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真定当“省长”
翻开历史史册,进入石家庄域内的历史人物,和从这块热土走出的历史人物一样,如恒河沙数。有一些历史人物,虽然在石家庄时间极短,有的就是匆匆一过,细细查来,虽然没有如刘秀据真定成帝业、拓跋珪据东垣(真定)定中原那样惊险曲折……但是,他们留在石家庄的足迹一样生动鲜明,他们用学者的眼睛发现石家庄,用如椽之笔记录石家庄,用言行证明石家庄,留下的有关诗文、记述同样熠熠生辉,为构建石家庄的多元文化增添着别样的风采。
欧阳修真定当“省长”
北宋大文学家欧阳修曾在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出任河北路都转运使(一路之最高行政长官,类似现在的省长之职),在真定近一年。虽然对于他的政绩史传鲜有记载,但是,从一些文献中,还是能领略到他的作为,看到他在某些领域的杰出政绩,从他留下的诗文,也能感受到他对真定古城的赞誉和留恋,从中可以领略他作为一个文学大家的风范,和对真定文化资源保护的历史功绩。
兵乱赴任辨是非
欧阳修(公元1007~1072年),字永叔,号醉翁,晚年又号六一居士,是北宋杰出的文学家、金石学家。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四岁丧父,虽家境贫寒,仍能刻苦自学,天圣八年(公元1030年)中进士,热心改革政治,是北宋中叶重要政治人物。欧阳修政治上刚直不阿、嫉恶如仇。因此在朝中树敌较多,多次招致贬谪。庆历初随范仲淹被指为“朋党”遭贬,他作《朋党论》予以驳斥。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复入朝任知谏院,擢升知制诰。随即,又被排挤出京,到河北任职。
那是庆历四年八月,保州(今保定)云翼军发生兵乱,朝廷一面派兵围剿,一面又派欧阳修以右正言、知制诰、加龙图阁直学士,到河北任都转运按察使。欧阳修直赴真定,到任的首要之事,就是处理与此相关的一系列案件。
为防止契丹人染指兵乱,朝廷欲从速平定保州,下令招安,叛卒2000余人投降。除坑杀429名重犯外,其余2000余人分到各州安置。当时,河北宣抚使富弼担心这些叛卒日后再生变故,欲约定时间,各州一起动手,捕而杀之。欧阳修坚决反对这样处置这些降卒,他用“祸莫大于杀已降,况胁从乎”,硬是说服了富弼,使2000人幸免于死。
而对于那些借处理这件事而趁机营私的官员,他决不姑息,就是皇亲国戚也不网开一面。他察明朝廷外戚、成德军(驻真定)留后、真定路都总管李昭亮与恒州(今正定)通判冯博文在遣送保州叛卒女眷时,乘人之危,私纳女眷、强抢民女的罪行后,对于在他管辖范围内的冯博文,立即革职逮捕,而对于自己没有管辖权的李昭亮,则上奏朝廷,予以弹劾。但是,当时朝政腐败,宋仁宗不顾欧阳修满腔正义,庇护、放纵外戚,使李昭亮逍遥法外。但在欧阳修的严正压力下,李昭亮不得不将抢占的民女放出。
外放不改刚直性
欧阳修因受权贵倾轧出京至真定,远离朝廷,本是摆脱政治漩涡的极好机会。但是,他并没有选择沉默,依然不改刚直秉性,针砭朝政,弹劾权奸,特别是针对河北边务和吏治存在的问题,上疏直言。
欧阳修奉使河北期间,朝中派系斗争激烈,许多贤臣诤臣先后被贬斥,而他对河北时局提出的一些政治主张也得不到朝中大臣的支持。他满腔忧愤,于庆历五年三月,针对名臣被贬、奸佞得势的局面,直言上疏,痛斥朝中“小人当道”。
对河北边务,他忧虑重重,当时辽兵不断在边界挑衅、建城筑寨、拘囚定州巡兵,而大宋却放任不管。边务不是他职权管辖范围,他不能直接插手。但他也不能“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于这年五月上疏,尖锐批评朝廷对河北边务用人不当,对辽兵不断犯边挑衅,主张应尽快指挥边臣以理争辩。但朝廷惟恐惹起辽国南犯之虞,将他的上疏束之高阁。
虽然屡屡上疏,都石沉大海,但欧阳修并不罢手,而是仍然一再上疏。针对河北的吏治弊端,他上疏主张“官吏无大小,皆得举才而择能”。
朝政腐败,忠臣只能徒叹奈何。欧阳修针砭时弊的逆耳忠言,不但没能引起朝廷重视,反招致一些奸佞进一步的嫉恨,便“鸡蛋里面挑骨头”,找他的毛病。就是用放大镜找,也找不到他的半点把柄。但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最后,借他外甥女的家庭纠葛,给他罗织罪名,庆历五年八月,昏庸的宋仁宗一纸诏书,又把他贬徙到滁州。
保护金石建功勋
欧阳修是个文人,在河北,于政务之中,不忘关注真定的文化。他遍访名胜古迹,搜集了大量金石碑文,予以整理、纪录。在他的《集古录》和其子为之整理的《集古录目》中,保存了一大批河北的珍贵金石资料。譬如,他发现了隋开皇六年刻立的恒州刺史王孝僊创建龙藏寺的《龙藏寺碑》。经唐及五代的战乱,尤其是周世宗柴荣的“显德灭佛”,真定寺院毁废尤重。到北宋时,龙藏寺已成废墟,仅存此碑,无人关注。欧阳修慧眼识珠,发现此碑。他在《集古录》中载:“龙藏寺碑,齐张公礼撰。龙藏寺己废,今在常山府署之门,书字颇佳”。这一重要资料为后世研究隋龙藏寺提供了重要线索。
龙藏寺碑
同时,龙藏寺碑是我国现存著名古代碑刻之一,对于研究南北朝至隋唐书法艺术发展和字体演变具有重要价值,是中国书法从隶向楷演变的代表性文物,被称为“楷书碑刻鼻祖”,是我国书法史上从隶书过渡到楷书的唯一物证,康有为称其为“隋碑第一”。 正因为有了欧阳修的发现和著录,才使极具历史和文化价值的“龙藏寺碑”得以传世。这是欧阳修为真定历史文化的保护作出的巨大贡献。
龙藏寺碑拓片
还有,唐高宗调露二年(公元680年),恒州刺史为朝廷北驱突厥伐木造桥、刊石指路的《恒岳岭路铭》,他也作了详细记载,为研究当时的历史提供了重要资料。他还以金石学家的学识和远见,对真定一些重要碑刻采取一些保护措施。如,元代纳新《河朔访古记》就记载了欧阳修保护碑刻的事:“真定府治庑下有唐恒明刺史陶云碑一通……昔宋欧阳文忠公为河北都转运使,至真定,见碑仆府门外,半埋土中,命工掘出,立于庑下。”
这些,都表明欧阳修在真定着力文化建设,致力于保存古代重要金石,这不能不说是欧阳修在真定当政的一大政绩。
诗文遗世耀古城
欧阳修在驻任真定的近一年时间里,留下了一系列诗文,以他文学家独有的眼光和才气,描摹了真定城的纤秀、壮美的景观。
欧阳修在真定期间 ,作了几十首诗,吟咏真定城。
与他的官舍一墙之隔的,是真定潭园,潭园的风貌深深吸引了他,于是有了众多吟咏潭园(或称为“北园”)的诗篇。如:“莫忘镇阳遗爱在,北潭桃李正氤氲。(《寄秦州田元均》)”镇阳即真定;“喧喧谁暇听歌讴,浪绕春潭逐彩舟。急得心如汝无事,明年今日更来游。(《后潭游船见岸上看者有感》)”;“北潭去城无百步,绿水冰销鱼泼刺。(《病中代书奉寄圣俞二十五兄》)”;在《初伏日招王几道小饮》诗中则写到:“北园数亩官墙下,嗟我官居如传舍。”在他的笔下,潭园的景色是那么引人入胜:“隔墙时时闻好鸟,如得嘉客听清话。”“葡萄忆见初引藤,翠叶阴阴还满架。红榴最晚子已繁,犹有残花藏叶垆。”
镇州的良辰美景,让他留恋不已,以至于发出了由衷的感叹:“因此益知为郡趣,乞州仍拟乞山州。(《春日独居》)”就是说,知道做州郡官长的好处,要继续要求到州郡任职,还是要求到镇州(常山)来。
(资料来源:石家庄市政协文史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