缝纫机运回来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了。记得我跑出门洞欣喜地迎过去的时候,与用小推车推着仍打着包装的缝纫机的父亲,还有跟着车子一起护送而来的大伯大娘们,相遇在了拐过弯后再走远一些的街巷里。

        舅爷走在人们中间,边走边说着,这一批缝纫机是昨天从石德线上的前磨头站卸下,再倒小火车到魏桥站,又用骡马车拉回供销社的,一进供销社大门,就被抢购一空。在凭票供应的计划经济时代,人们也没有多少钱,即便是好不容易卖鸡蛋攒够了钱,没有指标,也买不来心仪的商品。

       当年舅爷在深县魏桥镇供销社工作,好不容易有一个缝纫机的购买指标,给了急需的我们家。

        一台缝纫机进门,不亚于现在开回了一辆小汽车,四邻都来观看品评,并由心灵手巧的乡亲帮忙组装了起来。拆去棕红色机架上的草绳,打开机头和台面的瓦楞纸包装箱,随着崭新的牡丹牌机器华丽现身,灿烂的笑容一直洋溢在娘的脸上。

      从此,娘经常就着煤油灯那昏暗的灯光踩着缝纫机踏板高兴地忙碌着。伴着机子美妙有节奏的“咯噔、咯噔”声音,我扛不住困意瞌睡着进入了梦乡。在我醒来后的清晨,一骨碌身爬起来,还未睁开惺忪的睡眼,就先摸到了枕头边儿上放着的盼望已久的新衣。

      从此,我和妹妹也与别人家的孩子一样,体面地穿上了机制的衣服。我在娘追出院门来并伴着“让我看看符不符身”的喊声中跑了出去,与小伙伴们一起玩耍在门前不远的街巷里,惹来娘两句亲呢的骂声。

      上学的书包也是娘用做衣服裁下来的边角料拼起来做成的。

       那时候,同学们上学背的书包大都是用碎布拼做的。结实的涤卡布分出不同的颜色,一圈儿一圈儿地由外到里拼出的图案像宝塔一样,也像一级一级的台阶升了上去。四个宝塔的塔尖儿交汇在书包中心处,这块中心,娘喜欢用一小块儿红布。她说,这红色鲜艳喜庆!

       娘没上过学,不然她也许会成为一名设计师呢!

       那一年腊月里,娘和大娘给我和舅爷家表哥每人做了一身灰涤卡的工作服,是准备大年初一早上起五更时穿的,当时只有上班的城里人才穿时兴的工作服的。记得我们俩穿上新衣服一起兴奋地跑来跑去,像双胞胎一样。我还把瑞立哥给我用胶泥做的、一直挂在墙上的、与电影里李向阳那把一模一样的驳壳枪偷偷摘了下来,插进工作服右侧用于调松紧的扣袢里,摆出一副神气活现得样子……

      谁曾想,玩过一次之后,却永远地失去了它。驳壳枪掉地下摔碎了……

      有了这台缝纫机之后,不光是我和妹妹的衣服,就连叔姑爷爷奶奶的衣服活计也由母亲来做,还有乡亲们有活儿也拿过来做。所以围绕着缝纫机,常常是娘和婶子大娘们欢快的谈笑声……

       在缝纫机不用的时候,一般是将机头折叠进下面的仓斗里,把那块两用的活动台板挪过来盖上后,上面正好形成了一个平整的桌面。这个时候,缝纫机就成了我与妹妹都愿使用的写字台,伴着一盏煤油灯,写完老师留的那篇生字和算术作业。


        改革大潮刚刚涌动的时候,一股家庭作坊生产绿大衣的东风从邻村吹了过来。帅气威武的军大衣,成为年轻人争相追逐的时尚,当时加工民用版的绿大衣盛行了起来。

       娘从自己的娘家村里学来这个手艺,买来布料、栽绒、棉絮和金光闪闪的扣子,也试着做了起来。做半宿的缝纫活儿,早晨起来照镜子一看,鼻子、脸上都是煤油灯熏的烟黑子……

       父亲把加工好的攒了一集的绿大衣刹在自行车后衣架上,驮到安平集上去售卖。二十几块钱一件儿,换回薄薄的钞票,又当作本钱去买了布料,再去淘回下一桶金……

       像父亲奔波在致富路上的车轮子一样,娘的缝纫机在我们家低矮的老房子里也飞快地咯噔咯噔转动着,欢快地唱着一首不知名的却又非常熟悉的歌……

       在我儿子小的时候,娘仍用这台缝纫机做了许多活儿计,儿子的罩衣、软底儿鞋、布老虎枕头……

      去年回家,我想把老旧的电线全部换掉,问母亲找一件我的旧衣服换上,以防屋顶落下的灰尘弄脏了我新买的成衣。娘说,你这么多年不在家,哪里还有你说穿就穿的衣裳?

       娘给我扫身上尘土的时候,发现我的衣服腋下开线了,她嘴里咕哝着把上衣从我身上扒下来。

       把床头前那台缝纫机台面上放着的药盒子药瓶子挪到窗台上,娘有些吃力地把缝纫机头支好,从机板下面的小抽屉里摸出老花镜戴上。

       缝纫机转动起来,有节奏的咯噔声时快时慢,唱得依然是当年那一首我熟悉的歌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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