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被日本鬼子抓劳工的日子

       我父亲张三昌，参加过八路军、解放军，志愿军，父亲的一生经历丰富，且记忆力强，生前经常给我们讲述他难忘的经历，我记录了他讲述的一段被日本鬼子抓去当劳工的惊险经历。

一九三九年七月五日，辽县城（今左权县）第三次被日军侵占，从此县城沦陷被日本人控制下，长达五年零九个月之久。县城往南三十五公里有一个大村叫桐峪滩里村（桐峪和滩里两个连片村组成），归三区管辖，再往南十公里是上下麻田村，也是个大村归四区管辖。这两个区共有自然村五十多个，虽然村都不大，但每个村都驻着八路军机关，如一二九师、师部、中共北方局、太行区党委、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总部卫生部、鲁迅艺术学校等党和军队的高级领导机关长期驻在这里，所以，这个地区成了抗战敌后根据地。我们上武村距县城三十二公里，离桐峪三公里，全村人口约四百八十多口，在当地还算个大村，村里曾驻扎过鲁艺学习，朝鲜义勇军华北支队本部等。在一九四零年十月十日的一天，情报员得到一个可靠消息，县城的敌人将在我们这里进行一次大扫荡。当年我是二十一岁，十八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村公安员、牺盟会秘书、党支书记。村委会立即召开紧急会议，按排部署对敌措施。会议中要求：第一、必须保证人民群众安全撤离；第二、集合民兵统一安排、统一指挥；第三、安排村民转移地点为村东面的高崖沟和村西面寺巷沟两个地方；第四、隐藏措施，利用土窑洞、悬崖根岩洞、洞口用石头垒，以便通风透气；第五、通知群众轻装隐蔽，备足两天口粮即可；第六、布置年轻民兵把守隐蔽，一旦有机会就利用猎枪、地雷、石雷给敌人以沉重打击。会后，八路军机关撤离到安全地带，我们村干部民兵的主要任务就是保护好群众，情况紧急，按各自分工立即行动。

我把手中的工作完成后，将家里八十多岁的老母亲、妻子、大哥、大嫂、大人小孩共九口人，按排在村西边寺巷沟一个窑洞里。用石头正在垒洞口时，就听见有枪声，心想，敌人来了？于是迅速垒好，听到枪声离自己越来越近，凭自己的感觉判断，敌人应该是从沟口进来，可是枪声却从沟后面的山梁顶上传来的，于是马上将沟里前来的必经之路上挖了几个坑准备埋地雷，此时此刻家里人在洞口石头缝里可看到山梁上有日本人在打枪，喊我赶紧跑，日本人来啦！正准备将挖好的坑放进地雷，立马有二三十个敌人把我围住，其中两个日本兵将我按倒在地上，日本军官拿起地雷，汉奸也拿起地雷对我说：“这玩意儿是要皇军的命哩”，紧接着拿起皮鞭狠狠地抽了我两下。小日本用枪托朝我腰部猛砸了一顿，汉奸说：“皇军发话了，不用打了，把他捆起来，此地不能久留，还有八路，以防中埋伏，回去再说”。

此时此刻我恨死那些汉奸，看见他们就恨之入骨，甚至比恨日本人还恨。敌人在隘口、白家庄、皇家庄扫荡后翻山越岭走小路才从寺巷沟后山梁前来抓住我，若不是汉奸引路，日本人根本就找不到那条小路，即使日本人看见有条小路，量他们也不敢走，因为沿途是山路坡陡又是密林，杂草众生、路面狭窄，只能单人行走，我们地方土话叫“羊肠小道”。就这样家里人从石头狭缝中眼睁睁看着我被日本人抓去了。

日本人捆着我把我带回村西边的洪福寺，地方老百姓叫阎王殿，因为里面奉供的是闫王爷，一进三院正殿三梁起架坐北朝南，内有数尊神像和壁画，大门外左右各有一个大石狮和钟楼鼓楼，看起来高大雄伟。据石刻碑文记载唐贞年间所建，千年古寺，寺院内东西存有三十间厢房。八路军领导、朱德总司令在此开过军事机密会议、朝鲜义勇军、原南京军区司令员向守志将军曾在此驻扎过。日本人把我捆在寺院内后院东房，隐约听见其它房间也关着人，有叫喊声、毒打声、逼供声。此刻日本人开始对我审训，让我说出自己的名字、职务、职业并要求提供有关八路军的任何消息，包括共产党员名单。我说：“我只是一个种地的农民什么也不懂”。话刚说完，严刑拷打开始了，先把我的衣服、裤子脱掉，确认是不是八路军，通过汉奸辨认不是八路，但看我彪悍高大，汉奸问到：“你肯定是民兵队长、中共党员、村干部”，我回答道“我什么也不是，就是个农民种地的”。日本人用尽了各种刑具我始终没有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和八路军总部撤退去向等秘密。敌人把我打昏了过去。日本人从我嘴里没得到任何情报。审讯从中午一直到下午四五点钟，日本人准备撤离，他们看我个子高，身强力壮，皇军和汉奸说：“这个人有用带他一起撤”。（我身体素质好，从小习武，练就一身硬功夫）

刚走到村口，就有一个打谷场，看见很多日本人、好几个汉奸、树林里还有很多骡马、也有村民。原来是从高崖沟搜山搜出来的村民。日本人对他们进行无人性、无人道的百般侮辱，将二十多名年轻妇女集中到一起，把军刀搁在她们肩膀上，逼她们一丝不挂，如有不从，统统杀掉。她们都是小脚，平均年龄约二十五岁左右，把她们排成两行，日本皇军从两行中间一一走过，笑的前仰后合，用这种下流无耻的手段侮辱中国妇女，灭绝人性侮辱人格尊严，此时此刻的我，恨得牙都快咬碎了，真是咬牙切齿、痛恨万千，无法言表！恨不能一个一个杀了他们。只要小日本一天不除中国人就甭想过上好日子。

后来日本汉奸用麻绳捆着我把我拴在马鞍上，用黑布蒙住了我的双眼，什么也看不见了，只怕我跑了，深一脚、浅一脚开始行走。刚才眼前的一切就什么也不知道了。走了有好长时间，把我关进好像是一个房间里，也不给解绳、拆布，不知道是白天还是黑夜，稍休息了几个时辰，给我吃了点干窝头喝了几口凉水，又开始走路。大约走了有两天的路，又把我关进一个房间，才放开双手和眼睛，眼前一片漆黑，过了几个小时眼睛才看见有了阳光，即使有光也根本不知道我身在何处。

关在小房里共五个人，都是和我年龄不差上下的年轻人，看守我们的日本兵不允许我们互相说话。每天皇军来训话，汉奸给我们作翻译，主要是训练我们要听皇军的话，为皇军效劳，谁要是敢反抗皇军就统统杀掉。训练三天结束后派我们去村对面山梁上修炮楼、修碉堡、挖战壕，整天不让休息，说是抢修工事，每天劳动十多个小时，当我在山梁上看见村的中央有一个青砖构砌的古建八角十三层佛塔，我才明白了我所处的位置是晋东南地区段村（今武乡县）这个地方我来过而且还很熟悉。

白天劳动一天，晚上打地铺睡觉，吃的猪狗不如，也吃不饱肚子，有病也不让休息，超强度的劳动，劳工们受到非人的折磨，在工地我和几个劳工悄悄密谈，了解到有不少是中共党员，我们准备联合起来，一有机会随时准备策反大家逃跑，工地上共有四十来个工友，看守就有五十多个，包括日军，汉奸，我们准备两次策反均未成功，因为戒备森严，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架着机关枪，皇军手持的枪上有闪光明亮的刺刀，看了非常渗人。我们绝不能做无畏的牺牲，要保存实力等待有利时机，有的工友身体差完不成任务，汉奸用皮鞭抽打。工友们恨死那些汉奸走狗，整天为日本人卖命，打中国自己人一点也不手软。过十天半个月，不知道从哪里抓来一两个逃跑的劳工，让我们看皇军亲自砍头、用刺刀穿刺胸膛或机枪扫射，惨不忍睹、惨绝人寰，目的是起到警示劳工，起到无人敢跑的效果。我们心知肚明，虽然跑不掉，但是知道这期工程完工后就是个死，因为我们知道的太多了，以防后患必死无疑。

四个月后，一天在工地收工往回走的时候，天色已暗，有一个汉奸走在我跟前低声说：“过几天就是正月十五啦，日本人信佛，一般初一、十五不杀人，过了十五就很难说了，因为这个工地快要完工，每完一个工程都处置一部分人。转告工友一定要想办法逃跑，跑不了就会没命的，我是辽县人（今左权县）咱们是老乡被逼的无奈，混口饭吃”。听后我心中有了数，其实汉奸并不全是坏人，也是有良知的中国人，他们也是没有办法被逼的。走的路途中发现沿村边墙上到处写着，祝贺大日本皇军打了几个大胜仗，与大东亚共荣，到处宣传写标语，利用汉奸做老百姓工作，搞政治攻势。

果然，伴着一九四零年的正月十五到来，段村（今武乡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用松木棒堆起篝火，皇军洋鼓、洋号在大街小巷吹吹打打闹娱乐，大肆宣传皇军在中国打了几个大胜仗，离大东亚共荣的日子不远了，皇军会让你们过上富裕的日子。皇军怕我们出事逃跑，工友们被分片转移地点看守，把我抓到段村（今武乡县城）西南方向叫南沟的地方，捆在了树上。晚上过了十二点，街上闹元宵娱乐就快结束啦，我忽然听见看守我们的日军，打起了呼噜睡着了，我和两个工友，打了几个眼神，快速将绳子挣脱开，悄悄地低头弯腰从日军的眼皮地下逃跑了，夜间也摸不清方向，一股劲儿跑，不敢走大路，借着月光走山坡深沟，几个小时后我们才在山梁上喘了口气，听到远处枪声不断，也不知道和我们逃跑有没有关系，顾不了那么多，直往前跑，爬山越岭搞不清哪里是敌人，哪里是八路军，白天躲在山上树林中，夜间继续跑，经过数日艰辛跋涉，我们三个工友终于到了安全地带，各自寻回了家。终于逃过了鬼门关，如果我们那晚不这样做性命难保，主要原因是小日本搞娱乐活动给我们创造了一个逃跑的机会。

回家后给村里家人来了个惊喜，由于四个多月敌人不给剪头发，头发披在肩膀上半截，在加上超强度的劳动，吃的猪汤狗食没有一点营养，人瘦的不像样子，村里人、家里人都几乎认不出来了，母亲抱住我喜极而泣……家人说：有人说你被日本人杀害了，还有人说日本人把你带回日本国做劳工了，没有一个实信都是猜测，回来就好，全村父老乡亲都为此事庆兴。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文里的主人公就是我爸爸、妈妈、姑姑亲身经历，我们要牢记历史，不忘国仇家恨，作好本职工作，为国家强胜不再受外国侵略者欺辱贡献自己的一切而奋斗！

父亲生平：

       生于1919年1月，是山西省左权县桐峪镇上武村人，1937年参加革命，担任村武委会主任，1938年6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任村党支部书记兼抗日游击队队长。1939年10月组建了辽县(今左权县)第3区牺盟会，任牺盟秘书，兼村支部书记，和3区抗日游击队队长。1944年6月参加了八路军，在129师385旅769团。1946年参加解放战争是晋冀鲁豫军区三纵七旅19团，渡江战役解放大西南，在二野十一军三一师九十一团，1951年3月参加抗美援朝在3兵团12军31师91团，1954年4月25回国。1955年6月转业回原籍，左权县粮食局工作，1977年病故。

【资料参考：左权县档案馆（张三昌口述，张先荷于2015年9月6日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