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生产队部门前那口大钟 
周日上午，我一如平常地打开电视，从电影频道里又一次看了小时候非常喜欢的电影片故事片《地道战》当我看到那天晚上，盘踞在黑风口据点的日军偷袭高家庄时，被正在查岗的村支书看到，他不顾个人安危，迅速往村里那棵大槐树跑去，及时敲响了悬挂在树上的那口大钟。当隐蔽在地道中的赵区长听到当！当！当的钟声后，带领游击队和民兵及时赶到，群众始免于难，而高老忠为敲钟报警却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望着悬挂在树上的大钟，听着那洪亮的钟声，不由得使我想起了五十多年前生产队里召唤社员上工的阵阵钟声，这钟声里沉淀着我童年许多难以忘怀的故事——
据村里的老人们讲，1958年人民公社成立后，开始以生产大队为核算单位，后来改为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我们村共有13个生产队，我家属于第11生产队。当年，各个生产队都在社员居住集中的地方悬挂着一口大钟。生产队里的一切事情都以敲钟为号，比如上工、开会、分东西、记工分等，都以钟声为准。每天敲钟时间基本是固定的：早晨5点（冬天6点）上工，7点收工；上午8点上工，11点半收工；下午2点半上工，（冬天1点半）晚上收工不敲钟。敲钟者几乎都是各生产队队长负责，社员们听到上工的钟声后，放下手中的一切活计，到生产队部集合。你看！那些大老爷们嘴里叼着个大烟锅儿，边走边抽旱烟，一边吸溜儿，一边吭吭吭的咳嗽，那些大姑娘小媳妇们，边走边织毛衣、边纳鞋底；那些青年小伙子们边走边嘻嘻哈哈地开着玩笑。等人们来到那口“大钟”下，生产队长就开始派活。领活后，社员们有的套上牛马赶着大车，有的牵上牲口，扛起犁耙；有的拿起铁锨锄头；有的背起粪筐，三五成群地向村外的地里走去。那时“队委会”由：政治队长、生产队长，会计、保管员、妇女队长，民兵排长等组成。每天都有生产队长敲钟、派活儿，如果生产队长有事，就由政治队长负责派活。那些常年干固定工作的人，每天不用领活儿，比如种菜园的、看场的、喂牲口的等。这些固定人员，虽然不去领活儿，但都很自觉，到点都准时工作在岗位上。你听！每天到了上工的时间，村子里可热闹了，经常是十几个生产队的钟声接连响起来，“叮叮叮当当当、叮叮当当、叮叮当……那一阵高过一阵的钟声在整个村子上空久久回响，恰似一曲曲优美动听音乐，唤醒了沉睡的村庄。
记忆中，我们生产队一共换了两口“大钟”，生产队长却换了一茬又一茬，但是敲钟却从来没有间断过。1968年，正是唯成分论的年代，是狠批资本主义，斗地主反坏右最盛行的时期。那年我刚好十岁。印象中，村子里是大字报满天飞，社员们停产闹革命，派系间尔虞我诈，“批斗声”不绝于耳。社员们整天喊口号，搞阶级斗争，根本无暇顾及地里的庄稼，致使耽误了农时，造成了粮食大面积减产，社员们分到的口粮根本解决不了温饱问题。生产队里穷的叮当响，甚至连口上工的大钟都买不起。队长只好在一家废品站找来一块铧铁，栓上一段铁丝，挂在生产队部对面的那棵大槐树上，作为生产队里上工的“大钟”。那些时日，只要生产队里钟一响，不是批斗地主，就是批资本主义。人们听到钟声，立马赶往生产队部。对于年幼无知的我来说，处于好玩，每每听到钟声后，总会拽着母亲的衣角，急匆匆地赶到生产队批斗会的现场。会场里人群鼎沸，热热闹闹，口号声一阵高过一阵。我和小火伴们根本无暇顾及什么批斗会，任由在人群里钻来钻去，追逐嬉戏，打打闹闹，好不快活。记得有一次，我最好的小伙伴儿虎子，因家庭是地主成分，他的父亲整天不就是戴着用白纸糊的高帽子上街游行，就是在生产队部被批斗。其他小伙伴们见到虎子都躲得远远的，生怕被人们说划不清界线。为此，虎子十分孤独，整天躲在家里不敢出门。而我，却始终把虎子当成自己最好的朋友，有了好东西分给它一半，没事了还经常带着他去玩儿，这些让虎子的心灵得到了一些慰藉。尽管那时我年龄尚小，但这一幕却深深地刻印在我的脑海里。这是我记忆中生产队里的第一口“大钟”留下的故事。
时光匆匆，我们成长，一晃我就长到了16岁。不知什么原因，生产队老队长学军被年轻力壮的占平取代了，原来那口“大钟”也光荣“下岗”了。人们都说新官上任三把火。这不，新生产队长一上来，就自掏腰包买来了一口大钟。那口大钟是用生铁浇铸成的，重50多公斤，喇叭形状，钟面外壁一圈铸有铸造时间，虽然它不是特别大，但它的声音比原来那个“大钟”声音洪亮多了，看着也更洋气了。从此，生产队长每天准时来到大槐树下敲响钟声。那时，生产队里都是以工分进行核算，出工多、挣工分就多，挣工分多分的粮食就多，年底分红就多。为了多挣几个工分，到年底多分点钱。还在读书的我，一到星期天就到生产队里参加劳动。这不！早上还在睡梦中，生产队里上工的钟声就敲响了。我便一轱辘爬起来，一遛小跑儿赶到大钟下，听从队长派活，领到任务后，带上工具赶往地里。别看那时我才16岁，但由于我身高力大，比队里的壮劳力干活一点不差。所以，每天不仅能挣到9.8个工分，还得到了历练。我曾为生产队里拉大车扛过辕（驾驶车辆）起过粪、筑过堤坝、坎过玉米，凡是壮劳力干的活我都能干。记得那年放了寒假，我和其他大哥哥大姐姐一起用大车拉土。我负责扛辕，九个人拉一大车土似乎不很吃力，一天拉上八车土也没感觉到累。整整一个冬天我给家里挣了不少工分，到年底还分了8块钱的红利呢。
每个人都会由时光的飞逝而经历着人生中最重要的过度。1976年，我高中毕业走上了社会，当了生产队里的会计，成了一名生产队里的“领导干部”。我很理解生产队干部的不易，他们不图名，不图利，一门心思扑在生产队的建设上，勤勤恳恳，无怨无悔。生产队长就像一个大家庭的家长，每天要第一个起床，早早来到大槐树下敲钟。然后安排当天农活，按照人员成分派活。白天和大家一样参加生产劳动，晚上还得召开干部碰头会，根据轻重缓急，提出第二天农活的重点工作，研究部署下一步生产任务，每天很晚很晚才能休息，的的确确很辛苦。为了减轻生产队长的工作压力，我除了做好生产队里的会计工作外，还主动分担生产队长的一些任务，让他把更多的精力投身到农业生产上。从那以后，生产队长只负责每天社员上工的敲钟工作，其他工作的敲钟由我来负责。平时生产队里要分粮食，分菜、分煤了，过年过节要分猪肉、牛肉了，晚上要记工分了等等都由我来负责敲钟。生产队有啥急事无论是谁都可以敲钟。记得那年，队里的牲口圈不慎起火了，风助火势，火越烧越大，饲养员最先想到的是队里那口大钟。只见他快速跑向队部急促地敲响了大钟，社员们听到当当当！当当当的钟声后，迅速提上铁桶，拿上扫把赶往牲口圈，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终于将大火扑灭，使生产队里免遭了损失。多少年来，社员们随着生产队里那口大钟春耕春播，夏收秋种，学习开会。年复一年，日复一日，送走了一个个繁忙的夜晚，敲出了一个个四季轮回。同时，生产队里的钟声，也时时激励着我、鼓舞着我，让我不断成熟，不断成长，不断进步！
1978年3月，我怀着依依难舍的心情告别了生产队里那口大钟，在乡亲们的锣鼓声中光荣参军入伍。记得临行前的那天晚上，我独自一人“偷偷地”来到了生产队里那口大钟下，用手抚摸着那口大钟，久久不愿意挪开。而后深深地向它鞠躬致谢，毕竟我是听着这口大钟长大的，它陪伴我成长，给我带来了无尽的快乐和幸福。
社会在发展，时代在进步。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随着农村联产责任制，土地承包到户的实施，生产队的体制寿终正寝，我们生产队里那口大钟也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五十年后的今天，每每回忆起小时候那些值得回味的故事时，生产队里那口悬挂在大槐树下的大钟清晰如昨，那当当当洪亮清晰的钟声不时在我的心中萦绕。因为，它已经在时光深处留下了无数的声音，我会把它永远珍藏在内心深处，让他成为一种永恒的回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