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女情深（下） 
十一、回北京探亲
１９６９年底，我回到北京探亲。虽然全家还住在“黑帮楼”，虽然爸爸还没有“解放”，但离别后近一年的经历，让我倍感家的亲情和温馨，上天怎么赐予我这么美好的享受，多么想留住这一切，和家人不再分离！
离京的日子越来越近了，爸爸也回干校了。同学都在商量买回程票，我也告诉妈妈准备回程的日期。妈妈听了很为难，和我商量能否拖到下个月再走，因为家里实在是拿不出买火车票的钱。我当时不知怎么就那么不懂事，坚持说要和同学一起回去。妈妈默默地坐在那里沉吟着。
为了满足女儿的要求，妈妈穿上外衣，决定出外为我借钱。我知道借钱对于从不欠债的妈妈意味着什么，是多么难以开口；也知道以爸爸当时的身份，有谁愿意把钱借给这样的人家；爸爸当年为我们借钱所受的屈辱还历历在目，我后悔了。但妈妈反而安慰我：没关系的，我想好了去找刘伯伯，一定会借来钱的。刘伯伯是爸爸在山东参加革命就认识、共同经历过艰难困苦、相知相助多年的老朋友，和我家保持着多年的友谊。我实在不忍让妈妈一人独对难堪的局面，决定豁出脸面，违背自己清高内敛的个性，和妈妈一起去刘伯伯家。一路上，我的心里沉甸甸的，想到让妈妈为我求人借钱，有说不出的难过。
就这样，我跟着妈妈忐忑不安地来到了刘伯伯家。那时刘伯伯的家人都去了“五七干校”，只有他一人留在北京。刘伯伯看到我们的到来，十分热情。我从小就得到他的喜爱，现在看到我长大了，他格外高兴。那天刘伯伯和我聊了很久，是成人间的对话。只记得他和我谈起郭小川和他的诗，谈起何香凝和她的画、尤其是她画的虎，还拿出他和郭小川、和何香凝的合影给我看。现在想起来，这一定是刘伯伯喜爱的革命家兼诗人和画家，他们虽然不是一代人，但同样有着崇高神圣的家国情怀，有着不凡的革命生涯和人格品行！刘伯伯谈兴很浓，我们聊到很晚才回家。借钱的事自然就不在话下了，刘伯伯爽快地答应了，还一再问够不够？我记得那次是借了３０元钱，刚好够回程的车票款。我在之前的担心和不安一扫而光。人间自有真情在，困境时倍感珍贵。
十二、“五七干校”探亲
我们插队一年多后，爸爸妈妈带着两个妹妹到了位于河南省罗山县的全总“五七干校”。那里原来是一个劳改农场。机关的干部去了以后，自己动手，突击盖起了一排排低矮的房屋。凡是带着家属的干部，能够分到一间不足十平米的小屋。小屋虽然窄小简陋，但因为有父母，承载着太多的亲情；因为有妈妈，干净而整洁。妈妈用布帘将一张双人床隔在里边，外边是两个妹妹的床，箱子摞起来作为桌子，靠窗是一个火炉，烟囱在房间转了一个圈伸向窗外。小小的房间经过妈妈的布置，简朴中透出妈妈独特的理家智慧。我的朋友说：你家是我在干校里看到的最像“家”的房子。其他家都堆满了东西，拥挤不堪，你们家多整洁啊！屋子的地面是土地，潮湿得能泛出水来，妈妈每天用烧过的炉灰铺在地上，用脚踩平，使地面干燥了不少。
当我坐着干校拉煤的大卡车到家的时候，已经是晚上１０点多钟了。同车的一位叔叔问我知道家在哪排房子吗？我摇摇头，回来探亲事先没有告诉家里，想给家人一个惊喜。旁边的一位叔叔说，好像是在场院的第一排，叔叔问了我妹妹的名字，便沿着这排房子，一路大声地喊：小红，小红，你姐姐回来了！一会儿，只见靠右边的第二间房，房门上半截玻璃窗的布帘拉开了一个缝，妹妹小红露出半个脸，冲着我招手。我向叔叔道过谢后，急忙冲向那间屋。
小红隔着玻璃告诉我钥匙藏在窗台的一个旮旯里。我取出钥匙，打开了房门。一年没见，小红长大了不少。那时小华住校，家里只有她一个人，她说干校每天晚上都开批判会，妈妈不放心她那么小一人在家，就把她反锁在家里，钥匙藏在窗台上，一旦有事，父母都不在的情况下，只有小红知道钥匙在什么地方，可以求助外边的人把门打开。我问她：你不害怕吗？她说：这排房子没有顶棚，各家的房顶都是通的，隔壁说话听得清清楚楚。邻居袁阿姨刚生了小孩，还是妈妈给接生的呢。袁阿姨每天都在家，如果坏人来了，我就使劲喊“袁阿姨快来救我！袁阿姨快来救我！”我现在还记得小红一边笑、一边说的样子，非常可爱。
小红说每天晚上爸爸妈妈都要１１点半以后才能回家。她说：你等着，我去叫妈妈回来。小红一出门，一条大狗就跟在她的身后，一同消失在黑漆漆的夜色中。一会儿，小红自己回来了。她说：我和妈妈说了。妈妈让我先走，她过一会儿乘人不注意时再溜出来。小红说：我看妈妈还坐得很稳，我就先走了，刚才回头一看，妈妈已经溜出来了，会场门口还见她慢慢走，走了没几步就跑起来了。
果然，妈妈很快就回来了，看到我分外高兴。妈妈瘦了很多，但还是那么温和慈爱，嘘寒问暖地忙碌着给我找被子。我第一次深刻体会到：妈妈在哪里，哪里就是家——那时的北京对我来说已是曾经，此时河南罗山“五七干校”才是温暖的家。
在干校艰苦的生活中，妈妈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之余，以她特有的善良和医者仁心，结交了很多朋友，也留下了很好的口碑。
妈妈乐观的面对困境，还给我讲了许多发生在干校的轶事。我记得有：
老革命家陈少敏，这位唯一一位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表决＂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时没有举手的老革命，毛泽东曾称赞她是＂白区的红心女战士，无产阶级的贤妻良母＂，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沙场上，她又是一员杰出的女将。在“五七干校”虽然被专政，当地老乡听说当年英勇善战的“陈大脚”回来了，都成群结队的来看望她，气得造反派没办法。
还有一个晚上，干校一个住在单身宿舍的“五一六”分子不见了。造反派按照以往的经验，认为他一定是跳水塘自杀了，因为干校周围遍布水塘，已经发生过自杀事件。于是晚上１１点，造反派安排不少年轻干部拉着大网到水塘里捞人。折腾了一两个小时，毫无结果。当大家疲惫地回到宿舍后，一会儿这个人回来了——原来那天他趁着大家不注意，自己去附近老乡家串门去了，所以回来得很晚。他奇怪地看着大家问：晚上还劳动去了？这些人又气又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说什么呢？
妈妈还说，机关里的工人都归办公厅管理，所以都和父母在一个“连队”（干校的编制，办公厅是五连）。那时干校正在搞运动，抓“五一六”分子，不少人糊里糊涂地都被定为“五一六”分子。一次，一位烧锅炉的工人问我妈妈：“于大夫，军代表天天开会都讲不要放过任何‘猪死马急’，是什么意思？我怎么听不懂呢，猪死了马着急？”把妈妈逗得笑个不停，原来军代表说的是“蛛丝马迹”。
还记得妈妈说周围的老乡观察到干校的人，虽然穿得很破，补丁摞补丁，但是舍得吃。干校自己养猪，磨豆腐，伙食不错。这些干部外面的衣服很破，补丁摞补丁，里面却穿着整齐的秋衣、毛衣。于是编了顺口溜：“五七老领导，穿得破吃得好，外面破里面好……”
十三、偶遇
１９７２年７月，爸爸被调往四川成都，恢复了工作和职务。因为工作需要，爸爸先行去了成都。妈妈在干校劳累成疾，到北京做手术。我在这时赶回北京陪伴妈妈。
我和妈妈及妹妹小红临时住在全国总工会大楼后面全总宿舍的一个单元里。妈妈虽然术后身体很虚弱，但是很少让我照顾她，还坚持给我和妹妹做饭。我记得有一次，妈妈去医院看病，中午了，还没有回家。我着急了，跑到楼下等她，远远地看到妈妈慢慢地走来，脸色很白，身体极度疲乏。我急忙扶着她上楼回到家中躺下。很长时间，妈妈才缓过劲来。看到我那么着急，她一边喝水，一边告诉我，那天看病的人多，身体虚弱的妈妈感到很累。她说，你猜我在路上遇到谁了？我猜不出来，妈妈说她也没想到，竟然遇到了“Ａ女士”。 “Ａ女士”很远就认出了妈妈，跑着过来，热情地拉着妈妈的手不放，非要请妈妈去她家吃饭。妈妈摸不着头脑，听她一说才知道，原来，“Ａ女士”的宝贝儿子，跟着父亲去了“五七干校”。父子俩生活能力低，孩子小，“Ａ女士”尝到了母子分离的牵肠挂肚。她听小儿子回来探亲给她讲干校的生活，小孩子可能对吃的感受最深，告诉“Ａ女士”我妈妈对他的关照，给他和其他小朋友做的什么什么好吃的等等。“Ａ女士”没有想到自己做过那么多对不起我妈妈的事情，妈妈却毫不记恨，还能远在千里之外照顾她的孩子。说不尽的悔意和道歉，一定让妈妈去她家吃饭。妈妈说我当时身体虚弱，只想赶快回到家中，一再谢绝，但“Ａ女士”就是不放手，站在路边说话多时，所以回家那么晚。妈妈说她早已不记得孩子说的那些事，但没想到一个孩子的真情，化解了他妈妈心中的积怨，“Ａ女士”仿佛变了一个人。看到妈妈叙说时的笑容，我这才放下心来。我知道这就是妈妈的为人性格，医者仁心，与人为善、助人为乐是她的秉性。
十四、从北京赴成都的经历
妈妈身体好了一些，便带着我和小妹妹迈出了奔赴四川的旅程。那时从北京去成都，坐火车要３０多个小时。插队离家后，每年探亲来来往往地乘火车奔波都是硬座，路途中疲惫不堪。这次是记事以来，第一次和妈妈一起坐火车，想起来就高兴，再长的路线也是享受。妈妈是个生活能力极强的人，有妈妈在的地方，她随时都会因地制宜地带给你舒适和温暖。
我们坐在硬卧的一个隔间里，我和妈妈是下铺，妹妹小红在妈妈上方的中铺，其他的中上铺是三个解放军战士。妈妈与生俱来的亲和力，一会儿就和三个战士熟悉了，有说有笑的，隔间里充满了欢乐。还记得我和三个战士玩扑克“升级”，战士们拿出了战斗精神，情绪激昂，担心我不会玩，还一个劲给我打气。我也不甘示弱，双方打得难解难分，小红妹妹趴在我对面的中铺观战。没想到聪明的小红一会儿就看会了门道，成为我的“空中侦察机”，每逢我举棋不定时，就用眼神给我示意，我方马上连战连胜。后来对家的两个战士终于发现了秘密，我们哈哈大笑、开心不已。更为惊喜的是午饭过后，妈妈竟然从手提包里抱出一个大西瓜！我们６个人在炎热的夏季旅途中尽享了西瓜的甘甜，甜美的西瓜汁带着妈妈的关爱流进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田！单调的旅途生活不知不觉地就过了一天。
但是没有想到的是，过了一夜，早晨从睡梦中醒来，发现火车正在倒开，一个多小时后，退回到陕西宝鸡车站。原来是前方发洪水，路基被大面积冲毁，火车无法前行。车厢中一遍接一遍地广播着临时停车的信息，什么时候能够发车是个未知数。一天过去了，前方还没有消息，火车原地待命，只能到站台上稍事休息，不能远离。第二天一早，妈妈去和列车员聊天，一会儿回来悄悄告诉我们，火车今天不会启动，列车员默许妈妈可以悄悄地出站活动。我们在妈妈的带领下，像地下工作者一样偷偷地溜出了火车站，找到一个集市。在夏季的清晨，集市上好热闹啊，新鲜的蔬菜水果，比北京丰富多了。妈妈抓紧时间采购着，买了几根葱、香菜、西红柿、黄瓜等。我还抱怨妈妈，买什么葱啊？妈妈笑笑没有说话，还到商店里买了一块“酱油糕”。回到车厢，妈妈就开始忙碌起来。只见她拿出在北京带的广东香肠，在饭盒盖上切成小块，把葱和香菜洗净切碎，西红柿切成片，把大家的饭盒摆满在小餐桌上，分别放上食材和分割好的“酱油糕”，打来一壶开水浇在上面，一碗碗美味的菜汤立刻散发出诱人的香味。香肠里的油花慢慢地泛开来，绿油油的香菜、葱花和红红的西红柿鲜亮的漂在上面，色香味俱全，好鲜美的靓汤啊！我们姐妹和几个战士连呼“好喝，好喝”！胃口大开。旅途滞留的不快一扫而光。就这样在宝鸡滞留了两天，前方路基终于修复，火车缓缓地开出宝鸡。因为路基的许多地方都是用草袋子垫起来的，火车不敢加速，整个路程几乎用了五天的时间才到达成都。
十五、初到四川
当时的成都派系斗争激烈，武斗不断，社会秩序和人民生活都处于谷底。爸爸的正义和工作能力显示出强大，使当时的四川省邮电管理局的混乱局面得到逆转，但同时也触动了造反派的利益，他们对爸爸展开了各种围攻和斗争。我的记忆里，真有些像战争年代，家里的几间屋子每到晚上，就会一拨接一拨的来人——各个地区和县里的来人不断，上访的、伸冤的、挑衅的，都来找爸爸要求主持公道。妈妈尽力平和地接待、安排来人，帮助爸爸辨别来人好坏。由于每间屋子都坐着不同批次的来人，我和妹妹没有地方休息，只能跑到漆黑的大街上散步。看到街上空无一人，不敢久留，我们就又回到家中的大院里站立着直至深夜。
此间，和爸爸同去四川的几个干部，只有爸爸留在了省城，他们都分到了地市一级，但都得到爸爸很大的关照。一个伯伯调任四川江油长城钢厂当领导后，不断遭受围攻和迫害。有一次得知造反派要将他置于死地，爸爸连夜把他接出来，藏在成都警备最好的“锦江宾馆”保护了起来。我家也成了这几个领导干部在成都的接待站。他们大都没有带家属进川。每逢他们到来，妈妈都倾其所有给他们做好吃的，改善生活。家里每月发的肉票都省给他们也不够用，妈妈经常托人到其他县市买些腊肉、咸肉回来。
文革结束后，爸爸和这些老同志都陆续调回北京。他们回忆起四川这段生活时，都还记得爸爸妈妈在危难时对他们的关照。有个伯伯说，在文革动乱的年代，我们受迫害，无论是去干校，还是到外地工作，大多都是只身一人前往，只有你妈妈，无论你爸爸处于何种境地，都和你爸爸在一起共患难。
还记得那年冬天回成都探亲，文革仍处于高峰时期，机关里斗争很激烈，我们都很为爸爸担心，家里一天都不得安宁。一次爸爸刚从外地开会回到家中，爸爸的秘书（军代表担任）就急急忙忙地跑来报信，说造反派要来家中动手，让爸爸做好准备。爸爸凌然正气地说：好，我等着，看他们能把我怎样。我紧张极了。听小妹妹说，爸爸的秘书虽然是军代表安排的军人担任，但通过和爸爸的接触，他十分钦佩爸爸，已经成为“自己人”，所以经常以军代表的身份暗中帮助爸爸做事。后来我也听这个军代表讲过，一次造反派准备当着爸爸的面把一个基层干部打死，那时打死一个人易如反掌，没有人去追究。让他没有想到的是，爸爸当时大喝一声，震惊了所有人，他说那个声音令所有人胆颤，那是要拼命的声音。造反派第一次领教了爸爸的厉害，没有人敢动一下，因此保全了那个干部的生命。
十六、难忘的成都武侯祠
因为回家时间很短暂，对爸爸的工作了解很少。只记得为了让爸爸能和我们共度一个安静的周末，妈妈又一次让我们见证了她的智慧。妈妈聪明，总能有一些新奇的、随机应变的方法，给我们带来家的温情。她精心策划了周末去成都武侯祠出游。出游的前一天晚上，妈妈就开始准备餐食、全家人保暖的衣物等。周日的清晨，成都的天气阴沉沉的，六点多钟天还没有亮，妈妈就催促着我们出门了。妈妈说趁大家都在熟睡，赶快走，每逢周末造反派都会来家里折腾，走晚了就来不及了。还记得妈妈摸着黑在门外锁上了一把明锁，我能想象造反派来到家中看到这把锁时的丧气神情。
我们在父母的带领下，背着吃的喝的，在凌晨的黑暗中步行前往武侯祠。走到武侯祠时，天刚蒙蒙亮，大门已经可以进人。整个武侯祠静悄悄的，没有一个游人，有谁会在寒冷的冬天清晨来游玩呢？我们一家人沿着雾蒙蒙的绿色竹林小道走进武侯祠深处。武侯祠古柏森森，安静空灵，古人的神秘之气仿佛笼罩着这千年殿堂。我们静静地走着，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异样感觉，至今还留有印象。虽然是冬季，气温很低，但成都的各种植物依然伸展着绿色的枝叶，带来满园春色，与北方的寒风萧瑟、万木凋零形成鲜明的对比。
我们坐在一个游廊的木凳上开始吃早餐。至今还记得爸爸戴着帽子、微笑的面容，记得妈妈从包里变戏法似地给我们拿出她精心准备的美食。在那样一个寒冷的冬季，在清晨的薄雾中，在空无一人的武侯祠，有这样一家人坐在游廊中共进难以忘怀的特殊早餐。
还记得那天，爸爸带着我们细细地参观武侯祠的每一处古迹，尤其是每一重大门的门前，都留下了历代文人墨客题写的对联，我们在爸爸的指导下，体味着对联的意境，欣赏着对联的书法。
在岳飞草书的“前后出师表”石刻前，我们一家人驻足很久，听爸爸给我们讲述诸葛亮这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发明家的故事。作为一代忠臣，是怎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爸爸敬佩历代忠臣良将，对他们的生平了如指掌，如数家珍。我们从小就听爸爸给我们讲故事：“岳母刺字”精忠报国， “杨家将”世代忠勇、满门忠烈，“三国演义”中的“桃园三结义”、“三顾茅庐”、“草船借箭”，“水浒”中的梁山好汉等等，都给我留下了深刻记忆。爸爸的祖籍是山东沂南（古时候为琅琊），我们还是诸葛亮的同乡呢。我们一起欣赏着岳飞题写的“出师表”那苍劲豪放、纵横挥洒、龙腾虎跃的书法，度过了充实快乐的一天，享受了动乱生活中难得的安宁，是妈妈的创意让我们享受了一家人团聚的亲情和温馨。
参加工作以后，我曾多次去成都出差，两次到锦里，和武侯祠只一墙之隔，但我再也没有跨进“武侯祠”。至今武侯祠留给我的记忆仍然是４０多年前，和父母一起游览时，那静静的庭院、那清晨的薄雾、那森森的古柏、那游廊间的早餐、那家人团聚的温情……
十七、妹妹小荣患病
父母在四川期间，延安对知青开始了招工。我被分配到陕西商洛大深山中的三线军工厂，小荣一人留在了延安“八一铁厂”，小华早已去了江西南昌工厂，只有小妹妹和父母在一起。我家四姐妹分别在四个地方，可以想见那时候爸爸妈妈对我们是怎样的牵肠挂肚。
１９７４年，我接到小荣来信，说她身体不舒服，在延安被诊断是“红斑狼疮”。妈妈写信让她马上回成都治病，她说想借此机会到我们单位来看我。我们那时是医盲，对疾病毫无所知，对此病从未听说，也不知此病的厉害。我听说小荣要来十分高兴，盼着那一天的到来。没想到马上接到妈妈的来信。妈妈在信上告诉我，红斑狼疮是不治之症，最多存活五到七年。她不敢告诉小荣实情，让我赶快催促她回家。从信中我感觉到妈妈已经崩溃。以往妈妈爸爸不管发生多大事情都是自己扛着，不让我们知道，生怕影响我们的工作。这次妈妈实在是无奈之举，才给我写了这封信。我震惊了，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心里压上了一块巨大无比的石头，赶紧写信催促妹妹动身去成都。小荣却完全不知利害，工作忙，还准备再拖一些时间回去，于是给妈妈打了一个电话，想告诉妈妈暂时不回去。电话打到了妈妈工作的医院，是妈妈同事接的，告诉小荣说你妈妈已经住院，病得很重，无法起来接电话，否则也不会让你赶快回来。妈妈实在经受不了这样的打击，彻底病倒了。之后，小荣回到了成都，开始了漫长的求医之路
半年之后。我回家探亲，看到小荣的脸上有两大片红红的印记，病情反反复复令人担心。爸爸妈妈竭尽所能为小荣求医问药，从不和医院打交道的爸爸此时也动用一切关系，寻找良医。后来爸爸妈妈找到一位７０多岁的老中医，他很有信心能够治愈小荣的病。小荣天天都在喝着黑乎乎、苦苦的中药，里边有蜈蚣、乌梢蛇等毒性很大的几味中药。妈妈是大夫，知道妹妹得病的起因，私下告诉我：小荣因为在延安营养太缺乏了，造成免疫力低下，所以才会得这种免疫系统的病。小荣这孩子真有毅力，那么苦的药天天坚持喝，坚持下来真不容易，一般人真做不到。
因为吃中药，严重影响了小荣的食欲，妈妈怕她因此跟不上营养，也是想尽了办法。那时成都每家定量一个月给４两点心票，２两糖票。小荣爱吃甜食，喝完中药后，妈妈总是让她吃点甜食。家里的定量根本不够她一个人吃的。妈妈托了不少人，帮助搜集糖票和点心票，由于妈妈的人缘极好，她的朋友，包括一些病人得知后，都省下自家的票证送给妈妈。妈妈对此感激不尽，也想尽办法回报这些好心人。妈妈买来各种甜食给小荣准备着。我还记得妈妈带着我去买点心，小心翼翼地从钱包中拿出来之不易的、小小的、用纸片印制的点心票，一张一张数给售货员，精心地挑选点心，告诉我哪种是小荣吃过的，尽量买她没有吃过的。
小荣在家休息了近两年，吃了几百付中药，终于战胜了病魔，但身体也因此遭受了很大伤害，原来我们姐妹中身体最强壮的她成为身体最弱的一个。在她治病期间爸爸妈妈给予她精神上、生活上无微不至的百般照料与鼓励。是父母的爱、家庭的亲情，支撑着她度过人生中一大劫难。
十八、妈妈退休后的日子
我历尽坎坷，在外地辗转２２年后回到北京时，妈妈已经退休。刚退休时，妈妈应街道居民委员会的要求，到社区红医站工作。用爸爸的话说，你妈妈现在是真正的为人民服务，无私奉献。她给退休人员讲授保健知识，为行动不便的老人上门看病，停电的时候妈妈能爬十几层的楼梯去给病人打针。小区的人都为有这样一位和蔼可亲的医生感到高兴和庆幸。后来，爸爸年事已高，生活能力又差。为了照顾爸爸起居，妈妈辞去了喜爱的工作，也谢绝了医院要聘她到体检中心工作的请求，在家忙碌家务。
１９９７年，爸爸突然胸闷。妈妈以她的医学经验，判断可能是心梗，但怎么劝说爸爸去医院他也不肯。妈妈只好给急救中心打电话，让他们带着心电图仪到家里给爸爸做个检查。当时做完心电图后说没有大问题。这个错误的检查结果贻误了爸爸的病情，所以爸爸依然没去就诊，第二天症状仍然没有缓解。妈妈劝说不动，就给我打了电话。我当时因工作忙，就给我爱人打电话，让他赶快请假去陪爸爸看病。我爱人赶到家中，动员爸爸去了北大医院。到医院上楼时，还是爸爸自己走上去的。到诊室一做心电图，显示是大面积心梗。大夫很惊讶：这么严重的病情，爸爸居然还自己走动！马上叫来担架，以继续下面的检查。爸爸还不高兴，坚持不用担架。大夫也生气了：时刻都有生命危险，必须听大夫的！
大夫把这个诊断告诉妈妈后，妈妈肠子都悔青了，觉得自己身为医生，已经判断出可能是心梗，却没能说服爸爸在第一时间就诊，失去了最宝贵的救治时间。
在善良的妈妈老年的时候，这种后悔的心情无法排解，对妈妈身体造成了极大伤害。不久，妈妈患上了抑郁症，焦虑、消沉、不能自拔。妈妈变了，不再是我们从小依赖的港湾，不再是那个爱说爱笑、开朗温和的妈妈。她变得脆弱无助，忧郁不安，一切都需要我们儿女来呵护、慰藉、宽心。我们姐妹也尽力做了一些事情，多少缓解了妈妈的病情。但由于不能深切了解抑郁症病人的痛苦，由于忙于工作，由于把更多的精力用来照顾病重的爸爸，由于妈妈对我们的宠爱，我们给予妈妈的关爱、照顾，对比妈妈对我们一生的无私付出，连九牛一毛也算不上。
多年来，这是我们姐妹心中很大的心结——妈妈没有留给我们陪伴她、照顾她的充裕时间和机会，在我们退休前就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妈妈去世离我退休只有不到半年的时间。尽管如此，妈妈还是常常说：“我真有福气，我有四个好女儿。”
十九、妈妈患病
在爸爸去世六年后，妈妈病倒了，是癌症晚期。从确诊到和我们永别只有两个月的时间。当我听到医生告诉我这个噩耗时，脑子一片空白：“怎么会这样？妈妈会离开我们吗？”我问医生：“还有多长时间？”“三个月。”冷酷的现实，不容置疑。
妈妈生病后一直住在协和西院的急诊临时观察室里，是用布帘隔开的一间间小格子，生活起居十分不便。我得到妈妈确诊的消息后，不知是怎么走回到这个小格子间的。因为妈妈患有抑郁症，我和妹妹决定对妈妈隐瞒病情，不让她有任何思想负担。面对慈爱的、用尽一生心血养育我们的妈妈，知道不久之后就会生离死别，强装笑脸是多么难以做到，但我必须坚强，为了妈妈，我必须做到。
我每天去找医生，请求他们把妈妈转入病房，得到的回复都是没有床位。妈妈劝我：我的老同事现在有病都住不进医院，病房太紧张了，留给年轻人住吧。想想妈妈在这个自己工作了几十年的医院，用尽一生为无数病人解除痛苦，如今到了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刻，却不能住进普通病房享受最起码的治疗，我不能接受这个现实。
那天，我一早就进入医生急诊办公室，有很多医生在忙碌。我找到妈妈的主治大夫，对她说出了我为妈妈的不平和不甘。我说：我妈妈是本院的离休医生，她一辈子都在这个医院工作，对每一个病人都尽心尽力，服务了一辈子，奉献了一辈子，没想到她自己却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最需要救助的时候，连自己的医院也住不进去，你们在座的医生也有老的那一天……。说到这里，我已经泪流满面，一句话也说不下去了。我转身离开了那间办公室，站在楼道里面壁哽咽，不想让妈妈知道我这样难过，我要忍住一切，回到格子间用笑容面对妈妈。
我的那番没有说完的话，打动了在场的每一位医生。十分钟后，医生拿来了住院单，妈妈终于住进了医院。妈妈的主治大夫是个年轻的女博士，职业素养很高，认真地为妈妈做着一切，缓解了疾病带给妈妈的痛苦。她要求为妈妈服务的医护人员尊重自己的老前辈，尊称妈妈“于老师”。每个人对妈妈都亲热耐心，夸赞妈妈干净，夸赞妈妈年轻时一定是个美丽的阿姨，病重的妈妈不时露出开心的笑容。我从心里感激她们。那一刻我深深体会到，人最需要的是有尊严的活着，尤其是处于最弱势、一切都要由别人来主宰的时刻，得到尊严、享受尊严更是生命中最大的慰藉和支撑。感谢这位医生让妈妈享受了生命中最后的尊严！
２００６年７月１１日，妈妈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我为妈妈做了最后一件事，撰写了她的生平（附后），留给她的亲人朋友们。
与妈妈遗体告别的那一天，我们本意是只有家人和至亲到场，没有想到的是，那天来了许多人，有妈妈的老同事、老院长、有好几个都是颤巍巍的拄着拐杖的老人，还有当年“黑帮楼”住的老革命的后代，有妈妈救助过的病人，爸爸老同事的孩子，我的同学、朋友以及许多我们不认识的年长的、年轻的朋友们。我深深地感谢他们，感谢这些和妈妈一生有缘的至爱亲朋们，赶来送妈妈最后一程！
永远刻骨铭心地怀念我善良、仁心、慈爱的妈妈！
后记：只想在自己记忆尚可的时候，白描式的记录下对往事的回忆。所以想到哪里写到哪里，而不是写文章。不讲究文章结构、章节、文字等要求，有些已经偏题，但还是写了。把那个年代记忆中的事情、情感呈现给自己，呈现给亲人、朋友。
附：
于志静同志生平
协和医院（原邮电医院）主治医师于志静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２００６年７月１１日１６：２３分在北京逝世，享年７７岁。
于志静同志山东莱阳人。１９４９年参加革命，１９５０年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并担任团干部。１９４９年至１９５２年在山东省公安医院任护士；１９５２年至１９５３年为上海邮电医院护士；１９５３年至１９５８年为北京邮电疗养医院护士；１９５８年至１９６９年在北京邮电医院任护士、医师；１９６９年至１９７２年随爱人赴河南罗山中华全国总工会“五七”干校劳动锻炼；１９７２年至１９７９年为四川省邮电医院医师；１９７９年至１９８５年回到北京邮电医院任医师、主治医师；１９８６年离休。
于志静同志一生从事医护事业，认真负责、勤勤恳恳，对工作倾注了毕生的精力。几十年来，由她医护的病人不计其数，她对每一位病人都怀着高度负责、救死扶伤的精神尽心尽力地看护救治，端屎端尿、送医送药，从不嫌脏怕累、不怕麻烦、不图名不图利，对病人胜似亲人。
于志静同志出身贫苦，自幼即为孤儿，不知双亲为何人，不知自己生于何月何日，因此对平民百姓有着非常深厚和淳朴的感情，她在党组织的关怀培育下，经过自己多年的努力、刻苦钻研医疗技术，在护理工作实践中逐步成长为一名主治医师。她虽然只是一个普通的医护工作者，但生性善良，对工作、对病人有着高度的责任心，从她身上充分体现了白衣天使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尚的救死扶伤精神。
于志静同志热爱中国共产党，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她始终对党的信念坚定不移，并通过自己的工作实践表达了对党的崇敬和至诚。
于志静同志对同志、对朋友坦诚相见，极负同情心，热心帮助别人已成为生活习惯。长期以来她坚持为同志、邻居、朋友在业余时间无偿地提供医疗服务，随叫随到。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在受爱人牵连，住在“黑帮楼”期间，在“造反派”的严密监督下，仍然不顾个人得失，为多位革命老干部偷偷治病，解除痛苦。在“五七”干校劳动锻炼期间，白天从事着超乎寻常的体力劳动，业余时间也坚持为大家治病送药。给同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于志静同志艰苦朴素，出于善良的本性，几十年来为了帮助爱人在山东贫困山区的亲属，节衣缩食、任劳任怨，一直过着清贫的生活，做出常人难以做到的奉献。
于志静同志离休后，仍然坚持为人民服务，在街道主动为年老病人打针、量血压、讲解医疗保健知识；关心同志疾苦，多次为灾区人民捐款捐物。
于志静同志的一生是平凡的一生、是勤勤恳恳为党工作的一生。她是一位好妻子、好母亲、好长辈。她的亲人、朋友、同志将永远怀念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