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讳与中国古代专制文化
江苏军旅作家朱苏进曾在纪念郑和的一篇文章中痛心地说，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有两件让人尴尬的东西：一是女子裹缠的小脚，一是宫廷内太监们被阉割的睾丸。对于上述的两件东西，稍有爱国心的中国人是不愿对国际友人提及的，我们的“国粹”有很多，骄傲的事情数不胜数，何必将“家丑”外扬呢？太不“摩登”了。当年的藤野先生不知处于什么目的，谈到中国女人的小脚，希望能获取这方面的知识，而血气方刚的鲁迅却不买这个帐，对不起，无可奉告！痛灾，国耻！在鲁迅的内心深处，一定有千百条毒蛇在噬啮。
避讳，是我国古代传统的社会礼俗，“始于周，成于秦，盛于唐宋”，可谓源远流长。古代人讲“避讳”，即子女避祖、父名字讳，臣民避君王名字讳。一般地说，是在写文章、谈话时避开要避讳的字，通常是用其他字来替换。普通老百姓的避讳还好办，而帝王的避讳可没有商量的余地，它带有强制特点，弄不好就会被杀头。由于皇帝的避讳如此神圣不可侵犯，结果造成了一个个让人喷饭的笑谈。兹以朝代为序，详细道来。
秦代
秦始皇的父亲名子楚，于是把楚地改为“荆”。荆，乃落叶灌木，枝条可以编篮筐，当年赵国的廉颇就是背着他请罪的，所以，感觉荆国似乎很落后、荒蛮。
阴历一月古时本来又叫“政月”，古代的皇帝都要在一年的第一个月里接受文武百官的朝拜，并决定一年的政事。但因为秦始皇名嬴政，于是，就把“政月”改为“正月”。“正月”的“正”不再读“政”，而读作“征”。
汉魏六朝
汉朝开国皇帝名刘邦，于是，“邦”字的使用权就此冻结，凡遇到“邦”的情况都改叫“国”。刘邦的老婆吕雉，因贵为皇后，“雉”字从此便改称为“野鸡”，饶有意味的是，江湖上“野鸡”一词可算不上个褒义词，《现代汉语词典》释为“旧社会沿街拉客的私娼”，令人绝倒。
汉文帝名叫刘恒，于是把姮娥改名“嫦娥”，把恒山改为“常山”。
汉武帝名刘彻，以后遇到“彻”的都改叫“通”。蒯彻变成了“蒯通”。
汉宣帝叫刘询，于是，尊敬的荀子老先生被迫改姓，改为孙卿。可怜已经去世几百年的荀先生，若从坟墓中爬出来，一定为不肖子孙的大不敬而忿忿不平，怎么搞的！
汉光帝名叫刘秀，曾一度把秀才的名称改为“茂才”。
汉明帝叫刘庄，当时竟把《庄子》改为《严子》。
晋文帝名叫司马昭，于是，“昭”字别人谁也不许用，王昭君的名字就变成了“王明君”，感觉性别似乎也发生变化了。
晋愍帝叫司马业，那么“业”字就是皇帝的专利，公元313年，地名“建业”改名为“建康”。
《世说新语》中记载桓玄是个孝子，很注重避家讳。他的父亲叫桓温，当听人说“温酒来”的时候，就流涕呜咽，没有一点名士的样子，其做法也与当时放诞不羁的风尚截然相反。
东晋简文帝的母亲郑太后，小名阿春，为避“春”字讳，简文帝时人们改称“春秋”为“阳秋”。如晋朝人孙盛著有《晋阳秋》，其实那是《晋春秋》
南朝宋史学家范晔，因为父名泰，便辞去了“太子詹事”的职务，连官也不做了。所撰《后汉书》避讳“泰”字，书中郭泰、郑泰之名皆改作“太”。
刘勰为了避梁武帝萧衍的讳，在作品中将“大衍”改为“大易”，改得有些莫名其妙，至于读者懂不懂，那就管不了那么多了。
唐代
据《唐律疏议》卷10《职制律》载，“诸上书奏事，误犯宗庙讳者，杖八十。口误及文书犯者，笞五十。即为名字误犯者，徒三年”。除此之外，还规定，“诸府号、官犯称父祖名，而冒荣居之……免所居官”。就是说，如所授官职名称与父祖名讳字同或音同，就要主动辞让，调换官职，否则，就会被罢官。如贾曾以父亲讳忠而不肯拜中书舍人，可谓忠于朝廷律令的贤臣孝子了。
唐代皇帝姓李，鲤鱼的命运便发生了转机。据段成式的《酉阳杂俎》记载：“鲤，脊中鳞一道，每鳞有黑点，大小皆三十六鳞。国朝律，取得鲤鱼即宜放，仍不得吃，号赤鲤公，卖者杖六十，言鲤为李也。”假如鲤鱼心有灵犀，定会感谢慈善的人类。
李世民的曾祖父叫李虎，所以唐朝人见了老虎不叫老虎，改叫大虫。把老虎称为大虫也是唐朝时期开始的，这样一叫就叫了300年。非要说“虎”字的时候怎么办呢？有人想出了一个办法，“武”代替“虎”，跟李世民一同打天下的有位将军的名号称虎牙将军，在推翻隋朝后，这位将军改叫为“武牙将军”。
唐高祖李渊父名昞，故唐人讳“昞”为“景”，设想一下，唐人卖烧饼时是怎样叫卖的，一定很有趣。
在中学教材里有柳宗元的《捕蛇者说》，里面有一句“以俟夫观人风者得焉”，这个“人风”其实是“民风”，但为了避太宗李世民的讳，得写成“人风”。民部也改为人部，又改为户部。假如有人叫“徐野民”，那得改名了，叫“徐野人”，尽管本人可能不太愿意。假如有人叫“王世充”，对不起，写作“王□充”吧，中间空一字，任凭你充分发挥想象力，汉字几万个，你就做几万道填空题吧。
唐高宗叫李治，因此，和“治”同音的字必须改，凡是遇到“治”的情况改写成“持”“理”等同义的字。那和“治”同音的“稚”咋办？对不起，想想办法吧，用“幼”来代替不是很好嘛。汉语中同义词多的很，办法总会有的。
唐高宗的太子叫李忠，那么“忠”字也得避讳。朝中实行多少年的官职“中郎将”，改吧，叫“旅贲郎将”，不太好听是吧，将就着来吧。
唐朝大诗人杜甫，一生不写海棠诗，在他流传下来的1400余首诗中，连一句涉及海棠花的也没有，为什么呢？原来杜甫的母亲闰名为海棠，为避母讳，才不吟海棠诗。他还避父名“闲”字之讳，诗中全无“闲”字。
唐无名氏《玉泉子》载：李讷去浙东赴任，途中，淮楚郡守卢罕盛情款待，他命手下人给李讷送饭，可此人姓名与李讷父讳同。李讷大怒，第二天起早不辞而别。卢罕知道怎么回事后，追上李讷，向他道歉，并且说已经鞭打了手下那个人。可李讷仍决意离开。卢罕也很恼火了，歉我给你道了，人我也惩罚了，你还不依不饶，要走你就走吧，自己也拂袖而去。
李贺的父亲名晋肃，于是，别有用心的争名者便诋毁说李贺不能举进士，因“晋”与“进”同音，令人不解的是当朝的主考官员竟深信不疑，致使李贺终生未能参加进士考试。他后来虽做了奉礼郎，但抑郁愁思终不得解，仅27岁便去世了。韩愈在《讳辩》一文中愤激地说：“若父名为仁，子不得为人乎？”也不知犯的哪门子邪，庄严的选举竟有如此荒唐的事情，难怪韩老夫子拍案而起了。
宋代
宋仁宗名赵祯，蒸包子蒸馒头的“蒸”字就得改为“炊”字。
有个州官叫田登，要老百姓避他的名讳，“登”和“灯”同音，所以老百姓“点灯”只能说“点火”。元宵节放灯，只能说“放火”。此例堪称避讳之经典了。
韦翼的父亲名乐，因乐是个多音字，他不仅一生不听音乐，不游高山大岳，而且连酒都不饮，更不参加任何有欢乐事的活动。
北宋诗人徐积因，父名石，于是徐积因便一生不用石器，连走路遇到石头都不踏，如果遇到非走不可的石桥，就令人将自己背了过去！
钱良臣有个儿子叫钱来俊，钱来俊每读经史遇到“良臣”两字，就改读“爹爹”。有一次读《孟子》，其中有一句“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就改口道：“今之所谓爹爹，古之所谓民贼也。”不知他的良臣爹爹听了以后作何感受。
洪迈的《容斋随笔》称，后唐有个叫于邺公的，新授郎官后参拜工部侍郎卢文纪，“文纪以父名嗣业同音不见，邺忧畏太过，一夕雉经于室”。因避讳竟自杀，可谓唐五代官场中最荒唐无稽的例子了。
宋代皇帝的姓、属相也要避讳。有个故事说，某个皇帝属蛇（小龙），偏偏遇到一个属龙（大龙）的大臣，皇帝问大臣属啥，大臣憋得难受，战战兢兢，差点尿湿了裤子，只有说属驴。此事让人啼笑皆非，但想来有些心酸，伴君如伴虎啊！
宋徽宗因为属狗，谏官范致虚便谄媚徽宗说：“圣上生肖属狗，世间不宜杀狗。”因此天下的狗便走了运，御旨下达，传令天下禁止杀狗。狗肉味道不错，可惜，昏庸的徽宗从此也享受不到了。
宋高宗名构，为避“构”而牵及够、媾、购、遘……避讳字达五十多个！
元代
元仁宗因为属鸡，降旨禁止在大都市内提到鸡。从此买鸡卖鸡，都得抱鸡而行，以示对“鸡”字的尊崇。
明代
明朝正德年间，太师、镇国公朱均，曾下过一道严禁杀猪的禁令。因这一年是他的本命年，又因“猪”与“朱”异字同音，权势显赫的朱均严令地方不许买卖生猪、宰杀生猪，如有明知故犯者，全家发配边远地区充军，永远不得回归。此令一出天下哗然。
明代十三陵的选址，据说就是经过了多次的避讳考虑。因明朝皇帝姓朱，于是凡是于“猪”不利的种种因素都要排除，最终确定在目前所在的十三陵的位置，可谓用心良苦。
清代
满清的避讳可谓登峰造极。在顺治朝世祖福临当朝时，尚“不令天下避讳”（见陈垣先生《史讳举例》）。但在康熙帝玄烨登基后，避讳制度骤然严格起来。朝廷规定：以“元”字代替“玄”字，以“煜”字代替“烨”字。当时写字刻书，均严格地执行以“元”代“玄”的规定，如《老子》一书，“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一语，被改为“元之又元，众妙之门”。红学界公认与《红楼梦》创作几乎同时的《儒林外史》，描写王冕放牛，遇见两个“穿元色直襟”衣服的人，“元色”就是“玄色”，亦即黑色。《千字文》开头的“天地玄黄”改成了“天地元黄”，中药铺里的“玄参”，也被改成了“元参”，一直沿用至今。此外，玄帝、玄宫、玄机、玄门、玄女、玄神、玄真、玄天、玄论等词，都相应改为“元”字。
满清统治者属于少数民族，所以，凡是涉及到“虏”、“胡”、“戎”、“蛮”、“夷狄”等汉人称呼少数民族的蔑称，一律在避讳之列。朝廷修书或大臣奏本时，金朝时的“金贼”，必须改写成“金人”，辽朝时的“虏将”，相应改写为“辽将”，宋朝时的“胡虏之地”，也只能写成“异地”。
雍乾之世，避讳至严。为避雍正的名字胤祯，雍正兄弟名字中的“胤”字，一律改为“允”字；著名诗人王士祯，死后十年，还被改名为王士正，后又钦命再改为王士桢。就连明朝的亡国皇帝崇祯，也被改为不可理解的“崇正皇帝”；北宋的开国皇帝赵匡胤，居然被改为莫名其妙的赵匡允；天下的地名，凡涉及讳字的，一律相应改动，如真定、真阳、真宁，都相应被改为正定、正阳、正宁。
乾隆皇帝比起乃父来，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几乎是个避讳狂。不仅他自己的名字弘历要避讳，他的父亲、祖父的名字也要避讳，他的儿子的名字还要避讳，最莫名其妙的是，就连死了上千年的历史上的皇帝名字还要避讳，弄的普天下摇唇鼓舌者苦不堪言。修《四库全书》时，因为没有避讳汉武帝刘彻的名字，乾隆亲自对四库馆臣严加痛斥，严令更改；他钟爱的嫡长子、皇位继承人荣亲王永琏夭亡，朝廷专门颁旨规定避讳“琏”字；他的第八个儿子仪慎亲王永璇，因刊刻《高宗圣训》，“误书庙讳，罢王俸三年”（见《清史稿》），遭到严谴。
雍正、乾隆两朝，利用避讳制度，大搞文字狱，史不绝书。乾隆四十四年王锡候篡改《康熙字典》为《字贯》案，本人被斩立决，子孙七人被判监斩候，妻子媳妇被赐给功臣为家奴。同年，冯王孙著《五经简咏》“不避庙讳”案，乾隆皇帝钦命“照大逆凌迟”处死，“以正人心而神法纪”。也是这一年，一个卖药糊口的老百姓智天豹，谎称遇到神仙显圣，传授《本朝万年历》一部，要献给皇上，邀求富贵，结果拍马拍到了老虎屁股，落得个被腰斩的悲惨下场。乾隆四十五年，小商人刘莪将《圣讳实录》印刷贩卖给应试的童生，以谋升斗，养家糊口，刊印中不慎将“庙讳”及“御名”“全体写刊”，结果也被斩首了事。同年，一个年老多病的生员吴英，写了一通《上陈时务策》，迭用“弘”字未避，被“照大逆罪凌迟处死，子侄五人被判斩监候，妻妾及年幼子孙十余人被赏予功臣为奴。此外，还有乾隆二十二年彭家屏《大彭统记》案，乾隆三十二年齐周华诗文案，乾隆四十四年石卓槐《芥圃诗抄》案，乾隆四十六年吴碧峰刊刻《孝经对问》案，本人都被朝廷砍了脑袋，亲属株连者也均被严惩。这些犯人多数是潦倒书生、小商小贩、市井贫民，根本不存在什么“大不敬”的念头，更谈不上犯上作乱，而乾隆皇帝却无限夸大其严重性，滥杀无辜，在社会上造成了一种恐慌气氛，以维系皇权的至高无上。
清代有个负责命题的官员，从“四书五经”中精心找到了“维民所止”四字，以此为题，让考生写八股文。可是却被罗织罪名，说是“维”、“止”二字让“雍”、“正”掉了头，那雍正皇帝自然不高兴了，不掉脑袋才怪呢。
清朝同治年间，有个叫王国钧的常州武进人。殿试时，本已列为前十名进呈，只因“王国钧”三字与“亡国君”谐音，慈禧太后就把他给删掉了。
文廷式延试时，主考官本想把他录为第一名，这时有人说道：“宋之文天祥、明之文震孟，都是在他们中了状元之后，这两个朝代才亡的。因此姓文的得状元，对国家不吉利。”由于这样的忌讳，文廷式便被放到了第二。
提起避讳，真是“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就此打住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