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屋记忆
一
一座三间的青砖戳斗房，两扇窄窄的陈旧木门，一道木门槛外连着一个砖砌的门台，就是我记忆中的温暖的老屋。
那个边沿砌砖的门台就像一个舒适的摇篮。晚饭过后，劳累了一天的母亲总喜欢坐在门台边上，把困倦的的我揽在怀里，一边轻轻拍打一边哼唱轻柔的歌谣：“娃——娃——，睡觉觉——猫来了——狗来了——吓得娃娃睡着了……”我迷迷糊糊地躺在母亲怀里，不知不觉酣然入梦。
那个门槛相当于我的小板凳。每当放学回家，抄起一个金灿灿的玉米面饼，抹上盛在黑陶罐中的白腥油，再撒上几粒盐，坐在门槛上津津有味地吃起来。那香喷喷的味道，至今还飘荡在我童年的记忆里。
门槛两侧各有一个正方体的门墩，坐在门槛上吃饭时可以临时放碗。每当看到小小子坐在门墩上，那些婶婶大娘们总是笑着问：小小子儿，坐门墩，哭哭啼啼要媳妇。要媳妇干啥？叠被子暖炕，通脚说话，……小子，长大后找个啥媳妇？”
“好看媳妇呗！”小小子就歪着头回答。
“那——找个‘小黑脚，胖身腰，一走一哼哼’的行不？”
“行喽！”小小子美滋滋的回答逗得她们放肆地哈哈大笑。小小的孩子哪里知道，那是个猪媳妇呀！
那时候的农村刚刚按上电灯，老屋的灯光虽然昏暗，但总是暖暖的。白天母亲要下地干活，只有在晚上她才借着昏暗的灯光做一些针线。我至今还记得，我上学时的第一个新书包，就是母亲用衣服的许多边角料，一针一线地缝缝缀缀，做了两个晚上才把一块一块的小碎布砌成一个漂亮的花书包。那个给我带来无限欢乐的布毽子，也是母亲用她的一双巧手，把六块花花绿绿方布，一夜之间连缀而成。纳鞋底，做棉袄，裁剪衣服……记不清有多少个夜晚，劳作之余的母亲伴着那一团黄晕的光，辛辛苦苦地做着我们一家人的针线活。至今，我的耳畔还时时回响着母亲纳鞋底拽绳子的“刺啦刺啦”声，它陪伴了我的整个童年。
哦，老屋呀，虽然你简朴、狭窄，但是你里面贮满的浓浓的亲情，让我终生难忘！
二
那一座简朴的三间小坯屋，是我们村的第一个小百货。
没有砖砌的门台，没有青砖的墙面，只有红砖砌成的几层地基，上面就是土坯垒成的几间简简单单的小屋。多年的风剥雨蚀，小坯屋已经坍塌了。如今，只有几段残墙静静地伫立在岁月的时光里，当初它是多么红火呀！
八十年代中期，随着改革开放的加深，供销社也实行了个人承包，头脑灵活的马大伯就开起了村里的第一个小百货。马大伯夫妇已年近六旬，我们就把这个小百货简称为“老马家”。大人们常常对孩子说“去，到老马家打二斤醋回来。”孩子们也常说“走，咱去老马家买好吃的”。时间久了，“老马家”就成了小百货店的代名词。
马大伯隔一段时间就驾着着他的小驴车到城里的批发市场进货。他进的都是一些生活必需品。大人们的针头线脑，洋火布头，小学生们常用的32开小方格、横格本，铅笔、橡皮擦等，还进一些瓜子、冰棍，红红绿绿好看的水果糖，只有醋不用自己买进。醋都是镇上做醋的人家专门给送过来，倒在一个大瓮里，再转手卖给乡亲们。据说，这些醋都会兑上水，我不知道马大伯是不是这样做，不过他家的醋却是村里几个小百货店中最酸的。
说是小百货，并不像现在的百货店那样，五花八门，品种齐全，但却是我们小孩子去的最多、最眼馋的地方。我记得去小铺中买的最多的就是两毛钱一包十盒的洋火，或者听从大人的吩咐，提着醋瓶子，花一毛钱，打一斤醋。如果大人允许，花上一分钱就可以买根冰凉冰凉的冰棍，或者买一小瓶盖瓜子。再奢侈些，一毛钱买上几块花花绿绿的水果糖，就很令我们心满意足了。每当一小口一小口地舔着那冰棍和块糖，一粒一粒地剥着香喷喷的瓜子，我们觉得我们就是全天下最幸福的孩子了。
马大伯卖东西童嫂无欺，从不缺斤短两，斤斤计较，而且还爱管点闲事。记得有一次，六岁的狗剩拿着一元钱去买糖果，那时的一元钱就是大票子，狗剩家还没有富裕到任孩子买一元钱糖果的地步。马大伯便警觉地问“狗剩，谁给你的钱？”狗剩支支吾吾地不说话，马大伯便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拿过他的钱，递给他两块糖果，哄他高高兴兴地跑了。马大伯拿着钱找到狗剩的娘还给她，狗剩娘才知道压在被子下面的钱被狗剩偷了。待狗剩回家，狠狠教训了他。
马大伯好热闹，他家的院子里常年搭着一个比他的小坯屋还高的秋千架，小孩子们一有空闲就争先恐后地打秋千，大人们闲暇之余也和小孩子们闹到一块。记得有一次秀荣大娘把秋千荡得几乎和马大伯家小坯屋的房顶一般高，惹得一群孩子和大人仰着脖子一边围观，一边叫好。孩子们的欢笑声，大人们的叫好声，把整个小院都挤破了。
可是如今呢？那个秋千架没有了，那一群疯跑疯闹的孩子们都去哪了？那段开心的岁月怎么都随着马大伯和马大娘的离世而远去了呢？
三
老屋的门台上演绎着说不完的故事，丑大娘家的门台上更是热闹非凡。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人们不懂得出去打工，手头也不是很宽裕，鞋子，袜子，衣服，凡能自己亲手缝制的，基本不去购买。丑大娘为人热情，又心灵手巧，她的针线活在这一片是最好的。裁棉裤，剪棉袄，做衣服，纳鞋底，小孩子们冬天穿在连脚裤下鞋子上的小老虎和小壁虎都做得神气活现，栩栩如生。闲暇时节，大姑娘小媳妇常常凑到她家的门台上做针线活。
四五个女人围坐在门台两边，脚底下放着针线簸箩，簸箩里放着剪刀、针锥子、纳鞋的细棉绳等等。三个女人一台戏，这四五个女人一边做活一边叽叽嘎嘎地说笑，比唱戏还要热闹！
“二丫，你家小姑子有婆家了吗？没婆家给她说个？”丑大娘一边给她那十二三岁的二小子做着薄棉袄，一边问一个俊俏的小媳妇。
小媳妇把纳鞋底的针在头发上蹭了两下，纳着鞋底，抬头看一眼丑大娘：“你这会儿才想起我家小姑子，晚了八辈子了，我们家早就定了邻村的了。”
“哟哟哟，这就成你们家小姑子了？你嫁过来才几天就叫得这么亲，一个小姑子家，早早打发了，省的和你在家捣乱！”丑大娘打趣着。
“瞧你说的，嫂子”小媳妇用小钳子拔出鞋底穿透的针“一个锅里抡马勺还不是一家人，怎么着也不能胳膊肘往外拐呀！”
“瞧瞧这嘴，真惹不起了……”丑大娘还要说什么，旁边的二妞拿着纳好的鞋底举到她的面前：“哎，嫂子，这个鞋边咋办？”论常理，鞋底纳好以后，还要用黑布包几圈，鞋底的边沿才会齐整、漂亮，可是二妞总是弄不好。
“包它干啥？俺帮你做。”说着丑大娘接过二妞递过来的鞋底，用剪刀比划着，一剪一剪地剪下去，一双漂漂亮亮的鞋底就呈现在眼前。针脚匀称而细密，边沿齐刷刷的，像刀切过一样，比沿上黑边还要齐整。
“呀，嫂子，你这一手真是绝了！”女人们把鞋底拿过来递过去地看个没完，赞不绝口。
突然，院里一声不响的狗狂吠着扑向门口，大家吃惊地抬头一看，只见肥肥胖胖的李婶晃着一身颤颤的赘肉走进来，那狗瞪着一双迷离的眼睛冲着她身上张嘴就要咬。
“大白，住嘴！”丑大娘大喝一声。
“大白，你疯了，是我！”李婶也扯着嗓子大喊。她经常来串门，狗和她很熟悉，一般不叫，今天是怎么啦？
大白仿佛如梦初醒，怔了一下，摇摇头仔细辨认了一下来人，转身趴回窝里。
气氛骤然缓解，女人们由惊转喜，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哈哈……李婶，那狗准是饿晕了，把你当成香喷喷的白馒头了。”
“哎哟！”丑大娘猛然想起什么，“你这一说我才想起来，早晨光顾着忙活了，还真是忘了喂狗了。”
“你咋不早说呢？早说我就带馒头过来了，省的让你家狗这么吓人。”李婶故意抱怨。
“馒头可不行，你得拿肉来。”二妞打趣着。女人们又是一阵叽叽嘎嘎的大笑。
可是，如今的女人们再也不会凑到一起做针线活了，那一个个针线簸箩早就被丢弃在历史的尘埃里。所有的衣服鞋袜都可以在商场里买到，然而，商场里不能买到的是凑在一起做活时的那份欢乐和融洽……
远去了，故乡的老屋，远去了，老屋里的人和事，岁月的风霜虽然消蚀了老屋的青春和美丽，却带不走我们深深的记忆。它永远是我记忆中最美的浪花，翻腾在我生命的长河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