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 那月 那日
往事可以回忆，历史不可再现。
那年，是一九六六年。
我十三岁，读小学六年级，六月参加升初中考试，七月接到《入学通知书》，八月学校就正式开始了文化大革命。
记得六年级四班一个学习不好、没有考上中学的同学（我至今还记得他的名子）给他们班主任老师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
说老师在讲《西瓜兄弟》那一课时，讲解放军当时人少、武器装备差，为迷惑敌人给老百姓壮胆，没有子弹，就把背在身上的子弹袋用高梁杆撑起来；没有炮弹，就用砖头瓦块放在炮车里；没有人员，就用一个连的兵，天黑开始围着村庄走到天亮，来显示解放军的壮大。
认为这不是诬蔑共产党，诬蔑解放军。顿时，学校像开了锅一样沸腾起来，老师和学生不知所措。
镇里派来了工作组，把我们六年级学生也召回学校参加运动。发动学生回忆平时老师说什么了，讲什么了，揭发老师问题，写大字报。
一时间，揭发老师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贴满了学校的墙壁，我没参与。因为，老师讲的我认为有用的话，都记住了；老师讲的我认有没有用的话，我都没有记住，我觉得老师讲的有用的话是没问题的？我转不过这个弯来，就没给老师写大字报。
工作组根据学生对待运动的态度和平时的表现，把学生分成左、中、右三派，我是学生干部，平时与老师关系又好，还不积极写大字报，很自然地被划到右派学生堆儿里了，经常受到左派学生的歧视。
歧视就歧视吧，我还不和你们“玩了”，就和另一个非常好的“右派”学生伟（另一班学生干部）经常躲避学校一些活动（有些活动不让我们参加），一起到校外去玩耍。
那月，是十一月。
我和伟玩了一段时间，看到了红卫兵可以免费到全国各地串连，参观学习，就萌生了也想出去串连，到外面见见世面的想法。当我想法同父母一说，就遭到了坚决反对。
我只好找从小一直关心照顾我的姐姐。姐姐当时初三生，因为父母看她是个女孩，就没有让她参加学校一些活动，也没有让她去串连，可姐姐内心也想去，我就拉着姐姐一起来做父母的工作，父母终于点了头，让姐姐带着我和伟一起去。
临走前天晚上，母亲怕我与姐姐走失，又在我的内裤里用线逢了个口袋，里边装了五元钱。
三日上午，姐姐带着我们俩乘坐汽车到了火车站。
那时的火车几乎没有正点的，站台上已有上百名要走出串连的红卫兵。前两趟列车没有停就通过了，第三趟车刚刚停下，等在车站的红卫兵一拥而上，向各节列车车门挤去，站台上一片乱哄哄的。姐姐带我们俩跑来跑去也没能挤上车。
这时，姐姐看到一个开着的窗口，就同里边人商量，人家同意后，先把伟抱起来从窗口送进车厢里，然后又把我抱起来从窗口送到车厢里，这时车就开了，姐姐急得跑了几步，身影渐渐远去，我无论怎么喊叫，无奈姐姐没有能上来车，我急得哇哇大哭起来。
回来后才知道：哥哥（当时大学生）刚从外地串连回来，看见了姐姐，他感到外边很乱，就把姐姐领回了家，姐姐就错过串连的机会。
列车不知走过多少站，我才从窗口下来挤到一个站着的地方。整个车厢里，座位上、座位下、过道上，行李架上，就连厕所里都挤满了人。坐着的、站着的、躺着的，人们都汗流浃背。
饿了，就从带来的干粮袋里拿一点吃（我们俩吃光了带来的干粮，有一天没有能吃东西）渴了，就在停车站台上有什么水喝什么水（在天津临时停在郊外，靠窗口人跳下去，给大家装小河沟里水喝）；累了就相互交换位置（那时相互都很谦让），最难是上厕所，所以谁也不敢多吃多喝，也不敢下车，因为下车怕挤上不来车。男的要解小便时，就让女的闭上眼睛，尿在已吃完的罐头瓶里，女的要解小便就难了，还要男的转过脸去，还得给挤出个位置，有时还会漏到外边，一股尿味扑鼻而来，好在大家都能理解。
飞奔的列车早已把每个人的心带到北京，带到了天安门。虽然在这样一个困境下，但每个人都把疲劳抛到九霄云外了，双眼充满了期待，脸上洋溢着骄傲的神采。
五日，六点多钟，列车终于到了北京站。我们在接待人员的安排下，坐上一辆解放牌大卡车来到了鲁谷，解放军第十四研究所。
临时按军队建制组成了班、排、连。班长是上海复旦大学一个教师，排长是位解放军战士文昌烈（湖南人），连长记不清了。
我们住在研究所的大礼堂里，下边铺着草垫子，每人发了一条毛毯，深秋的北京，晚上有时感觉有点冷。想到能来到祖国心脏北京，心里却是热乎乎的。
每天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都自己组织到北京各地去“参观学习”，可我们俩个人，第一次从小镇走出家门，来到了北京这么大的城市，真是丈二和尚摸不清头脑，蒙头转向、不知所措。
第一天在礼堂里，我们哪也没敢动。下午文昌烈排长看到我们，就问：“怎么没出去？”我说：“我们不熟悉情况，不敢去。”他说：“这样吧，大家白天走了，我也没有事，再说你们俩这么小，走哪我也不放心，从明天开始我处理完公事，就带你们四处看看，不过晚上得早点回来，因为我还要清理人数，向连里报告。”我俩一听高兴的跳起来，连声说：“谢谢、谢谢！”
走在北京的大街上，我们俩就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一样，看什么都是新景。
第二天，我们来到天安门，看到自己心中向往的地方，简直不敢相信这一切是真的！我现在是站在天安门城楼吗？是我小学一年级课文里画的天安门吗？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顿时激动得热泪盈眶。
头几天，我们无目的的去了一些地方，时间长了，看到的多了，听到的也多了，又买了北京地图，开始有目的、有计划地出去。先走了北京几个著名的建筑，又逛了北京几个大公园，接着又到清华、北大几所名校“参观学习”，时间很快就让我们给打发掉了。
那日，是二十五日
清早三点多钟，我刚刚入睡，就被一阵急促的哨声惊醒，文昌烈排长大声喊到：“快起床，集合了，到毛主席接见的地点！”我问到：“咱们到天安门吗？”“你少费话，抓紧穿衣服，这是秘密。”
毛主席要接见红卫兵，是三天前就知道的了。
为了作好毛主席接见的准备，研究所组织军人对住在研究所的三百多名红卫兵进行训练，把人员编成一排一排的，每排人都左手挽着手，右手拿着毛主语录，边走正步边向左看，边挥着毛主席语录，口里喊着：“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虽然每天训练很辛苦，但一想到要见到毛主席，大家就有使不完的劲儿，兴奋的心情早已冲淡了疲劳，白天训练一天，晚上仍然没有睡意。
二十五日上午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兵，我们在研究所礼堂里收听了实况传播，听到了那激动人心的声音，想到明天我也要见到毛主席了，晚上怎么也睡不觉。
集合了队伍，我们就出发了，当时天还没有放亮，不知道大家是兴奋的，还是激动的，很少有人说话，只听到嚓嚓地脚步声，一步一步地向那神圣地方走去。
不知道走了几个小时（当时也没有表），太阳已升起很高，照亮了大地，照在了我们脸上，我们沐浴着太阳的光辉，去见心中的红太阳！
路怎么这么长？腿走得怎么这么慢？
大约上午八点多钟，我们走到一片开阔地，依次坐在一条长长的、宽宽地水泥道两边（后来才知道，那是西郊机场跑道），等待毛主席接见。
等待是焦虑而漫长的，因为不知道毛主席什么时间到，所以大家只能在那儿静静地坐着，没有感到骄阳似火，没有感到腰酸腿疼，没有感到饥饿和口渴，只为等待那幸福时刻的到来。好多人怕误了这幸福时刻，连厕所都不敢去，把尿尿在裤子里，我也是其中的一个。
下午三点多钟，队伍开始骚动，看到距离我们二、三百米远的红卫兵已站了起来，不一会儿就传来：“毛主席来了，毛主席来了……”的喊声。
我们也一拥而起，一边挥动着毛主席语录，一边高呼着：“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使劲地向前涌去。我和伟都是人小、个子也矮，站在最前排，但站在我们前面是高我们一头的解放军战士，手挽手组成一堵人墙，后边的人，又一个劲儿向前边涌来，我们连站都站不住脚，一会向左，一会向右，好不容易挤到一个比较有利的位置时，毛主席坐的敞蓬车已经驶过去了，我只看到一个背影。
车队驶过后，我懊悔地哭了起来，文昌烈排长劝我说：“看到了就比没有看到还要幸福，有多少人想看还没有看到呢？”我一想，可也是呀？我能见到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这是一生一世的幸福。
在回来的路上，我一直沉醉在这幸福之中。每当想那激动人心时刻的时候，我依然感到无比幸福。
那年、那月、那日刻骨铭心，永生难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