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年底,我与张未来下乡了。我和张未来在当年应该是高炮六十九师部队大院中最后两个下乡的学生。张未来那时年龄小,长的也矮,看上去弱不禁风,因而没有在六月份下乡去。而我则是在六月部队动员高中毕业生下乡时,根本就不想去。对我来说,参军是第一个目标。然而,因为我父亲在“文革”中受迫害被免去职务,我要想去参军,真的是比登天还要难。(其实当年我知道在我参军这件事上的阻力来自那里)。就这样,我一直拖到那年的十二月底,才和张未来一块下了乡。

  在这半年的时间里,我也是要试一下炮69师的负责人,对我有什么办法吗?没有。炮69师的负责人在这件事上也就是一只纸老虎,不能拿我怎么样。再多说一点,在1971年9月13日,发生林彪外逃事件后的第二年,我父亲就离开农场回到了家里,炮69师的负责人同样没有什么办法,历史的发展已经超出了他们的想象。

  下乡后我和张未来都在一个知青组里,这个知青组就设在长清县许寺公社大刘大队中。我们去时,知青组里共有十六个知识青年,他们是:武卫民(组长)、李汉威、李成钢、辛少云、刘春阳、宋德奎、张庆国七个男知青,及王曼华(司务长)、王凤云、张永萍、张红秀、冯翠萍、王珍、代淑丽、胡长喜、谢翠林九个女知青。我和张未来到大刘知青组后,小组里共有十八名知识青年,男女各占一半。

  在我们到之前,大刘知青组内还有三人离开了知青组。其中张卫东是应征入伍离去,鲁继生、张红英则是调到黄河农场去了。张红英后来回到大刘知青组一次,而鲁继生则从没见过面。

  下乡后,我被分到大刘大队第四小队参加劳动。在四小队劳动的知青有三人,他们是:宋德奎、张庆国再加上我。四小队在大刘村村南约五百米远的一个独立的小村庄。村里人口不多,大刘大队的林场和村小学的一、二年级都在这里。大队里后来按上级的规定给了知青小组一块菜地,也在这边。我下乡后只在四小队里修了一个月的道路,便开始在小组里担任司务长,很快又担任大队的广播员和小组的副组长。

  1975年的春天,大刘大队按照上级的指示,在大队林场里分给我们知青小组一块菜地。我去看了一下,发现这块地原来是种树苗的,土地板结严重,不能直接用来种菜。随后我在小组会上把情况讲了一下,动员大家拿出时间来,到那块地里去翻地。会上,同学们都表示同意,我们就用了一个上午的时间,把那块种过树的地翻了一遍。要种菜还要有肥料才行,我又动员大家到村小学里去挖粪土。同学们在吃过中午饭后,每人借了一辆小推车,用了一个中午的时间推了十几车粪土到菜地里,一切准备就续。

  我下乡前在家时,就曾在门前的空地上种过菜。种菜看似简单,但没有一点知识也不行。种菜首先要有水,要有肥,还要有种子和菜苗。种菜前还要选择适当的品种种才行。我在家时在门前的空地上种过西红柿、芸豆、莴苣、茄子、南瓜、青豆等蔬菜,也算是有实践经验了。下乡后再种菜,也是轻车熟路。

  很快,我在菜地里种上了小白菜、青豆、南瓜、辣椒等蔬菜。在小白菜收过之后,又种上了芹菜。芹菜生长的比较慢,到秋天时芹菜已经长高了,我们还用芹菜包过一次猪肉包子,让同学们吃了皆大喜欢。

  在夏初时,我与大队贫协主任到邻村的集上买来一只六十斤重的仔猪,放到食堂所的院子里养。事先,大队已经在这个院子里建起一个猪圈,为我们养猪做好了准备。

  在1975年的6月份,村里开始收割小麦了。那时收小麦全靠人力去割麦子,没有现在这种小麦收割机。

  收小麦是一种非常耗费体力的事情。我们那时的身体情况都很好,但在收割小麦的事情上确败下阵来。记得当时我到大队林场去帮助割麦子,在拿到镰刀后一个社员说:“一要看好手,不要让镰刀割了手。第二不要用力过猛,小心割了脚。”

  我拿着镰刀试着割了几米长的一垄小麦后,感觉腰酸背痛特别的明显,这割麦子与跑步打篮球完全是两回事。

  一个人没有在农村里割麦子的亲自体验,不会想到割麦子有多难。当然,割麦子对在农村长大的青年人来说,不存在什么困难,这就是我们知青与农村青年人的差距。

  “要想知道梨子的滋味,就要亲口尝一尝。”不干点农活,就不会知道农民种地的难处和辛苦。什么是农民?农民就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种粮食、种棉花、种蔬菜,从土里刨食。而土地,就是农民的命根子。这就是我农民的理解。

  另外,在知青组里我与组长武卫民一起,还组织男同学开展早起跑步、打篮球等活动。经过不断的努力,大刘知青小组蒸蒸日上。

  对大刘大队知青组的变化,也得到带队指导员和公社、管区领导的认可。在1975年的9月初,泰安地区召开全区知识青年代表大会时,我做为大刘大队知青组的代表参加了那次大会。会议结束后带回来一些先进知青的宣传材料,在开小组会时向同学们做了传达介绍。

  在那一年的9月中旬,我接到大队交给的一项任务,带领知青小组的男同学到黄河边上去抗洪。抗洪的经历让我们长了见识,知道了黄河是什么样。大诗人李白讲:“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当时黄河里的水之大,一眼望不到边。

  在这一年抗洪结束后,组长武卫民到青岛去上学,我开始担任知青组的第二任组长。同时大刘大队的团支部开始改组,我在大队团支部里担任副书记,张永萍在团支部内担任委员一职。

  再讲一下我们养猪的事情。自从买来这头仔猪后,我就动员全组的同学去打猪草。很快,几天的时间同学们就割回来二百多斤的青草,我们又用几天的时把青草晒干了。之后我们用板车拉了一麻袋的干草,到不远处的部队农场,把这些干草用电磨打成了粉。拉回来后,每天在我们吃过饭后,就用剩下的小米稀饭,加上草粉拌成饲料,然后去喂猪,每天喂四到五次。养猪必须要用草,否则猪不会长大。

  到1975年12月我离开大刘大队时,我们养的那头猪已经长到二百多斤重,膘肥体壮,让人看了十分的喜爱。知青组养的这头猪是全小组知青同学共同努力的成果,没有大家的共同努力,那头猪也不会长的那么好。

  总之,做为一个青年人,不到农村长住一段时间,不会了解农村的真实的情况,也不会了解农村中人与人之间真实的关系。上山下乡是我离开部队大院踏上社会后的第一个落脚点,是我们那一代青年人认识社会的第一步,为我们那些人参加工作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这个基础就是不怕苦也不怕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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