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亦是一瞬间(中)

五、“66·9·17”和“68·4·5”案件

1966年9月16日,太平川学校整我的几个人煽动群众第一次揪斗我。文化大革命的《16条》以明确了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我仅是个代课教员,当属群众,在太平川以明显看出是在挑动群众斗群众,广大农工也在学习《16条》,那些朴实的群众不敢明说,就在斗我的晚上,在太平川的街头、墙壁上出现了一些标语、大字块,明确表示揪斗一个老师是方向错误。这就是发生在太平川的“66·9·17案”。当时太平川掌权的几个人向军管组报案,军管组来了几个人首先肯定了作案人是对我挨批斗表示同情,再就是对把持运动的人表示不满。但当时的那几个人却不这样认为,他们坚持说,揪斗康俊峰出现大字块一定和康俊峰是一伙,军管组不同意,双方坚持不下,案件便不了了之。太平川整我的几个人不会想到1967年上半年我两次进北京,他们也没有想到县革委两次派工作组到太平川,并召开群众大会给我平反,我又在1967年秋又回到学校。

1967年下半年,各级革委会相继成立,太平川原班子解散了,新调来个胡ⅹⅹ任主任,原场长结合到班子里,性格耿直的、军人出身的书记却被撵出他住了多年的房子,搬到离场部很远的一个小马架房里。

1968年到了,全国山河一片红。文化大革命又进行到“深挖三特一叛”清理阶级队伍阶段,太平川成立了深挖领导小组,极力支持、参与揪斗我的赵ⅹⅹ居然成了这个小组领导,而我却有一个小把柄在他手上,原来我生在一个富农家里,但我在姥家长大,我的档案就是这么写的。在太平川这个富农家庭我没说,这样,我就成了隐瞒富农成分的阶级异己分子,由此,便认定我是陆定一、王淬鲁的反动文艺黑线人物阶级本性的依据,于是我又成了牛鬼蛇神。

事偏巧合,1968年4月5日在县城县政府门口、公安局门口又出现了为刘少奇鸣不平、反对乱揪斗领导干部、群众的大字块和小报,这就是“68·4·5案件”,后经军管组排查,其字迹竟和太平川“66·9·17案件”,同出一人之手,太平川成了两个案件的原发地!“66·9·17案”发生在揪斗康俊峰之夜,那么,这两个案件一定和康俊峰有关,于是,县里派了以武装部副政委张佩福为首的庞大破案组进驻太平川,我当然成了怀疑对象,而这正是太平川整我的人求之不得的,更何况他们又抓住我成分问题!

在太平川畜牧场食堂有一个做饭的李ⅹⅹ,和我认了个同乡(后查出他姓莫),在核查笔迹时他的字与大字块有点像,破案组有些人如获至宝,他们把李ⅹⅹ叫去,连哄代吓,这个软骨头家伙居然昧着良心信口开河一口咬定“66·9·17大字块”是我让他写的,这下军管组和太平川整我的几个人逼我承认是两个案件的罪魁祸首,让我交代作案的嫌疑人,我当然不服,以理拒争,但招到批判、毒打,妄图让我就范。后来我觉得我如果一味对抗后果会更不堪设想,更无法洗清自身,我开始表示沉默,又蒙发了三上北京的念头。

太平川的群众是老实、淳朴善良的百姓,他们没见过野蛮的毒打孩子们的老师,那嚣张野蛮的场面吓坏了那些感情脆弱的女人和孩子,那天晚上林业站长的妻子也以为自己成分不好而吓的精神失常,她披头散发满街乱跑口里喊着:“小康是我弟弟,你们不要打他!”我这个姐姐从此成了疯子!直到她离开人世,她也再没见到我这个弟弟。

1968年4月的一天,我借机离开太平川,临行前我写了一封信放在军管组破案组门口,一夜徒步走到柳河汽车站。但这一步错了,结果授人以柄,整我的人告状:康俊峰跑了!破案组出车追到柳河,把我抓了回来,又遭到更加残酷毒打和斗争。至于那封信,多年之后知情人告诉我如果不留下那封信,那次北京真的有又去成了。

六、政治审查143天

我在写这篇回忆文章时,特意翻了一下当年的日记,1968年5月10日是这样写的:“以ⅹⅹⅹ一小撮的坏蛋们阴谋得逞了,军管组宣布对我进行拘留!当时我笑了,并唱起江姐牺牲前唱的那首歌,军管组有个叫谢本孝同志不理解,我说,我们再见时我会告诉你……”(谢本孝,河南籍,时为现役军人,据说后转业去了佳木斯。)

从1968年5月10日至10月1日的143天,我是在延寿县拘留所里度过的,这期间藏在我身上有一张纸条,上面有毛主席在李讷毕业时写给她的几句话,今天抄在下面,留给后人:

1.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将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其佛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其益所不能;

2.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3.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

4.在命运的痛击下头破血流也不回头。

还有一段话是写给董相诚的题词:没有什么困难可以阻住我们走路的,问题是坚持正确的方向,艰苦奋斗,就能达到目的。

我到拘留所第一天,和当时轰动全县的“延寿桥反标案”作案人住在一起,我们两个很熟悉,当年太平川盗窃案他是破案组负责人,他看见我第一句话说:“现在外面形势很严酷了,太平川大学生都进来了。”

那时拘留所长是耿ⅹⅹ,他是个老公安,看了我的材料心里就明白了,他暗中给我很大帮助,如,伪延寿县最后一任副县长赵畏(后改名赵天佑,在齐齐哈尔行医)在清理三特一叛时揪到延寿县,单独关在一个监号里。我去时,他释放,耿所长就让我到那个监号,并给我笔、纸、报,让我写材料。但我当时情绪很激动,拒绝了他的好意,于是他又安排我去帮厨。

县里领导看到的材料是太平川几个人和破案组凑成的,加上我又有抵触情绪,当时有人居然看成是文化大革命在延寿的一大胜利。

按照法律程序,拘留应履行手续,那天,法院的李ⅹⅹ(朝鲜族人),是个个头不高的人,他站在监号小窗口前,只露出个脑袋,翘脚让我签字,我冷静的想了想,绝对不能签,我断然拒绝了,他无奈地走了,说了句:“不签字,照样关你。”可见,那时已无法律可依,果然,我这个没有拘留手续的拘留,真的被拘留了几个月!

第一次提审我场面相当壮观,即严肃又威严,十几个人一字排开,那架势好吓人,然而我心里很清楚,逼供信的材料定不了案 ,提审的人无非是想核实哪些材料的真实性,所以我当时除了详细说明姓名、年龄、籍贯、学历、经历后,就明确表示了三点:1.我不反对毛主席,不反对共产党,我有错误可以改正;2.我的问题中央文革已给我平反;3.如果,现有的问题可以定案我等候处理结果。

从那以后,军管组、破案组谁也没有找过我。后来我想,那次兴师动众的提审也许是有些人想见一下我这个敢于对抗太平川整我的几个人的康俊峰是什么样。

我感谢当时拘留所的耿所长,是他安排我在拘留所里自由活动,我还能看到报纸,他还让我关心有关的社论和文章。可以说,我在拘留所的一百多天,是学习的一百多天。后来听说军管组真的派人去核实太平川几个人编造的材料,只是至今没人告诉我核实的结果。多年之后,一个去我家外调的同志对我说:“你家也不够富农成分。”

拘留所的143天,没有改变我对太平川整我的几个人的抵触情绪,我等待处理结果,但迟迟无动静,我就这样在拘留所里一天一天的过。终于有一天来了一个我不认识的人,他宣布我无罪,让我回太平川,我却要求给我明确结论,否则我不回去。那个人说:“你没有被法律拘留,那是政治审查。”我不知道有谁经历过在拘留所里政治审查达143天!这个人是个生面孔,我在县委上班20多年,我再也没见过这个人。

1968年九月末,太平川来人说县里同意我回去,我提出:没结论我不回去。直到国庆节那天,太平川场领导来了,同时还派个牛车,把我接回太平川,安排我到星火大队去劳动,其他问题待后处理。

七、第三次进京上访

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本意,从国家来层面讲是怕他亲自领导的、经流血牺牲的建立的新中国旁落他不信任的人的手中——即修正主义者或走之本主义的道路当权派手里。而毛主席没想到,那些口喊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两个反革命集团恰恰是要篡夺新中国政权的人。然而,在全国上了这两个贼船的人有的是野心家,也有的是上当受骗的。

在太平川畜牧场,整我的几个人和支持整我的人我不把他们看做是上了两个反革命集团的人。他们错了,却奈与面子,不想承认错误罢了。我不认为我是个完人,相反,我有缺点错误,我希望在运动中改正。但在太平川,上述这些都未有做到,所以我有抵触情绪。1968年10月1日以后,我被迫下放到星火大队参加劳动,那时,场里已换了几任领导,我多次提出书面申述:1.太平川的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不正常,偏离了《16条》精神。2.把我打成反革命是几个别有用心的人整的,我或许有缺点、有错误,可以在斗争中用批评与自我批评方法解决,但不是敌我矛盾,我不是反革命。3.我的问题(如批斗、毒打、赶出学校)依据中央文革精神已平反。68年以后又挨整,是整我的几个人欺骗了领导,欺骗了军管组,煽动群众。革委会领导应主持正义,揭穿几个人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真相。4.“66·9·17和68·4·5案件”与我无关,军管组应承担责任,为我做出清白结论。

我的申述不是无理取闹,是我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结果,特别是两次北京上访还能看到一些群众应该知道而无法看到的文件。我多次找场领导,但都如石沉大海,无果而终,我不想无限期地等待下去,便一边学习毛主席著作,一边结合太平川在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种种现象,整理出10个问题的上访材料,定了个题目叫《与刘ⅹⅹ胡ⅹⅹ张ⅹⅹ谈对文化大革命中的几个问题的看法》。(这几个人名字不说了)稿子写完了,但寄出又成了问题,好在当时还有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于是,我用向《红旗》杂志社投稿的方法寄出材料,信封外面写《红旗杂志社》收,里面另套一个大信封上写中央文革收。这个办法很有效,材料确实转到中央文革,后批转导到延寿县革委会。几年之后我当了档案局长,我在馆藏文件中没有查到该批件,后来听说在清除文革文件时已经销毁了。

1968年12月,我第三次进北京。大概是我的上访材料东北组的同志已经看过了,王再时和我谈话不是在正常场合下进行的,并且东北组组长窦继平上校也在场。晚上我仍住在大红门外那个大楼里。第二天晚上,窦继平上校开来一辆军用吉普车,让我上车,把我拉到不知是什么地方。那个房间很大,但灯光并不亮,墙上有毛主席语录和招贴画,我和窦继平进屋已来了不少人,突然灯亮了,进来几个人,我一看原来是报上常见的中央文革的领导,我很激动,窦继平拉了我一下,我听见那个瘦瘦的高个子的人说:大家上访材料我们看过了,所提问题要在运动后期按政策解决。几句话过后,领导们走了,我和窦继平又回到住处,临别时,窦继平和我握握手说:“明天回去吧。”

我就这样又回到太平川畜牧场星火大队。

几年之后,发生一件趣事:上访材料中提到的张ⅹⅹ,曾是太平川破案子的负责人,时任县人武部副政委,是个山东人,为人正直,可以说是毛主席的好干部,他当时对我的事无法了解真相,当真相大白时上访材料已经批了回来,根据批示他要在县革委常委会作检讨。有一次我们在街上打了个照面,他老远就喊:“唉!康俊峰,ⅹ你妈的,你上中央告我,我在常委会检讨!”我回答说:“ⅹ你奶奶!你不整我,我能告你吗!”接着他哈哈大笑,拉着我说:“今晚上我家,我老伴休息,咱俩喝酒!”

北京回来后,我心情很愉快,相信有一天我能有一个清清白白的结论,谁知等了一年又一年,太平川的那几个人没有做任何处理,我的事仍无结果,我的抵触情绪又油然而生,而这种情绪一直坚持到1972年我重返学校——现在想起来,这种固执实在不应该。

八、劳动中找到快乐

我生在辽西,我们那里主要作物是高粱、花生和豆类,大米、白面要从外地购买。我上学之后住在城里整天吃大米白面,参加工作之后也如此.就是在低标准时,我所在的工厂里仍然保证每人每月28斤成品粮。有一次,厂食堂用加拿大进口小麦做饭,我才看到小麦米什么样。可以说,我是个真正的“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书呆子。我去太平川时没有汽车,在走进场部时我看见一片平地,小表哥告诉我那是麦田,但我只看到平平的茬口,到场部不久我又当了老师,还是脱离了劳动,自己想在田野里摔打摔打却也没有实现。

我从县里回来,落到星火大队劳动更合我意,好去“劳其筋骨”。当时还在运动当中,全国到处是语录、标语,人们吃饭要三敬三祝,干活要跳忠字舞、唱语录歌,晚上集中学习老三篇,那真是“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的狂热年代!我去时,可能有特别交代那些“忠字化”活动,不让我参加。相比之下,我却清闲,这也是我看书记笔记的大好时光。

1969年以后,形势有些好转,县里被打倒的干部又解放一批,原农业科长黄亚峰派到星火大队当党支部书记,王庆到场部挂个副主任,老黄我们很熟悉,他来了,我们常在一起看报、谈形势,虽然我们心存郁闷,但互相间有个说话之处。

那时我年轻力壮,有决心接受“苦其心志”的考验,所以,在1969年春天分作业组时,我主动提出去水田组,我想,大米吃了20多年,这回要亲手种水稻,吃自己种出来的水稻磨出的大米。

也是这一年,王久文转业到太平川畜牧场任武装部长,他到星火大队蹲点,临走时要写个总结,老黄把我推荐给他,我为他写了第一份材料,据说这份材料在县里武装部很受重视,从此,王久文的报送材料几乎都出自我手。

太平川曾是个大学校,建场时全县右派都集中在这里,他们为建场立下了汗马功劳;文革时这里又建了五七干校,之后又有几批城市知识青年到太平川洒下青春汗水。我在的星火大队也来不少小青年,他们带队的ⅹⅹⅹ,可能是为了表示自己是个执行什么路线的忠诚战士,他居然给小青年开会让他们不要接近我,但过了一段时间,通过共同劳动互相了解,小青年对他却很反感,我们关系却融洽起来。那时,他要小青年写总结,但这些孩子没干过体力活,一天下来就想休息,于是,他们的总结材料有些由我来写,这些材料交到他手里,他还向黄亚峰说:“你看,这些青年进步多块,材料写得多好。”老黄笑了:“是你领导的好。”

我在学校时买了一套理发工具,到星火我又买了一套,仍给大家理发,在星火老少农工、下乡青年不再为头发长了发愁,我在和他们交往中也取得了快乐和信任。

一年作物当中小麦收割最早,收麦即隆重又热烈。到时,几乎所有农活都停下来,大家兴高采烈磨镰刀,集中到地里,要等到麦穗上露水干了才能动镰。麦田无垄,领头人给每人分出一条,然后一起动手。年青人年轻好胜,互不服输,免不了要比试一番,我也加入他们的行列。老农怕我落后,教我在麦棵上“打腰”,这样既省时间又提高了割麦速度。就我而言,在秋天割麦季节里也成了割麦能手之一。

秋天到了,我看到了我们亲手种的庄稼获得了丰收,人人心里都很高兴。我所在的水田组,稻田一片葱绿,稻穗又大又沉,我更是心情愉快,这是经过我的手播种、拔草、打药、灌水、放水,看着成熟,辛苦耕耘的结果那就是香喷喷的大米饭。

劳动获得了丰收,劳动强壮的我的身体。我高兴,我在劳动中没有烦恼,没有苦闷, 收获了快乐。然而,我体会最深的还是那些朴实的农工,他们没有一个人鄙视我,私下和我都很好,比如,刚到生产队,有些农活我不会干,他们手把手教我;干活我拉后了,他们主动接我。就在那红彤彤的时候,当队长的老工人偷偷告诉我:“你别多心,是他们(指那几个人)不让啊。”

我就在这些好人们的帮助下,关怀中度过了1969年。转过年,场里生产队进行调整,我所在的大队取消了食堂,我和一些青年又转到场里新建的畜牧队。

九、重返学校

1970年以后,周总理提出“抓革命,促生产”得到毛主席的支持,全国形势好转一些,县里对太平川畜牧场革委会调整了领导班子,鉴于种畜场已徒有虚名,又改为畜牧场,并重建了畜牧队,其他大队真的变成了以农为主的生产队了。

新建的畜牧队领导是个下乡青年,这个队的民兵连是场里的典型连队,场里县里都很重视,我成了这个连队的“秘书”,所有的文字材料都是我完成的。每当这个时候,队里给我买上几支大蜡烛,(那时场里没有电)我就在夜深人静时打个通宵,有时材料报到县里,还要修改,我就到县里在招待所里把材料改好。这样大概又过了一年左右,那个小青年渐渐有了名气,先提拔为个场革委会副主任,不久又调到一个乡里当了个科技副乡长,而武装部长王久文则调到一个镇党委当了纪检书记。

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人们一下看到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狼子野心,一件件的怵目惊心的事件使多少人猛醒!他们一下明白了在运动中被欺骗、伤害了自己的同志。在太平川畜牧场,我的事已很少有人提起,那些当年随着那几个人抬轿的也已看出真相,也倒向我这一边,不论在生产队,在场部,有一些人有些事乐于找我帮忙或代为办理。

随着形势好转,厂里人口增加,经上级批准,场里决定办中学,场党委决定让我去当教员,但我拒绝了,原因是整我的人和支持整我的人没有认识自己的错误,我无法与他们共事,为此我提出我的意见。不久,他们当中一些人有的调出,有的自然免去现任职务,场领导又派人找我,我仍然坚持“只有落实政策”我才回学校。但学校的事我还是帮的,如,给学生讲《桃花源记》的老师备课有困难,我不但提供资料还把教案给写了出来。

我的固执受到很多人的善意批评,其中包括时任县委副书记刘中林同志,那人很爱才,对我帮助很大。1972年春天,在他得知我因文化大革命受挫折还在固执己见,在一次会上告诉时任太平川党委书记简玉明,让他转告我,让我按党委会议决定到学校上班。就这样,我在1972年春季回到学校,教高中语文。

这一年,中国的知识分子、干部,开始从文革的狂热中冷静下来,一些德高望重的知识界、政界名人开始考虑中国的命运和前途,觉得我们的国家再不能这样下去了。

1972年上半年,在北京就出现了以周世钊为首的几位当代名人斗胆向毛主席晋言的大事件,在这几件大事中就有教育问题。毛主席说教育还要办的就因此而来。太平川畜牧场办中学也许就借这股东风兴起的。

9·13事件后,中央文革成了江青的天下,她处处假借毛主席的威望指手画脚,妄想当中国女皇。其中批林批孔、搞小靳庄、开展儒法斗争等,都是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还没人看出江青妄想夺取国家权力的真面目。后来才知道,所谓批林批孔是指向周总理的,抓儒法斗争的目的也是用以意识形态实现她对抗周总理的抓经济建设的指示。延寿县在县委党校也办了儒法斗争学习班,太平川党委派我参加,散会后,太平川的儒法斗争宣传由我负责搞起来的,我也成了四人帮为篡党夺权的喇叭筒了。

也许是本性难移,我又开始了文艺写作。因文获罪忘得一干二净,那是十亿人口八个戏时代,文艺创作有严格模式,那就是三突出,我也曾绞尽脑汁想在作品中塑造过这方面的高大形象。1975年夏初,松花江地区在尚志亮河举办全区创作学习班,延寿县到会是我和张宏伟二人,会议由地区文化局长曲敏主持,我当时构思一个小戏,开头就是一个坚持“正确路线”的人物亮相,其形象确实“高大”,曲敏和大家都让我写出来,然而,至到会开完了,我这个高大人物也没有立起来,我只好认为自己的创作水平有限。

1975年下半年,邹安正在文教科抓文化,经县里同意,要创刊《延寿文艺》,抽调了人员,我是其中的一个。我们住在延寿旅社。大家分头采访,搜集素材,迎来了1976年,我们决心编好这本书。然而,1月初的一个清晨,广播里突然传来周总理逝世的消息,顿时整个大楼一片哭声,我们自制了小百花,放在桌上,戴在胸前。

春节到了,我们这些人失魂落魄的回家。春节过后,我生了一场大病,后来听说《延寿文艺》没有编成,我又回到学校上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