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亦是一瞬间(上)
往事,即过去的事,当然有好事,也有坏事,欢喜的事,悲痛的事,一切一切,无巨无细,构成了人生的历史,岁月的记录。为自己留下记忆,给他人当做茶余饭后的谈资。有人说,往事不堪回首,我却觉得回首往事,虽岁月悠悠,牵肠挂肚,悲戚交织,到倒也会令人喜怒哀乐轮番涌起,是教训,当汲取,是经验,当继续;回首往事,还会修正人生,在征途上截弯取直;回首往事,还会认识很多人,为交朋友留下谆谆告诫。
我的阅历并不丰富,人生的旅途虽说不上坎坷 ,却也不平坦;是没有经过战火硝烟的洗礼,但也是在中国社会大变革中成长并参加工作。我亲历了三年自然灾害的艰苦岁月,接着又在“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的国策实施中抱着为“为钢而来,为粮而去”的八字镜框,由一个不算小的城市一下扎进大山里,参加一个国营牧场的创建,而且一干就是20年!
牧场的20年,磨砺了我的整个青年时代。那是个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时代,我在阶级斗争的大潮中游过泳,呛过水。在这20年,我苦闷过,欢喜过,奋斗过,抗争过,恋爱过,终于走向成熟,告别了青年。(当我离开牧场时已经30多岁了。)
接下来的时日又过30年,我取得了省级作家协会会员资格,又被评聘为国家新闻出版高级职称,在县一级党委、政府部门工作到退休 。
积癖难消。闲赋余生,自然会回首往事,于是就写下上面的一段话。
【十年亦是一瞬间】 就是其中的一部分。
一、走进大山
上个世纪60年代初,我从辽宁一个工业城市下放到延寿县新建的国营牧场。记得我来的时候是严冬腊月,当时场领导看了我的材料据说不想接收我。但因已近年关,加上介绍我来的亲戚恳切请求,还是让我留下来,这样我就在我的小表哥家过了春节。
正月十五以后,大概让我挣钱吃饭,通知我上班干活。第一天我干的活是用丁字镐刨粪(这所谓的“粪”,其实是上百年来腐朽了的黑土地的草碳),这是我第一次干重体力活,我想也许是场领导在考验我。我决心干出个样子来,到了晚上我除了粪堆不标准,(要求堆成一定的形状,便于检尺)数量一点也不比别人少,只是吃饭时我的手怎么也拿不住筷子!我的小表哥问我能否坚持,我说:干!一定要干下去。
这年春天,我真的成了刨粪能手,一些老农工还主动和我搭伙刨粪,他们还和领导说好话,让我留下来。
这个牧场正是因大办农业而建的,位于延寿北群山之中,场区方圆几十里,表面看几乎没有人烟,但日伪时期曾建有开拓团,不过,我们去时只有残墙败瓦了。迎接我们的就是一个荒凉的大川。(新中国成立后,据说有人进山,只是打猎、挖参。)
我们建场时没有房子,领导和工人一齐动手砍树建屋,不过那就是个能住人的大棚子。
建场时虽然是四月,但山里的积雪仍然没有融化,上山拉烧柴全是大马爬犁。记得有一天,上山拉烧柴的工人发现一个小窝棚,屋里还有一些带字的纸,上面还有外国字,这个老工人警惕性很高,他把纸拿回来交给领导,领导一看是外国字,于是又想到山里会不会有特务,有人主张搜山,但场领导想要弄明白纸上外国字是什么,这时有人提到刚来的我,于是场里派人到地里去找我,把我叫进场部,(也是个棚子)我把纸摊开一看,在碎片当中有MNP单词清晰可见,我告诉场领导,这些碎纸片是个俄文练习薄,MNP在俄文中是和平、世界的意思。场领导很高兴,待传到工人当中是场里来了个懂外语的大学生。
1963年春节,我所在的分场办公室(唯一的有窗户门泥草房)被盗,现场是我发现的,县公安局破案人员让我写个材料,我简单的把现场情况、作案的几种可能、破案建议等写了出来,案件侦破果然不出我所料,公安局的破案人员一再和领导说我写的材料给他们破案帮了大忙。
后来 场领导和我说,他们的真正想法是怕我待不长,因为已有几个念书的人嫌环境艰苦当了逃兵。他们希望我留下来,我当然求之不得,这样我就加入到开创牧场的工人队伍当中,开始了难忘的、长达20年的牧场生活。
上个世纪60年代前后,国际共产主义开始分化,毛主席担心中国的未来,强调阶级斗争,在全国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黑龙江省在东宁搞试点,延寿县组织了以县委书记雷雨田为团长的庞大的工作团,太平川畜牧场长田义为分团长。1963年年底,场长回来过春节,他告诉我,雷书记已经同意,让我去当青工队员,参加社教。过了春节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书记代替场长去东宁任分团长,场里要办子弟学校,县里同意学校领导县里调配,教员就地解决,结果我的青工队员没当成,去了学校当了一名代课老师。这一天是1964年3月8日,国际妇女节,所以,我记得很清楚。
二、山雨欲来风满楼
我参加工作的城市钢铁、煤炭、水泥是三大支柱产业。我原来在丹东市,毕业等待分配。后来听说大跃进时丹东曾向我参加工作的城市“借”过一批大中专毕业生,现在向丹东要人,于是我们这批毕业生就成了“有借有还”的人了。到了新地方,有关部门征求分配意见,我选择了钢铁公司,结果我去的是一个刚从大厂分出来的一个车间,市里决定要以这个车间为基础扩建成一个综合性的钢材制品厂。厂址选在市郊的一个山谷里。厂长是个老干部(行政13级)他雄心勃勃,决心带领大家干出一番事业。然而,分配给我的工作竟是给一个四次见到毛主席的老劳模当秘书!这个老头技术非常了得,几乎全市工厂机械出了故障都请他去解决。老师傅对我很好,把我当成孩子,我住宿舍,吃食堂,老师傅经常给我带好吃的。他和我说:你们这些小“盲流”(这个名词现在已经没有了,是指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那些盲目流动人口,像我有正式分配的学生不叫盲流),我当“盲流”上日本、上朝鲜——他们请我修机器!
我刚步入社会,火热生活时时感染着我,特别那个老劳模的高超技术、优秀品质,让我感动,于是,我在业余时间写一篇小说《本报第一条消息》,用笔名发表在市里日报的副刊上,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自己的稿子变成铅字。报纸到了厂里,大家一看就知道写的自己厂里的事,但不知作者是谁,工会主席让共青团书记寻找,结果查到我,这下我的老劳模的秘书当不成了,调到厂办当了个专写材料的干事。这样,我同外界接触多了,认识了很多作家、编辑,作品发表机会也多了。没想到好景不长,三年自然灾害来了,我离开了这座城市,走进大山,开始了个人闯关东的生活。
我在牧场生活安顿以后,又开始了爬格子。那时场里没有电灯,我就自制个小油灯,不管在队里劳动,还是在学校教学,每当夜深人静别人睡觉,我自己总要学习、看书、写作。牧场有通讯员,定期来往县城,代为职工邮信、为场里传递书报文件。场里食堂做饭师傅是个老头,每当通讯员回来,他都是先迎出去总是那句话:“小康来钱了吗?”他指的是县广播站所支付的仅0·5—1·00元的稿费,如果来了钱,他就装点酒,炒些菜,让大家喝酒,这钱我虽然没得到心里也很高兴。
毛主席发出向雷锋学习时,我还没当老师。我到学校后,向雷锋学习运动正如火如荼的开展着,我给孩子们讲雷锋,讲先烈事迹,领孩子们做好事,教育了孩子也教育了自己。我把感受写成文章,结果有一篇在《黑龙江教育》上发表,通河的美术老师刘长海还配了插图;由此,我的业余写作也引起县里重视,县里有什么文艺创作会议我都有机会参加了,我的写作水平也得到很大提高。
早在辽宁读书时我有幸在辽宁作协(原大帅府)听了夏衍先生的《电影文学剧本写作》讲座,我记了很多笔记,又看了很多资料,后来夏衍先生的讲座出了单行本,我又得到一本,系统的看后,更有写电影剧本的冲动。到牧场后,生活环境、工作条件都令我觉得应该写电影剧本了。我想起我舅舅,(他是共和国军官,曾入朝参战),他的一个战友在朝鲜战场上冻坏了双脚,复员后居然学会了开拖拉机。他的事迹,他的毅力,感动了我,我用各种办法收集有关素材,到了1965年 初,我终于写出了电影剧本《力量》。县委宣传部很重视,王淬鲁副部长多次给场领导打招呼,鼓励改好,并让我和长春电影制片厂联系。当我把剧本寄到长影,立刻得到长影重视,提出修改意见,县委宣传部还在县里军政旅馆包了个房间,让我在暑假期间修改剧本。剧本改好后又寄到长影,长影写信给我,明确表示将列入下一年(1966)拍摄计划,(当年黑龙江列入长影拍摄计划的还有牡丹江话剧团团长董世泽的《红罗女》)我当然高兴,心想,我的作家梦真的不远了。
这是文化大革命前,文艺界一些作品、戏剧已引起毛主席的注意,他有些针对性的批示已在舆论界亮起红灯,如,吴晗的《海瑞罢官》已上升到“海瑞就是彭德怀”的高度,国内大小报纸都在铺天盖地地批判这位著名的历史学家;再如,孟超的《李慧娘》引发的对廖沫沙的杂文《有鬼无害论》的大批判,…
到了1966年4月,林彪委托江青在上海召开一个文艺座谈会并发布了一《纪要》,这个《纪要》几乎无改动,就变成《解放军报》和《人民日报》社论发表,----种种迹象表明,意识形态领域里即将开始整风运动,电影界更敏感。
也就在这一年4月的一天,一封电报告诉我取消《力量》的拍摄计划,剧本退回,自行处理。当时包括我在内,一些人不理解,写朝鲜战争冻坏双脚的志愿军战士战胜重重困难学会开拖拉机,该多么鼓舞人奋进,怎么就不拍了?不久,正是因为这个内容却和“战争恐怖论”挂上钩,在1966年,《5·16》之后,我和我的电影剧本《力量》成了延寿县小五界整风众矢之地,我的厄运也随之开始了。
三、第一次离开学校
1967年春节过后,延寿县所有中小学停课,农村中小学教师集中到县里,在新华小学吃住,开始学习文件整顿思想。此时,红卫兵运动尚未开始,但在北京,大学中红卫兵组织已兴起。在意思形态领域,以陆定一为部长的中宣部被说成是“阎王殿”,陆定一是大阎王,而主管文艺的周扬则是二阎王。中宣部倒了,各地党委宣传部也在劫难逃,中共延寿县委宣传部部长由主管书记兼,主持工作的副部长是王淬鲁,他当然是中宣部在延寿县的代理人,是个“小鬼”。在延寿县没有专业作家,有个专业剧团,自然是宣扬封资修、才子佳人的阵地,其他就是业余的文艺作者,当时全县揪出三个代表人物:王家兴的《稻花香了》;康俊峰的《力量》;张春雨的文章在海外发表,这三个人就是王淬鲁手下的黑干将,是陆定一文艺黑线下在延寿县的代表,罪名是《稻花香了》,丑化农民,《力量》宣扬战争恐怖论,张的海外联系。王家兴、张春雨的命运这里不说,就我而言,在太平川成了拉出来的批判人物。我当然不服,但领导整我的人有他的目的,是怕人们整他,所以极力转移斗争方向,那个人居然鼓动别人搜肠刮肚给我写大字报,无限上纲,后来,我把大字报归纳起来,大至有以下几个方面内容:一是电影剧本《力量》,长影决定不拍一定是毒草:写朝鲜战争冻坏双脚当然是宣扬战争恐怖论;二是我在辽宁念书时认识老作家舒群,他因右派下放B市,我是他家的常客,自然近墨者黑;还有辽宁大学中文系著名教授冉欲达我中学时就关注我学好文学,特别强调让我先学《心理学》《逻辑学》(这两本书是冉先生给我买的,他被错划为“右派”已不和我联系了);三是彭陆罗杨打倒了,我给学生讲过罗瑞卿的传奇故事,说我美化罗瑞卿;四是我坚持自学、业余创作,有成名成家思想,等等,不一而足,我当时对抗情绪很严重,并以有关文件,并提出我的见解:一文化大革命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方向不能错;二是文化大革命不是整人,是治病救人;三是我也许有缺点,有错误,但我绝不反对毛主席,不反党。只是在几个人的把持下不让我说话,当时场领导虽然没打到,但他们也爱莫能助。
多年之后,我想了一下,整我的几个人除了有个人主观原因还有客观环境,在太平川,建场之初是个改造右派的地方,后来大部分都走了,还有人留场就业,我们学校就有这样的人,他们害怕政治运动,文化大革命来了,又怕翻旧账,既然出了个康俊峰,斗争康俊峰积极点,可以保护自己。
1966年下半年,文化大革命进一步高潮在即。太平川的原领导靠边站了,管事的居然是个在场里兼管武装的人,他支持学校几个人把目标对准我,我这个坚持自己观点的批判对象由他一句话被勒令下放到生产队“劳动改造”。
四、告御状——两次进北京上访
我是个普通人,就如大地上的一棵小草,从辽宁到黑龙江,无亲无靠,因为当时党的政策下放到太平川畜牧场,场党委决定让我去当教员是对我的信任和器重。怀着感恩之情,我决心好好工作,努力学习,要对得起孩子,对得起家长。写作是我的爱好,成名成家虽是理想,但也自知遥远,不过有理想就有个奋斗目标。实现目标第一步,我要教好学生。
文化大革命来了,要处以公心、正义,指出我的缺点、错误,我会改正的。现在想起来,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真是个极为罕见的十年,在那个历史时期里什么党纪国法已荡然无存,真理和谬论,正义与邪恶,诚实与虚伪,甚至觉得人和鬼,白天和黑夜都填倒过来。全国人民,那些工农商学大众怀着对毛主席的信仰和热爱,却被别有用心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引上邪路,整我的几个人便利用响亮的革命口号保护自己,打击别人。
我当老师是一级党委研究决定的,某个人的一句话就把我赶出学校,我不同意,另外,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发动的,任何人无权剥夺参加运动的权力;第三,文化大革命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太平川却把目标对准我这个代课教员,显然是大方向错了,我多次申述,表明自己观点,但无结果,直到1967年春末,场里成立了革委会,我的问题仍然没解决。
我决定告御状,进北京上中央文革小组上访,申诉我的观点,争取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权利,纠正太平川几个人对我的错误做法。
1967年4月,我拿着仅有的20元钱,从尚志站上了火车,我买的是站台票,火车过双城,开始查票,我找到车长,向他说明我的情况,那个车长没说什么,把我安排到车长室,一路还让人给我买饭。车到北京站,他把我送到出站口,分手时他向我说:“希望听到你的好消息。”这时他一路和我说的唯一的一句话,可我说的很多,他只是点头,握我的手,再就是让别的列车员也给我买饭。
中央文革接待站在什么位置我不知道,只记得是个大庙,那时文革接待站按行政区分组,东北组负责人是个上校,叫窦继平,接待员也是个军人,上尉军衔,叫王再时。那时上访的人不多,上访的原因也大多是利用运动转移方向,保护自己整别人。我和王再时谈得很细,我没有隐瞒我挨整的原因,同时也表明希望在运动中改正自己错误。王再时同意我的观点,告诫我要正确对待运动,正确对待自己,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和重要文件。谈到具体问题,他首先说,如果你谈的情况属实,那太平川确是犯了方向性错误,执行一条群众斗群众的错误路线。
我和王再时谈话从早9:00开始,他大概对北大荒山中不知名的牧场文化大革命有兴趣,他让我细谈,他记了很多笔记,最后他给我开了一封信,要求太平川按党的政策认真处理。我拿着这封信返回哈尔滨,在黑龙江省接待站换了一封信,然后又到延寿县换了一封信。当我把信拿到太平川,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反而责怪我对抗群众运动,北京上访又成了我一大罪状。
三个月以后,我决定第二次进北京。到了北京,我发现仅三个月形势大不一样,整个北京到处是外地人,他们当中有上访的、串联的、外调的,当然以上访人居多,仅东北组门口以排了几百人。我想像上次那样顺利已不可能了,我只好排队等待接待日期的安排,好在上访人员食宿都由接待站安排。我住的地方是在北京大红门外,那是一片新盖的空楼,偌大楼群住满了上访人员,而东北组的上访人员几乎占满了一栋楼!
到北京外来人员很复杂,满京城红卫兵运动好像与上访人员无关,不过,有些上访人员在北京挂出了“联络站”牌子,却得到了红卫兵的支持。有一个自称是齐齐哈尔的人挂出了“东北受迫害人员联络站”的牌子,而且还办了个小报,我还有3,4天才能去接待站,常去那里,领头的是个独眼的人,他让我参加办报,我答应了。那是因为以联络站名义和北京各高等院校红卫兵取得联系,有机会搞到参加揪斗中央领导大会的门票。我在这3,4天里结果真的亲眼看到了中央领导被揪斗的惨状:比如,在天安门广场,我看见红卫兵揪斗王光英,那时的王光英不是现在在电视上看到的样子,我看到的是一个个头不高的、又瘦又小的小老头,(其实他当时年纪并不大,)被一群人拥搡着,站在卡车上的红卫兵象拎小鸡一样把王光英从地上拎到卡车上,一溜烟的开跑了;在北航礼堂,我看见了我曾经给学生讲过的为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新中国第一任公安部部长英勇传奇故事的罗瑞卿本人,他那时腿已经被打断了,架着双拐,吃力地站在台上,我极力地向前挤去,他那高高的个子,刚毅的面孔,目视红卫兵时光芒不减当年的眼睛,我至今仍记得清清楚楚;还有一次可能在北大礼堂,又看到了被人揪斗的彭真同志,那些和彭真同志孙子年龄差不多的红卫兵野蛮的推搡这为他们今天幸福生活流过鲜血的老前辈,逼令彭真弯腰做飞机式。
到我接待的日子了,我赶去接待站,但我发现门口人仍然很多,而且他们都有编号,我挤到门口问出来的人,他告诉我接待员是一个胖胖的上尉,我知道仍是王再时,于是我写个条递进去,不一会王再时到门口把我接了进去。
和王再时谈话时间不长,但他却很气愤,一再说山高皇帝远,单位小,阻力大。他又给我开了一封信,并告诉我要省里签字盖章,把中央的信件一直带到所在单位。王再时让我在北京多呆几天,我没有同意,因为我没有闲情逸致,我要回去解决自己的问题。然而,回哈尔滨的车票在第二天的早晨,(车票是接待站给买的)我于是去了天安门广场。
七月的北京天气很热,广场上地板、台阶上晒得发烫,我索性就睡在台阶上,一觉醒来已到检票时间。到黑龙江省接待处接待我的是一个清瘦的大个子,叫杨德斌。他对我两次进京上访很反感,我对他片面看待我进京也有想法,他坚持给我换介绍信,我不同意,他讲他的道理,我说我的理由,最后,他终于在我的信上签字盖章。并且,还答应亲自打电话过问处理情况。杨德斌很负责任,当我回到延寿县,他电话已打到县人武部丁云华部长那里。
大概是由于中央文革的干预,县里很重视我的上访,就在我回到单位不多的日子,丁云华部长责成有关部门组成以红代会、军管组、工代会、人武部工作组,他们是王佩忠、王宽、王玉、刘国汉等同志,他们徒步走到太平川,深入到群众中,经过两次调查,终于在1967年9月12日在场部学校召开大会,宣布给我平反,恢复工作,补发工资。就这样,我又回到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