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沟邻居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家住在一个远离村落，名叫大叶子沟的山沟里。大叶子沟山林里长着一种其他沟岔没有的俗称大脖颈子的植物，这种植物长着一、二尺长的茎，茎微酸，可吃，支撑着硕大的莲叶状的叶片；下雨时，放牛的摘一片扣在头上可遮雨。大叶子沟因此得名。
１９６４年我高中毕业，学习优良的我因政治原因高考落榜，返家务农，与祖父母、母亲及患精神病的哥哥一起生活。这时大叶子沟有四户人家，后来搬走两家，只剩荣、于两家长期住了下来。
于家男主人叫于正秋，四十余岁，因比我父亲年龄大，我称之为伯父。他严重驼背，每天像鸵鸟一样走路；典型的山东人头型，大眼睛，眼白很大，黑褐色的面部及额头沟壑纵横，像地格子里的一块石头。能看出来他未驼背前一定是个彪形大汉，但现在却苍老得像五十多岁的人。
于伯母比丈夫小十多岁，身材瘦小，有精神病。为了让妻子静养，于伯父才把家从村子里搬到大叶子沟。刚搬来时，于伯母经常犯病，发作时手舞足蹈，边唱边跳。她唱的几乎是千篇一律的词：“十三岁呀，到边外呀；十四岁呀，找婆家呀；嫁给了呀，小金鱼呀……”好像在诉说自己的过往。有趣的是，她把丈夫戏谑地称作“小金鱼”，联想到于伯父的罗锅样子，我和母亲及奶奶听了禁不住发笑。
于伯母清醒时和正常人一样。她经常来荣家串门，和奶奶及母亲讲了自己的历史：原来在山东老家时，幼年的她被卖给了于家做童养媳（于家也不富裕，只不过她家更穷），由于男人比她大太多，她很不情愿，但又摆脱不了命运安排。来东北后十四岁与丈夫结婚，生了两个孩子。丈夫是窑匠，夏天在窑场干活，出窑搬大缸累了，躺在窑边睡觉，受风寒变成驼背。丈夫不能干窑活了，其他活也干不动，生活越来越困难。她长期抑郁得了精神病，另外还有严重的子宫脱垂，常年用布带拴着绑在腰上。见爷爷不在家，她脱下裤子给奶奶和母亲看，笑着说：“我成了男人了，整天提搂着大气卵子。”说话间露出一口被烟熏黑的牙。
奶奶和母亲唠嗑，讲到于伯母时叹息道：“她真是个苦命的人呀，还不到三十岁头发就白成那样；当家的是罗锅；她底下还带着那样一个沉东西，得遭多少罪？”母亲说：“别看她头发乱糟糟的，仔细端量一下，瓜子脸，眉眼周正，小模样还挺俊的。”
于家大人不识字，两个孩子却取了很雅致的名字：十岁的姐姐叫诗英，六岁的弟弟叫诗才。诗英上二年级，诗才有哮喘症，未上学。
荣家西面有三间被人废弃的老房子，东面一间勉强可以住人，于家没花钱住了进去。下雨天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炕上、地下摆满了接雨的盆。于家有不少缸和盆，都是于伯伯当窑匠时做的。于家搬来时，一张破炕席，炕上一口破柜，地上几口大小不等的缸，再没有其他家具。晚上睡觉时，于伯父躺不下，靠在墙上坐着睡，其余三口挤一起盖一张开花的破被。
那年头辽东山区土地贫瘠打不出粮食，生产队常年吃返销，家家都吃不饱肚子。于家没有劳力，生活更是清苦，不光吃不饱饭，有时连食油都没有。一年冬季，于家两三个月没吃一滴油，总吃白水煮酸菜，全家人脸都吃黄了。荣家知道后，送了一碗灰油，吃了一个多月。于家从不买衣服，洗衣服没有肥皂，用草木灰泡水去污。
荣家是大叶子沟原来住户，菜地分在阳面山坡。于家原来菜地分在村边平地，搬来后因路远自动放弃，向队里要了一块背面山坡的撂荒地。生产队只是在每年春天种土豆时出犁杖给耕种一次，其余时间都由自己管理。我在自家菜地里干活时，总能看到于伯父在对面山坡上，佝偻身子慢腾腾地铲地或背垄，看他那蠕动的身躯，眼前立即浮现出蜗牛的形象。
三年后，爷爷奶奶相继故去。于伯母精神病好了，不唱不跳了。于家屋内时时传出于伯母和孩子的笑声。
于伯父虽然身体佝偻，但手很有力，这可能与他年轻时长年作窑活有关。于伯父手巧，会编筐、土篮、囤子等，很粗的条子他用大拇指轻轻一别就别了进去。母亲跟他学会编筐，我也学会了编这些常用器具。
一天我睡午觉，突然听到拉胡琴声音，到外面一看，原来是于伯父在小河边拉自制的二胡。二胡用核桃木制作，杏条和马尾巴制作的弓子，蛇皮蒙的琴筒，细铁丝琴弦。看他一板一眼地拉“苏武牧羊”，还眯眼轻轻哼唱，很陶醉的样子。我不禁惊呆了！
他拉完一曲，笑着说：“我拉的不好，殿威你别见笑。”我说：“真挺好的。你太厉害了，能自己制作二胡。你识谱吗，大爷？”他摇摇头：“我不会那些东西，就是心里有几个熟悉的曲子，寻思着就拉了出来。”我暗暗吃惊：体貌不堪的于伯父悟性超强，竟然有音乐细胞！
多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在阶级斗争炉火中炙烤中的我，养成一个习惯：每到有月亮的晚上，就在大门外小河边，对着寂寥的山谷拉二胡，让琴声排遣风雨浇漓的心情。这时，诗才就会准时出现，不声不响地坐在我身旁，托着下巴出神地听。有一次他问我：“二哥，我能不能学会？你教我呗？”眼里流露出羡慕神情。我不忍拂其兴致，说：“诗才，你好好念书吧，等学会识谱了，我就教你。”
一天下午，我一人在家，听到于伯父大声叫：“殿威、殿威，快来！”我急忙跑过去，见于伯父一人在家。他指着山墙顶端说：“你看，那上面有一条长虫。”我抬头一看，在墙头与脊檩的空隙处耷拉着一条长长的蛇尾巴。立即拿锄头到外边把蛇头按住拽下来打死，原来是条乌蛇。
于伯父说：“这么大的长虫扔了可惜，皮可以蒙二胡，肉还能吃。”在他指导下，我剥下蛇皮，去掉头和内脏，在河里洗干净。我知道于家缺油，拿回家在锅里炖上，放了很多葱花和灰油。
母亲上山采菜回来，见我炖了一锅蛇肉，盛出一小碗尝了一下，说不好吃。我喝了一口汤，太腥了。给于家送去一碗尝尝，都说好吃。母亲把蛇肉盛到盆里，全给于家送去。晚上于伯母过来说：“那长虫肉多好吃，你们怎么不吃，都送给我们了？”母亲说：“我们嫌它有土腥味儿。你们能吃也挺好的，总算没白做。”
于伯父性子倔强，虽然日子困难，也不求助于人。但他愿意助人，荣家炕不好烧，他指导我如何打炕、砌锅灶、烟筒，有时亲自动手干。每次干完活，立刻转身回家，虽百般挽留也从不在我家吃饭。
一天半夜里，于诗英在窗外喊：“二哥、二哥，我爹病了，吐了好多血。”我和母亲急忙过去。油灯下，见于伯父脸色蜡黄，双手拄着炕檐大口喘气，地下有大滩血。于伯母和诗英、诗才吓得哭出了声。见情况紧急，我说：“我去队里要车，你们做好准备，赶紧上医院。”我跑了三里路，到队长家敲开门说明情况。队长立即派车，并拿钱交给我，说：“到医院先用着，不够以后再回来取。”
马车来到大叶子沟，我把于伯父抱上车，于伯母把家里唯一的破被给丈夫围在身上，我和诗英上了车。马车一路小跑，来到公社医院。我把于伯父抱到走廊长椅上，联系值班大夫。经检查是急性胃出血，打了止血针，情况渐渐稳定。
于伯父再没吐血，第二天早上又打了一针，医生要求住院。于伯父怕花钱，坚持不住院，要立刻回家。我和诗英劝不住，只好答应。马车又把他拉回了家。这么凶险的病没把他撂倒，于伯父命真大。
诗英小学毕业了，到队里上班，十六岁的姑娘俨然成为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她长得不高，但很结实。铲地时我和一大帮社员都到地头了，回头一望，她还在地中间。有时我给她接一段垄，她看到了，抬头擦一把汗，笑着说：“二哥，你歇着吧。”
在大叶子沟的几年里，诗英总穿一件带红格的上衣，后来都洗得没了颜色。十几岁的女孩，正是爱美时候，但从没见她穿过花衣服，也没见添一件新衣服。苦菜花，苦菜花，诗英就是一朵开着黄花的婆婆丁啊。
那年代阶级斗争风雨如磐，因父亲历史问题，我被视作“黑五类”子弟，在生产队受歧视，无故被扣工分是常事。于家是贫农，根正苗红，但于伯父从来不小看荣家，对我像对自己儿子一样亲切和善。
文革时期，我因父亲“下落不明”被批斗，身心受到极大摧残。群专队到我家抄家，希望找到电台、信号枪等作案工具，以坐实我是台湾特务的罪名。群专头头找到于伯父说：“老于头，你可是最纯粹的贫下中农，是革命队伍一员。荣殿威是特务，是阶级敌人，你一定要擦亮眼睛。我问你：你看没看见他玩手枪、信号枪，或说过什么反动的话？”于伯父说：“这我得拍良心说话：人家那孩子只知道干活，从没看见摆弄那些玩意儿，也没听见乱说话。”群专头头听了，悻悻离去。
事情过去后，母亲对于伯父说：“大哥，要是你说一句坏话，小威可就惨了。”于伯父说：“睁眼说瞎话，那不丧良心吗？殿威该是什么人，就是什么人；我成天看在眼里，还不知道？”
几年后，我和贫农姑娘李秀娟结了婚。在那“亲不亲，线上分”，“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年代，我这个被斗的“反属子弟”竟然占上了高枝。秀娟比诗英小一岁，过门后，诗英叫她二嫂，两人很亲昵。
村子里放电影时，我、秀娟和诗英、诗才一起到村里看电影。看电影时正面人太多，我们就站在背面看，虽然银幕上的景物方向相反，也看得有滋有味。往回走时，一起议论影片中的人物。多少年以后我还想：为什么当年我们都愿意站在背面看电影？这是不是因为我们常年离群索居，养成了一种自己觉察不到的自闭心理在作怪？
后来诗英嫁到通化县大川乡，结婚时，秀娟当娘家客去送了亲。
荣家和于家，大叶子沟仅剩的两户人家，像一个水湾里的两条鱼，不离不弃，声息相通，平淡而和谐地互相守望。
于家的房子实在住不下去了，不得不搬到村里。濡沫十年的唯一老邻居搬走，母亲和秀娟都感到孤独而凄凉。于家搬进村子，菜地还在山上，于伯父每天还来大叶子沟侍弄地；于伯母上山采菜和捡蘑菇时，每次都到老房子看一眼，再到我家坐一气。有时邀母亲一起上山，母亲不去时，就和母亲与秀娟唠上一阵再走。
天有不测风云，一天下午突然下急雨，于伯父从山上下来。母亲看见，站在门口喊他进屋避雨。于伯父性子犟，没进屋，顶着大雨往家赶。他走路慢，浇得不成样子，晚上发起烧来；越烧越厉害，吃了两片止痛片，硬是不上医院。到了后半夜，竟然死了（事后医生说：可能是得了大叶性肺炎）。得到消息，荣家为之震惊。我与母亲赶到于家，我跪在灵前，想起于伯父生前点点滴滴，不仅悲从中来，失声痛哭。出殡时，我与众人抬着杠子，把棺材抬回大叶子沟门，葬在他常年耕作过的薄田边。
当天晚上我写了篇日记，其中有这样一段话：一匹长年跋涉，体力衰竭的羸弱骆驼，终于停下脚步，倒在印满自己蹄印的道路上。
丈夫死后，于伯母又疯了。在村里到大叶子沟的路上，人们又会时时看到一个手舞足蹈边唱边跳的身影。那嘶哑的嗓音唱着和以前不一样的歌词：“小金鱼呀，好狠心呀；一蹬腿呀，就走了呀；我的苦呀，和谁说呀……”只有“小金鱼”的称呼还一如既往，不过位置提前到开头。和十几年前不同的是：人们听到她唱时，不再像以前那样讥笑她，而是充满了同情。
她一路唱着跳着，来到荣家大门外时，声音戛然而止。到了山坡菜地，在丈夫坟前又哀哀切切边唱边哭，似在和心中的“小金鱼”唠嗑。哭完唱完后，她起身下山。这时像变了一个人，来到荣家平静地唠嗑，然后一路安稳地走回家。她就这样上山时唱跳，返回时安静，天天如此，周而复始。
丈夫死后不到一年，于伯母也去世了，死时四十二岁；与丈夫一起葬在了大叶子沟门。两个终年劳累，长期缺乏营养，体能枯竭，与世无争的中年人被死神过早地夺去了生命。
那一年下大雨时，于家住过的房子彻底塌了，大叶子沟只剩下荣家草房茕茕孑立。
几经辗转，九零年我搬家到营口。几十年来，梦中无数次回到大叶子沟，和于伯父、伯母及诗英、诗才谈笑言欢。我与秀娟多次回老家探访亲属，每次都到诗才家吃饭。诗才成年后哮喘病治好了，生了两个姑娘，也当起了姥爷。诗才很能干，除了种田，还养了十几头牛，还格外经营小卖店、磨坊和锯木坊，可算是勤劳致富的典型。每次离开时，都硬给带一些山货特产。听诗才讲，诗英想多要儿子，怕超生被抓，在山里躲了十几天，着了凉，也变成驼背。
９９年寒假，我与妻子回老家，先在诗才家住了一晚，又专程去看诗英。刚见面时吓了一跳：昔日活蹦乱跳的女孩子，变成了九十度驼背的老女人！谁也不会相信，驼背能遗传；可眼前的事实是：诗英分明与父亲一样，都是重度罗锅。原来她到底冒险生了三个小子，得到的回报是：家里被罚得四壁皆空，身体佝偻得和父亲一样。
诗英见到我们非常高兴，热情得如同亲兄妹。诗英两头扣一头的状貌，让我和妻子实在不忍，唠了一些别后的话，便谢绝挽留道别离开。由于距离遥远交通不便，见过这一次后，再也没能见面。
几天前与诗才上视频，告诉我个噩耗：“今年秋天，姐姐走了。”
听到这消息，我很难过。秀娟流出眼泪，取出年轻时与诗英的合影照，久久不肯放下。
岁月如水，生命似舟。死者已矣，活者依旧。生活是什么？命运又是什么？回忆于伯伯一家，耳畔响起一句歌词：“生活是一根藤，总结着几颗苦涩的瓜”。人们常说苦尽甜来，可有人从生到死都被苦水泡着，根本没尝到甜的滋味（诗才还好，于伯父、伯母及诗英都属命运不济之人）。他们长年在苦水里挣扎，在苦水里唱歌，在苦水里舞蹈，外人看不到他们的痛楚，以为他们很快乐。也许他们自己也觉得这是他们该有的命运，因此并不觉得苦。于家父女，就像瘦弱的骆驼负着重物，在沙漠里一步一步坚忍地走着；头上顶着燃烧的太阳，脚下踩着炙烫的黄沙，眼睛看到的是海市蜃楼，脑袋想的是绿洲水草，在漫漫长途中机械麻木地踯躅；直到驼峰干瘪了倒下，也没一丝抱怨。
生命有轮回否？如果有的话，今生的骆驼，来世必有福报！
前半生一直在阶级斗争中煎熬的我，当那场史无前例横扫一切的“沙尘暴”袭来时，能有忠厚老实的驼背伯伯为伴邻，真乃莫大幸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