完全的解放”。

       曾经有一次，鲁迅在家中宴客，儿子海婴同席。在吃鱼圆时，客人均说新鲜可口，唯海婴说鱼圆是酸的，鲁迅听后，便把海婴咬过的那只鱼圆尝了尝，果然不怎么新鲜，便颇有感慨地说：“孩子说不新鲜，我们不加以查看，就抹杀是不对的，看来我们也得尊重孩子说的话啊！”

      据周海婴所著《鲁迅与我七十年》介绍，鲁迅的教育方式是“顺其自然，极力不多给他打击，甚或不愿拂逆他的喜爱，除非在极不能容忍，极不合理的某一程度之内”。

       作为清醒的现实主义者，鲁迅深知文学或美术之路的艰辛，叮嘱孩子不做空头文学家美术家，做小事情普通工作谋生好了，即使生活紧张也不妨事。国家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应该为民族的兴亡鼓与呼，而不是粉饰太平。

       鲁迅平生作风务实，坚持操守，反对“瞒”与“骗”，不喜说空话、说假话。鲁迅提出要让孩子专注培养磨练些有用的能力，也曾让夫人许广平学日语，希望她也能凭翻译能力自给自足。所以，“寻些小事情过活”不一定就是要孩子去做生意、凭劳动卖力吃饭什么的，也不是反对孩子以后从事文学类的工作，而是要求孩子即使从事文学也要说有用的。

       反观当下，更多的家长宁愿相信自己的孩子长大以后，会有“大的才能”，而不愿意接受自己的孩子将来要“寻点小事情过活”，于是，“虎爸”、“狼妈”大行其道，教育之爱之美光芒丧失，教育观念错位扭曲，为了出人头地，可以不惜一切代价：揠苗助长，过度开发，无节制比拼，唯恐输在所谓的“起跑线”上。究其原因，还是陈腐的“人上人”、“成龙成凤”的思想束缚了众多家长们的心。

　　四、乐观豁达，关注个体精神独立
      鲁迅先生学医从文，想要医治和唤醒民众，却发现异常艰难，因此告诫后人要踏实过活，希望孩子们平淡平安。鲁迅去世之时，海婴不到8岁。在鲁迅的日记里、书信里，随处可见关于海婴的记载，可见晚年鲁迅对幼子之爱。面对死亡，鲁迅体现的是乐观豁达、追求独异个人精神的“魏晋风度”。他要求“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赶快收敛，埋掉，拉倒”、“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忘记我，管自己的生活”……表现出参透一切的冷静和从容。正是因为他的这种精神，儿子海婴才能在少年失怙的漫长岁月，和母亲相依为命，度过一个又一个的难关。终其一生，海婴寻到“摄影”这点“小事”，坚持用镜头和胶片记录日常生活，折射人间世相、民生冷暖、时代兴衰，用心中炽热之爱回报父亲的满腔爱意。

       在鲁迅看来，所谓“现代化，现代文明”，国家的兴盛，“根柢在人”，物质与科学技术的发展只是“现象之末”。如果忽略了人，物质、科技、民主都有可能走向反面。放眼当下教育，有时也宣扬“立人”，但往往强调“人”是家庭的、社会的、国家的，而缺少“个体的人”的概念，忽视个体生命的存在，所立之“人”往往堕入抽象，学校培养出的“人”往往缺乏独立思想、独立人格而湮没于国民群体之中。“人”沦为了物质的奴隶、金钱的奴隶、权利的奴隶，这也正是我们当下教育的致命“短板”所在。
       家风是一个家族的共同信仰，是民风社风的组成要素，也是中华民族传统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个快速发展和民众需求多元化的时代，各种思想激烈冲击，凝聚历史智慧的家风亦被重新唤起。当下，重读鲁迅家风，反思人们热议的教育话题，或许不无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