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姐
那是朝鲜战争第二次战役打响以后，我们第十八伤员转运站被迁移到盐州以南山峪间一座废弃的军营，与刚从国内来的一支医疗大队合并，组成代号叫0135的战地医院。医院的主要任务是把从一线送过来的伤病员根据伤病轻重程度分类，伤病轻的留下来治疗，重的马上转运回国。那医院的房舍全是砖瓦结构，成排的房子全是马口铁封顶，屋里是红砖铺地，院外由刺网和战壕护围着，整个院落被参天大树遮掩着，那是日本侵占朝鲜时的一座大军营。但由于战争炮火的破坏和人为的拆卸，房内的暖气和水管都没了。医院的设备也都很简陋，连伤病员睡的床都是用圆木搭起的大通铺，一个屋住30多人。为防止敌机轰炸，白天取暖和做饭都用无烟的木炭。
一九五一年元旦刚过，那天上午，我正带着两个助手给头天晚上刚接收来的伤员检查换药时，觉得后边有人拉了一下我的白大褂，回头一看是护士长黄淑淇，她说：刘军医，给你们排分来一名护士，从高护学校毕业后参军来的。就在我直起身放下手中镊子抬起头时，从护士长身后闪出一个穿着崭新白大褂的大个儿姑娘。“报告！我叫张珍芳，珍珠的珍，芳香四溢的芳，请军医同志多多帮助。”说着就立正举手行了个军礼。这个美丽的动作和别出新裁的自我介绍，把全屋的人都给逗笑了，随后响起一阵掌声。她不好意思地涨红了脸。我也有些憋不住笑，灵机一动回敬她说：“我姓刘，文刀成刘，瑞气则清，刘瑞清！谁也别见外，我们就互相携手为伤病员服务。”她也笑了，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看着我叫我心神一颤，说来也怪，这一瞬间好像见到了似曾相识的人，不由得产生了一种莫名其妙的亲切感。
护士长带她到各病房走了一圈以后，下午张珍芳就在我负责的排里上班工作了。她工作起来像个老护士，行动利落，操作娴熟细致，让一些老护士都很认可，我也看在眼里留意在心上观察着她的工作。
张珍芳不但技术熟练，工作积极，而且为人热情诚恳，她做的各项记录文字工整，内容简练准确。不久就成了全连护理工作的尖子，同事们都很喜欢她，护理员们都不叫她名字而称她芳姐。其实叫她姐不是因为她的年龄真的大多少，而是因为那些护士、卫生员们多数都是十六七岁的小鬼，就把这个张珍芳给显大了。
我的担子很重，一个排的伤病员随时都有人需要留心观察，特别是因为药品不足，有些久治不愈的伤员经常着急发脾气，大量的思想工作也需要医生做。这些都被张珍芳看在眼里，她能根据不同人的不同思想问题“对症下药”，耐心地劝说那些闹情绪的人，同时也随时提醒我哪个伤病员有什么思想问题，哪个该做什么检查和有什么反应。这些事她都是找个别时间小声地告诉我，就像一家人商量家务事似的和谐，就这样，我俩的关系逐渐地拉近了。有时在食堂吃饭，只要能赶在同一时间里，她就凑到我身边，我们边吃边说些感兴趣的事，有时乘人不注意，她就把几天都很难吃到的一点肉星夹到我的饭盒里，我一拒绝她就微笑着说，让你快点长大。她这种从工作到生活上的关怀让我孤寂的心暖暖的，精神上就好像是乌云满满的天空忽然走出半个月亮，越来越令人向往，想像出无限风光。就像亲人一样陪伴着我漫游在青春的天地间。这种感觉我平生第一次有。
一天傍晚，接到命令，我和护士长带两名卫生员，护送一批需要转回国内治疗的伤员到宣州和盐州间的一个火车站，那里有卫生列车送伤员回国。朝鲜的冬天就是冰雪的世界，那些连绵的雪山和蜿蜒隐藏着的路，就像被魔术师变着把戏，叫人难以辨认来龙去脉。我们交接完伤病员后返回的途中迷路了，有一台汽车又出故障误在了雪地里。天一亮就遭遇敌机扫射，两台车都被打废，护士长和一名司机当场牺牲，我们活着的人只好把他俩的尸体暂时掩埋在雪地里，抬着另外一个受伤的司机在大雪地里跋涉而行。从上午到天黑，转来转去也没找到营地。好不容易看见前边山沟里有一个被轰炸后残存的小院，那院里还立着塌了一半的房舍，我们本想进屋休息一会继续赶路，可是一进屋就发现那受伤的司机呻吟声很低沉，一摸他前额发现他发烧了，而且处于半昏迷状态。深更半夜，我们都被冻得直打寒战，肚子里空空的，又没有食物。我从药包里找出退烧药，抓一把雪用手托起伤员的头强行让他把药咽下去，然后脱下棉大衣盖在他身上，我就和两个卫生员依偎在一起不知不觉地睡着了。
当我感觉全身关节疼痛，迷迷糊糊睁开眼睛时，发现身上盖着被子躺在自已的宿舍里，张珍芳正拿着湿毛巾往我头上放。她看我想起身就急忙制止，说：“快躺好，不能起来，你已经烧了一天一夜，需要休息，现在体温还三十九度呢”。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病了，有气无力地问她这是怎么回事？她笑着说：“你这个小傻瓜呀，出发时也不想着带上指南针，真叫人操心。其实你们待的那个小院就是那个经常来咱们门口卖狗宝小菜的阿妈妮生前住的，她牺牲后就没人住了，前几天又被敌机轰炸了一遍。”“那我们是咋回来的？我怎么记不起来了？”“你们哪，是被附近一个拾柴的老阿妈妮发现后跑来送信，才被接回来的。”“受伤的李师傅咋样了？”我问她。“子弹取出来了，也输了血，正在监护室住着。”“我的病房谁替我管着？”“你就放心吧！都安排好了！昨天特批给你静脉推注100毫升百分之五十的葡萄糖，还开了维生素C和病假条，你就安心休息吧！别再问这问那了！”我一听她说给我用了只许给重伤员才能用的葡萄糖注射液，心里很不安，又问她：“怎么给我用了这种药？”她听到我这一连串地提问，先是两眼瞟了我一下，然后伸出右手用食指点我的脑门温和地说：“操心不见老！”说完突然变得严肃起来；“你病得还轻啊？嘴唇都烧破了，脸也焦黄儿，主治医生说你是劳累过度加重感冒，让你休息几天，他抽空儿还来看你，你就给我老实待着吧！”说完这些后，她又笑了，坐在床边轻轻地抚摸着我的脑门说：“不知好歹的小傻瓜。”她这些像哄孩子似的话，好似我刚刚服下的一剂良方妙药，觉得从心到身都轻松起来。
然后她起身推门出去了。不一会儿，她又进来，手里端着一碗高粱米粥，一股香味扑进我的肺腑，我真感觉饿了！刚一起身，就被一阵头晕压住了。她放下碗，轻轻地扶我坐起来，让我靠在床头，她拿起勺子喂我，我刚吃两口就开始反胃想吐，吃不下。静了一会，她轻声说：“你咋这么不扛折腾啊！脸都瘦了一圈了，你可真叫人……”声音哽咽了！她放下碗，背过身去从兜里掏出手帕擦拭着脸。我无奈地闭上双眼心里涌起阵阵酸痛。
不一会儿，那热乎乎的湿毛巾又擦在了我脸上。她轻轻地擦拭着我的脸，让我猛然想起小时候因为体质弱经常感冒发烧时，母亲也是这样照料我的。我舒心地睁开眼，正好和她那双灵动眼光相对视，她的脸刷地一下红到了耳根儿，她仓促地低下头，轻声细语地说：“还看呢，昨天夜里烧得直喊妈，让人难受死了！”她的话暖进我的心扉，我流了泪。
我十七岁就离家进入异国炮火连天的战场，眼看着很多阶级弟兄生来死去，那种时常涌上心头的恐惧和对亲人的思念之情真是难以描摹，有时憋急了甚至想跑到山尖上，面对祖国的方向大喊几声妈妈。快二十岁的人了，遇到窝心想不开的事时还是想我的妈妈。可再一反省又知道这是在战场啊，只有飞机大炮任意疯狂的自由，哪里有我发泄情仇的机会呢。现在听到她的这番贴心的话，真像丝丝春雨洒在我干凅的心田上，让我的身心都暖融融的，泪水潸然而下。她看出了我的心事，立即拿起毛巾轻轻地为我擦拭，温柔地问：“你家里有姐姐吗？”我揉揉眼睛说：“我家没有女孩，哥4个我是老大。”她笑了：“老大还这么爱哭啊，没出息！你知道吗？你和我弟弟长得特别像，走路的样子，说话的声音，还有这张圆脸哪都像，看到你就像看到了我弟弟。说真的，我也很想我的妈妈和小弟，以后我就把你当弟弟，你叫我姐姐，想家时就想我，我也想着你。这样，我俩就都有了亲人相伴，好吗？”她望着我，专注的眼神像一缕阳光照进我心里，骤然间像躺在了母亲的怀里，但又有另一种亲切感，看着她那张温情的脸，让我激动不已的喊出一声：“大姐！”她眼含泪水握住我的手，好一会儿才慢慢撒开。轻轻地说：“我的好弟弟别哭，姐姐就在你身边呢。”我在异国他乡突然有了亲人，心里甜滋滋的，高兴得泪流不止，让我感受到了这个革命大家庭的温暖。在战友情中又多出了姐弟情，这份亲情使我忘记了所有的不快，更加热爱这个大家庭。我和姐姐在忙碌中相互关怀着鼓励着，感情也逐日加深。
日子过得很快，一批批轻伤员经过治疗休养后重返前线，对那些短时间难以治愈的人，就送回国内各康复医院去。我是往国内转送伤员小分队的队员，每次出发前大姐总是找机会接近我，悄悄地叮嘱我一路上保护好伤病员。也注意自己的安全。”她总是说：“姐姐在盼你早点回来，知道吗？”这样的关照让我心里热乎乎的，觉得精神振奋，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觉得我是有人疼爱的人，最幸福的男子汉。我挺着胸脯走路，活蹦乱跳地撒欢。经常听到有人夸我说：“刘医生的精气神儿可真足。”听到这样的话，比立功受奖还激动。
大姐的工作也非常出色，多次受到医院通报表彰，不久就被任命为护士长。全连的护理工作总是强于其他几个连队，张珍芳成了这座医院护理工作的标兵。
一天夜里，她查岗后走进了医生办公室，这时我正在整理新入院伤员的病历，没注意到她进来，她悄悄地走到我身后，小声地说：“真忙啊！”突然听到大姐在和我说话，我急忙放下手中的笔，站起来说：“对不起，我的好姐姐，我真没有发现你进来。”她笑着瞪了我一眼说：“你学得有礼貌了，我来不会影响你工作吧？”“我也累了，和你说说话还能缓解疲劳。”我急忙说。“对呗。”她接过话茬说：“‘不会休息就不会工作’，知道这是谁的名言吗？”“列宁！”我毫不迟疑的回答。“懂的还不少呢，聪明的傻弟弟呀，过去学来的知识固然重要，那是我们人生前进的指路明灯，但光凭这还不够，还要有更远大的目标，没有远大的目标，你只能踏步平地登不上高山，成了鼠目寸光的庸人。我问你，你想过战争结束后做什么吗？”这突如其来的提问，让我一时回答不上来。我从来没想过以后会如何如何，我脑子里想的就是每天怎么工作，怎么完成任务。别的事我说了也不算啊！我满脸木讷地看着她无话可说。她看着我尴尬的样子，有些严肃地说：“你别再把自己当小孩了，只知道干今天的，不想把明天更重要的担子挑起来。你现在只是医助，跟在上级医生后面对伤病员做简单的治疗，更深层次的医疗技术还差得远呢！你想，国家要富强就一定要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人民生活水平会不断提高，但是咱们国民的文化水平低到了百分之八九十是文盲，不管是在部队还是地方都需要人才，为培养更多高级技术人才，国家一定会给你机会让你再登上一个更高的台阶，更好的为人民做事。没看到报纸上天天都刊载消息，全国城乡，机关工厂凡是人数二三十人以上的单位都必须成立扫盲班、夜校。国家有这么多文盲，怎么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呀？对现有在职的技术干部和行政人员也一定会允许考大学及中专，你就不想再深造掌握更多为国家作贡献的本领？”大姐这番很有远见的话让我深受启发，可是我本人应该怎样做才能迎接新的挑战呢？我看着她那一本正经的样子，接不上话茬儿了。呆呆地面对着她，还希望她说下去，从她话里能得到答案。
她看出了我的窘迫，接着说:“你念过私塾有很好的文字功底，又上了半截军医学校，加上现在不断积累的实践经验，我希望战争结束后，不管是留在部队还是转业下地方，你都要报考大学继续深造，成为一名高职医生。”“我的数理化成绩很差!”我无奈地说。大姐一听就笑了，笑得神神密密。“那就是姐姐的任务了!”说着就从兜里掏出一本《速成中学课本》用双手递了过来：“我们就参考这个教材，少而精地学，凭你这机灵劲儿，我敢说将来你最低也能考上个大专。”这番话像是一条清澈的河水在我心上潺潺流淌着，眼前马上闪现出一片绿油油的原野：大姐牵着我的手奔跑，向着高山奔去……
从此，一块涂了墨汁的木板，一本由废病历纸订成的演算本，一套《速成中学课本》就成了我们姐弟俩业余生活中的第三者。不论是晚饭后的自由活动，还是下夜班休息时间，只要是有可以利用的时间，我们就一起学习。山坡下，小河边，树荫下都是课堂，经常是我在演算或者背公式，她像严厉的老师似的站在我面前，做对了就微笑着说声“好”，错了就是冷冷的一句“重来!”让我的心里经常有小时候念私塾站在先生面前背书时的那种忐忑，但这种忐忑是别样的,有甜甜的滋味。
每当姐姐发现我学累了的时候，就拉着我的手说:“为姐姐背诵几首唐诗吧，要有情有爱的那种。”这是最让我开心的事，于是我就运足底气，放声朗诵起来。姐姐就心领神会的静静聆听，听到极致时就和我同声朗诵，像是在舞台上演出，声音传到青山绿水间。她那温柔优美充满激情的颂读，令人心醉神往，让我们尽情欢度着人生的美妙时光。从这个人生难得的学校里的收获真是贵如黄金，为我转业后顺利在职考入医专深造，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春天又来了，医院前边那条小河两岸绿草如茵，金达莱花映红了山坡。随着中朝军队不断向前推进，医院渐渐远离了战斗前沿。医院的工作、生活条件都有所改善，工作时间也由原来的“两班制”变为“三班制”，多数人有了属于自己的活动时间。因为敌机的骚扰少多了，伤病员们可以到山坡上晒太阳，在树林间散步。我们可以去山下的河里洗衣服和绷带。大姐每次带领卫生员们去河边洗东西时，只要我有时间就叫上我一起去。别人洗，我俩在后边把洗过的东西拉起来，喊着1—2—3的口号拧水。干完活，我们就在草地上撒欢嘻闹，只有这个时侯，我们彼此才都能感觉到真正属于我们这个年龄的那份蓬勃朝气。
有一次干完活，别人又去玩耍了，大姐拉我并肩坐在一棵大树下，让我脱下上衣，原来她早就发现我的袖口有了开线的地方。她掏出针线包开始缝补起来，我坐在她身边看那穿针走线的手，和那美丽的面庞显露出的难以形容的表情，看着看着，她就变幻成了在小油灯下做活的母亲的模样,一瞬间母爱的温暖又涌上心头，让我沉浸在童年的时光里，也享受在身边的幸福之中。当她抬起头我们的目光相遇时，让我一愣，她的脸刷的一下红了。她停下手中的活低声说:“就会傻看，也不知道你心里都装着啥!”说完就站起身来让我穿上衣服,用手替我拽了拽那衣袖，刚转身要走又抬起那只手往我肩上拍了两下，然后猫腰揪下一朵桔梗花举到鼻子下边闻边问我:“你就知道叫我大姐，也不知道问人家比你大几岁！”比我大几岁？我曾经想过，那是她问我有没有姐姐，认我做弟弟以后的那几天。但认成了姐姐又越来越亲，就认为这姐弟关系和大几岁无碍了。今天姐姐问这事让我茫然无措。我憋了一会回答说：“问啥呢？姐姐肯定比弟弟大。”听我这样回答，她没好气地说:“傻透腔了，你难道不知道姐姐也可以变成妹妹吗?……”“她这话还没说完就转身要走，刚迈出几步又回头抬起一只手使劲地指了我一下，然后就向河边走去。她端起洗衣盆，沿着小河流缓缓前行，轻风吹动她那洗得发白了的朝鲜人民军女裙，渐渐地走远了。我看着她的背影，和她相识以来的事便一幕幕地在我眼前回放起来……那时真是太年轻了，只知道心跳在急速加快，周身发热，忘了我这是在哪儿，只是怔怔地站在大树下发呆。直到有人喊我“该回去了”，我才从茫然中醒过来。那天熄灯后，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一直到天亮，一闭上眼睛就出现她说妹妹时的那种神态……
战争进入了僵持，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开始停战谈判。然而，双方还是谈谈打打，打打停停。你知道，美帝国在一九五二年春天惨无人道地发动细菌战，在中朝境内的新义州和中国的宽甸、安东等地扔下带有十几种急性传染病的细菌弹，那些致命的细菌被装在钢笔、玩具和食品盒里的昆虫携带传播，中朝军民已有数千人被感染发病，数百人死亡，中朝军民奋起反抗细菌战。毛泽东毅然奋笔疾书：“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坚决消灭敌人的细菌战。”
一天下午，医院接到命令，要组成一支防疫队随时准备开赴疫区。张珍芳被任命为副队长，但防疫队队员名单上却没有我，我真想跟着姐姐一起去，我俩无论走到哪都要在一起，一起战斗一起生活。所以，听完公布名单，我心里难受极了。
吃晚饭时，姐姐凑到我跟前小声儿说:“你眼睛红了?一会儿在老地方等我！”
夕阳染红了初春的群山，雀儿们聚在树上叽叽喳喳地说着它们的私事儿。记不准来过多少次的老地方了，今天也许是最后一次了吧？我有一种不祥之兆。我们俩又走到了山下的小河边，并肩迈着沉重的脚步，谁也没先开口说话，脸上都笼着浓重的阴云，心里也好像被压着大石头，亲人离别前的无以言表的哀伤在折磨着我们。在那棵熟悉的大树下，我们同时停下了脚步，泪水早已模糊了我的视线，她掏出手帕为我擦泪，哽咽着说:“小弟，革命路上分手和重逢是常事儿啊！你都二十出头了，个头超过姐姐这么多，怎么还是爱哭啊？”话音刚落，她也哭出了声，然后她猛然间伸展双臂把我搂入怀中。刹那间，她的体热传到我全身，泪水浸透了彼此的肩头，我们俩人的全身颤抖成一体，我两腿似乎都瘫软着。她的心跳撞击着我酥麻的躯体，像漂浮在云雾里，我俩慢慢地搂跪在草地上，互相吸吮着湿润的舌唇……我俩在异国他乡青山绿水的画卷里，尽情地享受着我们情窦初开的美妙时光。直到现在我还后悔，当时怎么让人生的第一次那么短暂……
第二天出早操时我才知道，防疫队接到命令已经连夜出发了。吃早饭时护士小李偷偷地递给我-个信封，对我说:“这是张姐让我交给你的。”顾不上说声谢谢，我拿着信封，急忙跑回宿舍，急不可待地打开信封，顿时眼前一亮，那信封里只装着珍芳一张两寸的照片，她温柔地看着我，好像在对我说:“别哭，我们很快就会重逢的，以后再也不分开了……”照片后面是她清秀的字迹:“永远爱你的小芳姐姐。”我的泪水扑簌簌地落下来……我看着照片跺脚大喊：“姐姐，我爱您!”顾不得捡起掉在脚下的饭盒，我不知不觉地向病房走去。穿好工作服后，手提听诊器进了病房，刚一抬头就有一个伤员惊奇地问：“刘医生，你的眼睛怎么红啦？”我一时无语。没想到刚才给我递信封的护士小李在我身后走过来插嘴说：“刘医生从食堂回来的路上，吹来一阵风把眼睛迷了，是我帮他揉红的。”好心的小李为我解了围。吃午饭时我对小李说：“真的谢谢你。”她一撇嘴说：“别客气了，你和张姐结婚时多给我几块喜糖吃就行了。”
姐姐走了，当初离开祖国进入战火纷飞的战场时的那种惆怅又经常缠绕在心头。但我毕竟是一名军人，个人的愁绪要藏在心灵的深处，比起那些牺牲了的战友，我还是幸运的一员。我坚信姐姐一定会回来，以后会永远和我生活在一起。怀着这个信念，在为“最可爱的人”救死扶伤的忙碌日子里，我每天都在暗暗地盼着那个属于我终生的“最可爱的人”早些回到我身边。
时间匆匆而过，金达莱又染红了我和姐姐常去的山坡，可她却音信杳无。
中国人民志愿军终生难忘的那一天终于到来了！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那天傍晚，医院四周群山间响起了激烈的枪炮声，那声音不像以往战斗时的时有时无，而是非常密集猛烈地响着。接着就传来停战协议签字生效的消息。这个爆炸性的喜讯传来，让全医院都沸腾了，人们纷纷涌到院子里燃起篝火欢呼跳跃，伤员们敲打着脸盆、饭盒，大家不约而同地高唱起“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人们都陶醉在胜利的喜悦中，先是由十几个鲜族姑娘牵头起舞，紧接着人们呼啦一下围拢过来一起跳舞狂欢。这时慢慢被泪水模糊了的我的视野中那景象开始变幻起来：先是看到火光照耀下的人群在红彤彤的金达莱花丛中飞舞，刹那间那花丛中就闪出大姐的笑脸,她就站在我面前，我用力地眨着眼睛，仔细看时，她又像站在那棵挂着小黑板的大树下，向我微笑招手。我好像还听到了她叫我的声音和笑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