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70年代的济空大院,绿化得已经很像样子了,大门口有婆娑的塔松,路两边高大的法桐,叶子茂密,几乎遮蔽路面,营院里便显得有些阴凉,给人异常舒适的感觉。小礼堂前有成片的苹果树,楼前楼后,一些伸展着腰肢的梨树,以及不管不顾,兀自探向空中的水杉。春天来时,梨们绽出一头白花,苹果园里一片粉色,引得蜂儿嗡嗡叫着飞来飞去。秋天里,果实熟了,令人垂涎欲滴,管理处统一摘了,分给各个连队。

大院西边,在那些梨树之间,散落着几座统一样式的平房,机关的干部战士以及职工,就分别在这些饭堂里就餐。

1976年深秋,树叶凋零的时候,我从山上调到了山下大院里,负责司令部第6食堂的工作。那时,我仍然是个战士。职工食堂原来有一个代理管理员的老兵,服役期满后,复员回老家了

6食堂是职工食堂,是专门为大院职工、家属、子女而设立的。那时,部队里有许多职工,担负整个营院的后勤保障,诸如水电暖、服务社、司机、理发、修自行车、炊事员、幼儿园老师等等。很多职工还是在编职工,有的和首长年龄差不多,跟着部队一直从西康到了济南。他们的伙食供应,都在职工灶。

那一会,除了5食堂的战士灶,几乎每个食堂都有一个老师傅。职工食堂的老师傅姓黄,曲阜人,面色透着黄,长得瘦瘦的,腰有些驮,走起路来像是抬不起脚,鞋与地总有些摩擦,所以,但凡听见这种声音,大家都知道是黄师傅来了。

正对着直属政治部办公楼西山墙,有一栋坐西面东的2层厢房式楼房,楼下是汽车队的车库,楼上就是5食堂与6食堂的宿舍。炊事班住多人的大房间,我和黄师傅住隔壁,是小房间。黄师傅烟抽得厉害,屋里墙壁熏得黑黄,进得他的屋里,不抽烟的人得冒着喘不过气来的风险,忍不住便会咳嗽起来。我不抽烟,所以,一般不会在黄师傅屋里待很长时间。坐一会,便马上跑出来换换气,每每见我这样,黄师傅便会不好意思地笑,歉疚写在他沧桑的脸上。

黄师傅人很和善,脾气出奇地好,从不和人脸红,话很少,平日里也极少与人交往,除了上班,无事时就一个人待在宿舍,哪也不去。很多时候,炊事班战士会跟他开玩笑,有的开得有些过火,他却不恼不火,只是笑笑,就那么过去了。有时候,我看不过去,班务会说,要尊重黄师傅,他在部队工作的年头比咱们年龄都长。话传到黄师傅耳朵里,黄师傅找到我说,没事的,他们就是和俺闹闹耍耍,不当事,啊!不当事!

大院里对食堂有个说法,叫3食堂的菜,6食堂的馒头。3食堂是司令部机关干部灶,有个师傅叫李耀东,四川人,从西康军区到济南来的。济空的前身是空6军,空6军的老班底是西康军区。李师傅的拿手菜是酱菜,每个星期天,3食堂都会卖酱菜,很多人买。另有鱼香茄子、大碗菜等等,很受欢迎。

而6食堂的馒头,顾名思义,就是馒头做得好,个大,面白,发得暄。每到开饭时,饭堂门口早早便排起长长的队伍,家属、孩子手里拿着毛巾做的馒头兜,几乎每人都要买上一兜,兜子里鼓鼓的透着热气,满意而归。有时候,后面的人担心买不到,就喊,前面的自觉点,别太多了,给我们剩点哈!

面食是黄师傅拿手的活计,多少年,一直那样。而这一绝活,窍门都蕴藏在每一道工序里,不能有一丝含糊。面粉要新鲜,发面要用老面,老面不能多,也不能少,多了发酸,少了发不开。老面要撕碎泡开,冬天温水,夏天凉水。还要根据季节确定发面时间,天热时要晚,天冷时要早,和好面,用棉被将面捂上保持温度。最关键的是第2天使碱,一边使,一边揉。慢慢地,手里的面有了弹性,发光发滑了,闻起来会有一种甜甜香香的味道,碱才算兑好。那种手上的感觉要凭经验,没有经年的功夫是做不到的。揉好的馒头在笼里醒好便可以上锅,这时要有大火,黄师傅叫催面。这样的馒头不塌,蒸出来饱满圆润。

然而,这样的馒头是需要时间和力气的。那会没有搅面机一说,发面揉面都是人工,每次上百斤的面都要人来和好,揉开,没点气力与手上的功夫根本不行。每一天,炊事班都要顶着星星上班下班。每次都要出上几身透汗。然而,包括黄师傅在内,大家从没有一句叫苦叫累的话。每每到馒头下笼,望着热气里暄腾腾泛着光亮带着香味的大馒头,黄师傅只是一句,得,就这!笑意便从缺了门牙的脸上露出,脸上的皱纹也舒展了许多。

很多时候,因馒头卖完,食堂间也互相借借应急。每当拿到别家的馒头时,班里总会有人一脸不屑:哧!这算什么?能叫馒头?于是,便很为自己食堂得意,一边,大家就将眼睛瞄向了黄师傅。黄师傅便会装作没有看见,嘴里小声地哼起了小调儿。

不时地,黄师傅还会露上另一手,做几锅水煎包。黄师傅做得水煎包馅大味香,面白底黄,出锅时,老远就能闻到香味。锅贴是在厨房外的小屋里烙成的,每每此时,没等出锅,便有许多人提早等在那里,要一饱口福。然而,水煎包做得慢且少,每一次,都有许多人买不到,怏怏而去。我问黄师傅,咱能不能多做些?黄师傅说,那得提前做,提前了,就没有这个样子和味道了,我的手艺就砸了。

一段时间,大院里招了几批年轻职工,充实到服务社、幼儿园、营房科等部门。一下子,职工食堂里增添了活力。开饭时,拿着碗的,提着饭盒的,叽叽喳喳,说说笑笑,就显得食堂里空间似乎紧张许多。我们发现,黄师傅打饭的窗口,排队的女孩子特别多。经过观察,却原来,每个女孩子打饭时都会给黄师傅笑脸,并且说一些好话,黄师傅听了,手里饭勺的菜就不由多了一些。战士们便向黄师傅发难,说老黄有想法,讨好女同胞。黄师傅听了笑笑,不置可否,却依然我行我素。

黄师傅也是在编职工,每个月有40多块钱的工资。和其他老职工不一样的是,黄师傅没有将家属带到部队安家,老婆孩子一直在曲阜老家。在职工食堂那段时间里,我一次也没见到过黄师傅的老伴,他的两个儿子倒是常来看他,儿子长得有模有样,白白净净,高高的个子,比黄师傅强了许多。

一次得空,我问黄师傅,无论如何济南还是要比曲阜地方大些,为什么不让老伴和孩子出来呢?黄师傅先是笑笑,继而无可奈何地摇头说,那边一大家子人,都在农村,来了咋办,钱不够,养活不了啊!望着黄师傅面色有些泛黄的脸,想一想平日里省吃俭用的他,连一件像样的衣服都舍不得买,发了钱就寄回家,便明白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而黄师傅的活法,就是尽自己的所能,让家里的人都能吃上饭,而不至于过不下去。

过了一段时间,黄师傅的屋里多了一个人,那是他的小儿子小泉。小泉中学上完没有再上,便到了济南,在大院里干些零活。

自打儿子来了,黄师傅便不在食堂吃饭,而是打回宿舍吃。有一次,我去他屋里,刚好看到爷俩在吃饭,两个人将黄师傅的菜放到炉子上,在小锅里加点水将就着吃。我说,这点菜够吗?黄师傅不好意思地喏嚅着,够够,吃不了多少!我没再说啥。晚上我跟炊事班说,以后黄师傅的菜,给他多打些。打那以后,黄师傅每次打饭回来,见了我们,都像亏欠了什么,谦卑地弓着身子,悄悄溜进自己的屋里,脚步也像是越来越沉重了,鞋子磨擦地面的声音愈发响亮。

后来,黄师傅退休了,回了曲阜老家。儿子小泉接了他的班,去了幼儿园,也在食堂里。小泉承接了父亲的手艺,技艺没有达到父亲的地步,为小朋友们做些吃的却也够了。没有了黄师傅的6食堂,馒头依然红火,水煎包却没有了原先的味道,也便没有了长长的排队。40多年过去,不知黄师傅是否健在,就连小泉,怕是也当爷爷了吧。

 

那时候的军队营区,尚没有物业一说,营房科担负着大院的营房维修管理任务,水电暖、油漆工、木工各类工人齐备,办公室与宿舍有什么问题,只需一个电话,工人上门,解决问题。

这些工人,除了部分在编的以外,很多都是营区周边陈庄村的人,或许因为当年大院设立,部分土地征用,村里的许多人也便成了大院的职工。

锅炉师傅老吕便是他们其中的一员。老吕不是在编职工,却是正式招收的员工。老吕家中生活不富裕,孩子多,老伴身体不好,经常节俭着过日子。那时候,食堂里买猪肉一般都是买一扇猪,连骨头带肉一起。买回的猪扇,炊事班将其剔除骨头,把肉与骨分门别类放起来,各有用处。排骨用来烧着吃,大腿骨剔了肉,放到锅里炖汤,炖完了汤再将肉剔一遍,没用的大腿骨就准备扔掉了。这时,老吕来了,老吕是专门冲着大腿骨来的,来得不早不晚正是时候。像是大腿骨就是他的专利一样。老吕拿过准备扔掉的大腿骨,蹲在厨房墙角处,用他缺了几颗牙齿的嘴,有滋有味地啃骨头上剩下的并不太多的肉,仔仔细细地啃完,又将骨头敲碎,美美地吸骨头里的骨髓。这种情况后来成了司空见惯,约定俗成,以至于如果骨头煮完,大家会不约而同想到老吕。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才知道,老吕的与骨头结缘,是因为黄师傅的原因。或许是同病相怜,黄师傅对老吕家里的情况十分同情,但又不能帮他什么,就想了这样的一招。别说,这招挺管用,至少,老吕肚子里隔三差五能有了一些油水。那几年,老吕师傅能挺过来,也得益于黄师傅。他俩文化都不高,但都有一颗善良的心和做人的本分。

后来,老吕也退休了,他的儿子小吕顶替他到了大院,小吕没做锅炉工,做的是电工。小吕比老吕强多了,无论是个头还是长相,说他俩不是一家一定有人信。但黄师傅说他俩像,到底哪里像,黄师傅没有说。

车队里的职工师傅有两个,侯师傅与胡师傅,两人都是大院里的老人。

侯师傅给政委开车,政委叫关盛志,安徽六安人,是个老红军,参加过长征,是开国少将 ,曾在兰空、济空两个军区空军任过政委。当时,济空的司令员吴宗先与关政委同是六安老乡,两人一起参加革命,又都在红25军75师任过职,这成了部队的一段佳话。

侯师傅操一口地道的山东方言,人长得白白胖胖,富态大方,不知道的,还认为他是首长。印象里,他只会笑,一张五官端正的脸上,像是永远堆着和善的微笑,无论对什么人,都是如此。永远的微笑伴着他的好脾气,在车队里、在大院中,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关政委的专车是一辆老式的黑色伏尔加,不知道是哪一年产的,总之很老了。侯师傅就每天开着这辆老掉牙的,打扫擦洗得干干净净的车,来回进进出出。这辆车从来都是稳稳当当、慢腾腾的,就像关政委的脾气,温和缓慢,不事张扬。那会大院有句话叫,比慢,谁也慢不过关政委的车。也有人说,关政委可真会选,选了老侯这么个好脾气做司机。

话说回来,几十年过去了,老侯从来没出过事情,就连刮刮擦擦都没有过,每一年的安全红旗让他拿的都不好意思了。后来车队让他介绍经验,他只笑,说哪里有什么经验,只有慢,慢了,就不容易出事!

开大巴的师傅姓胡,河南人,和老侯年龄差不多,人却不像老侯那么白胖,瘦长身材,浑身上下没有一丝暄肉。老胡平日里也不大笑,一口慢吞吞的河南话,总是带着许多幽默。老胡还喜欢开玩笑,跟老兵没大没小,跟新兵有时也逗逗乐子。

大巴车车身长,拐弯抹角的地方不大好开,老胡就坐在玻璃窗前的驾驶坐上,起劲的转着方向盘,眼睛瞪得老大,观察着前方的情况。不时地会说上几句让人发笑的话。后来的大巴车司机,都是老胡的徒弟,是老胡手把手教出来的。说起来,都一致认为老胡的驾驶技术是一流的,没得说。

再后来,侯师傅与胡师傅先后退了休,车队里就再也没有了职工,也就少了一道别样的风景线。

 

营院外的大桥边有个格瓦斯小工厂,小工厂隔壁有个印刷所,那是军区空军政治部的印刷所,专门给机关和直属单位印刷文件与书籍。印刷所里没有军人,清一色的职工家属。

上世纪70年代,计算机排版尚未面世,印刷所甚至连照相印刷都没有,用的老式铅字印刷技术,人工将一个个铅字排成一篇篇文章,再装订成册。

老所长退休后,郑新忠当了印刷所所长,因为很熟,我们都叫他老郑。印刷所所有的职工我们都很熟,因为他们都在食堂里就餐。

老郑出身干部家庭,不知为何没有当兵,而是当了工人。他并没有小瞧印刷工人这个活计,反而挺喜欢,整日里一门子心思在印刷上,终于成了行家里手,也当上了所长。

那一会,大院里没有太多的文化生活,篮球扑克象棋成了人们的最爱。老郑最喜欢下象棋,常常和门诊部康医生、营房科水工老刘几个人在树下、屋后摆战场,杀得天昏地暗、不可开交。

康医生是西康军区过来的老医生,言语不多,有两个十分漂亮的双胞胎女儿。康医生不仅看病态度好,棋也下得极好,曾经在济南市举行的像棋比赛中获得过名次。机关里棋艺不好的人不大敢与康医生对弈,差距太大,这棋下起来就没什么意思。时间长了,喜欢象棋的人对相互间水平也都了解。

门诊部前法桐树下的荫凉里,常常看见老郑和康医生在对垒。康医生下棋喜欢不由自主地哼小调,声音不大,只在嗓子眼里转悠,让人听不真切。老郑喜欢抽鼻子,不时地,一下又一下。高手对弈,若是棋路相互熟悉,这棋下得时间就长。有时,晚饭过后,可以一直下到夜里。下到紧要处,康医生小曲不见了,老郑的鼻子也不抽了,只看见眉头紧锁,两眼有些发直。两个人下棋的风格路数不一样,至于水平高低,机关里懂棋的人都说,其实差不太多。

前些年,我还在大院的时候,一天,秘书处的领导找到我,说郑新忠去世了。我一听有些意外,说年龄不大,怎么说没就没了?后来听说是突发疾病。去了老郑家里,那时候家属区平房还没拆,老郑家住在北边第一排房子里。家属很伤心,我们劝慰了一下,尽力地帮助处理了些事情。

我调离机关到新的单位后,曾出过一本中短篇小说集,叫《真情》,由当时的济空创作组组长、知名军旅作家于波帮助联系出版社,而由机关印刷所排版印刷的。那时,老郑早已去世,所长换了人,印刷方式也不再是铅字,而改用自动排版了。而今,济空撤销,印刷所恐也已不存。但,每每翻开这本书,就想起了机关里那些老人,包括印刷所和老郑。心里就有些怆然,那些往去了的故事与人,虽已随时间的流逝逐渐已被人们遗忘。然而,在我心里,岁月却像烙铁,烙下的印痕是不那么容易消失的。

 

40年前,军人家属随军后,要在地方安排工作非常难,没有办法,只好内部消化。记得季学范副司令家属随军前就是县长,而到部队后,就没有了工作,成了单纯的家属。

军人服务社集中了一批首长和机关干部的家属,这一帮人,各有自己的经历与背景,不大好领导,管理处便派了高助理去管理。高助理实干精神强,和大家相处不错,所以服务社经营得挺好。其实,这个挺好里面,有相当多的政策以及大家努力的成分。譬如,逢年过节,处里会去水产局或者食品公司便宜批发一些鱼肉蛋,由服务社卖给大家。克山农场生产的酒、豆油除了免费分给机关人员外,还可以卖一些。还有一些军用品,可以批发一些。除此,采购员老方与老姜两个人,到处联系采购一些平价商品,烟酒糖茶,日用百货,无所不包。服务社的人员除了上边发下的工资,就是用这些差价来度日,谈不上好,仅能糊口而已。

周继普是管理处的会计,为人热心认真。1976年底,我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了预备党员。当时,在3食堂举行支部大会,谷协理员主持会议。记得轮到我时,先让我读入党志愿书里基本情况和入党申请。读完后,谷协理员说大家有什么意见可以发表,当时,周会计就站了起来,说,别的意见没有,这个战士挺好,就是那个家庭成员和直系亲属里,党员一词不够准确。党员有各种党员,应当准确地说明是什么党员,中国共产党,还是其它的党派。没了。谷协理员说,周会计这个意见提得对,要在志愿书里明确说明。

打那个支部大会起,我就认识了周会计,一个认真的会计,还是一个认真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周会计老伴是秘书处的老领导,两个人在机关为人和口碑都挺好。还有机要处仇处长的老伴老周,干部部郝副部长的夫人老孙。他们几个,好像原来都有工作,随军后也都成了家属,在服务社卖东西,平日里给了我不少关照,一直到现在,想起来,印象都很深。

营区外有两座2层窑洞,多住的是职工与家属,有时候也做临时来队家属宿舍。窑洞条件很差,水管厕所都在屋外,没有暖气,冬冷夏热。而仅空的几间临时来队家属宿舍,由老穆管理。老穆是管理处管理科温科长家属。温科长也是老革命,陕西人,有好几个孩子,孩子的名字也很有趣,老大卫星,老二火箭,姑娘叫鸭蛋,有着典型的时代特点且重男轻女。

那一年我要结婚,怎样也找不到房子,没办法求到老穆,说半天好话。老穆大眼望了我半天,叹了口气说,嗨,你们年轻人也真不容易,结婚是大事,总不能睡马路吧。给,钥匙。说好了,这是临时来队宿舍,只能住一段时间啊!

那一会,我高兴得不知道说什么好,一个劲点头,谢谢谢谢!要知道,40年前结婚,能有一间属于自己的窑洞,尽管是临时的,也是一件大不容易的事情。

直属政治部邵副主任家属也姓周,不知道是有工作辞去了,还是始终没有工作。总之她不上班,在家里纯当家属,操一口地道的陕西腔,整天笑眯眯来往于食堂。时间一长,就跟炊事班所有人都很熟悉,不仅可以喊出名字,还能知道甚至连我都不知道的事情。

她时常地会到炊事班收集脏衣服回去洗,也会帮助战士们缝缝补补,偶尔还会拿着药来,说谁谁可能感冒了,得吃点药,就像战士们的家长似的,关心着体贴着他们。

我提干以后,老周非要给我介绍对象不可,说省里体工队有一射箭运动员,长得周正,人也好,喜欢找部队上的,你们见一面,啊,见一面。成不成另说!那个时候,我一门心思除了工作,就是写东西,没有顾得上,现在想想,实在是辜负了老周的一片心意!

 

家属多,子女就多,这是定数。当年的济空大院,汇合着一群孩子,云集着各类高手。

李振声副政委是个老红军,他的几个儿子,其中老二老三人称二胖三胖,篮球打得特别好,弹跳特别高,随便即可双手摸篮,动作麻利迅速,让人眼花缭乱,令人称绝。可惜的是首长去世的早,留下妻儿。爱人老毛一段时间在大院里卖过冰糕,让人不忍。

每到食堂开饭时,会有许多家属子女排队来职工灶买馒头。王子祥司令员的大公子也在其中。人长得胖胖的,身上总穿一件褪了色的旧军衣,衣服上有几块补丁,这位父亲是大院里最高首长的孩子,从来都是朴朴素素,毫不张扬。

张聂尔是政治委员张雍耿的女儿,下过乡,当过兵。在部队任过宣传干事。尤爱写作,一直笔耕不缀。“假如上帝赐我不死,我将用我的余生做一件事:写作。”这是张聂尔身患癌症后的誓言。与癌魔抗争30年,一次次战胜死神,并以充沛激情创作了多部文学作品。成为文学园中一只引吭高歌的“不死鸟”。在《拥抱生命》中,她用诗意和哲理,讲述了如何与死神搏斗,成长为一名作家的艰辛历程。对生命的热爱和对人生的求索,给人以启迪。坚韧顽强、有志气才气,是很多熟悉的人对她的评价。只可惜,她的人生,只有59岁 。上帝给予这位著名作家、党史专家的时间实在太短。

 无独有偶,季学范副司令的女儿季岩,也曾下过乡、入过伍。所不同的是,季岩没有转业,一直留在部队里。这个大院长大,从小就对空军有着亲近感,凭自己的勤奋,自学考上了哲学研究生,41岁时,成了全军第一位军事战略学女博士。紧盯世界局势,对每一次战事进行战略评估和军事分析,撰写专著《空天对抗论》,率先开展军种文化研究,翻译了70余万字的《美国空军条令》,开设“读书课”,她力求将自己的时间尽可能排得满满。饭食时常是一袋方便面,或两个大饼。工作晚了,就睡在办公室的沙发上。终于病倒了的她,并不惧怕,她将自己的病中日记,取名《远征记》。她把自己比做“啼血而鸣的子规”。10年前春天,只有53岁的她,因病医治无效去世。空军高层次人才,“巾帼建功”先进个人,那些荣誉对于她,实至名归!

20年的执教,始于讲台,终于讲台。在学生的眼中,季岩是一名称职的老师。在我们眼中,她却仍然是一个孩子,一个军队大院里永远长不大的孩子。在拿着饭兜买馒头,在提着暖水瓶打开水,在和同伴嬉笑打闹,在哼唱着苏联歌曲憧憬着理想……

张聂尔与季岩离世时,不知道她们的父母是否健在,然而我想,即使在天国,他们也会为自己的孩子骄傲与自豪。因为,她们没有躺在父母的功劳簿上,或者依靠父母获取些许利益。她们是靠自己的努力、自己的汗水赢得人们的尊敬与赞许,像蜡烛,燃烧了自己,照亮了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