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我的家乡位于汾河岸畔的晋南临汾的某人民公社的乡下。1969年正赶上国家实施城市里压缩人口政策，于是，我们便举家自天津塘沽返回故里，成了地地道道的农民。

　　由于年久失修，祖屋早已破败不堪，不能住人了。返乡后的最初几年，全家先后挪了好几次住所，曾租住过村外生产队里的菜园子和醋房等处。后来在亲友的帮衬下，才在新批的一块地皮上，建起了三间新瓦房，在房子的东边盖了间极其简陋的厨房，生活总算安顿了下来。后来，我们又陆续建起来鸡舍、猪圈，院中栽种上杨树桐树，也效仿村里大多数家庭，用砍伐的很多木棍做了个柴门，拉回好几车玉茭杆，筑起了院子围墙。院落西边的茅房和猪圈土墙只有一米多高，成人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跳进院子来。

　　那年那月，毫不夸张地说，我们经历了最为艰苦的农家生活。队上每每分下的口粮，根本不够全家五口人吃，因此，只能靠红薯等杂粮来哄饱肚皮。父母亲只能在繁忙的生产劳动之余，靠喂鸡喂猪赚些零钱，来补贴家用。

　　那时院里经常闹黄鼠狼。半夜里，只要鸡舍那边传来慌乱的惊叫声、扑棱声，家人就会赶紧起身开灯，警觉地奔向厨房后面的鸡舍查看详情，很多时候都是，黄鼠狼虽然被赶跑了，但是，总会有鸡受伤甚至流血而死，那血淋淋的样子简直惨不忍睹，全家人的心也跟着在滴血。那时农村不让搞副业，否则就被冠以不务正业，投机倒把。全家唯有指着这群鸡下蛋，再换些钱备用度日。

　　在那个饥饿的年代，社会治安也不太好。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也只是人们生活里的一种奢望。但凡谁家遭了贼，丢失的往往都是跟吃相关的东西，比如麦子、玉米和豆子等粮食。

　　那时的我年纪尚小，对于贼的概念，没有丝毫胆怯之感。直到发生了那一次与贼最为近距离的接触，才使得我生平以来第一次有了“惊悚”的切身感受。


　　那是一个仲夏的傍晚，当时，还未成家的大哥不知为何突然上吐下泻，痛苦不堪；住在我家前院的赤脚医生韩太夫仔细检查后建议，得马上送往公社医院救治。慌作一团的父母亲赶忙把哥哥抬上平车，铺盖好苫，临走时，爸妈锁好家门，嘱咐我：你明天还要上学，先一个人在家好好睡觉。看着车上呻吟不已的哥哥，未曾独处过的我，只好硬着头皮应允了。

　　夜幕已深，被反锁在家的我，虽然感觉孤独，但还是乖乖上了炕，钻进被窝。不知不觉中，倦意渐浓，自己终于架不住眼皮子打架，于是就慢慢地进入了梦乡。

　　“刺啦、刺啦……”恍惚中，睡梦中的我突然被窗外一种异样的声响惊醒。头朝窗台的我，异常真切地听到一阵"哼哧、哼哧"的急促的喘息声传来，不时地还伴有手指摸索窗台的沙沙声。尚在读小学四年级的我，只感到一股血流自脚底滚涌而上，全身发僵，根本不能自己，惊恐无奈的情绪顿时浸染开来，连头发也竖了起来。我吓得大气都不敢喘一点，只是本能地慢慢挪动身体，最后蜷缩在炕角里，屏住呼吸，一动不动。

　　我清楚地记得，那时候，大人们下地干活之前，或者出门省亲时，有时会随手把家门钥匙放在门楣之上；有时会扣在窗台一角一个反扣的小石槽里；有时，也会藏在厨房里的咸盐罐下。无论家人谁回来的早，都方便开门进屋。

　　那个时期农户家的窗子，基本上都是那种细密的小方格子式。我家的窗户也不例外，上半部糊着一层厚厚的麻纸，下半部才是用钉子夯实的玻璃。此时此刻，没有月光的屋外，漆黑一片，我根本辨认不出窗外那个梁上君子的模样。

　　大约过了几分钟，这种令人窒息的响动突然消失了。子夜时分，大自然又恢复了它静谧的本性。

　　此刻，屋内惊恐万端的我，紧张的情绪片刻不敢放松。与此同时，心中也暗自庆幸起来，心急如焚的父母肯定是随身把钥匙带走，去了医院。否则……嗨！那样的话，后怕的结局我都不敢再往下想了。就这样，想着念着，慢慢地捱着，不知何时，精疲力竭、极度困乏的我，又渐渐打起盹儿来，再一次坠入了梦乡。

　　"孩子，醒醒，该上学啦！"

　　当我被轻轻地摇醒，睁开眼睛，天亮了，我一眼看到了爸妈和姐姐带着身体大为好转的哥哥站在炕下，正眼含慈爱召唤着我。

　　一刹那间，被亲情环绕的我，一下子从炕角跳跃起来，紧紧地抱住了爸妈，委屈的眼泪夺眶而出。但是，我紧咬嘴角，自始至终没有把昨晚发生的惊恐一幕告诉他们。因为，我深知，为儿女已忙活了一宿、整夜都没能合眼的双亲，再不能经受内心自责的折磨了。

　　这次与贼最为接近的经历，可谓刻骨铭心。几十年来，它始终成为我内心的一个悬而未解之迷——难道是流窜作案的惯犯，凑巧偶遇了患病哥哥去医院的一幕？但是，他又是怎么知道我家有放钥匙于窗台的习惯？那么，也许是洞悉我家放钥匙习惯的某位高邻，恰好窥见全家送哥哥去医院的实情？所以才……噢！太可怕了，人性怎么能这样？我想都不敢往下想了。

　　那年，一个与窃贼鼻息相闻、几乎零距离接触的漆黑之夜，一位年仅11岁的少年郎之青涩、刚强、懂事、孝顺，便凑成了一段小男子汉的成长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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