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女情深（上） 
我此生很幸运，出生在一个幸福的家庭，一个标准的拥有严父慈母的家庭。从小就得到很多很深的爱，是在爱的环抱中长大的。爸爸对我们非常严厉，他对我们深沉的爱，是在我成年之后才慢慢感受到和理解了的。但是妈妈的善良、温柔、亲切、呵护、宠爱、温暖，像醇香浓烈的美酒，从我懂事起，就尽情的吸吮、享受、醉在其中。
一、妈妈的身世
妈妈是个孤儿，从小失去双亲，由养母抚养成人。养母，我的姥姥一生没有生育，却收养了三个女儿。妈妈是最小的一个。没有亲生父母的妈妈漂亮乖巧，是姥姥最喜欢的一个孩子，只供她一人上学，但姥姥可能是因为没有生育过孩子，所以对孩子非常严厉，经常打骂。妈妈很少讲她幼年的事情，还是妈妈的二姐，我住在上海的姨妈给我讲过，她说：你妈妈从小心眼就好，你姥姥对我和老大非常不好，每天让我们不停地干活，动不动就让我们跪在地上，不给饭吃。每到这时，你妈妈小小年纪就知道心疼我们，她也跪在我们身边，恳求姥姥“不给两个姐姐吃饭，我也不吃。”姥姥心疼我妈妈，只好让她们都起来吃饭。姨妈性格倔强，后来和姥姥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自己出走到上海，和姥姥断绝了关系，但是姨妈疼爱这个善良的妹妹，经常到北京来看望我们一家。
妈妈由于这样的身世，见不得别人受苦。善良、温柔、爱帮助人是她最大的特点。
二、全托幼儿园
幼时，妈妈用她全部的爱关注着我们姐妹的一切，我的所有要求都能在妈妈那里得到满足，因此我对妈妈深深地依恋、须臾不可离开，但是在我大约三岁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幼小的心灵承受了莫大的痛苦。那时我已经有了两个妹妹，父母工作忙，全靠如同亲奶奶一样的保姆照顾我们，妈妈心疼奶奶太累，决定把我送进全国总工会的全托幼儿园，我从未离开过父母，又有温柔的奶奶和妈妈无微不至的宠爱，所以上全托幼儿园对于年幼的我来说，真是如同亲人久别般的心如刀剜，可能我的感情比一般孩子脆弱得多，去幼儿园这一关过得如此艰难、如此痛苦。
第一个星期在幼儿园的感觉现在还记忆犹新，听话的我第一次离开了家，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疯了一样的想家、想奶奶、想妈妈、想爸爸、想妹妹。不敢吃饭，端起碗来就想到家里的每一位亲人，眼泪不停地流，晚上躺在小床上，想家，自己偷偷地哭。尽管阿姨对我很照顾，但我却融不进幼儿园的一切。漫长的一周终于结束了，是爸爸接我回家，回到家里，拉着奶奶的手不放，妈妈下班回来 ，我更是跟在她的后面寸步不离，生怕眼前的一切又会离我而去。周六在家住了一个夜晚，第二天下午，又要送我去幼儿园了，从中午我就像霜打的茄子一样，蔫儿蔫儿的不说话。妈妈则不停地说幼儿园多好多好，夸我是个听话的孩子。下午妈妈带着我离开了家，先把我送到石碑胡同、正对新华门的全总办公地点，从那里乘坐机关安排的大巴到位于真武庙的幼儿园。从离开家我就拉着妈妈的手，不停地哀求：“妈妈，我不去幼儿园”。记得妈妈把我送上了大巴，其他孩子的家长都下车了，只有我死死地拉着妈妈的手，哭着不让她下车，妈妈怎么劝说，我也不松手，最后司机叔叔看得心里都难受了，只好破例让妈妈跟着车送我到幼儿园。到了幼儿园，小朋友都去吃饭了，我生怕妈妈会留下我走了，我不吃饭，不去厕所，拉着妈妈的手一分钟也不敢松开，天真的我觉得这样就会留住妈妈。阿姨试图把我哄走，尝试了多种方法都无济于事。只记得天黑了，小朋友们都去睡觉了，我却怎么也不去卧室的小床，要和妈妈在一起。幼儿园的灯都关了，只有宽大的游戏厅里亮着一盏灯，妈妈抱着我孤零零地坐在那里，大颗大颗的眼泪从妈妈美丽的大眼睛中不断地滴在我的脸上。夜深了，妈妈和我都累了，妈妈劝说我，让我躺在小床上，她说她会坐在旁边不走。我看着妈妈那含泪的目光问，真的不走吗？妈妈点头说，真的不走，我终于躺在了小床上，妈妈拿了一个小椅子坐在我身旁，我用一只手拉着妈妈的手时刻不敢放松，哭累了的我终于朦朦胧胧地闭上眼睛，妈妈以为我睡着了，轻轻地试图抽出她的手，我立刻惊醒，喃喃地说：妈妈不走，又紧紧地拉住她。不知这样的反复有几次，我终于睡着了。早上醒来妈妈不见了，我哭成了泪人。
那个夜晚如刀刻般地留在我的记忆里——我拉着妈妈的手不让她下车、妈妈抱着我的身影、妈妈大颗大颗的眼泪、妈妈在小床边的泪眼、还有我内心巨大的难过和无助，任凭时间的流逝，以致我现在已经到了老年，也抹不去那深深地记忆。我从不提起这件事。长大以后，有一次听妈妈说起那个夜晚，说我凌晨四点才睡觉，妈妈一个人在漆黑的夜里走着去医院上班，长安街上没有行人，妈妈心里没有害怕，只是对孩子充满了愧意和无奈，只是伤心难过。妈妈说，那时每周送小伟去幼儿园，谁都受不了，她不哭闹，就是不停地流眼泪，看着让人心疼。后来妈妈再也没有送过我，经常求助其他孩子的家长把我带走。从此以后我对和亲人离别有一种深深的恐惧，尤其是和妈妈，哪怕几天的离开，心里也会难过得无法忍受。
三、肝炎
还记得我在幼儿园传染了急性黄疸型肝炎，我是第一个被传染的，由于最开始得病的孩子家长没有把她所患的是传染病告诉幼儿园，所以我发病后，家里以为只是普通的感冒发烧，由于不退烧，妈妈带着我去过两次离家最近的积水潭医院看病，大夫也没有诊断出来是肝炎。我的病情发展很快，什么东西都吃不了，不停地呕吐，爸爸出国在外，妈妈和奶奶努力照顾着我，可是丝毫不见好转。一天晚上，妈妈看出我的眼珠发黄，心里一紧，该不是得了肝炎吧？奶奶看着抱在妈妈怀里的我，连说话都没有气力了，时而叫也叫不答应。奶奶吓坏了，挪着裹着的小脚出了门，过了好长时间，奶奶回来了，带回了一个三轮车工人，我还记得在黄色的灯光下，那个淳朴的三轮车师傅和妈妈说，这位老大娘在深夜的马路上拦住了他的车，双唇哆嗦着说不出话来，半天才知道是家里有病人，于是他让奶奶上车，来到了家里。妈妈给我穿上了外衣，急忙抱着我上了三轮车，奶奶赶紧喊着跟出来，手里拿了一双她刚给我做好的新鞋，一边放在三轮车上。一边嘱咐着妈妈，下车时记着给我穿鞋。冬天的寒夜，路上静悄悄的，我病得已经没有一点力气，忽然觉得三轮车颠簸了一下，似乎有什么东西掉了下去，我想是不是鞋掉了，用尽力气抓住妈妈说：“鞋！”，无奈声音太小了，妈妈听不清，俯下身来问我，哪里不舒服，我又说了一遍，妈妈还是听不清。把我又裹紧了一些，说没事的，睡一会儿吧。我再也没有力气说话。妈妈让三轮车师傅把我拉到儿童医院，下车时才发现车上只有一只鞋，确实在半路掉了一只。那是一双红底带小碎花的灯芯绒的布鞋，是奶奶带着老花镜一针一线纳鞋底做成的，我还一次都没有穿过就这样丢了。我小时候发育早，个子比一般孩子高出一头，妈妈抱不动我，背着我在医院里楼上楼下的挂号、看病、拿药。看病时我听见妈妈说，大夫，你看这孩子是否是肝炎？眼珠都黄了，大夫检查后说，是肝炎，病情危重，得马上住院，否则有危险。现在医院没有床位，需要转院。而且先给我开了“土霉素”，让我马上服下。妈妈给我放在急诊室外边的一个椅子上，找来了水，让我把药吃了，刚吃下去，我就不停地开始呕吐，难受至极。很长时间在我的脑子里总是把“土霉素”和“吐”联系在一起，觉得这个药吃了就得吐，所以很抗拒吃“土霉素”。还记得妈妈在儿童医院给机关的一个叔叔打了电话，说明了我的病情危重，马上需要转院，她已经急得乱了方寸。我听到要住院，想到又要离开家，赶紧央求妈妈不住院。妈妈一边应付着我，一边忙着办转院手续。后来机关安排了一辆车，陌生的叔叔抱着我，和妈妈一起把我转到了妈妈所在的邮电医院（现在的协和西院）。以后的几天，我时而清醒，时而昏迷，醒来时，只记得我一个人住在一间很大的病房，胳膊上打着吊针，记得妈妈流泪的双眼，感觉就是困得睁不开眼睛，有一次朦朦胧胧间听到妈妈问儿科大夫。孩子能活下来吗？大夫的回答是很难说，我听到了妈妈的哭声，我想告诉妈妈我听得见他们说话，没有死。但是努力挣扎也醒不过来，每当清醒，我就会和妈妈说，妈妈，我没事，就是困。还记得有一天，来了许多大夫会诊，医生诊断必须马上输入血浆，否则会发生急性肝萎缩。那天把我的小床搬到了病房中间，我记得来了许多人，有院长、有各科大夫、还有爸爸的老同事刘伯伯等，我看到床边架子上吊着一大瓶血浆，开始给我从胳膊输液处扎针，护士怎么都扎不对，拔出拔进的特别疼，大家一起夸我勇敢，我咬着牙不哭不闹，护士越发紧张，说是血管太细了，连扎几次都不行。大夫说改从脚上往里输，就是比较疼，我一听比这还要疼，马上说让妈妈扎针，因为我小时候经常听病人说，妈妈输液的水平很高，别人找不准的病人，妈妈一针就能准确地扎进去，还不疼。刘伯伯赶紧替我说话，让妈妈扎。院长也同意了，于是妈妈接过针头，看准了血管，一针就扎准了位置，我还没防备呢，已经扎进去了，妈妈果然水平高。输了血浆后，我的病有了转机，一天一天好了起来，妈妈脸上也有笑容了。
还记得有一天，妈妈告诉我，一会儿有人来看你，真没想到是金晶大姐和蓉蓉大姐带着两个妹妹来看我了，传染病房不能进，她们绕到楼后边的窗户下，金晶大姐抱着小荣，蓉蓉大姐抱着小华，奋力把她们举高，我隔着窗户看到四张笑脸，笑得那么灿烂，大风吹起了她们的头发，朝一个方向飘拂着，至今这个画面还是那么清晰地留在我的心中。爸爸从国外回京，听说我病情严重，直接从机场赶到医院，还给我买了一个娃娃，我好高兴啊！
四、妈妈的味道
我们姐妹上小学时，学习非常好，都是所在年级的尖子生，学校评奖项目的奖状，几乎全部囊括，妈妈开始贴在我们几个的卧室里，后来一面墙都贴满了，妈妈就把后来的奖状装订成册，厚厚的像一大本书，看到我们取得的这些成绩，妈妈很欣慰，对我们更加爱护。在我的记忆里妈妈一句重话都没有说过我们，在有限的生活水平下，尽力给我们创造最好的生活。遇到妈妈的休息日，冬天会给我们每人一大碗热腾腾的打卤面，夏天会在脸盆里用凉水泡着一大盆凉凉的大西红柿、让我们当水果吃。而且妈妈包饺子的速度更是一绝，两个人擀皮能供上她一个人包就不错了，只见她双手一挤就是一个，包好的饺子像白蝴蝶一样飞向盖垫，妹妹小华每次都负责摆饺子。全家人吃饺子，只要妈妈在，从开始准备到饺子出锅，一个小时足够。妈妈做的红烧肉、虎皮鸡蛋、炸带鱼……都是节日的美味佳肴，令人难忘的妈妈的味道。
五、雨中难忘的身影
文革开始时，我们在学校里到处去看大字报、听批判会，有时到晚上很晚才回家，每当天黑以后，看着街上的路灯，看着匆匆行走的路人，想到每天的大批判，那么多熟悉的老师、干部受尽侮辱……不知为什么，我都会有一种很凄凉的感觉，想尽快回到家里，想尽快见到妈妈。现在想起来，可能是身处那个动乱的年代，对安全的一种渴求，对家的精神依恋。我为自己感情的细腻、脆弱感到不安，这和那个时期对人性格的标准大相径庭，我没有造反精神，不会打人、不会说粗话，那时最崇尚的是粗胳膊、粗腿、大嗓门，而我却格格不入，我的优势全然变成了劣势，但我又本能地抗拒着那种标准，困惑、迷茫环绕着我，只有回到家里，我才能找到自我，我的精神才能放松。
那个时候家里没有电话，回去再晚，也不可能提前告知父母。记得有一次回家特别晚，乘坐末班车回家，风雨交加，路上已经没有行人，我想到下车后还要走一段漆黑的夜路，心里很害怕。乘坐的无轨电车还没有靠站，我从车窗望去，远远地就看见昏黄的路灯下，车站的标牌旁孤零零地站着一个人，举着撑起的雨伞，遮住了面孔，穿着白衬衣和黑色的半截裙，雨水顺着伞往地上流淌，不知这个人站在那里多久了。我一下车，就听见了妈妈的叫声，是妈妈在等着接我，瞬间一股暖流涌上全身，拉着妈妈冻得发凉的胳膊，亲情拥抱着我，妈妈说已经等了一个多小时了，想到妈妈上了一天的班，回到家中忙碌完家务，又在风雨中等候这么长时间，心里充满了愧意。妈妈没有责怪我一句，我也没有把心中的愧意和感谢告诉妈妈。妈妈打着伞站在雨中的画面永远定格在我的脑海中，现在想起来，多想对妈妈说一声“妈妈，我爱你”，多想把我心中对她的点点记忆说给她听。
六、文革变故
文革中，家里遭受到大的变故，妈妈撑起了家中的一切。爱说爱笑的妈妈沉默了许多，但对家中每个人的关爱更周到了，尤其是对我们情绪上的细微变化，她更加敏感，尽力克制着自己巨大的压力，为家人竭尽所能的做一切事情。我们姐妹几个也很懂事，看到一向敬重的爸爸遭受的种种不公正的批斗和难以忍受的精神磨难，看到妈妈隐忍后的坚强，我们瞬间长大了。记得第一次造反派抄家是一个晚上，爸爸妈妈都不在家，我那天睡觉稍微早了些，朦胧中，听见一个女人严厉地问；你们家老大是谁？叫她过来！妹妹叫醒了我，起来一看，爸爸的书房里站了满满一屋子人。一个高大的女人背靠窗户站在中间，面部表情很凶，１４岁的我站在她的眼前，她振振有词地对我和几个妹妹宣布：你爸爸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造反派今天要对你家进行抄家，现在你把你爸爸的钥匙都交出来！我回答：我爸爸的东西从来都不上锁。于是他们在三个房间翻了起来，我赶快走到我们姐妹的房间，告诉他们；叔叔、阿姨，这是我们小孩的房间，没有我爸爸的东西。但是他们不理睬，连床底下的小木箱都拖出来翻了个底朝天，我保存多年的一些照片也给拿走了。我仔细看了一下，来抄家的除了机关的造反派，还有一些带着红袖箍的红卫兵，红袖箍上写着“天津工学院”红卫兵。那次抄家还算文明，抄走的都是一些内部通报、参考消息。爸爸的手稿等。我看见拿走那么多文件，提出：你们都拿走了什么？我得告诉爸爸。他们做了登记，让我一一签字。将近晚上１１点，爸爸妈妈相继回到家中。我们几个争着把发生的一切告诉他们，气愤而激昂，还学着他们的样子，表演给父母看。爸爸妈妈见到我们的如此反应，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让我出乎意料的是他们表现得很轻松，还表扬我们做得对，安慰我们不要怕，爸爸是忠于党的，早晚会有一天会把问题都搞清楚。妈妈还露出笑容说，只要你们几个没事就好。现在想起来，他们那天肯定是提前被控制不让回家，他们早已把自己的安危置之度外，心里最担心的是，孩子还小，经受不住这种惊吓，看到我们都安然无事，他们悬着的一颗心放下了。
之后的抄家，我们接受军训住在学校，没有看到，只听同学告诉我，把家中的存折以及像样的东西都抄走了，包括爸爸出国的服装，工艺品，甚至档次高一些的玩具。之后，家中的生活很拮据，妈妈用她柔弱的肩膀扛起了生活的重担，尽全力不让我们感觉到家中由于变故而带来的生活上的困难。
七、搬家
中学时，学校每年都要组织我们到郊区下乡劳动，文革初期仍不例外。大约是１９６７年，我下乡劳动回京，回到学校已经天黑了，我背着背包乘电车回家，想给家人一个惊喜。半个月没有回家了，急切地想回到家中，同时也有一些不安，不知家里是否又发生了什么变故，我家住在二层，每天晚上回家一上楼梯就能看到门缝下面透出温暖的灯光，吸引着你加快脚步尽快投入家的怀抱。而那天当我兴冲冲地走上楼梯时，却意外地发现门缝下面没有灯光，我的心悬了起来，怎么可能家中无人？！我迈步向前轻轻地敲门，一点反应也没有，随着我敲门的声音越来越大，还是丝毫没有动静。我不顾一切的用力拍打起来，惊动了邻居，隔壁的小伙伴“丫蛋”打开一条窄窄的门缝探出头来，用手召唤着我赶快进到她家，她说：你家搬到真武庙那边的“黑帮楼”了。我妈妈正在洗澡，她说洗完澡后再晚一点送你回家。我立刻明白这时不能和“黑帮”家有来往，不能让其他人看见，以免引火烧身。阿姨洗完澡和我说，你妈妈不知道你哪天回家，走的时候告诉我你家的地址，但没有想到你会晚上到家，天这么黑，我送你过去吧。等到晚上１０点，楼里已经安静下来，路上也没有了行人，阿姨送我去“黑帮楼”。我能感觉到阿姨很紧张，有点像地下工作者的夜间行动，低着头走得很快，尽力不发出声响，以免引起路人注意。到了“黑帮楼”楼下，阿姨说：我上去看看你家住在哪间房子再下来叫你。一会儿，阿姨和妈妈一起下来了，妈妈一再地向阿姨表示着感谢，说不请你到家里坐了，楼里有人监督，不能给你找麻烦。阿姨是东北人，直爽热情，平时和我家关系非常好，但此时妈妈也不敢和阿姨多说什么，就匆匆告别了。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阿姨，善良淳朴有情有义，她的面容深深地印在心底，永不忘怀！
就这样，我离开了居住十年的三里河二区，难忘的童年、少年时代结束了。
我回到家中，妹妹们都已经进入了梦乡，我看着陌生的环境，心里沉甸甸的。还记得第二天一早，最小的妹妹小红睁开眼睛看到我那欣喜的样子，她说你可回来了，这边一点都不好，没有人和我玩，小朋友看到我就打我、骂我，说我是“狗崽子”。至今还记得她说话时的神情，那么让人心疼。
八、“黑帮楼”的日子
在那段昏暗的日子里，我对妈妈有了更深地了解，她的医者仁心、善良、助人的本性这时候更显其光辉，给我一生以深刻地影响。我在另一篇文章里曾经写过妈妈作为医务人员在“黑帮楼”的一些往事，现摘录如下：
“在“黑帮楼”居住时，楼里安插了许多造反派监视“黑帮”们，不许互相来往。妈妈此时的白衣天使身份和作用也给了全家和爸爸很大的帮助。那时，医院上班很不正常，专家们都被打到，缺医少药，天天开批判会。这些“黑帮”看病更是非常困难，去医院都有造反派跟着监视，医生们不敢认真看病，往往就是开点药。还不敢开好药。但这些老革命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历经艰难困苦，身体受到极大摧残，如今年事已高，基础病缠身，加之“文革”批斗遭受的种种屈辱和非人地折磨，精神、身体遭受的巨大伤害，身体状况非常糟糕。多亏妈妈住在这里，谁来找妈妈，她都认真地为他们看病，经常在家里为他们听诊、量血压，打针送药。行动不便的，妈妈便去他们家里诊治。妈妈还在医院里帮助他们开好针剂和药品，真可谓雪中送炭，让他们避免了不少因为看病可能遭受到的侮辱，让他们的病痛及时得到救治。在晚年最困苦的生活中体会到人间大爱。记得有陈少敏（唯一一位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表决＂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时没有举手的老革命）、张金保（中共五大、七大、代表，中共第六届中央委员，第二至五届全国政协委员）、李劼伯、陈宇、蔡英平等老革命。包括那些造反派，妈妈一样为他们和家人咨询、看病打针。为大家解决了不少困难。在那个楼里，妈妈是唯一的一个敢和各家来往并经常来往的住户。有的老同志家属身体不好，无人陪同看病，妈妈还让我陪同她们去医院，以她的言传身教把她的善良和助人精神传授给后辈。”
还记得，住在我家隔壁的一户人家，据说是因为女主人（不知她的姓名，且称为Ａ女士吧）经常和邻居家闹矛盾，无法相处，机关只好把她家安排在“黑帮楼”居住，同时监督走资派。这家女主人当时比较年轻，是她爱人的第二任妻子，生性霸道，作为邻居和监督者，让一向和邻里相处如同亲人的妈妈吃了不少苦头。起因来自妈妈的善良。Ａ女士丈夫的第一任妻子是病故的，留下一个女儿在河北农村和奶奶相依为命，Ａ女士结婚后生了一个男孩，宠爱有加。不幸的是在我们搬进“黑帮楼”不久，留在农村的十几岁的女儿的奶奶去世了，她只好带着奶奶留给她的一个箱子来投奔自己的亲生父亲。这个小姑娘老实内向，话语不多，脸上透出小小年纪不该有的忧郁。“黑帮楼”原是一座办公楼，因此厨房是一间办公室三家合用。小姑娘到北京后，这间厨房就成为她经常活动的场所，除了给全家做饭，写作业也是在厨房里用一个板凳当桌子。细心的妈妈很快发现了孩子受到虐待，经常在厨房给家人做好饭后，独自一人在厨房啃着窝头吃剩菜，更多的时候连菜也没有，即便如此有时还是要挨饿。为小姑娘的到来，Ａ女士经常和丈夫吵架，每当这时，小姑娘就躲在厨房一个人默默流泪，从不敢出声。妈妈哪里看得下去这样的情景，便经常悄悄地给孩子好吃的，尽她的能力给小姑娘母亲般的关爱，我的妹妹小华和她年龄相近，对她充满了同情心，经常悄悄给她许多帮助，家里一有好吃的，妈妈就让小华把她约出去，在外面吃完再回家。妈妈小心翼翼地做着这一切，生怕因为自己的行为给小姑娘带来麻烦。但是有一次，不知为什么Ａ女士大发雷霆，把小姑娘唯一的一支钢笔在地上摔得断成几节，小姑娘在厨房哭成泪人，小华赶快过去好好劝慰，小姑娘哭着说没有钢笔无法完成作业，怎么上学？小华把自己的一支钢笔送给了她。第二天Ａ女士发现了，在她的打骂下，小姑娘不得已说出了实情。Ａ女士认为这是我妈妈有意识唆使我妹妹离间她们的关系，对妈妈开始实行无休止的骚扰和欺辱。经常在我家门口吐唾沫，看到我妈妈就口吐脏话，把头发扔在我家炉灶旁边等。妈妈一生为人善良，无论在哪都和大家和睦相处，从没有人这样对待她。妈妈不会反击，默默地忍耐了这一切，依然悄悄关爱着这个可怜的孩子。有一天晚上，Ａ女士又因为小姑娘和他丈夫发生了激烈地争吵，Ａ女士大打出手，逼着她丈夫必须把小姑娘送走。我家和她们家仅一门相隔，争吵声如同就在耳边，我听到爸爸妈妈长长的叹息声，爸爸气愤地对妈妈说，如此窝囊的父亲，连亲生女儿都不能保护，说Ａ女士简直没有人性。要不是我爸爸当时所处的地位，依他的脾气，早就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了。第二天是个星期天，下着大雪，小姑娘第一次敲响了我家门，手里提着一个小包袱来向我妹妹辞行。说她父亲一会儿送她回老家，投靠亲戚。后妈坚决不让她留在北京。我们全家人心里一沉，无比难过。妈妈让小华送她下楼，我也跟了下去，在纷飞的大雪中，路上没有一个行人。小姑娘的爸爸已走了很远，小姑娘依依不舍地和妹妹惜别，她知道从此将无法相见。一步三回头，泪眼相望，什么话也说不出。她那穿着紫衣服的弱小身躯，自己梳理的散乱的发辫，在风雪中更显凄凉，妹妹小华欲行又止，站在风雪中看着她追赶父亲的背影渐行渐远，直到看不见她那小小的身影。小姑娘来京时还带着一个奶奶留给她的箱子，走时却只有一个小小的花布包袱。
小姑娘的离去，给全家人的心情罩上了一层厚厚的阴影。那天中午我们都难过得吃不下饭。爸爸妈妈的正义善良也同时传递给我们，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
九、插队离家
１９６８年，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我所在的中学女八中，也相继有一批又一批的同学去了内蒙、北大荒、山西、云南等地的建设兵团或农村插队。我们是当时在校年龄最小的一届，初６８届，一直没有分配到我们，但上山下乡的浪潮已经波及到全国，甚至每一个家庭。单纯正向的我们，一心想着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广阔天地去经受锻炼，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我和几个同学在没有分配我们这届学生的情况下，主动要求去延安插队。当时的军代表看到我们年龄小，想法幼稚，一再劝说我们等待分配，迟迟不批准我们的请求，去延安的名单已经公布一个月了，我们还没有得到批准。在一个周末，军代表只有一个不太了解情况的领导值班，我们趁机说服他，终于得到了批准。这时离出发的日子只有一个多星期了，我赶紧回家告诉父母，准备行李，回到家中，我和爸爸妈妈说了我的决定，他们没有反对，妈妈则急着考虑给我带哪些东西。没有想到的是，我转完户口回到家，我十五岁的大妹妹小荣听到我要去延安插队，立刻不见了身影，两个多小时后，她回来了，手里拿着转户口的介绍信，原来她去了我的学校，要求和我一起去延安插队，按照当时的政策是允许的。我们姐妹两个就是这样自己做主决定了命运，父母之前竟然毫不知情。宽厚包容的父母完全接受了我们的行为，没有半句指责。我听见妈妈和爸爸在小声商量，妈妈说一下走两个孩子，需要给他们添置一些御寒的大衣、棉鞋，需要买箱子等，但是家里那时爸爸已经停发工资一年多，微薄的存款也全部抄走，实在没有钱去购置所需物品，唯一的办法就是让爸爸去单位借款。妈妈知道爸爸性格倔强，从不低头求人，作为走资派的身份，提出这种要求肯定要受到很大的屈辱，还不知能否达到要求。妈妈提出由她出面去爸爸单位借款，爸爸是个有担当的人，为了孩子，他能忍受屈辱。第二天一早，爸爸就去了单位，回来时脸色铁青，手里拿着１００元钱，能够想象爸爸为此经受了什么。从来不过问家务的爸爸第一次请了假，带着我去西单买箱子，记得我和爸爸是走着去的西单，一路上爸爸和我不停地谈话，句句语重心长。妈妈尽一切可能为我们准备了一切能想得到的东西，我俩带去的东西可能是准备最齐全，考虑最周到的。妈妈把家里最厚最新的棉被、褥子、最实用、耐用的东西都给了我们。离开北京的那天，我和妹妹提出不让家里人去火车站送我们。永远记得离家时，爸爸妈妈和两个小妹妹站在“黑帮楼”二楼的楼梯口看着我们离去时的神态和身影，后来妹妹小华还是追了出来，在楼下的大门外看着我们离去。虽然我们彼此都尽力保持着平静，但心里却是百感交集，不知今后会发生什么，不知何时才能再见面。
后来听小华妹妹说，我俩走了以后，由于想念我们，妈妈仿佛变了一个人，每天恍恍惚惚，经常下班回家坐车时坐过了站，以至于售票员都知道需要提醒妈妈下车。只要家里做粥吃，妈妈端起碗来就想起小荣在家时最爱喝粥，惦念者我们在延安是否能吃饱饭，是否能喝上粥，眼泪就不停地往下流。家里气氛的改变，使两个小妹妹更加懂事，小华小小年纪就开始管理家里的一切。
十、亲情书信
插队生活极其艰苦，从北京优越的生活环境中来到穷乡僻壤的山沟，面对的生活中的每一个环节和事物，都是难以想象的巨大变化，贫穷和超乎体力的劳作毫不留情的瞬间迎面砸来，在父母温暖怀抱中长大的我们，幸亏有良好的家庭和学校教育，积极正向、迎难而生，幸亏有一个境遇相同、相互温暖的知青伙伴小团队，使我们在离家千里之外，在荒凉的小山村开启了完全不同的生活模式，虽然上天没有降大任于我们，但却让我们真正尝试了“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的艰难与困苦。也因此磨炼了我们坚强的心智和性格。
在山沟里最期盼的是家中的来信，期盼着来自北京家中的鸿雁，期盼着信件传输来爸爸妈妈的一线亲情。还记得到崖里坪后，第一次邮递员来送信的情景，由于大雪封山，邮件不通，我们天天翘首以盼地望着公路上的每一个行人，终于在一天上午，远远地看到了邮递员绿色的身影，兴奋地心情难以按耐，只见同学小娅飞奔过去，那么宽的延惠渠一跃而过，冲向邮递员，抱了那么厚的一摞信向我们跑来。我一个人就接到了１８封信！其中爸爸妈妈的信就有好几封，不同日期写的，都因为信件积压而一起到了。虽然离家才十几天，但已恍如时隔三秋，拿着父母的信，激动得手都发抖，终于读到他们亲切温暖的话语，爸爸的信一如往常和我们地交流，都是思想上的教育和启发，给我们把握方向，指导人生。妈妈的信则充满了关爱和思念之情，提了许许多多的问题，急切地想知道我们的一切，想知道我们冷不冷，饿不饿，累不累，想不想家……
小小的信件沉甸甸的，母爱父爱充斥其中，一股暖流在心中流淌，让我们觉得自己有着强大的后盾和支撑！是亲情的力量在最困难的时候为我们雪中送炭。爸爸妈妈永远是孩子心中最可依靠的大树，爸爸妈妈，你们可知道我们是多么的思念着你们，多少次在睡梦中见到你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