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家小院的柿子树
母亲打来电话，说树上的柿子红了。
柿子树是种在老家院子里的，在西窗户前门台儿的下边。我知道，母亲打电话来就是为了告诉我柿子红了，可以摘了，让我回去拿，而绝对不是催我回去收秋。
这几年，父母明显地变老了，行动也远不及前些年利索了。所以，每年这个时候我总是请假回去几天，虽然不一定赶不上收棒子，但家里的活儿总是比别的时候多一些。
正对北屋西窗户的柿子树比院儿里的核桃树还早。人家别人家的柿子结的是大个的黄柿子，叫磨盘柿子。父亲种的这棵成熟了，却是通红通红的小个柿子。
柿子虽小，却长得很多。每年的八九月里，青绿色的柿子缀在绿叶间，根本看不出有多少。而进入了十月，树上却一下子热闹了起来。你看吧，树枝上黄澄澄的柿子一簇一簇的成堆儿拥挤着，煞是好看。沉甸甸地压弯了树枝，人从下面走过时不觉中已猫下腰儿来。父亲用木棍子一枝儿一枝儿地将它们支起来，以防果树枝拆断伤了树。
长得多自己吃不了，母亲便分给儿女和亲朋邻居们。其实这些年好多人家院里都种有柿子的，也送不出去多少，所以母亲才开始试着自己晾柿饼子。晾柿饼子是需要先削皮儿的，母亲总觉得削皮儿会浪费而心有不舍。结果，第一次没削皮儿就直接晾的柿饼子以失败而告终。
以后每年收获了，母亲先把柿子一个一个地用刀削去一层薄皮儿，穿成一串儿一串儿地挂在院子里晾衣服的铁丝上和屋门口两侧的钉子上。不论从哪个角度看过去，都象是过年时挂起的一串串的红灯笼。
硬梆梆的柿子用剪子一个个地从枝上铰下来并剪去柿子把儿，以免扎坏了相邻的柿子。然后小心翼翼地放置在笸箩里，接下来的一冬天里都会有柿子吃了。如果有嘴急的孩子急着吃，也可以把一只鸭梨混进捂盖好的柿子里。几天后，用手捏一捏，慢慢地就有开始变软的了。
黄澄澄的柿子已经彻底红透了变软了，是红彤彤得半透明的样子。小心地拿在手里，剥去一层比纸还薄的小薄皮儿，颤巍巍地送到嘴边，轻轻地一吸，一股清凉凉的甘甜缓缓流进喉咙，整个人都陶醉了。
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了它有个优美而动听的名字，叫火晶柿子。
每年入冬时，我还得再回家去看一看，看看父母的身体是否安好？看一看西窗台前高高的枝头上，是否还象往年一样挂着几个摘剩下的火晶柿子？是在飘着雪花的风中摇曳，还是被喯啄围着家雀？
柿子树是什么时候栽的，我记不起来了。反正当时我没有参与，我只是在蜻蜓点水般回家时努力作着孝顺的样子，听着父亲欣喜地介绍并跟着父亲到院子里看他新种下的纤细的小树们。
蜻蜓点水，也许是对不在父母亲身边的我们这些人回家最恰当不过的比喻。在家里小住两天回城时，父母给装的大包小包远比来时要沉得多。
不要嫌弃装柿饼子的旧书包样式土气，它可是多年前母亲用碎布在缝纫机上给你做的上学用的新书包哩。
有时，我甚至觉得自己还比不上一只候鸟。候鸟春天从南方飞回来都得呆上半年，而我从参加工作离开家以后，每次回去在家里呆的日子从未有超过一个星期的。
去年的正月里，与往年一样，妹妹妹夫还有孩子们一起过来拜年。其实，这也是我们全家的一次聚会，一起热热闹闹地吃顿团圆饭，这一天是父母最期盼也是最高兴的一天。
饭后，温暖的阳光透过窗户照在炕上，摸上去暖暖的。窗外柿子树枝的影子也跟着进来了，映印在方格子床单上，象极了一幅正在皴染中的水墨画。而枝间散落着的柿饼子一个儿个儿的，更象是干枝上盛开着的腊梅。
炕上散落着柿饼子是母亲刚捧过来的，没人吃，孩子们正在嗑瓜子儿夹核桃。妻和妹妹在陪母亲说话儿，这是一年里难得的悠闲时光。
父亲撩门帘儿进来，看了看炕上的柿饼子，坐在沙发上，卷了一锅儿烟，在手里捻着。过了一会儿，开口说，要不等开了春儿我把柿子树换了头，也改成核桃？
父亲谁也没有看，只是自顾捻卷着手里的烟。我看着妻子，妻子转过身去收拾桌子上的碗筷去了。我目光又转向妹妹，妹妹却也正看着我哩。
我们都没明白父亲的意思，他种的树他想怎样就怎样，完全不用和我们商量。
父亲点燃了嘴上的纸烟，吸了一口拿开，才说，柿子长得多得吃不了，看你们都爱吃核桃，我才起了这个念头。往后，还是你们吃得多……
往后？我们吃得多？
我仿佛一下子明白了父亲话里的意思，心底里涌起一股说不清是酸还是痛的感觉，正一阵阵地向我袭来。
我忙说，不，不，不要砍，留着柿子树！我们爱吃柿子！说话间，眼看着妹妹已把一个个小柿饼子递到了孩子们手里。
五一节再回到家时，我急匆匆地走进院子。先映入眼帘的，仍旧是那棵油绿油绿的柿子树。
树下的水管旁，母亲守着一盆碗筷在刷洗着。我叫了一声，娘！又问，俺爹哩？
还没等娘开口，爹已经从东屋子豆腐房里走了出来，一边在腰里系着的围裙上蹭着湿漉漉的皴手。
说，这里哩，这不是我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