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史展厅里的钟，时刻提醒我：我已经走了很远，我又从未走远。

      我上小学的时候，学校没有电铃，上课下课都遵从学校的钟声。学校的钟是一块瓦状的黑色生铁，悬挂在一搂多粗的大槐树的树杈上。到上下课的时间，有老师拿一根金属棒敲打挂钟，“当当”的声音便荡漾开来，响声清脆，余音袅袅。

      那时的学校，“黑屋子，土台子，里面有一群泥孩子”是它真实的写照。就是这样的一群泥孩子，每天伴随着钟声出入学校教室，脸上写满快乐，眼里充满对未知世界的渴望。还记得当年学校门口两侧的墙上刷着八个黑体大字——“钟催蓓蕾，春满校园”，越想越觉得贴切的很。

       当时专门负责敲钟的老师姓李，头发几乎全白，牙也缺了好几颗，看上去很老。不光如此，还有古怪，跟他说一句话，他眼睛直愣愣地看着说话的人，只是嘿嘿地笑。据说李老师也曾是一个风趣睿智的人，因为得了一场重病才变得如此衰老和迟钝。他昏迷多日，初醒来时唯一会说的一句话就是“上课！”但是他的身体状况已经不能任课，他又执拗地不肯病退，学校只好安排他敲钟。

      病后的李老师尽管行动和思维迟缓，敲钟却是一丝不苟。他经常在上课或下课前两三分钟就拿着铁棒等在树下，眼睛盯着一块老旧的怀表。据说那怀表是他家的传家宝。他每次都准时敲响钟，差一秒都不行。后来我读法国作家雨果的《巴黎圣母院》，读到敲钟人卡西莫多时，脑子里总是浮现出李老师的形象。在李老师手下，上课的钟声与下课是有区别的。下课的钟声节奏缓慢，余音绵长，通常每两下有个停顿：“当当——当当——”。上课的钟声则听起来短促急切，“当当当当……”，一下敲醒了酣玩的孩子们。散落得满世界都是的玩心迅速归拢一处。

      没事的时候，李老师常捧着一本书，沉醉在自己的世界里，一边读一边写写画画。退休前他留给年轻教师一摞厚厚的参考资料和学习笔记。老师们对他的敬意自不必说，即使最调皮的学生，也对他充满敬畏，看到他，听到钟声立刻变得一本正经，规规矩矩。在孩子们的心里，教师是一个无比崇高和神圣的职业。

      后来，学校有了电铃，钟就退居二线了。李老师还是一如既往地准时。有时候，孩子们正在专心致志地读书习字，电铃突兀地响起，孩子们常常抬起手，在胸口上下抚弄半天，噗通噗通跳动的小心脏才会平息。如果碰巧有人从电铃下走过，也会忙不迭地捂住耳朵。老师和学生们都不喜欢刺耳的铃声，依然怀念钟的神韵。

      斗转星移，时光流转。学校里一波波的孩子来了，又像出窝的燕子似的一波波地走了。老师们也都换了新面孔。我走出校园，又以教师的身份回到校园。学校早已不是原来的“黑屋子”，因此学生也不再是“泥孩子”。政府给学生们盖了明亮的红砖瓦房。之后又建了本地第一座宽敞漂亮的楼房——教学楼。发号施令的钟声又由手动电铃变成了自动电铃。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对教育的投入大幅度提高。即便偏僻如我所在的农村校，现代化的教学设施也是一应俱全。电脑办公、多媒体教学。诸如音乐教室、美术教室、地理生物理化等专用教室、实验室，大大方便了教学，开阔了学生的视野。就连上下课的铃声也被轻柔优美的音乐代替。这音乐可以根据师生的喜好自主设置。它的播放完全由电脑控制，校园里再也看不到敲钟人的身影。一切都变了！

      老槐树下的钟被精心收藏了。同时被收藏的还有李老师当年的工作笔记，和多年来在这个学校工作过的老师们的经验心得。在前辈们精神的感召下，新一代的青年教师更是勤奋务实，兢兢业业，使教育教学水平不断提高。

      初秋的风吹过原野，周而复始地吟唱着季节的歌谣。万物在生长。耳畔仿佛又响起久违的钟声。突然间明白，我们一直没有离开！我们与共和国同在！就像歌中唱的“我和我的祖国像海和浪花一朵，浪是那海的赤子，海是那浪的依托”。一切的变化都是我们和国家共同的成长和蜕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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