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历史的第一才女
一、历史巨著的幕后英雄
几年前，一本国民党陆军总司令的回忆录《张发奎口述自传》在北京出版，即刻引起文史界一阵旋风。大陆读者过去很少有人知道张发奎其人，而此人竟然是国民党陆军总司令，还是北伐时期，中共名将叶挺、贺龙、叶剑英、林彪、张云逸、周士第……的顶头上司，这就不可避免地令“吃瓜观众”们如梦初醒，一片哗然。
（左图：夏莲瑛在1945年）
这部著作原文是英文，2008年，经香港中国近现代历史学会会长、原香港作家总会会长、香港笔会会长胡志伟先生翻译成中文，在香港出版了繁体字版，书名为《蒋介石与我——张发奎上将回忆录》；2012年又由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简体字版，书名《张发奎口述自传——国民党陆军总司令回忆录》。胡志伟先生身为历史学家，为此书的翻译和注释，六度寒暑，九易其稿，在比较了多如牛毛的口述历史作品之后，断然指出，这是一部“传记文学之奇葩，口述历史之极品”、“中国名人的口述自传无一部能出其右”、是“中国名人口述历史中首屈一指的传世之作”。能获如此佳评的著作，如今实为凤毛麟角。
既然是口述历史，那就必然有记录、整理者。细审这部著作的记录、整理者，名夏莲瑛。这对一般读者来说，又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何况此人后来又改名夏连荫，就更不容易“认得”了。
毕竟，上苍还是愿意成人之美的。顺藤摸瓜，因缘巧合，居然有了线索——让笔者遇见了夏莲瑛的表弟史济良先生（夏莲瑛五姑妈夏璐雅的独生子，如今也是八十开外的儒雅老者），三头六面，一一核实，原来这位夏莲瑛女士，是商务印书馆的创办人夏瑞芳的孙女、民国时期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简称上海银行）的股东夏鹏的独养女儿、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中国口述历史学的开创者韦慕庭教授的第一个研究生、也是他好几部民国史研究著作的合作者，堪称中国口述历史的第一位才女！
商务印书馆，多么亲切的名称！那是读书人的粮仓。120年来，有几个真正的读书人没读过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书？ 如此说来，夏莲瑛离我们并不遥远。今年是商务印书馆创办120周年大庆，两岸三地（北京、上海、台北），都举行了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包括夏家的故乡——上海青浦，修复了夏瑞芳小时候生活的故居。北京和台北的商务印书馆，还先后出版了《典瑞流芳——民国大出版家夏瑞芳》，第一次详细介绍了夏瑞芳从一个放牛娃，到中国最大的出版家，最后不幸遇害的传奇人生。
（右图：1933年夏家全家福，前排右三夏莲英）
要说夏家的后代，一般读者都认为，自从1914年老太爷被蒋介石的哥儿们、上海都督陈英士（其美）暗杀之后，夏家人就渐渐脱离了文化界，或许是不便于在文化界谋事了。
孰知到了夏瑞芳的孙女夏莲瑛，又是一座奇峰突起！遗憾的是，这座奇峰多年来默默无闻，大量文稿“沉睡在异域图书馆的尘埃之中”（胡志伟先生语），好像一座冰山，孤寂地被岁月无情地冲刷、淹没……
笔者最近在史济良先生的陪同下，在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王成志先生的热心引领下，有幸走进“壁垒森严”的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亲眼目睹了夏莲瑛半个多世纪以前的心血——其中有1959年对陈立夫的口述自传文稿150余页（英文稿）；1961年对孔祥熙做的口述自传文稿170余页（英文稿）。正文前面，有口述历史项目负责人韦慕庭教授与孔祥熙的通信，信上有孔祥熙的亲笔英文签名。细读这些通信才知道，这是夏莲瑛采访孔祥熙22次以后，又核对了其他档案资料，整理出来的文稿。而对陆军司令张发奎在香港的采访，竟多达400多次，是她花费两年多时间，除了采访，还以张发奎的日记、电报、信函、公文为线索，又在台港两地穿梭访问了相关的军政人员，加以档案材料核对证实，最后才形成了那厚厚四本，多达1089页的英文稿本。
除此之外，她还作过外交总长王正廷、上海银行创办人陈光甫、青年党的领袖左舜生的口述历史。著名外交家顾维钧先生煌煌13卷回忆录，第一卷也是夏莲瑛做的。可惜，这些费尽她一生心血的口述历史文稿，现在大多都静静地躺在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的书库里，都是英文件，只有《张发奎口述自传》和《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册）被翻译成中文，在香港和北京出版发行。
二、与生俱来的民国史细胞
对于民国史上诸多人物和事件的疑问，尤其是关于夏瑞芳老太爷被暗杀的原因，多年来一直是夏家人的心病。作为夏家的长子夏鹏（1897—1976），父亲遇害时才17岁，他上有老母，下有八个妹妹，肩负着承上启下、养家糊口的重任，没能深入民国史的研究。这个任务，好像是使命，竟落在他的女儿夏莲瑛的肩头。
（左图：夏莲瑛在巴黎）
她12岁的时候（1938年），全面抗战已经爆发，她随父母亲先到了香港，一年后来到美国，那时他们全家与她的大姨妈及其儿子，住在纽约第六大道第55街的一栋老公寓里。在上海的时候，他们一家与祖母鲍翠玉住在愚园路749弄22号（现为同仁医院），那时她的几个未出嫁的姨妈也住在一起。自从1914年她的祖父遇害后，为安全计，愚园路寓所就成了夏家的大本营。
她的父亲夏鹏作为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股东，又是老总陈光甫先生的重要臂膀（他们在美国滨州大学华顿商学院留学时就是同学），原先在上海主持该行的保险业务，从抗战初期开始长期坐镇纽约，在纽约洛克菲勒中心十九楼有办公室，一方面为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经营外汇，同时还主持该银行创办的世界贸易公司的进口业务。这个世界贸易公司实际上就是为国家的战争贷款而设立的，主要任务是为抗战中的国民政府进口军火。抗战期间，国民政府需要大笔战争贷款，购买军用装备和武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由于当时美国尚未参战，与日本还处于友好阶段，国会方面有“中立法案”的制约，中美之间还无法进行政府之间的战争或政治贷款，那么就只能走民间道路。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是民间的商业银行，在民族的危难关头，承担了这个替政府向美国借款的重任，先是以出口桐油为担保。陈光甫先生为此专程来到美国，夏鹏与之一起，中国驻美大使胡适也积极参与其中，与美国财长摩根韬进行了反复而艰苦的谈判，终于在1939年2月8日，达成2500万美元的“桐油贷款”。为避免美国国会方面关于违背“中立法案”的指责，双方千方百计、动足脑筋，设计了一条“曲线贸易”的贷款方式——由中国的复兴商业公司（专门为此贷款而设立）在中国收购桐油，卖给在美国的世界贸易公司（也是专门为战争贷款而设立），再由世界贸易公司与美国有关银行订立贷款契约，担保人是中国银行。后来在1940年4月，又谈成了2000万美元的滇锡贷款，是以出口云南锡矿到美国为“曲线”。这期间，他们的世界贸易公司总部就设在纽约洛克菲勒中心的国际大厦（纽约第五大道630号），几乎占了第十九层整个楼面。这个公司，实际上就是中国在美国购买军火及军需物资的机构。
（右图：夏莲瑛采访陈光甫）
所以，尽管夏鹏名义上不入政界，不介入战争，事实上却在为战争的贷款和进口军火，日夜忙碌。他与宋子文、宋子安、宋子良、胡适、陈光甫、贝祖贻、李馥荪、顾维钧、王正廷、郭秉文等常相过往，他们的家属也都成了好朋友。夏莲瑛生活在这个特殊的人事环境和战争背景下，对这些民国大佬们早就以伯伯、叔叔相称了。其中，郭秉文后来成了她的姑父，王正廷则是她另一个姑父的叔父。宋子良与席曼瑛结婚时，她是伴娘。宋子文的长女宋琼颐结婚时她也是伴娘。她与宋子安的夫人胡其瑛也是很要好的闺蜜，曾一起出国旅游。其实，宋家与夏家有着三代人的友谊。宋子文的父亲宋耀如在沪传教、大量印刷《圣经》时，夏瑞芳的商务印书馆就是承印单位，交往很多。第二代中，夏鹏与宋家子弟为同时代的留美学生，尤其与宋子文同为兰集社友，而夏莲瑛的舅舅吴思豪也是宋子文的哈佛同学，所以，夏鹏与胡思敬结婚时，宋美龄是他们的伴娘。
此中还有一个有趣的插曲——当时的世界贸易公司在洛克菲勒中心的办公处里，聚集着很多国内军事单位的驻美办事处，有兵工署、交通部、资源委员会、永利化学公司等等，还有一个筹建飞机发动机厂的大定发动机厂驻美办事处，在十九层也有一间办公室，做具体工作的是空军上尉技术员华仲厚先生。他正在学习掌握中国已购美国莱特发动机与其他设备的修理和维护，以便大定飞机发动机厂建成之后，回国服务。他那时就已经与夏莲瑛熟悉了，还在一起拍过照片。谁知直到27年后，他们才结为伉俪，成为夫妻。这27年间，他们似乎都在相互等待，相互嘱望，谁也没成家。
夏莲瑛在上海时入读中西女中（她的八位姑妈均在此校毕业），到美国中学毕业后，进入瓦萨女校读书。战争年代学校调整了进度，四年的学业，三年就念完了。她的三个姑妈，还是美国最著名的音乐学院朱莉娅音乐学院的毕业生，钢琴弹得很好。夏莲瑛从小也弹钢琴，瓦萨毕业后也前去朱莉娅音乐学院进修了一年，琴技大有长进，还曾去法国巴黎索邦大学进修了一年法语。这期间，她曾给毛邦初先生（蒋介石的内侄，空军上将、曾任航空委员会驻美国办事处副主任、空军副司令，也曾是华仲厚先生的上司）当过一段时间秘书。这个秘书的工作，原先是她的好朋友孙以繁（孙家鼐家族的后人）的丈夫何怀祖先生担任的，她是何怀祖先生的继任。
但是不久她就发现，无论干什么工作，都不够合自己的胃口，都无法调动起她的全神贯注和全力以赴。扪心自问，原来自己最感兴趣的还是历史！于是她毅然重返校园，考入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读研究生，导师就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韦慕庭教授。
三、韦慕庭教授的得意门生
韦慕庭教授（1908—1997）是个中国问题专家，对中国革命和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有浓厚的研究兴趣。他幼年时曾随父母来过中国，上世纪三十年代还到北京进华语学校学习过中文，1947年执教于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重点是民国时期的中国（那时还没有人把中华民国列为研究课题），尤其是孙中山先生的事业与国民党的崛起。他的一本很有影响的著作就是《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一批从大陆败走、又不愿去台湾和香港的民国大佬，如孔祥熙、宋子文、胡适、陈立夫、顾维钧等，陆续来到纽约时。韦慕庭教授认为，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收集和整理民国史料的好机会。有一天他忽发奇想，计划成立一个专门的学术机构，专门来做中国官僚们的口述史。经过他的努力推动，学校当局批准了他的计划。1958年2月，当1、5万美元的福特基金到位时，这个中国口述历史的研究项目开始正式启动了。
用韦慕庭教授的话来说，正当中国口述历史的项目需要夏莲瑛的时候，夏莲瑛即刻不负众望地出现在了哥大。她是第一个被选中，而且被认为是最合适的做口述历史的人选。除了她的学识基础、天资和勤奋，她的人缘优势简直无人能比，因为她与那些民国的“老小孩”（夏莲瑛语）太熟悉了，她可以不经过任何人介绍，就走入他们的家中，听他们讲故事，请他们拿出证据……
（左图：夏莲瑛采访孔祥熙）
毕竟万事开头难。开始时有些惨淡经营，具体工作人员一共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夏莲瑛，还有一位即后来成了口述历史泰斗的唐德刚先生。他们最初的分工是，夏莲瑛采访孔祥熙，唐德刚采访胡适。他们象韦教授的战车上的两个轮子，飞快地转了起来。从那时的两个人到现在，口述历史已经蔚为汪洋大潮，成为历史研究领域的有目共睹的生力军。
夏莲瑛对民国史有着天然的兴趣、冲动、智慧和钻劲。她精通中文、英文、法文，会说国语、上海话、广东话，而且性情豪爽，韧劲十足，喜欢捕捉第一手资料，喜欢对问题穷追不舍、“打破砂锅问到底”。对于文稿的写作，她在听取口述、反复核对资料的基础上，对文稿总是一改再改，直到满意为止。在这个方面，她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如果不甚完美，那就宁可不发表。她当年的硕士毕业论文，题目是《陈独秀的政治思想》，仅参考书目就达15页。那是她跑了四个图书馆，想方设法收集来的陈独秀的著作和文章。当时，在美国研究陈独秀，恐怕她是第一人。她后来所采访的人，除了左舜生，几乎全是她熟悉的长辈，与夏家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不是亲戚就是上一代的同事、同学或同僚，尽管夏莲瑛很容易走进他们的家门，可以轻而易举地扯出许多双方都感兴趣的话题，但是在最后的定稿阶段，她是非常慎重而负责任的，不达到完美是绝不肯拿出去的。
事实证明，她的选择是正确的。她在研究生毕业后，没有继续攻读博士学位，而是抓紧有限的时间，抢救性地采访那些已经日渐衰老的“昨日黄花”：孔祥熙、顾维钧、陈立夫、王正廷、张发奎、陈光甫、左舜生……写下了十多部口述历史著作。其中用功最著、耗时最长者，她自己也最感得意的作品，就是这部《张发奎回忆录》。
夏莲瑛与她的导师合作过两部著作，一部是文献汇编和研究，《关于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及在华苏联顾问的文件（1918—1927）》（1956年在纽约出版）。这是根据1927年，北京的张作霖奉系政府搜查苏联驻华大使馆时，所截获的大批中共与苏联驻华顾问团的文件，经过数年的翻译和研究，整理编纂成书。这批密件不知经过什么渠道，最终居然落地哥伦比亚大学，被韦慕庭教授逮个正着。第二部是《革命使者：苏联顾问与国民党中国（1920—1927）》。在写第二部书的后期，她已经病了，她完成了部分内容，她的老师韦慕庭教授作了最后的定稿，直到她去世后的1989年才得以出版的。
韦慕庭教授非常欣赏她的学识、才干和风格，认为她是不可多得的、有才华、有重要贡献的学者，对她过早的逝世深表痛惜。在夏莲瑛的追悼会上，韦慕庭教授在悼词中深情地说：“我很荣幸能作为她的老师……”
四、令陈立夫猝不及防
所有接触过夏莲瑛的人都认为，她是一位性格爽朗、心直口快、遇事非常认真的人。曾有朋友为她介绍男朋友，对方是个参加过二战的军人，她就当面询问人家在战场上的战绩。还曾遇到一个朋友（或许他不知道夏莲瑛是学历史的），在她面前大侃各种历史事件，夏莲瑛会直截了当地指出，其中种种错误……
（右图：夏莲瑛采访左舜生）
在口述历史的工作中，她不回避问题，也不允许别人回避问题，重要的问题一定要有旁证或资料支持。在采访陈立夫的过程中，她曾经提问一个敏感问题：是不是陈其美（陈立夫的叔叔）策划暗杀了她的祖父夏瑞芳？面对这个棘手问题，估计陈老先生是猝不及防的，只好吞吞吐吐地兜圈子，没有直接回答问题。这下惹得大小姐不高兴了，有一天向他宣布：“你年纪还轻（当时陈立夫五十来岁），我现在要去香港，访问一些年纪较大的元老”，就此中断了好几年对陈的采访。据罗元旭先生在《东成西就——七个华人基督教家庭与中西交流百年》中说，夏莲瑛对陈立夫的采访，后来断断续续地，直到夏莲瑛1971年结婚之后才完全停工，可是仅完成了计划的十分之一，其余在八十年代由其他人最后完成。可见大小姐还挺有脾气，你不实话实说，那就不高兴跟你啰嗦了！
尽管如此，这项采访从1958年11月开始，每周一次，还是进行了一年。现存哥大珍本与手稿图书馆里的150余页文稿，应是那段工作的成果。这期间，她的表弟史济良先生，还曾开车送她去陈立夫位于新泽西州的养鸡场，因为车速太快而吃了罚单，所以记忆犹新。
夏莲瑛说的也是事实。她撇开了陈立夫，1960年到了香港，首先采访的是著名外交家王正廷。王正廷是夏莲瑛的姑丈王恭芳的叔父，采访到第二年老先生就去世了，说是抢救，一点不算过分。继而她于1960年12月到1961年6月，采访她父亲的老上级陈光甫先生。1965年，她完成了对国共两党都反对的青年党头领左舜生的采访。左舜生那时已经垂垂老也，在香港的普通民房里苦度晚年，若不是夏莲瑛的采访，他那一肚子两面不讨好的甜酸苦辣，怕是谁也懒得理睬。接下来，她又于1967年采访铁军军长张发奎。据她的丈夫华仲厚先生回忆，张发奎是夏莲瑛诸多受访者中最喜欢的一位，对他的采访多达400多次，（而其他人平均30到50次），访问记录达四十多万字，期间的考证功夫自是不在话下。更重要的是，经过夏莲瑛的采访和说服工作，这些老人最后都愿意把自己的日记、书信、电报、文件等原始材料，拿出来捐献给哥伦比亚大学，永久收藏。韦慕庭教授说：“如果不是她的努力，这是根本不可能的。”
五、二十七年后终成眷属
夏莲瑛的业绩与众不同，她的婚姻生活也与众不同。
（左图：1944年的夏莲英与华仲厚）
早年，她曾与一个广东籍的黄姓青年订婚，不知什么原因，最后没有成婚。或许，作为父母的独养女儿，掌上明珠，父母择婿的标准比较高；或许，她的“标准”比父母还要高。如前所述，她与华仲厚先生相互“瞩望”了27年，可谓经过了“历史”的考验，1971年，在她45岁的时候，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另一半。
种种迹象表明，他们迟早是要走到一起的。
华仲厚先生（1918—2016）是无锡望族华家（蜂蜜大王）的后代，于1937年留学美国，在麻省理工学院就读机械工程系，提前一年获得学士学位后，继续深造，选择内燃机专业，即汽车和飞机发动机专业。在他硕士研究生尚未毕业的时候，就已经被航空委员会选定，毕业后须参加国营大定发动机制造厂的筹建工作，于是在1941年秋天，他步入纽约国际大厦第十九层，在世界贸易公司中的大定厂驻美办事处工作，与他后来的老丈人夏鹏在一层楼办公。就是在夏鹏家里举办的一次派对上，他首次见到了夏莲瑛，渐渐熟悉了。1943年初他被调到位于华盛顿的航空委员会驻美办事处工作，顶头上司是毛邦初，而毛邦初后来又成了夏莲瑛的老板（给他当秘书）。这大概是上帝安排有情人的艺术手法吧，使他们有了很多共同感兴趣的话题。
自然，他们也有不同的地方。夏莲瑛是名门闺秀，大小姐一个，父母亲的心头肉，在家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根本不需要她做任何家务事，以至于她对工作那么娴熟，却对家务活儿没有概念。有一次她们同学好友举行派对，大家分头做饭，主持人安排她去蒸馒头，结果她把一筐馒头都扔到温水里去了，叫人笑掉大牙……
（右图：1971年他们终成伉俪）
而华仲厚先生高中毕业后就开始独立生活，先到上海圣约翰大学补习一年英语，接着就留学美国、在美国工作，去国转眼就是十三年，1950年以后在香港和泰国工作（是泰国空调、冷藏业的先驱），一切全靠自己打理和打拼。他又是学机械的，动手能力超强。或许，这也是一种互补，家有一位不会做家务的家庭主妇，却丝毫没有影响他们的生活和感情。华先生性情温和，细心周到，他们非常恩爱，除了各自投入的工作，他们还经常出国旅游，在异域风情中感悟天地，感悟人生，感悟彼此。
夏莲瑛的最后几年是在病中度过的，华先生一直服侍在侧，无微不至，一直到她生命的最后（1982年）。2016年，98岁的华先生也走了。华家在纽约郊区芬克里夫墓园有独立的墓区，华家后人正在办理手续，准备把夏莲瑛的墓冢迁入华家的墓区，好让两位老人在那片碧绿的树荫下，继续“瞩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