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人从穿上军装的那一刻起，就把自己交给了祖国和人民，无论发生什么事，都要以军人的利益和荣誉为重，就连处理婚姻问题这样的个人小事往往也不能以自己的想法为转移，有时候不得不舍弃自己的情感，保护军人的形象和道德规范，我在部队就遇上这样一个故事，那是1969年发生在我们女兵排男排长身上的一件事。
我们的第二任排长是个山东人，一米七八的个头，红红的脸膛，浓眉大眼，一幅标准的山东大汉形象。我们没当兵之前在部队劳动锻练时，他也给我们当过一段时间的学生排长，当兵之后，我们的第一任排长受伤住院，他又接任了我们女兵排的第二任排长，还肩负着宣传队的工作。他为人很真诚，长得又很帅，所以我们女兵没有不喜欢他的。他对我们就像大哥哥一样的关心爱护，我们有什么事也都愿意和他讲。当然，他有什么难处，我们也会鼎力相助。
那年初冬的一天，来了两位不速之客：一位是他的父亲。还有一位是他们村里的革委会主任（女的）。当时我们都很惊奇，他父亲来看望儿子，女的来干吗（那时我们太单纯，要在现在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了）？而且那女的长得黑黑的，脖子上围着一条红白相间的大围巾，还不时向后甩一甩，我们看了都会把嘴一撇，说声：真恶心！当我们问排长她是谁时，他很严肃地对我们说：“不该你们管的，就少问“。脸上一失过去那副可亲的面孔。我们大家就更觉得有问题了，心想：“你是我们的排长，我们不管谁管！“
经过多方打探，我们很吃惊的知道：他父亲领着这个女的来，是向排长逼婚的。当时听到这个消息，我们女兵排就炸了营。这么帅的一位排长，怎么会娶那样的一位媳妇呢？不行，我们坚决不同意！于是，我们找到排长向他提出了强烈的抗议。其实我们哪里知道啊，我们的排长也正在为这事犯愁呢。这是家里给他定的娃娃亲，排长根本就不同意。所以家人几次催他回家结婚，他也不回，无奈女方追得紧，他父亲只好带这女的来部队找他了。
我们听说后，心里很难过，看着排长消瘦的脸，我们不知该怎么安慰他。又因为这个女的是地方上“革委会“的主任，那时虽是文革后期，但对这种头衔的人，部队也不敢惹，明知这是一桩包办的婚姻，也无可奈何！但惹到我们这一群女兵了，我们可不管那么多！也就是从那天起，我们开始用我们的方法来帮排长：每天派两人去他住的房间和她聊天，讲婚姻法（很可笑吧，其实我们对婚姻法也不懂）；讲爱情观，说强扭的瓜不甜等等。所有我们知道的话都说了，可这一切就像是对牛弹琴，毫无收获。
有一天，排长和文书因公去了师里。中午没回来，她就去我们排里找人，我们排的一个女兵故意不说是和文书（男），而是说了文书的名字：鞠庆芳。
她一听是个女人名子，以为是我们女兵排的人，就追问：“是什么时间去的？什么时间回来？“
那女兵故意说：“可能要住两天吧。“
她听完后气呼呼地就走了，我们高兴地在屋里偷偷直笑。哪知她走后就去找了我们政委，连哭带叫，说我们排长对她不忠诚，和女兵出发也不告诉她，我们政委弄明白后把那个女兵狠狠批评了一顿，说我们净给排长添乱，当时我们也傻了，我们觉得是在给排长出气啊！哪知晚上排长回来后，她和我们排长好一阵闹腾，并扬言要去师里找首长，吓得我们这些女兵从此再也不敢自作主张了！无奈，我们的排长也屈服了，哪经得起她在部队这么折腾啊，过了不久就回去和她结婚了。
当他回来拿着喜糖去我们排时，我们都不理他，就连平时的“小谗猫“都没走过去动一动那些五颜六色的糖。排长很理解他的这一群女兵，他知道现在说什么也无用。所以什么也没说，放下糖看了看我们就走了，看着排长离去的背影，我们心里就好像是受了多大委屈的那种感觉，真的想哭。我们班长说：“排长的喜糖我们还是要吃的，这是他一生的大事，我们能不祝贺他吗？”
我们想想也是。其实我们也早就受不了那些喜糖的引诱了，有人提议说：“我们只吃一块，祝贺排长，实在谗的就吃三块，就是不能吃两块。”
过后，我们才听说这些糖和男战士那边的不一样，是排长专门在青岛给我们买的好糖。尽管如此，我们还是生排长的气。
其实过后我们才知道，在那个年代，排长也有他的无奈，一来怕女方回去跟村里人说他当了几年兵变了心，瞧不起农村人，对军队的影响不好，二来那时排长正好要提干，材料都报上去了，要是和这位“革委会”的主任解除婚约，她在部队一闹，那他的干肯定就提不成了，为此，排长哪里敢不从啊？这也是那个年代军人的无奈之举吧！他不得不举手“投降”了！
不过，后来听说他们婚后的生活过得还不错，排长转业后去了当地政府机关就职，爱人也在当地医院工作了，两个儿子也很争气，都考上了公务员，工作很努力。2010年，应排长之邀，我专程去看望了他，看着他幸福的一家，我想起我们所做的那些幼稚行为，对嫂子流露出一种歉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