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青春是一缕活泼灿烂的光照,一团散乱无章的思绪;还有人说青春是一派卷席击岸的波涛,一脉魅力迸发的豪情。

当年,十九岁的王蒙写下《青春万岁》时说,那些日子是在“编织”,用金线、幸福的璎珞在编织。“……是转眼过去的日子,也是充满遐想的日子,纷纷的心愿迷离,像春天的雨,我们有时间,有力量,有燃烧的信念,我们渴望生活,渴望在天上飞……”

耳畔时时会回旋“革命人永远是年轻”那首歌,仿佛看到那时的年轻人,正澎湃着激情,迎接新中国的到来,高唱着抗美援朝的战歌,满怀豪情地建设国家,一个人,能有将自己最美好的年华,献给伟大时代的机会,是一件幸事。

对于每一个成长中的年轻人来说,逃脱不掉时代在他们身上打下的烙印。时世造人,这话真的正确!

我的青春印记,同样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1977年,“文革”已经结束,各项工作逐渐开始走向正规。高考开始恢复,大院里也开始悄然发生着变化……7个战友英雄山2.jpg

 

年轻人很难闲着,食堂有个好处,早中晚各忙一会,其他时间倒是空闲。除了政治学习,参加管理处的活动,自己安排的时间较多。

但凡人之一生,因性格、年龄、职业等不同,爱好自然不一。极羡慕那些兴趣宽泛,任什么都可来两手的人。忽一日,照镜子,见须发皆花,恍恍然斯人老矣。

于是反思,余此一生,都喜欢了些啥。寻其答案,也就四字:看书、篮球。是了,只是如此,而已。

篮球之益处,不入其中,不知其味。既可健身,又可陶情;既可交友,又可励志。球的喜欢,是从高中即开始了的,然那一会吃不饱肚子,个子不高,只能是喜欢而已。

当兵时,接兵的曹排长曹班长,因我之篮球和黑板报特长,无形中眼里似多了些光亮。到了部队才知道,这两件事,还真的有些重要。

那时候,业余生活单调,没有电视,更谈不上网络,除却打牌、下棋,就是篮球了。吃完晚饭,干部战士子女职工都出来占球场,满场跑跳咋呼的都是人。余不喜扑克,棋艺亦不甚高,只对篮球偏爱,没事了便抱个篮球到球场蹦跶。入伍后肚子不再受屈,个子也随之见长,块头似乎也横里增了些。正是无忧无虑年龄,有劲没处使,到了球场满场飞。

机关里篮球场不多,小礼堂前两块,然后是警卫连、车队、通信连各一块。礼堂前的那一块场地人多,去晚了往往没地方。很多时候,我们在2号楼后车队前的那块场地打球。

场地是泥地,好天时尘土多,一场球下来浑身是土。下雨后进不去人,要等干了后才行。夏天里,我们光着背,只一件发的制式緑裤头,整日里晒得黢黑,丝毫不觉累,欣欣然乐此不彼。冬日里,绒衣绒裤,却也满身大汗。一场球下来,热气满身,跑到水房凉水擦一下,该干啥干啥!

一个人是没办法打篮球的,于是鼓动着楼上的五六两个食堂人员,凡喜欢的都去。篮球这个东西挺怪,不管技术孬好,只要喜欢上就停不下来,几次下来,眼见得人们在屋里坐的少了,往球场上跑得多了。半篮打腻了,想法子打整场。人分好,上场只管跑就是。

五食堂管理员朱留根,河南尉氏那批兵,个子高,人品好,笑起来门牙拢不住。偏偏场上时爱笑,就那么露着门牙老鹰追小鸡似的嘻嘻着,让场上的战士也跟着嘻嘻。其投篮姿势特殊,球举到脑后,双手将球扔出,姿势不规范,却也有些准头。每每的,我让新兵常正春去防守老朱。不会打球但异常尽职的小常,岔开双手,脸对脸看住老朱,使得他没有办法。小常后来去了首长灶,当了管理员,再后来调回了老家南京。

那一年朱管理员在老家的爱人临时来队,一天夜里,突然和孩子一起不见了。于是在管理科何参谋组织下,我们一起到处寻找,终于找到了,松了一口气。那个时候,干部两地分居,困难实在太大,且不说路途遥远艰难,就是住处,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回来再说球的事情。什么事情时间一长就成了惯性,那篮球一天不摸心里便痒痒。平日里捡那弹跳、摸高、柔韧性反复练,双腿跳楼梯一下六个台阶不成问题,俗话说,熟能生巧,打着打着成了球痞,动作不规范,但活络多变,眼见的球技蹭蹭往上蹿,心里就有些个不知天高地厚,到了球场见了谁都想盖帽,见了多高的篮圈都想摸。

球场要占,占场地要有技巧。提前约一些比赛,约好后,下午早早就将记分牌摆到场地。那时候司令部直属单位每年都要搞篮球赛,在警卫连前的球场,拉上灯,晚上开赛,每每地,吸引家属孩子观看,加油声,喝彩声,响彻半个大院。机关各处有时也搞比赛,赛前,五颜六色的球服便晃动在大院里,使得绿色中添了一些生动。

那时节部队对文体工作似乎格外重视,济空组建了男女篮,也有自己的文工团。我后来的宣传科长于辉洋,就曾任过济空文工团副政委。乐队指挥谭利华也曾在科里任过干事,时间不长,即去上海音乐学院就读,师从李德伦。后成了中央交响乐团指挥和北京交响乐团团长。现任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声名海内外。

那时候男女篮都住在院里,每天早晨就见马教练带着男篮,彭教练带着女篮队员晃动着大个子跑步晨练。马连仲教练是济南马氏三雄的老大。马家在济南是体育世家,父亲马清浦,当过小学体育老师,叔叔马清宗是中国第一代跤王。小时候哥仨喜欢练摔跤,后来都喜欢上了篮球,马连仲成了济空男篮的教练,老二马连民进了济南军区队,老三马连保进了广州军区队。老二老三甚至打进过国家队。彭效英教练篮球也打得很好,尤其篮很准,动作轻盈舒展。后来先我转业到省体育局。我进体育局的时候,他已经退休,然家却在一个院里,不时地,济空战友聚会,时常会一起忆及往事。 

不时地,篮球队在院里举行一些邀请赛,引得大家观看。看了专业队的比赛,才知道篮球应当那样打,才知道篮球这玩意,专业与非专业,真的有差距。打那时起,也便对这些专业队员有了别样的敬意,以致后来,与男篮的大李、于建仁、新萌他们,还有女篮的一些队员挺熟。前些日,在儿子家小区,无意间遇到后卫小宋,拉起男篮的一些人,一些事,不由有些唏嘘。而今,马教练与彭教练早已故去,七十年代的济空专业队,也成了历史。

到了体育局后,一段时间里分管过篮球,与职业队员们相知,对篮球又有了别样的了解。见到叶鹏、巩晓彬、纪敏尚他们和运动员一起那个辛苦劲,见到大巴快四十了还在CBA球场上往来奔跑。方觉得当一个运动员可真的不容易。全运会期间与国家篮管中心信兰成主任、国家男篮主教练郭士强一起去微山湖,交谈起来,觉得为了某种荣誉去拼搏的这些个人,是值得我们尊敬的。

一个楼上住着隋指导一家,他们的女儿隋菲菲,先前是国家女篮运动员,退役后当了八一女篮主教练。偶或从北京回来,在楼梯碰上,喊一声叔叔。待上一两天,匆匆告别父母。我问老隋,不想女儿吗?大隋笑笑,不想是假,想也没办法,闺女就选择了这样一个职业。

于是我明白,篮球最好不是职业,作为一种爱好,比职业强。

时常想念一起在场上蹦跶的那些人,司令部球队的,政治部的,乃至直政部与干部处的。不仅仅是一种健身,一种娱乐,更是一种交流,一种友谊。有人说,你若将爱好当做你生命的一个部分,那么,你的一生将会美好且充满生机。我觉得是。感谢那一段时光,将一个农村青年蓬勃出健康的多姿!

 

对书的喜欢是打小开始的,小人书像一个谗虫,时刻在勾引着,没钱买书,脚麻上几回,蹲到书摊看一个上午。识字多了,囫囵吞枣找大书看,母亲怕费油,常催促早睡,等父母睡下,再爬起来看。早晨起来,鼻孔里常常是黑的。入伍离家时,我把读过的藏书装好箱子放到阁楼,对母亲说,千万别丢了。母亲说你去吧,就是把我丢了,也丢不了你这些宝贝。

大院的小礼堂很早就有了,用于机关开会、听报告,一段时间时兴跳舞,也用作舞厅。小礼堂西侧有个大房间,是机关的图书室,“文革”时一些旧书被封存了,不对外,摆在阅览室的大都是报纸、杂志与一些新出的书籍。图书管理员叫杨金霞,我们叫她杨干事,是军训处赵处长的家属,原来也是军人,后来女军人集体脱军装,她就成了职员,分管图书工作。其为人直爽,快人快语,有着一副热心肠。

给养员买完菜没什么事,便去图书室看书。去的次数多,便与杨干事熟了,有时候见她打扫卫生,就和她一起忙乎。忽然有一天,杨干事对我说,看你小伙子挺愿看书,外头那些没什么看头,我这里有一些好的,你悄悄拿几本回去看吧,看完还回来。她进屋用报纸包了几本书给我,叮嘱我别让人家看见。我高兴地拿着那几本书,颠颠回去躲在屋里如饥似渴看了起来。记得当中有日本小说《春雪》,中有一些男女性爱故事,这在当时已经是很不容易看到的了。后来才知道,这部小说是日本著名作家三岛由纪夫的名著,曾被视作问鼎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人称其为《源氏物语》以来日本小说的巅峰之作。只可惜,因时间仓促,没有很好地细细研读。此后,陆续地偷偷借了一些书看。几十年过去,由衷地感谢杨干事,冒着受批评的危险,偷偷借那些被禁的图书,给一个热爱文学的战士。或许,当时的杨干事,不会想到,她借出的那几部书,对于一个渴求知识,希望视野开阔的青年,有多么样的重要!

那一日,我正和弟兄们拉酒糟回来,没换衣服,一身酒糟味。正往车下卸着酒糟时,杨干事领着一位姑娘过来,杨干事跟我们说了几句话,便与姑娘回去了。后来杨干事埋怨我,你怎么不换身衣服,臭烘烘的。我方才知道,那姑娘是来看人的。便说,真是不知道,早知道我就不去拉酒糟了。杨干事说,还是没有缘分,我怎么知道你在拉酒糟,人家姑娘上班,今天刚好有空来我这里玩,我就领她先看看人,结果。嗨!不说了,总之没缘分!

拨乱反正,倡导四个现代化,知识重要起来,读书成为时髦,图书馆与书店人总是挤得满满。各种文学作品像雨后春笋般露出地面,一些禁锢的书陆续重版,僧多粥少,买这些书,没有熟人不行。那时我已经提了干,手头变得宽裕,买书的底气便有些增添。

机关门诊部军医李兴斌认识经二路书店的经理,于是我们一起,多次走后门,去挑那些尚未摆到书架上的新书,用自行车驮回来,如同拾到宝贝,兴奋无比。记得我们买过《金瓶梅》,买过几乎全套的蔡东藩编写的各朝代的《演义》,买回来后小心翼翼地包上书皮,放到书柜里,当成宝贝。

兴斌兄有些不像北方人,瘦削身材,白白净净,鼻梁高高的,透着清秀机灵。门诊部聚集一批大学生,以及首长和机关干部的夫人、孩子。记得刘焕歧副司令的夫人周医生,待人特别和善,整天笑眯眯,医术也很好,对我们战士尤其体贴关心,对大院的那些孩子们更是如此。记得那一年几个孩子与警卫连门岗发生冲突,孩子躲到门诊部,周医生给保护了起来。战士追到门诊部,却也不见了人,周医生与那些战士都熟,劝了几句,也就没了事,不然,不定会怎样。就这,警卫连的宋指导员还在礼堂大会上做了检查。

放射科只两个人,除了兴斌,还有老刘医生,黑黑胖胖,个子高高,穿个白大褂,腆着大肚皮晃来晃去。这两个人干一种活却反差极大:一胖一瘦,一黑一白,有趣得很。

兴斌认识省出版社一个老编辑,叫赵炳南,一天,兴斌领我去了他家。赵编辑很热心,看了我写的东西,说了一番鼓励的话,并让我多看书多写。说文学要生活化,要源于生活,有生活就有生命力,才能打动读者。讲得挺有道理的,收获也蛮大。我那时骑着自行车满街窜,打交道的都是些卖东西的,哪里跟编辑接触过,就有些紧张,出得门来已是满身的汗。

那一个星期天天气晴朗,我们去了千佛山,山门上正殿拐弯处,有乾隆御题的赞千佛山的诗,兴斌兄和我都欣赏这诗和书法,就想把它复制下来,那时我们还不懂得拓制碑刻的方法,竟然傻乎乎地想出用复写纸盖到碑文上,再用白纸盖到复写纸上面用手敲打复印的办法来,最后费了很大劲总算如了愿,但不是整张的,零碎着的白纸整整一摞,那时候,大家都没有文物保护意识,现在那块碑已经被玻璃罩起,想拓也拓不了了。

兴斌后来到了地方,在部队的爱好与努力帮助了他,先是到了省社会科学院,而后又去了齐鲁书社,在那里得心应手,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和专著,也有了知名度。我转业后,单位与齐鲁书社离的很近,去兴斌那边,见编辑部里到处是书,兴斌取出几本最近编的书给我,还拿出他写的关于孙子兵法研究的专著。他对孙子兵法有专门的研究和独到的见解,并且在研究会里任了职务。

中午在门口的小饭店里,兴斌要了菜和水饺,我们一人一瓶啤酒,边吃着,边聊过去的那些往事。不由得,我们都回到了年轻那会,那些人,那些事,如在眼前一般,借着酒劲,就有了许多的高兴许多的惋惜,连同许多的怀念。那时的朝气蓬勃,那时的想入非非和好高骛远,想起来好笑,却是亲身经历过的,没有那么容易忘掉。

 

管理处在35号楼的东面,进门是值班室,然后便是军需科。因为业务的缘故,我们与军需科接触多一些。

那一会邵助理已经当了科长,办公室里,除了财务那边单独一个屋子办公的的候宪法助理、李珏义会计、周慧琴出纳。就是管服装的包助理和保管员戴炳国了。

有言曰: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喜好是要有人交流与共享的,看过的书,体会到的事均是如此。小戴便是我文学书友当中的一个。小戴看书不少,记忆力也好,有的书看完后,里面的章节还能复述或者是背诵下来。小戴的爱憎观十分鲜明,喜欢哪个人物就打心底里喜欢,不喜欢的就打心底里讨厌,丝毫不加掩饰。有时候我们也争论,争的脸红脖子粗,其实就是为了一部作品,或者是为了一个人物,抑或是一个成语一个字的对或者错。

有一段时间我们喜欢上了唐诗,我借到一本《唐诗三百首》,如饥似渴地读,甚至还傻乎乎地要抄下一遍来。我和小戴约定每天要背一首唐诗。

清晨我们跑步,大院南面是山。跑到山上,我们比着背唐诗,看谁背得快背得准。五绝、七绝、五律、七律,后来觉得不过瘾,就背长的,李白的《蜀道难》,白居易的《琵琶行》。事过这么多年,我仍然清楚地记得秋风萧瑟之中,我们卡着腰、意气风发地吟诵古人诗句的情景。

那时我们都在练习着写东西,都记日记,我写一些小说,小戴写散文,但都羞于拿出来示人,都觉得写的东西拿不出手。我给小戴要了几次他写的散文,但都遭到了拒绝。我戏称其“深锁闺中无人识”,他却不以为然,依然我行我素。

七十年代末兴起的学习热潮从地方波及到军营,人们都在忙碌着补充自己失去的东西,除了上班就是学习,很少有人在玩,特别是年轻人。那时候我们的脑子里和血液中涌动着的是对知识的渴求,多么想到学校里再学一些东西。

大院门诊部率先办了一个业余英语班,聘请地方学校英语老师辅导英语。我和小戴参加了这个班。教的是医用英语,但前面的语法发音却是相同的,我和小戴在高中时没有学过英语,英语对我们来说既新鲜又陌生。记得刚上课时老师教给我们的是“Long liv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具有典型时代特点,但我们印象特别深。后来我们就开始自学英语,找来许国璋先生主编的英语课本苦读,死记硬背,吃了不少苦头。最终英语也没有学得很好。互相之间倒是多了许多汉语英语单词相互交织在一起的笑话,颇有趣。

那时候爱玩,管理处有一帮子喜欢运动的年轻人。除了跑步、爬山就是打篮球,春夏秋冬都不耽误。小戴是当然的铁杆球员,尽管个子不高,却在场上跑得飞快,小步倒腾着,屁股一扭一扭,球就飞向篮圈。

有一个星期天我们心血来潮,要到泰山爬一爬,在此之前我们爬过七里山、万灵山、千佛山、英雄山,就是没爬过泰山。泰山是五岳之首,没有爬过怎么行?刚好星期六司令部进行了长跑比赛,能不能再爬泰山就有些露怯。“熊了吧,不行就说不行”。小戴采取激将法,“去就去,谁怕谁呀”。我果然中计。

半夜里我们上了济南开往泰安的列车,到了泰安天还没亮,我们就从一天门开始往上攀登。一路上我们并不孤单,摸黑爬山的大有人在。黑暗中拾阶而上,两边景色,只能感觉,一边是高高的黑黝黝的大山,一边是深深的森森然的沟壑。渐渐地天开始亮起来,过了连根树、回马岭,又过了迎客松、升仙坊,就到了十八盘。见到年轻人在奋力攀登,也看见一些老大爷老奶奶,用蒲垫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往上挪。终于爬上了南天门,感觉浑身已经透湿,山风鼓到身上,有些冷。

日出显然错过了,太阳已升起了很高。站在山顶向下望去,北面山涧一片苍绿,正是初秋季节,万木蓬勃,透着收获的讯息。

不敢多呆,即刻往山下走,那会没有索道,从东路上,自西路下。西路台阶少,路平缓,却距离远。我们行军打仗般,军用水壶和挎包交叉胸前,一边一个,用腰带一扎,迈开大步往山下而去。人都说上山容易下山难,我们倒觉得下山比上山容易了许多。只黑龙潭休息一次,便直接冲到山底。山下岱庙等景点没时间看,匆忙着上了火车,回到济南时,已是半夜快到十一点了。

第二天,我们两人腿都不能打弯,棍子一般又硬又痛。小戴直叫唤:“泰山哪泰山,以后我再也不去爬你了”。

 

每日里下了夜班,就见正对着我们宿舍,直政部办公楼的窗户里亮着灯,那灯每每熄得很晚,灯下有人在忙乎着什么。时间长了,便知道,房间里的人,是直政部宣传科的林干事。

林干事是六十年代的老兵,长得白胖,待人和蔼友善。专门负责司令部的新闻报道文化宣传等工作,常常报刊上见到他的文章,因之,便对他格外的关注,又有着特别的敬意。那一日,鼓足勇气去了他的办公室,交给他自己的一个作品,请他指点。林干事热心地给与了鼓励,说,你一个炊事班战士,能有这样的爱好,很不容易。记得他向济南日报推荐了我一首诗,被发表了,那是我入伍后作品第一次见诸铅字,心里十分高兴。后来,军区空军开办通讯报道学习班,林干事专门给了管理处一个名额让我参加,无奈我每天都要采买,抽不出整块时间。林干事说,我给你一张日程表,抽你的时间,能听听课也是好的。于是我就听了几次课,收获挺大,记得有一个前卫报社姓古的副总编,结合自己编稿子体会讲如何写稿子,生动具体,听了收获很大。

林干事后来去了门诊部当了协理员,再后来转业到了省安全厅,有一日,我们相逢在干部科梁科长公子的婚宴上,多年不见,很是高兴。

还在山上的时候,写过几篇不成样子的小说。当时的徐管理员见到,说我认识宣传部的董部长,让他帮你看看指点一下。徐管理员是莱阳人,与董润民部长是老乡,相互熟悉。那一日下山,到董部长办公室,拘促着递上自己的作品。董部长很和蔼热情,说好啊好啊,看看看看,战士都可以创作了。于是他找来文化科的李付科长和刘干事,交代他们看看稿子,给这个小高一些帮助。董部长是抗战时入伍的老兵,曾任过工程兵二总队政委,后调空军政治学院任政治部主任,人品好,威信高,离休后,为了弘扬中华鸟文化和保护生态环境,与夫人先后编著很多关于鸟类的书籍,被誉为爱鸟将军。

文化科的干事叫刘天增,也是机关的老人,老家郑州,斯斯文文,总是面带笑意,眼镜架在鼻梁,一副天生的文人模样。那一会在机关,他已经很有名气了,写诗,写散文,毛笔字写得也非常好。所写话剧剧本《八月十五月儿明》后来曾获首届全国优秀剧本奖。

记得周总理逝世时,政治部门前立了宣传栏,我们就去看那些毛笔写的文章,就对刘天增、马虞他们几个写得诗歌特别欣赏。刘干事诗里有“掬一抷热土”句,对那“掬”字便记忆尤深,觉得语言还可以这样用。刘干事细细看了我的文章,没说其它,只说,要多看作品,挑好的看,先是学写,而后再写出自己风格。他举例《七根火柴》,很短,生命垂危的红军战士浑身湿透,腋窝下硬纸包里的七根火柴却是干的。文中两次数火柴的描述不一样,却极其感人,文章就得这样写。临走时,刘干事给了我一本王愿坚的《党费》,叮嘱我回去好好看看。

刘干事后来当了济空的宣传处长,而后又到空军第一航空学院,做了政治委员。在他之后,我接替他担任了政委职务,也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可以说,刘政委是我文学之路的入门老师,而我这个学生,却不很称职。

再后来,刘政委去了空政文艺创作室,重新当了创作员。著有报告文学《铺满捷报的航程》、《季羡林》、《国家天空》,特写《铁鞋踏破几重山》,散文《怀念永远的邓六金妈妈》等,作品每每见诸报端,给了我们这些熟人惊喜。

其实,济空创作组实实在在出了一批人。有小说见长的于波、姜凡振,诗歌报告文学见长的朱建新,著有长篇小说《芳香弥漫》、《阳光下的故乡》《一座营盘》等4部长篇小说,后来调到总装备部的陶纯,以及后来转业到省作协,担任过作协副主席、曾获鲁迅文学奖的著名报告文学作家许晨。

还有画家李宏志,国家一级美术师。早年曾徒步走长城,画下633.6米,高2米,由662个立轴组成的《长城万里图》,笔墨浑厚,气势雄浑,各地展出,引起轰动。时,我防化连的战友姜诗振,已调入俱乐部,曾与李宏志一起走过长城,并且帮助他裱完了所有画卷。姜诗振被称为机关四大猛男之一,这是之后要叙述的,暂且搁下。

始终向前望着,心里怀揣美好与梦境,不因短暂,不畏艰难,或许并不一定到达彼岸,但想过了做过了,心里就有了安慰。尽管那曾是一叶随风的繁盛,露珠滴落身上,却也明亮过,青春,人生长河里一抹美丽的颜色。

很荣幸,我曾经也是这般,有过!很自豪,我曾经在如火的军营大院里渡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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