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余载再回首
改革开放初期,有那么一群青年人;怀着对祖国对家乡的无限热爱、对美好生活的祈盼与渴望、对未来的无限期待与憧憬,用自己手中的笔,渲染着这五光十色的人生旅途,描画着这改革开放年代波澜壮阔的社会景象,也挖掘着人生和社会的深刻内涵。这些年轻人,就是延寿县蚂蜒河诗社成员,一群新时代的讴歌者。
蚂蜒河是家乡的母亲河,我是和蚂蜒河相伴着玩耍一起长大的。小时候和同伴们一起在蚂蜒河里游泳、钓鱼、摸蛤喇、抓蝲蛄夹(现在叫小龙虾,已在蚂蜒河里绝迹。)那时我们经常去三河灌区拦河坝钓夜鱼,拦河坝下水中的石缝里鲶鱼特多,每次都能钓到四五斤。我们用从柳树上捉到的一种叫“看花狗儿”的大绿虫子做钓饵,专钓大鲶鱼,但等钓竿尖儿上的铃铛一响,就是鱼儿上钩了。往上拽鱼那种激动喜悦的心情简直无法形容!至今令人难以忘怀。
冬季和小伙伴儿们拉着爬犁走在结冰的河面上,去上游南岸的荒地里割蒿子做烧柴。渴了就在河面上刨块冰嚼,或是将厚厚的积雪表面扒开,吃点下面干净的雪。饿了就掏出为了防冻揣在怀里的玉米面大饼子吃几口。那时我们一冬天打的烧菜就够家里一年烧的了。可以这样说,我们是吃着河里的、喝着河里的、用着河岸的,是蚂蜒河把我们喂养大的。所以,我们这代人对母亲河蚂蜒河的情感是用一个“爱”字表达不尽的。为此,我们酝酿成立了《蚂蜒河诗社》,我们要用青春的活力和激情去讴歌蚂蜒河,把我们一腔浓浓的爱化成诗篇,献给母亲河,献给故乡的山山水水,献给我们的父老乡亲,献给延寿这片黑土地。
蚂蜒河诗社成立于上世纪改革开放初期的1985年9月23日。当时我县文联主席是孙德义,在他的联系推动下,由诗歌爱好者、当时宣传部的张永忠、青川乡新胜村小学教师李向奎、李建国等发起,联系散居在全县各地各种行业的诗歌爱好者共同协商成立蚂蜒河诗社,于9月24日通过了蚂蜒河诗社章程,选举孙德义为名誉社长,青川乡新胜小学教师李向奎(笔名白鹭)为社长,安山乡干部李书祥为副社长,并成立了编委会,编委为:张永忠、李书祥、沈雪冬(女)、王玉珍(女)。决定出刊油印小册子《蚂蜒河诗刊》,并于1985年10月15日出刊了第一期《蚂蜒河诗刊》,从此掀开了蚂蜒河诗社辉煌的第一页。
诗社成立大会上,县团委、《蒲公英》《新蕾》两个校园文学社的代表到会致贺,蚂蜒河诗社成员和前来祝贺的文朋诗友纷纷即席赋诗填词并朗诵自己的作品。应县文联之约,正在延寿县实习的哈师大学生、青年诗人、《大学诗坛》主编潘洗尘到会为40多名诗歌爱好者做了辅导报告。同时他还欣然接受了《蚂蜒河诗社》的邀请,应聘为《蚂蜒河诗社》顾问。
随着《蚂蜒河诗刊》第二期、第三期出版,全县诗歌爱好者纷纷“自投网罗”要求加入诗社。诗社由最初成立时17人发展到40多人,成员遍布全县城乡各地。
那时候人们收入都很低,年轻职工的月工资只有三四十元钱。即使农民都承包责任田了,由于农产品很便宜,而且农村各项税费摊派又很多,大多数农民收入也都只够年吃年用。写诗没有稿费、参加诗社活动还要自费。所以,当时“玩诗歌”在“正统人”眼里可以说是“不务正业”,诗社成员们参加诗社活动受家里人反对的事层出不穷,虽然这样,这群诗歌的“痴迷者”没有一个人打退堂鼓,一直坚持参加诗社的各种活动,踊跃写诗给社刊投稿,使《蚂蜒河诗刊》在短短的三年里出刊了40多期!除了有几期是县文联供给的油墨纸张外,其余绝大部分都是我们自掏腰包出版的。可见当时我们对诗歌艺术是怀着怎样的一种热情去运作,去奉献。
当时由于条件限制,出版《蚂蜒河诗刊》只能用钢板刻蜡纸、靠油印机印刷,一般印几十份蜡纸就损坏不能用了。由于我们经常印,技术娴熟,能印六七十份而蜡纸不坏。所以我们每一期都能保证出60册诗集。有了发表诗歌的园地,诗社成员们都踊跃投稿。我当时在二轻局工作,所以刻钢板、筹集印刷纸张、制作封面和印刷装订就由我和郑丹宇、钱青、马玉林等人负责,我们在业余时间修改编辑、印刷出刊。诗社成员们拿到诗刊都高兴极了,虽然是油印的小册子,毕竟有了一块能够互相切磋探讨、互相交流、提高诗艺、发表作品的园地了。
后来,由于社长李向奎居住在青川新胜村,来县里组织诗社活动十分不便,所以,诗友们就推举我为副社长,诗社的稿件征集、刻印发行、组织活动就由我负责,也算代理社长吧。
那时候诗社经常举办各种活动,比如郊游采风、作品研讨、社员笔会等。社员们都对诗社活动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只要诗社一通知哪天有活动,社员们不管有什么事情,也不管有什么紧要的活儿,一律放下自己的事情,自费乘长途汽车来县城聚会。
记得有一次我们去新城水库(现在的长寿湖)踏青兼开笔会,原以为路远的人不会来,但是到那天集合一看;就连家在加信建设村的阎柏民、安山乡的沈雪冬、当时还在延河镇工作的刘殿凤、青川新胜村的李向奎、李建国等人都起大早骑着自行车赶来了!我们在延寿大桥集合后,又骑着自行车向30里地外的新城赶去,虽然很累,但大家见面都很兴奋,都有说不完的共同语言。
在新城水库湖畔,我们讨论诗稿、即兴赋诗,玩得痛快极了。女社员关俊波坐在湖边看人家钓鱼,看着看着就来灵感了,急忙拿笔一挥而就,写出了一首至今她自己也无法超越的一首好诗:
垂下求索的钓竿,
坐在知识的港湾,
栓上思维的线,
甩出一个费解的悬念。
倏然钓竿激动得发颤,
喝,钓上来个鲜活的答案!
那年秋天,我和郑丹宇、马玉林想去青川新胜村找李向奎和李建国探讨诗社有关事情,我们三人骑着自行车走到延河有些累了,就到延河医院找到在那里工作的诗社成员刘殿凤,刘殿凤给我们三人弄了点吃的,我们稍事停留,又向青川新胜赶去。
到新胜村找到李向奎和李建国后,我们研究了一些诗社的事情,李向奎说,村子后山有几处石砬子风景不错,建议我们去看看,我们一听十分高兴,便兴冲冲地去爬山,因为留恋山中美景,直到日影偏西我们才筋疲力尽地回到村子。此时天色渐晚,我们不便久留,就拖着疲乏的身子骑车往县城疾驰。
骑了有十几里地的路程,已经过了青川,我们几个人都气喘吁吁大汗淋漓,腿发软、再也骑不动了,感到饥渴难当。于是我们就下车推着自行车漫步前行。突然发现路边有一片白菜地,我已经饥渴难耐,看左右无人,就飞快地跑到地里拔了一颗满心儿的大白菜,我们几个把白菜帮子扒掉,也不管干净否,填进嘴里就吃。人在饿的时候吃什么都香,就觉得白菜多汁爽脆而且甜极了!这是我一生中吃到的最好吃的白菜。
肚子里有了东西,感到身上也有了点力气了。我们翻身上车,在月亮的伴随下回到了县城。
那年冬季诗友们在马玉林家聚会,饮酒谈诗。大家谈得兴起,不觉都有了些许醉意。那时县内的交通不便,杨金库是从开道林场骑自行车来赴会,因天色已晚急着回去,便骑车先走了。杨前脚刚走,郑丹宇带着醉意便追了出去。大家又喝了一会儿,我便有了事情不妙的预感;因为郑丹宇带着醉态骑车去追杨金库,恐生不测,在我的提议下,大家便顺着公路向着延寿大桥方向撵去。大约撵出一公里还没有到延寿桥,就见路旁倒着一辆自行车,路下沟底的雪地上躺着一个人,已滚得满身是雪,一看正是郑丹宇,此时他醉得已神志不清,嘴里嘟嘟囔囔不知道说些什么,大家七手八脚把他抬上自行车,四面用人扶着,也不管他如何挣扎,大家忙出了一身汗,把他送回了家。
我们诗社成员通过互相交流切磋,大家的创作水平都有了质的飞跃。成员们通过办诗社写作水平都有了跨跃式提高,并且都形成了自己的风格。比如郑丹宇、白鹭、李建国在诗歌上向意象诗方向发展;马玉林擅长写讽刺诗;杨金库对于古体诗和楹联加深了造诣。我们诗社成员的诗作经常散见于全国各地的诗歌期刊之中。松花江地区办的《松花江诗报》上每期都有我们诗社成员的作品发表,《松花江诗报》还出刊了“蚂蜒河诗社作品选”专版。
蚂蜒河诗社的名声鹊起,在省内产生了很大影响。黑龙江广播电台报道了蚂蜒河诗社的事迹后,当时省内龙江县,呼兰县和尚志县都有诗歌爱好者来信要求加入诗社,所以当时蚂蜒河诗社的成员已发展到省内各地。对于省内各地的成员我们除了给予发表作品以外,每次诗刊出版我们都及时给他们邮寄。
在诗社鼎盛的三年多时间里,通过全体诗社成员的努力,我们出刊了《蚂蜒河诗刊》42期,举办各种活动30多次,在省地和国家级刊物上发表作品300多首(篇)。极大地丰富了延寿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培养了文学新人,把延寿县的文学水平提高到了一个崭新的层面。
1989年以后,由于政治形势的变化,群众文化活动陷入低潮,1990年我由于工作调动去了阿城,郑丹宇也去大庆发展他自己的事业,诗社陷入半停滞状态。然而,郑丹宇、李建国、李向奎、杨金库等人一直坚持着写诗并出版诗刊,只不过范围缩小了、活动减少了,没有新人加入了,但并不意味着诗社的解体。这些年来,郑丹宇在外地一直和诗社保持联系,并担负起《蚂蜒河诗刊》的连续出刊(改名为《敝叶诗报》。《敝叶诗报》为蚂蜒河诗社与玫瑰之约诗歌沙龙联办)诗报至今已出刊了43期。加上蚂蜒河南方诗社(蚂蜒河诗社分社)出刊的诗集,蚂蜒河诗社从成立至今总共出版诗刊诗报一百二十余期,社员在省市级以上刊物发表作品近2000首(篇)。
随着国家文化改革事业的发展、《延寿文学》的复刊,我们蚂蜒河诗社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机遇,我相信,蚂蜒河诗社一定会复兴起来,成为《延寿文学》的中坚力量,把延寿的文学事业发展起来传承下去,为把延寿县建成文化大县,经济强县做出更大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