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百年来滹沱河的流水蜿蜒曲折,从远方带来的白沙土永远地留了下来,而河水却改道而去再没来过。宽宽长长的故河道,留给村南的是成片成片的白沙土地。

        每次回老家小住,清早起来帮父亲抬上豆腐架子装到三轮车上,在父亲出大门后,我也会走出门去围着村子直至最后到村南的地里跑一圈儿回来。

       冬日的田野在刚刚露出地平线的太阳的映照下一览无余,新修的水泥路两旁不见当年粗大柳树的身影,只有几千年来拒绝改变的白沙土依然裸露在那里。村南里的百亩果园,是当年孩子们心中的乐园。外围种植的密实的惹孩子们不爽的带刺儿枣枝刺槐枝(洋槐)已不见了踪影,唯有当年看园人日夜值守的那三间青砖房还孤零零得立在那里,再也无人居住和炊烟升起,就连记忆中让人欣喜的桃树苹果树梨树也被承包人换成了用于观赏的园林苗木。慢跑中还路过了当年父辈们在路旁取打坯土形成的一个个深坑处,这些土坑在前些年大型推土机的轰鸣声中和历史的风沙吹过后已无迹可寻,凭记忆才能猜出个大概位置。

       不觉中跑出汗来,减缓脚步,慢慢地走,慢慢地看,这片再熟悉不过的土地也有些许陌生,思绪竟也如穿越般回到从前……



        村西有块地与邻村接壤,这块地的田埂就成了安平与深县的县界。那一年入夏天旱,多日来一直不见下雨,这块儿地里长得一尺来高的棒子苗全都打了蔫儿。即使在凉爽的早晨和晚上,叶子依然团卷着象一段段的扔在地里的细草绳,泛着白色,看着就让人心疼。

        整个村西两个生产队的田地都在等着一眼铁管井的浇灌,柴油机带着水泵日夜不停地吼叫着,仿佛也急坏了。机井屋前总是有一群挨号等着浇地的庄稼人。据说顺序号两天前就已经排乱了,光大伙知道的已经有四个岔子了!不知四个岔后边还有多少人等着哩……

        正午毒辣的太阳光让庄稼人彻底崩溃了。午后心急如焚排号浇地的两位相遇在机井旁,从不同上家手里得到盼望多日的浇地接力棒,都说应该自己先浇,三说两说说嚓了。在机井边上从争执推搡直到动手翻滚在的棒子地里,可怜大片的棒子苗雪上又加霜,还没有被旱死却被人给压死了!

        父亲把烟放在嘴上深吸了一口,缓缓地吐了出来。猛地把未抽完的纸烟捻在堂屋的红砖地上,从坐着的小板凳上起身站起来,说:“走,拉水抗旱去!”

        机井旁的水陇沟里的水顺着蝼蛄地虫子们钻出的眼儿渗漏出来,流满了路边田头的排涝沟。我和父亲拉着两轱辘的大桶架子车,从排涝沟里淘水倒进大桶车再拉进自家的棒子地里放水浇苗。阳光晒得人浑身冒油膀子脱皮,摇来晃去地拉不了几趟就得趴在机井水池上大口地狂饮。

       正浇地的主家看了对我父亲说:“哥,别从沟里淘了,从机井管口直接接吧!”父亲轻松地答应着:“不用不用。在这边儿灌水离我那庄稼还近,咱不是为了少走几步路不是?再说了,那二分地跟山药炕似的,用不了两天就浇完了……”

      那年,拉水抗旱最终使得那几分棒子苗挺了过来,坚持到了人人久盼的甘霖降下。



        山药炕就是春日里在自家院子里挖的一个或几个大约长两米宽一米的浅坑,里面紧致有序地排满山药并盖上湿土,蒙罩上塑料膜草苫子提高温度来培育山药秧子的,人们常比方小地块儿象山药炕一样。

       是的,在村里未统一组织对土地进行划大方(重新调整分配土地)之前,我们四口之家至少有六块地。当时各家各户的地块儿之小到什么程度?可以这样形容:有一年天旱麦子减产,有两口子磨快镰刀创下了一天收完五块麦地的记录,还外带中午摊场晒麦。

      我们家村东的一块地土质还稍好一些,但分地的时候是从地这头到地那头打截分的,好好的一块地愣是分成了四段儿。不管是麦子还是秋庄稼,种里边的如果收割地早,就得顺着浇地的陇沟一筐一筐地背出来。如果比地邻家收得晚还行,可以直接将车驶进去就近装车。耩地的时候一定要比地邻种得早才行,不然人家已经种上籽种了,你再从人家地里拉庄稼送粪的,不把人家地给碾压了?好在几家地邻都是商量着同种同收,这个问题也就得以解决。

       村北的一块地倒是地头长,一头是田间道路,另一头是干涸的渠沟,窄窄得也就三米来的样子。窄长倒也罢了,关键是北头儿地势渐高,浇地前需要搭起高高的畦背儿来,还经常跑水,所以浇这块儿地成了一个老大难。

       在父亲的提议下,三家地邻一齐动手利用冬春两闲的时间里将地平整完毕。

       说是平整,其实是用小推车一车一车地将土推出去均匀地撒散开在官道上。土坡渐渐显高,最高处竟到了膝盖之上。大伯有时开玩笑地问正准备推小车去地里的父亲:“台湾岛还没攻下来呀?该解放了啊……”父亲说,快了,快解放了!

       想来,父亲也许就是土命。他一直在和泥土打交道:打坯起胶泥土、挖窑坑同样挖土、冬闲时拉冻土垫大坑竟然垫出了一处宅院……这不,又用小推车儿推平了一座[台湾岛]!



        村里每户人家基本上都有几块后来划归了村集体的三类地,之所以叫三类地是因为土质太差没有地力又浇不水的旱地或者是纯粹的白沙土地。因为浇不上水,所以只能靠老天下雨才有收成。白沙土地也正好种植更耐旱的山药、花生、芝麻、豆类等作物,沙土地里种出来的山药因为更沙甜软糯反而逆袭成了当地有名的特产。

        一类地九分计一亩,二类地一亩计一亩,三类地一亩一甚至更多一点儿计一亩,这就是当年划大方时的计算公式。不管当时有何种看法和不满,但三十多年后回过头来再看,化零为整的划大方决策是至今仍让外村人羡慕不已的正确的不能再正确的决策。

        划大方让农村沸腾了。

        上世纪的八四年一开春儿,打井队就进驻了村里,高高的打井架子在东南西北的各方地里矗立了起来,钻杆日夜不停地旋转着钻了起来。

         当年秋庄稼收罢不再耕种,而是抗着铁锹大锤走向自己新分的大块地里,兴奋地一下子就把筐里几个木橛子全倒在地头上。待工作组测量核兑完田亩数后,重重地把木橛钉在地头的印记上,郑重地写上自己的名字。

      心里也许默默地念着,这是我的土地。

      接下来的日子里更是不敢停歇懈怠:与地邻一起把木橛换成灰橛、戳起秫秸标杆三点一线搭出畦背、套上牲口车把积了多半年的粪肥送进新分的地里、与人搭伙合墒耕地、再打听打听人家今年耩什么样的麦种子……

       看到了新的希望,庄稼人更忙了……

       第二年夏粮收完种上秋粮,用新打下的麦子换回新磨的85面,交给女人足足蒸上一大锅纯白面的白卷子。取下笼帽上倒扣着的大碗,揭开笼屉,等不得热气散尽,伸手专挑贴锅边儿带黄搁着儿的吃,浓浓的麦香味儿丰富了舌尖味蕾。

       三天后,邻居大娘串门来,边吃着新出锅的卷子边说,你说这白面卷子有什么吃头儿,跟嚼泥一样…………庄稼人的幽默又一次得以充分展示。是的,即便是在以往吃糠咽菜的艰苦岁月里,她们和他们也是这么苦中有乐走过来的……



        五年后的秋天,我踏上求学之路,从此在家乡的日子里只有寒暑。上学后的第一个寒假归来,父亲和我说,今年刚入冬时他去县委了,和我们村我同学的父亲一起去了趟县委农工部。看我诧异,父亲说:“县里的干部又热情又客气并给倒上了茶水,让我们看了文件,详细解释了在校大中专学生上学期间虽然户口迁走但仍有享有原有土地的政策。如果象乡里解释的那样,学生在校期间吃啥花啥?”看着父亲认真诚恳的样子,我觉得他倒象是县委农工部的干部。

       随后从母亲嘴里才知道,事情完全不象父亲说的那么简单,我的那份一亩半口粮田差点儿被销了去。

         村里土地小范围调整在各小队中进行,各小队闺女出稼和媳妇迁来户口的一对一地进行增减,不再大范围地重分年年滚地边儿。不甚明了详细政策的乡村两级把迁走户口的在校学生也例入了外嫁之列,要取消土地。心有不甘的父亲叫上与我情况一样的同学的父亲三番五次地去找乡里主张自己的权益争取应有的土地,最终在县里的支持下土地才得以保存。

        现在想来,两个终日在田头默默劳作的平头百姓在那时能走进县委大院并保障了自己的权益,应该感谢党的好干部,同时也幸亏父亲有着庄稼人特有的执着。

      我的一亩半口粮地在我毕业一年后的再次调地时,未能幸免,被销去了。近家堂叔迁来堂婶的户口,正好一添一去顶种了我的那块地。

       堂叔拖拉机的犁铧翻起的湿土象波浪一样涌起又落下,重重地落在我的心上。这块曾经属于我的土地从此就永远地失去了吗?  我脑海里忽然出现了一首歌:也许从此我就失去了你,只能默默地爱你……



        就是这片贫瘠的土地,养活了一辈辈的农村人,直至我们的父兄和我们。曾经自以为志向高远豪情万丈,想尽一切办法逃离,现在想回却又回不去的却是永远的故乡。

        不论时光如何变幻,恳请留下这一片偏僻贫瘠的白土地吧。寻着它,至少我们还能找到自己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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