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山乡50年的巨变 
永远忘不了插队四年的延安李渠公社崖里坪大队，那个贫瘠的小山村，荒凉、闭塞、贫穷、落后……四年艰苦的生活已经刀刻般的融入我历经坎坷的青年时代。如今50多年过去了，崖里坪大队在国家昂首阔步奔小康的大潮下，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彻底的告别了贫穷，全村人过上了上一辈人做梦也不敢想的小康生活。
还记得1969年2月的那个冬天，延安被厚厚的大雪覆盖着，我们坐在大卡车上一路颠簸地来到了延安县李渠公社，各个生产队朴实的乡亲们为了迎接我们的到来，已经在冰天雪地里等候了多时，只见他们身着特有的陕北装束，穿着光板的羊皮袄，白羊肚手巾红腰带，鼻头冻得红红的，双手抄在袖笼里，双脚不停地挪动着，让冻僵的身体增加一丝热气。看到我们的到来，马上涌上前来，热情的招呼着我们，寻找分到自己生产队的知青，帮着卸下我们的箱子和行李。我们那时几乎每人都带着一个木制的大箱子，非常沉重，我们需要四个人才能抬起来，只见有的队牵着毛驴，有的队赶着驴车用来拉行李，但有一些沟里的贫穷生产队没有牲畜，简直不敢想象，他们竟然是靠人背着箱子进山，每人带着一根粗绳，把箱子捆在背上，几十里的山路艰难的弯着腰，背着大箱子一步一挪的向山里进发。我们生产队8个女生和3个男生空着手，跟着老乡沿着小路往崖里坪大队走去。
来到崖里坪，举目望去，目力所及的地方一面是一座座连绵不断的荒山秃岭，一面是顺着川道弯弯曲曲流淌的延河，崖里坪整个村子顺着山势错落着挖出一排排窑洞，一直延伸到山沟的最高处。窑洞都是用头在黄土山上掏（挖）出来的，除了门窗所用的木料，几乎没有建筑成本，简陋质朴、遮风挡雨、冬暖夏凉，这就是陕北人世世代代赖以生活的家园。
我们到延安的那年，正处于文化大革命期间，和全国一样不断地批斗基层干部，武斗，派系之争，没有人安心务农，粮食欠收，整个陕北的生活跌入谷底，逃荒要饭的成群结队，尤其是榆林地区的老乡，没有饭吃，处于生死边缘，都是一家人抱着小的、扶着老的、衣衫褴褛的来要饭，看着他们又黄又黑的皮肤，疲惫不堪的身躯，无助乞怜的眼神，能够想象出他们每天是怎样的风餐露宿挣扎在生死边缘。生活不到这种境地，有谁会下决心带着一家老小，背井离乡走上这样一条没有保障、食不果腹、居无定所的艰难路程啊。开始他们要饭到门前，只要有吃的，我们马上拿出来送给老人孩子，实在不忍和他们的眼光对视。但是我们那时也没有多余的口粮，如果每个来到我们窑洞门前讨饭吃的人给上一个窝头，那我们也要断粮了，要饭的太多了，以我们微薄的力量实在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
我们第一年吃的是由国家从外省调拨的粮食，只有带壳的高粱米和黑豆，而且是沉积多年的粮食，加之我们没有保管经验，高粱米很快就发霉了，但是也舍不得浪费，吃了很长时间又涩又苦发了霉的高粱米饭。没有蔬菜，我们就用盐水煮黑豆，放点五香粉当菜吃。社员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心疼我们这些从北京来的十几岁的娃娃，硬是从他们很不富裕的生活中尽可能的给我们一些帮助。每天各家轮流给我们送来一碗他们自家腌好的咸菜，用红白萝卜丝，圆白菜丝腌在一起，酸酸的，鲜亮亮的的酸菜，真好吃啊，至今都记忆犹新。在艰苦的岁月里，朴实的延安老乡在各方面都给了我们极大的关心和帮助，我们结下了深厚的感情，使我们在离家千里之外有了亲人，延安成为我们的第二故乡。
那时的延安没有植被，能够种庄稼的山地都开垦成梯田，广种薄收，靠天吃饭。我们和社员每天天不亮就上山，不到天黑不收工，连饭都是送到山上吃，超强度的艰苦劳作，一年下来分到的粮食也是勉强够吃，而且都是玉米、红薯等粗粮。一年中只有过年才能吃上一顿馒头，而且舍不得都用白面，要掺上一半的白玉米面。看着像白白的馒头，实际上是两面膜。有时，家里寄钱来，我们偶尔会到延安县城饭馆里吃上一顿，改善生活。最好的饭就是一人买两个两面馍，一碗清汤寡水的粉条汤，那也是平时吃不到的大餐啊。
刚到延安时，村里没有通电，到了晚上，点上一盏小煤油灯，其实就是巴掌大的一个小小的油壶，壶嘴里插上一根棉线，点燃后冒着黑黑的油烟，豆大的火苗忽闪忽闪的，看什么东西都要凑到跟前眯起眼睛才能看清。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围着豆大的灯火坚持写日记，看书学习。还记得一次，我们从其他生产队的知青那里借来一本传记小说《居里夫人传》，如获至宝，为了在借期按时归还，我们接力看书，每天夜里，凑着小油灯，一个人看困了，就把另一个人从熟睡中唤醒，接着看，一晚上换3个人，直到天亮。第二天照样上山劳动。直至今日，我仍然记得那本书的内容，记得伟大的居里夫人夫妇如何在艰难困苦中，贫贱不移、坚持科学研究，百折不饶、寻求真理。
当时的崖里坪，不足百户人家，各家除了有几孔窑洞，没有任何值钱的东西，当时城市流行的缝纫机、自行车、收音机，钟表等全村一件没有，物质生活极度贫穷。文化卫生条件更谈不上了，记得老乡看到我们每天都要刷牙，觉得很新奇，问我们为什么要刷牙？我们告诉他们保护牙齿。一次，邻居老乡急急忙忙跑来，说是她的老父亲牙疼，要借我们的牙刷用用，弄得我们哭笑不得，赶紧送给她一把牙刷，她千恩万谢的感动不已。村里的婆姨女子看到我们经常洗衣服，就劝我们不能这样洗，衣服穿不烂都洗烂了，那得花多少钱来买衣服啊。我们才知道他们的衣服穿上身直到穿破都不洗一次。于是我们向他们宣传卫生知识，告诉他们经常洗衣服一是卫生，二是把汗迹洗掉，衣服反而穿得更久，一些年轻的婆姨女子开始向我们学习讲卫生，我们的行为影响着、悄悄地改变着山乡一些传统的旧习俗。
生活虽然艰苦，但陕北确实有着红色基因，不愧为革命圣地。老乡虽不识字，但都关心国家大事，开起会来，每个干部发言都是一套一套的，用他们朴实形象的语言，诠释他们理解的国家大政方针，许多话至今回忆起来都觉得很有道理。劳动时，经常在田间地头和我们讨论国家大事。他们对毛主席，对党有着深厚的感情，经常讲起毛主席他老人家在延安时如何如何……他们很关心国家的发展变化，喜欢听我们讲述北京的一切，对我们所说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充满了向往。那些年我们的窑洞就是大家晚上聊天的场所，每天晚上吃罢饭，大家就会自发的来到这里，炕上炕下坐满了人，有时还一起唱信天游，我们也教年轻人唱革命歌曲，每逢这时，寂寞的山村里充满了欢乐。
4年插队生活，我们和延安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和村里的老乡们一直书信来往，我们的房东，插队时给予我们思想上、生活上帮助最大的乔文成，在得知自己患了癌症后，和儿女提出唯一的一个要求，就是到北京去看看这些知青，死也能瞑目了，儿女们成全了他的愿望，在我们离开延安30多年后，带着他坐飞机来到北京，这也是他一生中第一次离开故土。他到北京一个星期，高兴得比健康人还健康，我们陪他和家人尽情的游览，欢聚。这一晃都10多年过去了，老天厚待善良的人，至今他还健在。前几年我们回延安，他让儿子开车带我们去延川习近平插队的地方参观，路上他儿子说，我爸常说，当年的你们，身上有一股精神，现在的年轻人就是没有这种精神了。他没有文化，说出的却是最深刻的道理。
1995年和2015年，我曾两次回到延安看望待我们如同亲人的老乡，延安巨大的变化令人简直不敢相信。尤其是2015年，我们乘坐北京直达延安的高铁，再也不会像当年那样，路途上倒2次火车，在铜川火车站拥挤的候车室里铺上报纸，席地而坐一整夜，第二天再乘坐长途汽车，在黄尘滚滚的狭窄公路上开六、七个小时，到了延安县城，再转乘车回到村里。
我们下了高铁，现代化的车站里灯火通明，出站后，我们更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虽然已是晚上，但宽阔的马路上车水马龙，灯光流溢，街边店铺的霓虹灯闪烁着七彩的光亮，真怀疑自己来错了地方。这就是延安当年的县城吗？当年只有一条窄窄的马路，很少有车辆经过，市民大多住在山上的窑洞里，街边都是低矮破旧的门板房商铺，里边白天也是黑洞洞的，只卖一些劳动工具、低廉的生活用品，几乎没有卖食品的，也没有土特产，除了种庄稼，勉强维持温饱，农民拿不出多余的东西去市场交换。整个延安县城只有一座三层楼房。而如今马路纵横、高楼林立、饭店、宾馆、名牌商店等现代设施一应俱全。各种土特产、全国各地的物品琳琅满目。一切都是天壤之别啊！
那几天，我们迫不及待地早出晚归，观看已经是地级市的延安城。重新爬上宝塔山，重新来到延河大桥我们当年留影的地方，重新参观枣园、杨家岭、王家坪等革命圣地。重新回到魂牵梦绕的崖里坪。变了，一切都变了！翻天覆地的变了！旧时的荒山秃岭，浑浊的河水、狭窄的黄土公路彻底消失了，取代的是绿水青山、草木葱茏、满目青翠、柏油公路如丝带盘山而过，旧貌换新颜！延安脱贫了！
崖里坪的老乡们已经准备迁入新居，搬进整齐划一的小区楼房，按照人头每人50平方米。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成为最基本的生活设施，家用电气一应俱全，再也不像当年我们每天要到山下的水井挑水，用上了自来水，再也不像我们当年要爬几十里山路去深山里砍柴，用上了天然气！许多家庭都有了私家车！而我们当年去延安县城，全靠两条腿，来回50多里山路，十分辛苦。印象最深的是，一次我从山上摔下来，头部受伤感染，整个脸都肿了，在同学的陪伴下走路去延安看病，身体难受，发着高烧，走了十几里时，头疼的厉害，实在走不动了，找一户老乡要了一碗凉水，坐在路边的石头上吃了两片止疼片，咬着牙，坚持走到延安。那时的奢望就是幻想着能坐上一辆驴拉车啊。
巍巍宝塔山，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由弱到强、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历史。也见证了200多万延安儿女不断奋力前行，谱写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圣地篇章。
四年的插队生活成为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笔财富。厚重的黄土地、艰苦的劳作生活，朴实的延安人民，在我17岁的那年，开启了我对社会、人生、自我的新的认知。接受了延安精神的蕴育，更加深刻地理解了父辈为革命出生入死的坚定信仰，对党、对人民的感情有了坚实的支撑，理想信念已经根植在心里。延安山乡的巨变使我再一次坚定了信念，更加深刻的理解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对中华民族、对全国人民的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