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军】父亲的抗美援朝情怀
我的父亲是一位新四军老战士。他1942年参军，加入新四军一师一团二营五连，随部队在激烈的战火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曾担任过营文化教员，连政治指导员，营教导员。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在朝鲜战场上，他荣立了二等功，并获得朝鲜军功章。回国后他被抽调至总政文化部工作，历任解放军文艺社编辑、副总编、副社长。1983年离休后他不忘当年朝鲜战场上的那些战友，仍致力于研究朝鲜战争特别是志愿军战俘问题，孜孜不倦地为军队的现代化建设与未来战争献计献策。朝鲜战争是他参与过的最为惨烈的战争，今年是抗美援朝作战七十周年，已入耄耋之年的父亲每当看到有关朝鲜战争的电视画面就会陷入无声的沉思，甚至夜不能寐。从他以往偶尔谈及的往事和退休后曾经奔忙的身影我们能深刻体会到他对朝鲜战争那种挥之不去的情怀。
“打鬼子就要豁出命去干”
父亲原名吴永年，1924年出生于江苏江阴县的华士镇。1937年冬，上海失守，他的家乡也沦陷在日寇的铁蹄下。为了躲避日本鬼子的侵扰，他正就读的江阴县中学只能时断时续地上课，并像打游击似的不断变换着上课地点。1940年他读完了初中，考进了流亡在上海英租界的苏州工业专科学校。但读到第二学期，已经没钱续交学费。这时正逢上海新裕纺织厂举办的一个训练班招生，他去应考被幸运录取。这个训练班是民族资产阶级为陪养工厂技术人员而举办的，共招录32名学员，采取半工半读方式，上午随同工人师傅上机劳动，下午学习纺织学。尽管培训管理严格，但在这里能读书又有饭吃，每个月还能领到一点津贴，以后的工作也有了保障， 这令只有16岁的吴永年感觉心满意足。
然而，1941年12月8日，日本突然袭击了美国珍珠港，并在中国发兵占领了当时被称作“孤岛”的上海英法租界。接着日本人要夺占工厂，把它变成日本人的生产基地。此事对吴永年产生极大震动，这不是要当亡国奴了么？热血方刚的年轻人不愿苟且偷生，“去找新四军抗日救国”的念头在他心底渐渐萌生。
在训练班里，父亲与同宿舍的刘荣奎是知心好友。他们都爱读鲁迅的小说和杂文，认为只有共产党是真抗日，并向往到延安去找共产党。但是上海离延安几千里，没有路费难以成行。后来又有两个同学廖国雄、郭彬誉与他们志同道合。当他们碾转打听到苏北就有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只要先到苏北靖江县张黄港镇上与交通旅馆的王老板接洽就可以到达根据地，这使他们心底充满了希望。但令只有十几岁的他们感到为难的是没有人带领如何到苏北去找？找不到怎么办？最后父亲坚定地说“要打鬼子，就要准备豁出命去干！”他们当即就去买了三月二日去苏北的长江船票。
三月一日是星期日，父亲按约定出了厂门，发了封家信，便赶到黄浦江轮船码头与刘荣奎一起上了船。江船不大，只一个通舱，可挤一百多人，但要第二天中午才开船。他们各找一张木橙，蜷着身挨冻过夜。另两位同学家在上海，第二天上午也赶了过来。他们骗过了端枪上船盘问的日本兵，兴奋地看着江船渐渐离开了上海。进入长江后，风大浪高，小船的剧烈颠簸使许多人呕吐，船舱里人们七倒八歪一片狼藉。夜幕降临，船舱里暗了下来，他们在煤油灯下倦缩着又过了一夜。
次日清晨，初升的红日为开阔的江面上洒上一层金辉，也使他们紧张的心情多了几分希望。上午八时，他们在靖江的张黄港码头下了船。刚上岸就被一群日本兵与伪军围住，要他们把所带包袱摊在地上接受检查。来到镇上，父亲一行总算找到了那个不起眼的“交通旅馆”，里面有个大腹便便的中年人正是王老板。他看完关系人写的介绍信，忽然拍着桌子大骂：“你们好端端的在上海有饭吃，有事做，这个年头，能有饭吃已不容易，跑到这儿来找我干什么？”劈头盖脸地骂得他们不知所措。骂过以后王老板喘了口气，语气也缓和了下来，让他们每个人交钱，说是找新四军要交的费用。在这交通旅馆父亲滴水未进，身上带着进厂九个月才挣到的三十多元津贴费一下被收走一半。如果找不到新四军，不知还能维持几天。收完钱王老板找来一个推独轮车的农民，装上他们四个人的行李立即上路，说是送他们往几十里外一个叫西来镇的地方找新四军。
出镇后就是田野土路。沿着麦田穿过几个村庄，他们忽然发现路边房屋的墙壁上已写有抗日救国的标语，推车人说这里己是新四军的抗日根据地了。这自由的土地和空气令他们喜出望外。走到下午二、三点又经过一个村子时，突然从一间民房里走出一个穿军装的年轻人，看那模样也就二十岁左右，身上干净利落，很是精神。推车农民冲着父亲大喊起来：“你们不是要找新四军吗？他就是呀！”他们四人立即兴奋地围住了那名军人，并当即决定不去西来镇了，就跟这个军人走。那军人大概是部队派出的流动哨，得知他们要参加新四军，就带他们走了几里路来到了一个大村庄，这里竟然是新四军第一师第一旅司令部，旅长就是叶飞。
更令他们惊讶的是来接待他们的是一位女兵。她是旅政治部组织科的干事，名叫高梁。年龄好象比他们大不了多少，梳着齐耳短发，大大的眼睛，合体的军装突显出她的英姿飒爽。当晚高梁象姐姐一般招呼他们吃了参军后的第一顿饭——热腾腾的面疙瘩，父亲感觉这好象是他离开家以来最香的一顿饭。饭后一百多个兵一起唱歌，接着是夜行军。对于刚加入新四军的他们来说，终于不用当亡国奴并能扛枪打鬼子，心里别提有多么兴奋与荣光。后来，父亲与廖国雄被分派到旅教导团学兵连去当新兵。郭彬誉曾学过电报业务，被分配去当了报务员，刘荣奎曾在上海一家出版社当过校对，被分到江潮报社继续当校对员。下到连队后父亲再也没见到过美丽的高梁，后来听说高梁在一次反扫荡战斗中负了伤，一只胳膊被打断，不禁使他平添了几分惆怅。到部队后为了避免自己参加新四军而连累老家的父母，父亲特意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吴金锋”。从此，他与几位同学分别走上各自壮阔又崎岖的革命大道。
“拼命也要去打仗”
解放战争后期，随着战争局势逐渐明朗，向我军投诚和成为我军俘虏的国民党士兵越来越多。根据我军的俘虏政策，愿留者可加入解放军，愿去者发给路费遣送回家。他们大部分选择了留在解放军中继续服役，这也成为当时解放军补充兵员的重要来源。这些来自国民党军队的士兵被统称为“解放战士”。然而，随着这些解放战士的增加，解放军原来较为单纯的成份开始变得复杂。特别是这些从国民党军队过来的士兵当兵打仗的目的并不明确，甚至还沾染着国民党军队的陋习。父亲这时在连队担任指导员，为尽快转变这些解放战士的思想，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1947年3月，父亲在连队首创了发动连队官兵特别是解放战士上台说穷诉苦，把积存在内心深处所受的苦难尽情倾诉出来,并引导他认识到这不仅是个人与家庭之苦,而是整个劳动阶级之苦，其根源是蒋介石反动集团统治，只有打倒蒋介石，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劳动人民才能彻底翻身过上幸福好日子。由此极大激发了连队干战为人民扛枪打仗，为推翻三座大山而不怕流血牺牲的勇气，并迅速提高了解放战士的阶级觉悟。父亲创造的这种教育方法被团里肯定，很快又被上级机关组织推广，并成为后来我军新式整军运动的发端之一。
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战争年代部队的每一位共产党员都做好了随时献出生命的心理准备。自参军后父亲参加过各种战斗数十次，居然能从枪林弹雨中活下来不能不说是一种幸运。他说自己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尽管没去见过马克思，但在战争中曾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仅在朝鲜战场上就有三次刻骨铭心的经历。
1950年６月朝鲜战争爆发。刚成立的新中国应朝鲜劳动党主席金日成的请求，为粉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对朝鲜的侵犯，保卫新中国安全，于1950年6月至1953年7月派出志愿军奔赴朝鲜进行抗美援朝作战。这时，父亲所在的部队已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军五十八师一七二团，他已被提为营教导员。在部队接到任务之前，父亲因患严重的痢疾被送到师医院住院治疗。部队通知他不用随行，治疗病好后可在营房留守。父亲始终抱着跟随部队上前线的渴望。病情尚未痊愈便迫不及待地去追赶部队。为了赶上部队，父亲连夜买火车票昼夜兼程， 常常是父亲刚刚赶到，部队的闷罐子车已离开了站台。待他赶到下一站，部队又已经启程。最后直到丹东才终于赶上部队。团里的同志见到不屈不挠坚决要上前线的父亲钦佩地说：“老吴，你真是拼命也要去打仗呵”。
父亲随部队于1950年11月跨过鸭绿江入朝。由于部队是从中国浙江地区紧急调动，还没来得及换发冬装就进入了朝鲜，而这一年他们碰上了朝鲜历史上最寒冷的冬天，气温骤降到零下三十多度，部队占领阵地后，由于御寒的冬衣难以运到，在露天的阵地上，战士们躲无可躲，只好把所有的衣服都穿在身上，甚至拿毛巾把脸包起来，但仍无济于事，许多战士手脚被冻伤，甚至不得不截肢。
部队入朝之初，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昼夜行军令他们既紧张又兴奋。一天部队还在向南行进途中，突然出现几架美国飞机向他们飞了过来，并向他们的行军纵队投下炸弹。在紧急疏散的号令中战士们纷纷跑向大道两侧卧倒。呼啸的炸弹就在他们身旁爆炸，震耳欲聋的爆炸过后父亲发现自己的耳朵已被震得听不见声音，爆炸掀起的泥土成片地砸落在身上，当他抖落掉身上的泥土站立起来时，看到左边的一匹战马已倒在一片血泊里，而右边的一个小战士大概由于卧倒动作稍慢也被弹片夺去了生命。
第四次战役中，部队接到转移阵地的预先号令。父亲与团首长提前去勘查地形，确定部队的行军路线和阵地部署。他们在一处三叉路口的大树下摊开地图认真地进行现地对照和情况分析。这时发现空中有一架飞机飞过，那是美军一架没有武器的侦察机，他们未予理会。而就在他们收起地图离开那棵树时，一架美军轰炸机突然临空，径直向这棵树投下了炸弹，他们飞快跳进路边水沟中隐蔽，爆炸腾起的巨大烟柱瞬间就把那棵大树全部笼罩，待硝烟散尽，刚才还卓然挺立的大树已轰然倒塌，炸碎的枝叶散落一片。原来是先前过去的那架侦察机为这架轰炸机提供了目标座标，致使他们险些葬身火海。
在抗美援朝战争后期，敌我之间战线胶着，双方均开展了冷枪冷炮活动。一次父亲在前沿阵地用望远镜观察敌人，发现有一可疑目标，为进一步弄清目标性质，他摘下望远镜想交给身后警卫员再确认一下。就在他转过身的一瞬间，一颗子弹擦着他的鼻尖飞过，击中了身后的警卫员，致其当场牺牲。很明显，这颗子弹原本是冲着他来的，而他不经意的转身动作竟使亡者易位。虽然父亲幸运地避过了这三次险情，但与死神之交的经历已成为他永远难忘的记忆。由于在朝鲜战场上的英勇无畏，率领部队胜利完成各项战斗任务，父亲荣获二等功，并被授予朝鲜军功章。
“在看待战俘问题上要实事求是”
发生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抗美援朝战争，是中国人民被迫进行的反侵略战争，也是二战以后中美两国军队的直接对抗。战争中互有惨重伤亡，也有大量官兵被对方俘获。特别是在第五次战役中，由于作战指挥及通信等方面失误，我志愿军中线一个师的部队被敌人包围，在弹尽粮绝后许多指战员未能突围不幸被俘。这次失利导致被俘志愿军人数大量增加，一度达到二万二千余人。
抗美援朝战争后，父亲被调到解放军总政治部工作。1953年4月,他曾参加总政文化部组织的采访团,对英勇回国的抗美援朝被俘伤病员进行采访。这些被囚禁的英雄们在美军战俘营中冲破美蒋劫持压力，高举爱国旗帜，反抗美军和国民党特务虐杀战俘暴行，浴血奋斗坚决回国的事迹使他深受感动。以后他虽未再接触这方面工作，却听说被俘者回国以后，大部都被开除党籍军籍,，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心中一直疑问。
1983年，父亲从解放军总政治部离休，出于对朝鲜战争刻骨铭心的经历和心中所存疑虑，他对志愿军战俘问题开始了长达数年的研究。为了获得准确翔实的第一手资料，他自费到志愿军人员较为集中的地区调查，通常先是带着介绍信到当地的民政与公安机关查寻档案，根据线索逐个找人面谈。有时为找到偏居一隅的归国战俘，他常常不辞辛劳，下到偏辟农村，沿着乡间小路登门拜访。每次出发，短则两三个月，长则半年，调查的脚步踏遍东北、山西、湖北和四川等地。近三年的时间内，他当面采访了一百多名回归大陆的志愿军战俘，又在各地公安局中收集到近三百人的自述材料。在走访中他经历过非难的白眼，但更多的是有公正之心的人为他提供方便，使他感受到人民群众内心的善良和实事求是的心声。
通过调研，父亲清楚地认识到战俘问题是在朝鲜战争后期被美国当作向我施压和争取其最佳利益的筹码。按照国际法与惯例，战争之后，参战双方应相互交还全部战俘。但美国为在政治上打击刚刚成立的新中国，蓄意利用战俘问题在全世界给我国抹黑，在板门店的谈判桌上，美国代表高声说：共产党的战俘，“已表示战争也好，和平也好，他们永远不愿回到共产党那边了，宁死也不愿回去。战俘们不愿回去，我们不能不给予他们以庇护，如果硬是把他们送回去，那是不人道的，那就等于把他们送到火坑里去。”
于是，一场围绕战俘问题的严重斗争开始了。多数志愿军战俘要求回国，美方却抛出所谓“甄别”手段，声称要按战俘的意愿送他们到大陆或是台湾。为逼迫战俘们到台湾，他们启用解放战争中投诚到解放军的原国民党官兵中变节分子和台湾派送的特务占据战俘营的管理岗位，惨无人道地对志愿军战俘进行迫害和镇压，对意願归国的人采取鞭打火烙，肢体刻上“反共抗俄”“杀朱拔毛”字样等酷刑。面对这些罪恶行径，战俘们开展了宁死不屈的斗争，他们在战俘营升起用红药水和奎宁染制的五星红旗，高唱战歌，用热血身躯与美军的机关枪和坦克博斗。到最后有7000余人坚决返回了祖国，而被国民党特务威逼和美军裹挟到台湾的有14000多人。另外，在斗争中被美军直接和借走狗之手杀死的志愿军战俘有240多人，受伤者不计其数。
父亲通过对访谈材料的分析，对战争也有了更深的感悟，深刻认识到战争是生命血肉的博杀，是极端残酷的。战争的结局对参战双方整体上或是胜利，或是失败。但对参战的个体来说却可能有三种结局：或是凱旋，或是牺牲，或是被俘。即使对最终取胜的一方来说也并不是所有战斗都是胜利，也非所有人都会凱旋，战斗中遭受挫折时没有战死就有可能被俘。他们的命运通常由不得自己选择。这是战争的客观规律，不可能因各人的主观意愿而改变。因而，在如何看待战俘问题上也应该实事求是。
“不应让英雄流血又流泪”
在几年的深入调查后，他采访的笔记已多达几十本。为了整理这些资料，他不顾年大体弱，执着地开始学习使用电脑，让孩子们手把手地教他开机，关机，并努力学会用手写板来进行文字录入和文字处理。日复一日地在电脑前工作，使他腰腿和肩周都出现了毛病，甚至两次患上中风，但他经治疗后仍坚持一笔一划地将战友们的口述一页页地整理出来。北京的盛夏虽然干燥，却也高温，在房间内静坐仍流汗不止。为避免汗水浸湿写字板，他每天把毛巾裹在胳膊上不停地写作。
通过对材料的整理与深入思考，父亲深刻地感到这些回到祖国的志愿军战俘，都是怀有赤诚之心爱国爱党的优秀战士，他们被俘之后仍不屈不挠地与敌人斗争堪称是囚牢中的英雄，他们的被俘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他们个人的原因。他们饱经磨难拼死返回了祖国，但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在起初的热烈欢迎与精心照料之后，接蹱而来是极“左”的清算与严酷的审查。这些归国志愿军战俘大部分被开除了党籍团籍和军籍，在回到工厂或农村的几十年中不断遭到意外的坎坷。每人背着叛徒的罪名遭世人唾骂，甚至被怀疑是敌人派回来的特务。他们的档案大部都被放到各地的公安局，每人都在被监视中生活。1966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更是他们恶梦的开始，他们几乎全都被批斗、挂牌、下放、殴打，有的甚至被活活打死。他们中多数人衣衫褴褛，食不裹腹，生活无着，孤苦到老，甚至被迫自杀。
然而，这种战俘观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党开始闹革命与敌作战时，面临的敌人万分强大而凶残，红军战士万一被俘，蒋介石的国军就残酷逼迫被俘者投降叛变，带领着去剿灭红军。被俘者如果坚贞不屈，那就必定经受酷刑，直到就义牺牲。而如果叛变，他就成为红军最危险最可恨的敌人。那时蒋介石的口号是：宁可错杀一千，决不放过一个。从蒋军手中放出的被俘者，一般地说，必是叛变了的人。因而红军中形成一种共识：宁死不当俘虏，当俘虏可耻。经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这个思想已形成为解放军的顽强作战的优良传统，也逐渐形成为社会共识。但随着战争样式与对象的发展变化，如何正确对待和处理被俘问题已成为面对未来战争不容忽视的内容之一。
经过四年多的努力，父亲终于整理完成80余万字的的调查报告，定名为《安徳舍笔记——四百多位抗美援朝被俘者的自述》,对他们如何在战场上被俘做了真实的记录，揭露了当年美军会同国民党特务剥夺志愿军战俘人权，残酷虐待、伤害与屠杀战俘的真实情况，并翔实地记述了这些志愿军战俘如何与敌进行不屈的斗争以及归国后的遭遇。”不应让英雄流血又流泪“成了父亲心中的坚定信念。在深入调查与思考的基础上，他秉笔直书，将所了解的情况直接向总政治部、中央军委和军委首长汇报，为战友们的不平遭遇大声疾呼，建议进一步为7000余名归来的志愿军战俘落实政策，改善生存条件，并提出要引导社会逐步树立正确的战争观战俘观，要根据现代战争的实际和国际通行作法为战俘问题确立适用的法规。
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发生了美国虐待伊拉克战俘的虐囚事件。为了揭露历史上美军就有迫害虐待战俘的恶行，父亲根据他的调查材料写出《美军战俘营里五星红旗高高飘扬》的文章，深刻揭露在朝鲜战争中美国就曾残酷虐待志愿军战俘，被《参考消息》刊载，成为揭露美军违反国际公约一贯迫害战俘的罪证。
2013年他的《志愿军战俘访谈摘编》被《解放军文艺》杂志刊用，并被评为全军优秀报告文学作品二等奖。他说：“我经历的最后一场战争就是朝鲜战争，要认真研究与接受朝鲜战争的经验教训，正确地看待与处理战俘问题，这也是做好未来战争准备的重要一环。对此，父亲认为：首先，应教育与训练我军的官兵永远高扬爱国主义精神。不论在何种不利的形势下，包括在失利的形势中，也永不服输战斗到底。即使一时被敌打垮、打散，以至被俘的条件下，也能自动集结，重聚重生，自觉地按党的路线方针继续与敌斗争，直到取得最后胜利。其次，应从现代战争情势出发改革我军旧有的战俘观念。今天，我军面临的战争从作战的对象、规模、力量，以及作战的任务与性质都发生了质的转变。过去的许多观念与规章巳不能适应新的发展。过去我军历来在战前忌讳讲被俘，以为损害士气，这是符合内战及抗日战争时期情况的。但现在新的形势下，人民解放军已成为国防军，将主要面对与外敌相争，要求我们战前就必须让参战者不仅对牺牲，而且对被俘都要有所准备，以便必要时知道如何继续斗争。其三，应研究制订关于战争中军人被俘的新规则，新条例。规定允许与不允许被俘的界线，规定什么是叛，什么是过，什么无过，什么有功。既提倡有中国特色的气节观念与情操，也要为军人被俘制定法律，并考虑与日内瓦国际战俘协定接轨，使之成为与敌斗争的武器。教育部队懂得被俘的必具知识，万一被俘能够继续斗争，争取胜利。
2010年，父亲把他多年调研与思考的志愿军战俘问题笔记及他所写的诸多研究报告、文章、材料等全部整理上交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不仅让这些记述着事实与鲜血的材料与历史永存，而且为后人继续研究与完善军队现代化建设提供素材与依据。父亲今年已经九十六岁，在纪念抗美援朝作战七十周年之际我们衷心地祝愿他长寿安康活过百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