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是应该感动人的。因为感动人是文学的功能之一。


打开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开篇:“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这样的诗,现在读来,仍然令人怦然心动。


这首诗较好地运用了诗歌创作中的比兴手法,非常强烈地表达了作者的心声:鱼鹰和鸣咕咕唱,在那河中沙洲上。美丽温柔的好姑娘,正是君子的好对象。荇菜有短又有长,忽左忽右采摘忙。美丽温柔的好姑娘,醒着睡着我总在想。一心想她却不得,仍日日思来夜夜想。忧思深啊心难忘,翻来覆去苦在床……这首诗写出了好男儿见到美丽的姑娘思念不已,而美丽的姑娘见到优秀的男子也极其倾慕的最自然、最合乎人性的冲动,所以这首诗的动人之处是,道出了所有人的生命体验,它人性的光辉使得那些矫揉造作的文学作品一下子变得苍白无力。


而另一首出自汉乐府诗集中的诗《上邪》也曾感动了无数人:“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绝,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这首诗表达了一个女人对她所钟情的男子至死不渝的爱情。她发誓道:苍天啊,我要与情郎相知相恋,永远不变心。除非高山被夷为平地,江河全都枯竭,严冬出现隆隆的雷声,盛夏飘起白雪,天与地合在一起,我才会与你断绝!诗中,将断绝爱情的前提条件假定为类似“太阳从西边出来”一样地不可能,反衬出这个女子对爱情的忠贞不渝,确实是令人动容而涕下的。因为它让读者体会到了“爱情”这一人类普遍情感的美好与伟大。


文学理应是能够打动人的,只有感动人的文学作品,才能够流传下来。而那些“应制诗”(古时朝官奉承皇帝所作诗)之类的阿腴文学,因为它不具备人类的普遍情感,不能打动所有人从而引起人们的共鸣,文学史上谁还记得住那些“应制诗”呢?所以只能成为过眼烟云了。相反,类似《关雎》和《上邪》这样的好诗却得以千古流传。任何文学艺术作品的主要功能,都是作者为了表达和传递情感。读者欣赏文学作品时,是对情感的审美和审丑,是对人物命运的牵挂和纠结,而那种蕴含丰富情感的文学作品,才是读者所需要的。再说通俗一点,比如我们读一部小说,有时会情不自禁地随着小说中的主人公或喜或悲,关心主人公的命运如何,以至到了小说结尾时,还会有更大的不满足:为什么这样就结束了?那个主人公以后会怎么样呢?这时的读者还会有很强烈的怅然若失感。如此,这部小说应该说,创作是成功的。


有句老话叫做“要想感动别人,须先感动自己”。作为文学作品的创作者,应该时刻想到这句话。写出来的东西,连自己都打动不了,还怎么让读者感动呢?


著名作家刘恒是个创作态度非常严肃的人,他的每一部作品中所蕴含的丰富情感,都寄托了他自己对他所熟悉的人和事的深切怀想,投射着他自己情感经历的倒影。


作家刘庆邦曾告诉我说,刘恒在创作长篇小说《苍河白日梦》时,对作品中的人物倾注了太多的感情,以致在写作过程中,他竟然好几次攥着笔大哭不止。刘恒的这种在创作同一作品而几次大哭的范例,在世界文学界中都是绝无仅有的。感动了作家,因而也感动了读者,他的长篇小说《苍河白日梦》甫一出版,即赢得了如潮的好评。


北京人艺的朋友也曾告诉我说,刘恒为人艺写了他第一次涉足话剧的剧本《窝头会馆》。在内部建组会上,大作家刘恒为全剧组的演职人员亲自朗读剧本,从头至尾三个小时。当朗读到结尾剧中人物苑国钟之死时,刘恒竟当着全组人的面,控制不住地哽咽泪如雨下,全组人员无不为之感动。刘恒曾针对他创作的剧本《窝头会馆》这样说:“我写的还是大杂院,还是小市民,还是那些司空见惯的悲欢离合与喜怒哀乐。我希望在琐碎的描绘中,我对主题的探索能悄悄抵达观众的内心。”刘恒倾注全部情感而写的戏中人物,已将他的探索在抵达观众内心之前,抵达到了他自己的内心。而正因为《窝头会馆》先感动了剧作家,又感动了演职员,所以最终也感动了观众,使得这部话剧成为北京人艺的又一个经典。


这告诉了我们一个道理,文学作品的好坏,要看它是否感动广大读者,而感动读者的前提,是作者在创作状态中,是否有如撕心裂肺般的情感投入。那些只是取悦于某几个官员,或某几个权势者,而没有一般大众的生命体验的所谓文学作品,广大读者是不会买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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