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我的家乡位于汾河岸畔的晋南临汾的某人民公社的乡下。1969年正赶上国家实施城市里压缩人口政策,于是,我们便举家自天津塘沽返回故里,成了地地道道的农民。

  由于年久失修,祖屋早已破败不堪,不能住人了。返乡后的最初几年,全家先后挪了好几次住所,曾租住过村外生产队里的菜园子和醋房等处。后来在亲友的帮衬下,才在新批的一块地皮上,建起了三间新瓦房,在房子的东边盖了间极其简陋的厨房,生活总算安顿了下来。后来,我们又陆续建起来鸡舍、猪圈,院中栽种上杨树桐树,也效仿村里大多数家庭,用砍伐的很多木棍做了个柴门,拉回好几车玉茭杆,筑起了院子围墙。院落西边的茅房和猪圈土墙只有一米多高,成人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跳进院子来。

  那年那月,毫不夸张地说,我们经历了最为艰苦的农家生活。队上每每分下的口粮,根本不够全家五口人吃,因此,只能靠红薯等杂粮来哄饱肚皮。父母亲只能在繁忙的生产劳动之余,靠喂鸡喂猪赚些零钱,来补贴家用。

  那时院里经常闹黄鼠狼。半夜里,只要鸡舍那边传来慌乱的惊叫声、扑棱声,家人就会赶紧起身开灯,警觉地奔向厨房后面的鸡舍查看详情,很多时候都是,黄鼠狼虽然被赶跑了,但是,总会有鸡受伤甚至流血而死,那血淋淋的样子简直惨不忍睹,全家人的心也跟着在滴血。那时农村不让搞副业,否则就被冠以不务正业,投机倒把。全家唯有指着这群鸡下蛋,再换些钱备用度日。

  在那个饥饿的年代,社会治安也不太好。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也只是人们生活里的一种奢望。但凡谁家遭了贼,丢失的往往都是跟吃相关的东西,比如麦子、玉米和豆子等粮食。

  那时的我年纪尚小,对于贼的概念,没有丝毫胆怯之感。直到发生了那一次与贼最为近距离的接触,才使得我生平以来第一次有了“惊悚”的切身感受。


  那是一个仲夏的傍晚,当时,还未成家的大哥不知为何突然上吐下泻,痛苦不堪;住在我家前院的赤脚医生韩太夫仔细检查后建议,得马上送往公社医院救治。慌作一团的父母亲赶忙把哥哥抬上平车,铺盖好苫,临走时,爸妈锁好家门,嘱咐我:你明天还要上学,先一个人在家好好睡觉。看着车上呻吟不已的哥哥,未曾独处过的我,只好硬着头皮应允了。

  夜幕已深,被反锁在家的我,虽然感觉孤独,但还是乖乖上了炕,钻进被窝。不知不觉中,倦意渐浓,自己终于架不住眼皮子打架,于是就慢慢地进入了梦乡。

  “刺啦、刺啦……”恍惚中,睡梦中的我突然被窗外一种异样的声响惊醒。头朝窗台的我,异常真切地听到一阵"哼哧、哼哧"的急促的喘息声传来,不时地还伴有手指摸索窗台的沙沙声。尚在读小学四年级的我,只感到一股血流自脚底滚涌而上,全身发僵,根本不能自己,惊恐无奈的情绪顿时浸染开来,连头发也竖了起来。我吓得大气都不敢喘一点,只是本能地慢慢挪动身体,最后蜷缩在炕角里,屏住呼吸,一动不动。

  我清楚地记得,那时候,大人们下地干活之前,或者出门省亲时,有时会随手把家门钥匙放在门楣之上;有时会扣在窗台一角一个反扣的小石槽里;有时,也会藏在厨房里的咸盐罐下。无论家人谁回来的早,都方便开门进屋。

  那个时期农户家的窗子,基本上都是那种细密的小方格子式。我家的窗户也不例外,上半部糊着一层厚厚的麻纸,下半部才是用钉子夯实的玻璃。此时此刻,没有月光的屋外,漆黑一片,我根本辨认不出窗外那个梁上君子的模样。

  大约过了几分钟,这种令人窒息的响动突然消失了。子夜时分,大自然又恢复了它静谧的本性。

  此刻,屋内惊恐万端的我,紧张的情绪片刻不敢放松。与此同时,心中也暗自庆幸起来,心急如焚的父母肯定是随身把钥匙带走,去了医院。否则……嗨!那样的话,后怕的结局我都不敢再往下想了。就这样,想着念着,慢慢地捱着,不知何时,精疲力竭、极度困乏的我,又渐渐打起盹儿来,再一次坠入了梦乡。

  "孩子,醒醒,该上学啦!"

  当我被轻轻地摇醒,睁开眼睛,天亮了,我一眼看到了爸妈和姐姐带着身体大为好转的哥哥站在炕下,正眼含慈爱召唤着我。

  一刹那间,被亲情环绕的我,一下子从炕角跳跃起来,紧紧地抱住了爸妈,委屈的眼泪夺眶而出。但是,我紧咬嘴角,自始至终没有把昨晚发生的惊恐一幕告诉他们。因为,我深知,为儿女已忙活了一宿、整夜都没能合眼的双亲,再不能经受内心自责的折磨了。

  这次与贼最为接近的经历,可谓刻骨铭心。几十年来,它始终成为我内心的一个悬而未解之迷——难道是流窜作案的惯犯,凑巧偶遇了患病哥哥去医院的一幕?但是,他又是怎么知道我家有放钥匙于窗台的习惯?那么,也许是洞悉我家放钥匙习惯的某位高邻,恰好窥见全家送哥哥去医院的实情?所以才……噢!太可怕了,人性怎么能这样?我想都不敢往下想了。

  那年,一个与窃贼鼻息相闻、几乎零距离接触的漆黑之夜,一位年仅11岁的少年郎之青涩、刚强、懂事、孝顺,便凑成了一段小男子汉的成长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