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外祖父周瑞峰，一九一九年出生在河北省清河县双城集乡马双阜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由于我外祖父的母亲，也就是我的曾外祖母，在我外祖父出生不久，就因病去世。外祖父从小就和父亲（我的曾外祖父）一起挑起了生活的重担。给地主当过长工、参加过民国政府的地方保安团，历尽了人世间的世态炎凉，尝遍了生活中的酸甜苦辣。
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我外祖父的家乡很快落入日寇的铁蹄之下。面对日寇，我外祖父所在县城的国民政府和保安团不战而退。我外祖父一看保安团面对日寇不抵抗，就拉着一部分有骨气的兄弟退出了保安团。之后经过当地我地下党组织的介绍，参加了挺进华北敌后的八路军队伍，成为一名担负除奸保卫工作的特勤干部，并于一九四三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一九四一年，上级任命我外祖父为冀南抗日根据地六专属公安局司务长，一九四二年调任武城县抗日民主政府公安局侦察股长，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一九五一年。
记得军旅作家曲波前辈曾经根据自己的亲历，创作过一般反映解放战争时期东北解放区剿匪斗争的军事小说《林海雪原》，相信读过它的朋友，都对当年东北解放区的剿匪形势有所了解。特别是对潜伏在东北的深山老林里，时不时突袭解放区的土匪那禽兽不如的所作所为，有深刻的印象。
根据这部小说的描述，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寇宣布向中苏美英投降以后，当年在滨绥图佳地区，被日寇当棋子用来奴役中国人民的大部分伪“军警”和一些地主恶霸、土匪头目等，被国民党反动派收编，秘密潜入我解放区，对我解放区农村进行土地改革实施肆无忌惮的破坏，另外他们还对组织土改的共产党员和支持土改的群众实施屠杀。其实在军事小说《林海雪原》里描述的情况，在当时的冀南地区同样存在，虽然，我外祖父的工作地冀南六专属武城县，于日寇投降之后就已经解放。
熟悉历史的文友或许都知道，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解放区就开始了以“打土豪，分田地”为主的土地改革。而对土改最仇视的，就是那些昔日骑在老百姓头上作威作福的地主恶霸了。
由于抗日战争结束以后的中国的大中城市，都在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手里，于是，那些仇视土改的地主恶霸，就如丧家犬一般，逃到了那些在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手里的大中城市，并在国民党蒋介石集团那里傍码头，找靠山。而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也需要一批从解放区逃出来的，并失去土地、雇工和种种特权的，且仇视解放区和土改的地主恶霸裹挟一些土匪头目和伪杂警宪等，帮他们消灭解放区。
当年武城县解放时仇视土改的一些地主恶霸、土匪头目和伪杂警宪等就逃亡到了当时还在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控制下济南和德州等地苟延残喘，并依靠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支持，在一九四五年下半年先后在两地成立了还乡团，即暗杀团。他们的目的就是等待时机，还乡复仇，并充当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屠杀共产党人和消灭解放区的马前卒。这也让包括武城县在内的冀南解放区的安全局势变得异常严酷和复杂。因此，我外祖父和他的战友们，也跟小说《林海雪原》里的小分队的指战员一样，参加了除奸反霸保卫解放区的战斗。
关于这段经历，根据德州晚报发表的一篇题为《追忆候树华》（作者：卞锡华）（候树华前辈是我外祖父的战友。）的回忆录记载：“1946年2月，德州暗杀团二中队长谭玉明，副中队长姜福月带领还乡团十七八人，趁夜黑悄悄来到武城县一区田庄村，一夜杀了我9名党员干部民兵，他们把人带到场地里，用石磙活活碾死，手段极其残忍。几天后，德州的暗杀团又偷袭了西王屯村，杀害了4名党员干部。据统计，还乡团仅在武城境内先后制造暗杀事件达17起，残杀革命干部、民兵近百人。
同年7月，武城县委为加大除奸反霸工作力度，动员组建了400余人参加反攻营，组织了对地主还乡团的镇压活动。武城县公安局也选调了几名有斗争经验的同志，由侯树华、任治国、业治国等带保卫队一个班，组成临时派出所，进驻到郑官屯村，与暗杀团短兵相接。
1946年9月15日，德州暗杀团头目谭玉明带领五六十名暗杀团成员来到武城潘庄（甲马营乡）北部的一个地主大院内，其房上女儿墙半米高，封锁严密，不准人出入，预谋天黑开始暗杀活动。
下午5时许，公安局侦察股长周瑞峰接到内线情报称：“还乡团10余人进驻潘庄一地主院内，每人一把手枪一杆大枪。”与此同时，因辛庄发现了暗杀团，局长王维和大部分同志到了辛庄现场，在局机关的人员不多了，为了消灭这股土匪，由股长周瑞峰、侯树华、范景池，保卫队长刘汉连，看守所长付振之组织带领保卫队的一个班立即出发。
冒雨来到祝官屯村，让民兵队长陈加庆调集了30余名民兵一起围剿还乡团。因天黑不好识别，公安及民兵每人左臂扎了一白毛巾做标志。不料一进村就被敌人发觉，公安民警和民兵刚刚把大院包围起来，敌人在房上就喊话：“民兵弟兄们！咱们一无怨，二无仇，听听老爷的大机头！”声音刚落，响起一阵枪声，又喊：“谁不怕老婆孩子穿白鞋的就上，今天我们重点打公安！”民兵一看这阵势，吓得跑了大部分。原来情报有误，还乡团来了不止10余人，而是六七十人，武器优良。敌人居高临下，敌强我弱，大院西、北面临卫运河，只有东门和南门。
此时，侯树华持20响匣枪和公安保卫队的轻机枪守住了东门，民兵保卫南门。还乡团为了突围，拼命顽抗，想冲出保卫圈，为混淆视线，他们每人也在胳膊上系上了白毛巾标志。两次向东突围，都被侯树华的20响匣枪和轻机枪打了回去，后因公安保卫队的轻机枪崩了弹夹（卡了壳），歹徒们一听机枪不响了，趁机向南冲去，又因天黑标志相同，敌我难辨，只有短兵相接，一片混战，歹徒只顾向南弃枪而逃。这次战斗，重创了还乡团，使其暗杀目的没有达到，有力地保护了革命干部群众。”
其实，我外祖父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和他的战友们曾经参加过无数次除奸的战斗，而在一九四六年九月十五日发生的这场剿匪战斗，只是这些艰苦卓绝的对敌斗争的一个缩影。时间虽然已经过去了很多年，我外祖父他们那一代人，大部分已经故去，但是他们勇于对当时我们中国的敌人亮剑的精神，必须被后人铭记。
【注：本文史料部分根据我外祖父的生平、我外祖母的回忆、以及德州晚报刊发的有关文章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