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爱情题材缘何盛行
匈牙利爱国诗人裴多菲有一首脍炙人口的小诗——《自由与爱情》，其中有“自由与爱情！我都为之倾心，为了爱情，我宁愿牺牲生命；为了自由，我宁愿牺牲爱情。”这首小诗道出了文学创作中一些“永恒的主题”——生命、爱情、自由等。只要人类存在，有关生命、爱情、自由的话题便会延续，而在各种此类题材的演绎中，有一类最为人们津津乐道，那就是长盛不衰的有关古代帝王的爱情话题，这是耐人寻味的文学现象。
帝王，是人类社会特定历史阶段的特殊群体，由于他们的“特殊”，决定了他们在感情生活方面也具有不同于常人的特点。按照常理，这类人在社会上所占的比例极小，他们在生活的各个方面也不容易为更多的人所知，对他们爱情的表现应是“冷门话题”才是。然而事实恰恰相反，帝王爱情题材，尤其是帝王悲情题材一度盛行，并有愈演愈烈之势。下面以唐明皇、杨贵妃的悲情之恋为例，尝试对这种文学现象作一解析。
在人们的心目中，帝王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具有豪奢、放纵的特性。在一夫多妻制合法的封建社会，帝王们为了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政治优势，更是妻妾成群，在爱情生活方面，很难做到用情专一。荒淫、糜乱占据了大多数，而绝少真挚的爱情。即便存在着所谓的真挚情感，也应该是欢愉的格调。但事实仍然出乎人们的预料，长期的文学创作实践表明，对于帝王爱情题材的处理，又多是塑造悲情、表现激烈的爱欲冲突、摹写英雄末路及江山与美人不能并存的悲怆、突写畸变的不伦之恋、在历史转折的重大关头寻绎人性的本真等等，唐明皇与杨贵妃的悲情之恋就是历代文人学士们赏玩不尽的绝妙话题。
唐明皇和杨贵妃之间的确存在着真挚的情感，或称之为爱情，这种说法当不为过。如果纠缠于他们的恋情到底是淫乱还是爱情，那样分辨起来显然非常困难。歌德在《浮士德》中写道：“在一个人的身上有两个灵魂，这两个灵魂相互排斥：一个灵魂陷入粗俗的欲望之中，紧缠着现实不肯离去；而另一个灵魂则竭力想超脱尘世，朝着先人们的极乐世界飞去。”柏拉图也在《斐多篇》一文中说道，人的灵魂是一辆精神驾驭着的由骏马和驽马组成的马车。骏马以广阔的天空和遥远的彼岸为目标，驽马却要在混沌的大地上匍伏。“理性的冲动把人引向永恒的理念世界、美的世界和无比纯洁的世界，而感性的冲动则带着本能和欲望，埋没在污浊、混沌的世俗之中。”唐明皇之于杨贵妃，或可称“始乱”，但既然未“终弃”，又“情之所钟，在帝王家罕有”（洪昇《长生殿》），那么，真挚的爱情毕竟是存在的，无论爱的成分有多少，无论这种爱是多么难以量化。不是吗？在文学艺术的殿堂里，人们所看到的客体，都是“实象同虚象的双重体”，“我们只能捕捉住它的虚象”，“我们能得以捕捉的东西，是一种客体的架空存在，我们只得透过虚象，才能靠近虚象背后的实在客体”。“平凡与伟大、漫美与丑陋、圣人与恶夫、敌人与朋友、处女与娼妇、男人与女子、文明与野蛮、偶然与必然、奇迹与凡俗变得难以区分了。”这样说，并不是淆乱是非，陷入虚无和不可知论，这是文学艺术的特性决定的。正是由于这种特殊的“模糊”，唐明皇与杨贵妃的历史故事，习称“天宝遗事”，才成为富有才情的诗人、剧作家们关注的“热门”。杜甫的《哀江头》首开其端，诗中抚今追昔，意多哀悼：“明眸皓齿今何在，血污游魂归不得。清渭东流剑阁深，去住彼此无消息。人生有情泪沾臆，江花江草岂终极！”感叹之情冲淡了诗人在乱前《丽人行》诸诗中表现的讽刺之意。到中唐时期，更有许多文人进行历史的反思，出现许多咏叹诗和多种追忆天宝遗事的稗史小说。白居易的《长恨歌》，凄恻感人，婉而有讽；其后，杜牧的《过华清宫》绝句通过绝妙的诗思，将荔枝事件与“红尘妃子笑”巧妙连接；郑畋的《马嵬坡》在唐人极多的“马嵬诗”中脱颖而出，“首得温柔敦厚之意”（清陈婉俊评语）；金元易代的杂剧作家白朴撰有《梧桐雨》，借历史故事，抒写兴亡之悲；清代洪昇则借李、杨之情事，显示“乐极哀来”的道理，以“垂鉴来世”，高举“尚情”大旗，以精神的“长生”消解了现实的“长恨”；相形之下，大才子袁枚的《马嵬》诗则从民本主出发，发出浩叹：“石壕村里夫妻别，泪比长生殿多”，着眼点还在政治，但对李、杨爱情的可信性提出了质疑。
放眼当今，古代帝王的悲情题材仍是盛行不衰。《大唐芙蓉园》又通过导演、演员们丰富的艺术想象，展示了唐明皇、杨贵妃二人的乱世幽情。他们由音律传情至尽享世间欢爱至时不利兮天地永隔，美艳绝伦的女演员（范冰冰）除了还原杨贵妃的倾城倾国，还赋予了她柔情万种、大义殉国的风采，将千古难解的风情又作了绝佳的“还原”。现代的声像效果当然给多情的观众以更强的艺术感染，让他们一掬同情之泪，普及面也大大增加了。
李、杨爱情故事，是封建帝王悲情题材的最佳代表，自古及今盛行不衰的原因何在？个中情由，耐人寻味，具有深广的文化意蕴。
其一，权力欲望的投影
无论是杜甫、白居易、杜牧、郑畋，还是白朴、洪昇、袁枚，只要他们自我感觉是“士”，要让个人的本质力量得以显现，都会毫无例外地将带有“磁性”的目光附着在政治这块“磁铁”上。人是社会的动物，思想不会脱离实际，文学作为高高在上的“上层建筑”，它总是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千古帝王正是政治符号的最好代表，是权力的化身。言为心声，表现他们就是袒露了自己的胸怀，就是将自己的权力欲望“投影”到现实创作的“帷幕”之上，就会引起他人和社会的关注。试想，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金元大帝、明清圣君，有关他们的文字哪一个不是满满当当。还有哪些可以发挥的余地，已经颇费思量了。在官本位、强权胜公理的漫漫社会中，还有什么能比政治更具吸引力？权力是可以把玩不已的“魔方”。
其二，人性本能的升华
先圣曾言：“食、色，性也”、“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这极易成为假道学家们攻击的口实，但在文学创作中，人性本真的摹写可谓“放之四海而皆准”。一部伟大的作品，如果没有了爱情的“点缀”，是极易让人失望的。没有了英雄、才子、美人，难以成就其伟大，读者的阅读兴趣会顿然消失。人类对自由快乐的追求借助于“爱情”这个“通道”才会畅通，郁积的“块垒”也需要借助于“爱情”这只“酒杯”来浇酌。而爱情离不开原始的人性本能，无论是清新雅致的“士人文学”，还是庸俗猎艳的“市民文学”，无论是感情的净化提升，还是单纯地追求感官刺激，帝王悲情题材都存在着深广的社会基础。弗洛伊德说：“我们相信人类在生存竞争的压力之下，曾经竭力放弃原始冲动的满足，将文化创造起来，而文化之所以不断地改造，也由于历代加入社会生活的各个人，继续地为公共利益牺牲其本能的享乐。而且所利用的本能冲动，尤以性的本能为最重要。”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帝王们的“爱情话题”比常人的内容更为丰富。千古文人的潜意识里还存在“帝王情结”，他们对陪侍在华宇之下、美之“极致”的妃嫔妾媵们表现出的艳羡之情，也是与弗洛伊德的理论合拍的。
其三，伦理观念的进步
在中国传统的观念和社会现实中，妇女的地位一度很低，“红颜祸水”的论调根深蒂固地存在于每一个角落，她们地位的提升绝非朝夕之事。在对帝王悲情题材的改造中，男女主人公在人格上往往“实现”了理想的平等，迸发出自由的爱情火花，女主人公们能够暂时逃脱男权主义“光环”的笼罩，作品中传达出令人感动的进步妇女观。帝王悲情题材中的女性绝少女权主义者，绝少飞扬跋扈，她们往往集美丽、柔情、坚贞于一体，表现出矢志不移、用情专一。或如西施之于越国，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己幸福而慷慨入吴；或如虞姬之于项羽，“君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或如王昭君之于大汉，“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在洪昇的《长生殿》里，杨贵妃为了讨得唐明皇的欢心，运用女人的一切条件和手段：美貌、温顺、眼泪、投其所好谱曲、献舞，直到公然干涉唐明皇召幸梅妃，从而避免了如元稹《行宫》诗中所描绘的白头宫女那样的厄运。她的做法是可以理解的，爱和忌妒、偏执的界限谁又能说清楚呢？如果像武则天那样淫乱、暴虐、精明，就失去了女性美的必需，在形象的审美上变得毫无意义。妇女的解放程度，是衡量社会进步的标尺，她们自身力量的显现，从某种程度上说，依赖的就是爱情。妇女观念是社会伦理观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展与演变总的来看是朝着进步的方向，但也并不是直线式的发展，而是呈现螺旋式上升。总的来看，六朝时期和唐代的妇女解放的程度较高，而后来明、清两代反而不如以前了。一旦“存天理，灭人欲”的腐儒观念钳制和禁锢了整个社会，妇女们的命运便十分可怜。
其四，家国之思的回归
在儒家强势话语一度占据社会主导思潮的文学传统中，家国一体的观念早已深入封建社会的芸芸士子之心。就个体生命的成长经验来看，生活、精神、情感、信念的“出走”构成了心理层面的普遍特征。所谓“出走”，是指个体生命体验纷纭世事、丰富生命阅历的复杂过程，“出走”中包含着否定与叛逆。有“出走”则必有“回归”，在 生命的“铅华”洗却之后，无论是帝王将相、豪门贵族，还是贩夫走卒、草根野民，他们都会在各自的“意义世界”中发掘出皈依家国的生命指归，所谓叶落归根、寻求“精神的家园”是也。而“精神家园”的代表范畴除了亲情，还有爱情。在“城头大王旗”频频变幻的封建时代，一旦维系传统的儒学根基动摇，版荡国危，敏感士人的思维视角便很容易发生转向，他们会将个体的一己情感上升为普遍的家国之思，“回归”人性的本真，个体生命在洞察世事、远离功利之际，实现对内心“意义世界”的自省。就人们的情感体验来说，爱情是一方最好的“精神抚慰剂”，帝王是家国一体的代表，对帝王悲情的搬演就是对家国之思的建构。“天宝遗事”记载了大唐帝国走向没落的历史，极具耐人寻味的感伤色彩。唐明皇与杨贵妃的悲情之恋较之其他众多帝王的爱情题材更具鲜明的时代色彩和丰富的文化内涵。从“开天盛世”至“安史之乱”，大唐王朝的兴衰史正如生命个体的心灵成长史，“出走”与“回归”的完成恰是人类心理发展历程的必然轮回。
其五，悲美情结的积淀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像躲避瘟疫一样地躲避苦难，而在文学的海洋中，如果缺少品咂痛苦的审美体验，生命不会甘美。韩愈老夫子说：“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眇：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荆潭唱和集序》）这种由来已久的“悲美情结”已化为无形的“精神印记”积淀在敏感多情的文人心中。在对帝王悲情题材的处理上，作者们往往通过情与理、理想与现实、自然本性与伦理道德规范的激烈冲突，揭示男女主人公形象的悲美意蕴，男权主义不再膨胀，女性话语不再缺席，人的本质力量得以彰显，主人公的合理要求与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造成无可避免的矛盾，有价值的东西被无情地毁灭。读者的心灵获得陶冶之后飞升的美感，避免了简单化的“英雄美人式”或“才子佳人式”的俗艳窠臼。这是从读者对于文本的接受层面来说的。当然，坐在戏院或电影院里的观众也会毫不吝惜地为商家们增加利润和票房收入。
其六，世事人情的指南
以唐明皇、杨贵妃为代表的帝王爱情题材盛行的原因，还因为类此类故事往往融宫廷医学、饮食起居、官场礼仪、诗词歌赋、职场晋升、夫妻关系等各方面内容于一身，受众广泛，今人往往引为可资借鉴的世事人情的“指南”。鲁迅先生曾这样评价《红楼梦》一书，他说：“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套用一下这句话，现实中有些人，从帝王爱情故事中或看见权力意志，或看见职场规则，或看见精神励志，或看见世情厚黑，或看见文化变迁……总之，各取所需，各得其宜，可谓“求仁得仁”，如愿以偿。
总之，帝王悲情题材是爱情领域中的一块“绿地”，风情万种的文人学士们宁愿“栖身”于此，从中汲取精神的养料。这是非常有趣的文学现象，它所包含的深刻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还有待于研究者们作出认真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