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不能承受之悲
曹禺的《雷雨》是一部不错的悲剧。古希腊悲剧理论认为,悲剧都是表现了一种不能克服的矛盾,有时是命运。在命运的支配下,主人公所从事的事业总是以失败而告终。这种戏剧给观众一种悲痛恐怖的感觉,并由此达到感情上的宣泄和精神上的净化。在莎士比亚的作品中,造成悲剧的不是命运对人物的限制和捉弄,而是悲剧人物的理想与愿望和当时的黑暗现实之间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构成悲剧性的冲突。对此,作家曹禺有着清醒的认识。在《雷雨》中,他怀着宗教式的“悲悯”情怀来俯视尘世众生。他诚恳地祈望看戏的人们也以一种“悲悯”的眼光来俯视“这群地上的人们”、“这堆在下面蠕动的生物”。这种“悲悯”实则浸染着作家强烈情感的“悲剧情结”,体现着作家对悲剧艺术的独特理解。在悲剧中,我们可能会悲伤地哭泣,甚至痛苦地呼号,但它却能让我们的生命能量畅然一泄,从而快乐地享受生命的自由与甜美。
在《雷雨》中,“命运”始终是全剧的最高主宰,它轻而易举反反复复地捉弄、摆布场上人物,它的突然而至与悄无声息触动着每一个人的恐怖神经。曹禺说:“这堆在下面蠕动着的生物,他们怎样盲目地挣扎着,泥鳅似的在情感的火坑里打着昏迷的滚,用尽心力来拯救自己。”周萍“抓住了四凤的手,想由一个新的心灵来洗涤自己”;繁漪又“抓住周萍不放手,想重新拾起一堆破碎的梦而救出自己”;侍萍也抓住四凤,希望她不要再走自己当年走过的路,以永远地摆脱发生在昨天、今天又被唤起的梦;周朴园又抓住侍萍,希望借助她的“明智”,既结束旧梦,又维护周公馆的既成秩序;甚至天真的周冲,也在抓住四凤,想仰仗她的帮助,走入理想的境界……但“宇宙正像一口残酷的井,落在里面,怎样呼号也难逃脱这黑暗的坑”。试看《雷雨》的出场人物:
周朴园——一匹跌在沼泽里的羸马
这位周公馆的大少爷,并非传统的认识那样,仅是悲剧的制造者,是专制冷酷和伪善的罪恶代表,他何尝不是一个悲剧的承担者。无须为他“翻案”,英明的作者没有安排他下地狱或是发疯,而让他孤独一世,让他苦心经营的家业与“美满家庭”毁于雷雨之夜。耐人寻味的是剧作的“尾声”,十年后,周公馆变成了教会医院,楼上、楼下分别住着两位疯了的老妇——繁漪和侍萍,这一天,一位孤独的老人来到医院看望她们,彼此没有一句话。周朴园何尝不是“一匹跌在沼泽里的羸马”,愈挣扎,愈深沉地陷在死亡的泥沼里……
鲁侍萍——一只尽历世间不幸的沉默羔羊
李健吾谈《雷雨》说:“说实话,在《雷雨》里最成功的性格,最深刻而完整的心理分析,不属于男子,而属于妇女。”尽管曹禺声明,侍萍不是他最钟爱的人物,不具有最“雷雨”的性格,不能唤起读者“雷雨”般的阅读共鸣,但侍萍的人生经历已最沉重地敲击着《雷雨》的悲剧丧钟:将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她经历了情人背叛后失贞的耻辱,毁灭了妙龄少女如诗的清纯。遇人不善地嫁了两次,在倍受歧视中试图经营家庭,疼爱自己的孩子,却陷入想认而不能的悲哀。面对亲生儿子的手足相残,悲受煎熬,心力交瘁。猝不及防的儿女不伦之恋更将她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她坚忍地承受,沉默地关爱,不断地退守生命的底线,沉默之后爆发而终归沉默。这位曾经美丽多情温柔善良的女性,她所奉献出的都成为前半生的赎罪,爱情、亲情都不属于她,除了疯狂,她别无选择,她是一只尽历世间不幸的沉默羔羊!
繁漪——一头受伤之后愤怒的狮子
作为旧制度下个性派的代表,繁漪具有极端的“交织着最残酷的爱和最不忍的恨”的“雷雨式”性格、几乎疯狂的“白热、短促”的“雷雨式”的感情力量。当听到她那失去了母性的一声大叫:“我没有孩子,我没有丈夫,我没有家,我什么都没有,我只要你说——我是你的!”那是她被逼得走投无路时的奋力挣扎,令人震惊!在对周萍的不伦之恋中,她那即将枯死的灵魂在变态的情欲中得到滋养。当周萍狠心的遗弃抽掉了她那唯一的精神支柱,她开始不顾一切地报复,在自我毁灭中显示了抗争的勇气和力量。她不是真善美的化身,但她是真实的,她对于命运的大胆无畏的挑战张扬着个体生命存在的价值。她的生命燃烧着闪耀光芒的激情火焰,她是一位值得流泪哀悼的女人,她的病态的偏激,她的由美丽转化来的乖戾,她的“罪大恶极”,她的敢于冲破一切桎梏的强悍,她的绝望的困兽之斗,她的落在火坑里的情热疯狂,都是那样地真实,都是那样地值得怜悯与尊敬。她简直是一头受伤之后愤怒的狮子!
通过《雷雨》,曹禺向世人昭示了一个残酷的真理:人生,是一曲无尽的挽歌,侧耳倾听时,荡漾在心里的是流不尽的水似的悲哀。有了大悲,才会有大文学,才会有大文化。
生命中难以承受之悲,有重于此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