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敬亭将军女儿高凤英的盱眙情结 
（题图为高敬亭将军生前照片）
最近，我们在红色基因寻访中得知“高敬亭的女儿当年曾寄养在盱眙县古城山区”的消息，为了证实消息的真实性和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笔者和盱眙县党史工委主任傅育成、县摄影家协会主席朱少成、天泉湖镇文史工作者陈福安等一行，于2019年10月26日专程前往合肥，到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五医院疗养所拜访高敬亭将军的女儿高凤英女士。
如今的高凤英已经80岁，退休前是一○五医院的科室主任、知名的眼科专家，享受师级待遇。前不久，还被中国红色文化研究院、“红色工程感恩行动”全国组委会等单位联合授予“红色基因传承人”。我们向她说明了来意，她非常兴奋。她说：“我小时候的确是寄养在盱眙山区，在古城集生活到10岁才回到亲生母亲身边的。盱眙就是我的家乡，你们就是我的家乡人，见到老家来人，我实在是太高兴了！”接着，她便把自己寄养盱眙的往事和盘托出。听了高凤英声泪俱下的诉说，我们甚为感动，便把这一切记录下来，让更多的人知道那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一、将星错陨，妻女三人到盱眙
1907年8月，高敬亭出生于大别山西麓河南光山（今河南新县）。1927年11月，毅然参加了著名的“黄麻起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过区、乡和边区的苏维埃政府主席，红二十五军七十五师政治委员等。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主力随红四方面军长征北上，高敬亭奉命坚守大别山。面对国民党68个团17万正规军和5万多地方反动民团共20多万重兵围剿，在异常艰难的条件下，他把散落农家的红军伤病员召集起来，治好病伤，重建了红二十八军，在艰苦卓绝的情况下开展三年游击，打败国民党军队数十次疯狂围剿，迫使蒋介石连续换了“三任指挥官”，还“悬赏十万大洋以买高敬亭的人头”。可是高敬亭的队伍不仅没有被剿灭，反而越来越壮大，保住了大别山根据地，坚持大别山红旗不倒！
1937年抗战爆发，国共开始第二次合作，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统一改编成“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即新四军），红二十八军则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高敬亭任司令员兼政委。四支队奉命下山东进，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先后对日伪军作战90余次，击毙日军中将畑俊七，缴获枪支弹药无数，消灭日伪军1700余人、反动武装2400多人，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给人民群众以巨大鼓舞。
1939年6月4日，高敬亭接到新四军军部令，让他速到肥东青龙厂开会。谁知刚到便被以“不听从军部指挥”等为由逮捕，随行的警卫排也全被下了枪。24日上午8时，又以高敬亭“反党、反中央、反革命……可能率部投敌”等罪名被枪决。这位国民党曾悬赏10万大洋也没买到人头的我军著名将星，却倒在自己人的枪口下，时年仅32岁。
（右图为高敬亭夫人——女红军史玉清摄于1954年）
高敬亭的夫人史玉清是大别山的金寨人，1916年出生在一个贫困农民家庭。1930年，15岁的史玉清即投身革命、加入红军，并入了党，成为部队骨干，中共商南县委委员。1934年秋，红二十五军长征北上离开大别山后，商南县委成立“商南游击大队”，史玉清受命分管妇女排，她带领40多名女战士住洞穴、盖荒草，吃树皮、嚼草根，以金刚台为中心与敌人展开游击战。经过三年艰苦卓绝的斗争，最后只剩下8个同志，赢得了“金刚台三年红旗不倒”的赞誉，史玉清等亦被称为“金刚台英雄八姐妹”。1937年10月，经商南县委书记张富介绍，21岁的史玉清与30岁的高敬亭牵手走到一起，第二年他们便有了大女儿凤兰。正当第二个孩子怀孕腹中，却遭遇了高敬亭被冤杀、自己背上“反革命家属”罪名、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厄运，被关押监中。从结婚到高敬亭被错杀，他们在一起的时间只有短短18个月！
高敬亭被错杀如同晴天霹雳，对史玉清打击真是太大了，她怎么也不会相信！她掩上门，没有点灯，望着窗外霏霏淫雨，在昏暗的夜色中，她把刚满周岁的女儿凤兰哄睡着，又抚摸着已经怀孕七个多月的肚子，她咬紧嘴唇，竭力不让眼泪流出来。可想忍却根本忍不住，她爆发了。她用被子蒙住头、用枕头捂住嘴，她不能让哭声传出去啊。泪水湿了被子、湿了枕头、湿了衣衫，也冲洗去她的懦弱与胆怯。她勇敢地站起来，抹去泪水，用只有她自己才能听得见的声音坚定地说：“敬亭，你放心，我会用我的性命抚养孩子，会尽我一生的努力为你申诉……”。
在高敬亭被错杀两个月后的1939年8月，他们的第二个孩子来到人世间，这就是高凤英。当时住在监房，史玉清奶水不足，配给食品又有限，两个孩子常常饿的哇哇大哭，她看着两个孩子，伤心落泪。但到第二天早晨，当她打开门窗，惊异地发现竟然有馒头和米粉放在那里。这都是那些好心的战友和附近的老乡悄悄地送来的。他们迫于形势不敢接触，但心里却关爱她们母女，就把东西偷偷放那里。在以后的日子里，每天都会有东西放在那里。高凤英说：“听妈妈讲，这些好心的战友和老乡给我们送的东西，不仅让我们一家渡过了最艰辛的日子，也让妈妈变得更加坚强。这些东西是谁送的，我们至今都不知道名字。但我真得很想感谢他们，一辈子感谢他们啊！”
尽管丈夫被错杀，自己遭受无辜。但是，这位从战火中走出来的大别山红军女战士、金刚台的女英雄并没有因此而倒下，更没有因此而失去信仰。史玉清坚强的挺了过来。释放后，史玉清又回到部队，带着两个幼小的孩子，强忍着悲痛，转战奔波，坚持工作。这年秋天，新四军新成立了第五支队，由司令罗炳辉率领东进，跨过津浦铁路，前往路东开辟淮南根据地。史玉清也带着凤兰和凤英两姐妹，随队伍一起，来到盱眙县半塔集、古城集地区。
高凤英回忆说：“我出生后不久就和母亲随部队行军。当时，部队给有孩子的人都安排了挑夫。但是安排给我们的那个挑夫身体有病，体力不行，我妈就把粮食尽量省给他吃。有一次，挑夫不小心还是把我掉到了稻田里，弄的我泥头泥脑。那时我还不到周岁，连哭都不知道哭。”还有一次在穿过敌人控制的津浦铁路时，为了避免被敌人发现，大家都是不声不响、马不停蹄地急行军。“因为挑夫没劲，我们走得慢掉队了。前面的队伍到了休息地准备吃过饭时，发现我们一家还没到。于是立即派了两个战士急速沿着来时的路往回找，找了好几里地，才发现挑夫带着我们走错了方向，正朝着敌人控制区走。幸亏当时找得及时，否则被敌人发现，后果真得不堪设想。”
二、寄养古城，养育之情深似海
盱眙的古城集是山区，周围崇山峻岭，山林茂密，部队分散驻扎在附近的村庄。那时，姐姐凤兰才两岁多，路还走不稳；凤英才学着走路，跌倒了都不会自己爬起来，小姐妹俩都需要人照顾，一刻也离不开人。有一次，史玉清去炊事班打饭，便把两个孩子留在房子前面。等到她打饭回来的时候，发现小凤英跌倒在门前泥水汪里打滚，满脸、满嘴都是稀泥巴，连气都快喘不过来了。史玉清远远看到两个孩子在泥汪中打滚，赶紧三步两步跑到跟前，把凤英拉出泥水汪，擦去脸上、鼻子、嘴边的烂泥，心疼地抱着孩子哭了起来。要是史玉清再迟回来几分钟，凤英很可能就会被憋死。那天晚上，史玉清连饭都没吃，抱着两个小姐妹哭了一夜。她想：现在战斗形势越来越紧张，部队的事情也越来越多，我一个人带着两个小孩，根本照顾不过来，也没办法工作，这样下去怎么行啊？于是她忍痛决定：将两个女儿送给当地的老乡寄养！
史玉清把姐姐凤兰寄养在古城街附近的一户老百姓，把妹妹凤英寄养在大山深处的谢家港石顶子村的贺家。这家只有爷爷、养父贺长贵和养母汤品3口人。当时贺长贵32岁，他和妻子汤品没有孩子，便将小凤英当做自己亲生的孩子。他们对史玉清说：“史干部，您放心，孩子放在这里就等于在您自己的身边，我们会精心地养育，绝不会让她少了半根头发。您放心的出去革命，打天下，孩子就交给我们了！等到您回来时，我们会把孩子完好无损地归还给您的！”
那个年头，兵荒马乱，连年饥荒，春荒的时候没有粮食，村里人只好吃榆树叶、榆树皮、茅草根。可养父母舍不得小凤英啊，他们把家里仅存的一点点存粮当作宝贝一样收藏起来，三个大人舍不得吃上一口，全都留给小凤英，一家四口人中，只有小凤英可以吃到存粮，而三个大人都是吃糠咽菜。每次做饭的时候，总是先抓上一小把粮食，给小凤英单独做稀饭。兑上水，熬了又熬，熬成浓浓的米汤来喂小凤英。看着小凤英慢慢长大，一家人可高兴啦！
俗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小凤英在古城小山村的穷人家生活，也学会了农家人的勤劳、山里人的开朗、盱眙人的刚毅。爷爷和养父母做农活，小凤英也在一旁帮着做这做那。在小凤英很小的时候，就知道帮助干活，为家庭分忧，一大早，小凤英就挎着小竹篮，拿着小铲锹，到附近的田野里、山坡上去挑野菜、打猪草，家里人吃的菜、猪吃的菜大都是小凤英一个人给包了下来。那时候，农村孩子很苦，可小凤英不怕苦；家里的条件差，可家里人宁可自己吃苦受累，也绝不让小凤英受苦受饿；家里养的几只母鸡，生的鸡蛋除了换点油盐，大多留着弄给小凤英吃。一年春节，养父母到古城赶集，专门扯了一块花布，用自家后山地里长的新棉花，给小凤英做了一件花棉袄，小凤英穿上新做的花棉袄，高兴地跳了起来。小山村离古城集有七八里地，有时养父母带着小凤英去赶集，养父总是背着凤英走。后来，凤英长到六七岁了，赶集的时候还是养父背着。一次，贺长贵又背着凤英去赶集，凤英在他的背上，对养父说：“大大（父亲），凤英现在长大了，不是小孩子了，我自己能跑路，您不要再背着我了，放我下来，可别累着咱大大啊！”贺长贵听了，鼻子一酸，说：“好闺女，你真是大大妈妈的乖闺女啊！在大大的眼里，小凤英就是长得再大，你还是我的亲闺女，永远都是！”高凤英在回忆那段记忆的时候说：在养父母家的几年中，农村孩子所受的苦，我并没有完全受过，因为养父母一家人对我比亲生的还亲。尽管家里很穷、很苦，但是一家人仍然将所有的爱都倾注在我的身上，甚至是用“溺爱”的方式对待我。我这辈子真是感恩不尽啊！
1946年,国民党反动派挑起内战，我军主力部队北撤，地主还乡团卷土重来，古城也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期间，敌人抓住古城区区委书记、县民兵总队政委、县委委员梁化农，并残酷地将其杀害，又砍下他的头颅挂在古城集街头示众。一时腥风血雨，群魔乱舞，群众都吓得关门闭户，不敢外出。贺氏夫妇为防不测，便把小凤英送到外村的亲戚家暂避，还给孩子起了个新的名字——“桂枝”。
此时，有一个反动地主向敌人告密,说贺家以前曾窝藏了共产党的小娃子,还说有新四军把枪支和子弹藏在他们家里。国民党还乡团派兵到贺家搜查，还把贺长贵抓了起来,五花大绑押到乡公所，敌还乡团长手掂着皮鞭，恶狠狠地说：“贺老大，你把新四军的小崽子和枪弹藏哪去了？赶快给我乖乖地交出来，要不，这十八般刑具，哪一样都得叫你脱层皮、去趟鬼门关！”贺长贵死也不承认：“新四军根本就没有把枪支弹药放在我家，原来放我家的那个孩子也早给他们带走了。你现在叫我交，我拿什么交啊？再说了，我家就那两间破房子，那一点点的地方，我往哪藏啊？你们不信可以去搜啊！”敌人严刑拷打了三天三夜，硬逼他把新四军的孩子和枪弹交出来，又带着还乡团狗腿子到贺家里里外外搜查了好几遍，还挖地三尺，可什么也没有找到。接下来敌人对贺长贵又是一顿毒打。养母汤品到处找人说情，还把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全部变卖，连同家里所有存粮，凑了26担粮食才把贺长贵给“赎”了出来。遍体鳞伤的贺长贵紧紧抱住小凤英，心疼地说：“孩子啊，你是新四军交给我们抚养的，就是使出性命，也不能让你有半点闪失。我们不能对不起共产党，对不起新四军啊！”
（左图为少年时的高凤英摄于1951年）
经过这一劫，小凤英更加懂事了。1948年3月一天的凌晨，从古城集那边传来密集的枪炮声，一阵高过一阵，直到下傍晚，枪炮声才渐渐停了下来。贺长贵夫妇对小凤英说：“这一定是我们的队伍打回来了，凤英的亲妈也快回来喽！”打这之后，贺氏夫妇和小凤英都在盼望，盼望着史玉清早日回来。这年年底，盱眙县全境解放。
三、寄养八年，十岁回到亲娘旁
当年，史玉清在战斗和学习中慢慢地走出阴影，她以对党的至诚忠心,更加努力地工作，重新赢得了同志们的认可和党组织的信任。1942年,史玉清重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民运工作干部。后来，又随部队转战苏北、山东、东北，成长为正团级指导员。1949年3月，史玉清又跟随大部队从东北一路南下，来到安徽省省会合肥。根据工作需要和组织安排，史玉清来到皖北行署工作。
1950年,史玉清特意从合肥来到盱眙古城集寻找凤兰、凤英小姐妹俩。不幸的是，前几年盱眙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流行性霍乱”，收养凤兰的这家人全部染上“霍乱”，一家8口连同凤兰全部罹难无一幸免。
接着，史玉清又来到收养凤英的谢家港石顶子村的贺家，可是小凤英已经不认得亲妈了，怎么也不肯跟着亲妈走。后来，史玉清又先后3次派警卫员到古城来接，可小凤英怎么也不肯去。
高凤英在回忆时说：我在贺家时，养父母从来没有对我隐瞒身世，老早就告诉我，说我是新四军寄养在这里的。但是，我在这个小山村生活了七八年，养父母一直把我当着掌上明珠，疼我爱我，他们的恩情比天高比地厚，我与他们的感情太深太好，在我的心中，他们就是我的亲爸亲妈，我舍不得他们啊。
右下图为高凤英（后右一）和养父母合影（摄于1982年）
一天，贺长贵把汤品叫到一起，商量起小凤英的事。贺长贵对汤品说：“凤兰夭折了，现在凤英就是高司令和史干部的唯一血脉。我想，我们应该把凤英送回去，送到她亲妈的身边，这是对高司令负责，也是对史干部负责。虽然我们两个人没有生养，小凤英也把我们当亲爸亲妈，把凤英送走，我也舍不得，但是我们不能自私，我们不能把新四军的孩子据为己有啊！”汤品抹着泪，点了点头，说：“我听你的。”
第二天，贺家夫妇背上一袋山里长的小豆、花生、山芋干和大秫秫面（玉米面），带着小凤英跑了几十里山路来到来安县城，又打了去往省城合肥的汽车票，一家三口一路颠簸，来到合肥，找到了史玉清。贺长贵把凤英交到史玉清的手上，轻声地说：“史干部，孩子在我家蹲了七八年，我们两口子尽力照料，也算把她给养大了。今天，我们把她带来，亲手交给您了！”史玉清拉住贺长贵、汤品的手，眼里噙满泪水，哽咽着说：“贺大哥、汤大嫂，你们是我史玉清的恩人，是高敬亭的恩人啊！我们永远也不会忘记你们的大恩大德，会永远记得你们的！”
那晚，小凤英好像预感到了什么，非要和养父母住一起。贺长贵对汤品说：“我们把孩子送回来了,但是明天我们回去的时候，说不定孩子又会哭着闹着要跟着我们回古城。我看，还不如明天早上趁着天还没亮，孩子还没醒，我们就悄悄地离开。”汤品点点头。可是那天晚上，小凤英怎么也不肯睡，总是缠着养父养母问这问那，话特别多，还拿出小梳子，要给养母梳头，还说要给养母梳一辈子。夫妇俩好不容易才把凤英哄睡着了。
此时，贺长贵抬头看看窗外，东方的天空已经泛起了鱼肚白。他轻声地对汤品说：“天快亮了，乘着凤英睡着了，咱们走吧。”眼看着要离开养育了七年多的女儿，夫妇俩再也忍不住了，泪流满面，依依不舍地离开的史家、离开的小凤英，趁着清晨夜色来到合肥汽车站，乘上了合肥开往来安的班车，回到了盱眙古城老家。
四、永不言弃，冤案终究得平反
1950年，高凤英回到合肥时已经10岁了。母亲史玉清把她送进学校读书,在合肥读完小学、初中,1958年考入合肥一中读高中，再又考到芜湖医专（皖南医学院前身）上学。在上芜湖医专时，高凤英成绩优秀、要求进步、表现突出，不仅担任班长，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凤英又考取了安徽中医学院，回到合肥。1964年，正待毕业的高凤英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被分配在成都军区第三十七医院。
左图为高凤英刚参军时的照片（1964年摄于西昌）
此时，史玉清由皖北行署又调到安徽省牙防所（即今合肥市口腔医院）、省卫生厅担任领导职务。虽然高敬亭事件已经过去十多年，可她一直没有忘记为他申诉的事情。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她听战友时常提起高敬亭的事，说毛主席对此事一直很关心，她感到为高敬亭平反有了一线希望，便专门给党中央、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谁知这封信却被人阻止，根本没有转到毛主席手上，史玉清也因此遭到训斥。后来又迫于压力，几次提笔却又心存疑虑，事情便耽搁下来。
1971年，高凤英考虑到母亲史玉清年岁大了身边无人照顾，便申请调回合肥。经组织批准后，从成都军区调到南京军区，到驻在合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五医院工作。
1975年，高敬亭原来的几个老战友来合肥看望史玉清、高凤英，对她们说：“现在毛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年龄都大了，身体也都不好，乘他们老人家健在，能给高司令有个说法。要是他们都走了，今后谁能给高司令主持公道啊？”正好在这个时候有一部叫《杨三姐告状》的戏上演，对高凤英触动很大。她想，杨三姐一个农村姑娘都能为自己姐姐的冤案层层上告，最终告赢。我是个大学生，有知识有文化，难道还不如一字不识的杨三姐？我为什么不能为父亲的问题直接写信给毛主席呢？我相信，毛主席一定会为我父亲住持公道的！
高凤英的想法得到爱人方正平的支持。高凤英回忆说：“当时我爱人说，怕什么，大不了脱下军装回农村，我们父辈不都是从农村来的吗？就算回农村，我有知识，你有技术，实在不行，给人家看病不收钱，讨口饭吃总行吧。”就这样，高凤英提笔给毛主席写信。信的全文如下：
敬爱的毛主席：
我是已故红二十八军军长、新四军四支队政委兼司令员高敬亭的女儿高凤英，中共党员，现在安徽省105医院任军医。
我母亲史玉清也是红军中的一名妇女干部，因为我父亲的案件一度受牵连，在恢复组织生活后，也一直在安徽省卫生系统工作，现因身体多病,离职休养。
敬爱的毛主席，我写这封信主要是向您老人家汇报我对我父亲问题的想法和要求。特别是通过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您所制订的一系列无产阶级干部政策，在全国得到落实的大好形势的鼓舞下，我才鼓起勇气写了这封信，因为我父亲的问题对我压力很大。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我父亲遭受如此极刑？别人对此有许多不同看法，而我却一点也不清楚。据我母亲说，我父亲对党、对毛主席、对革命事业是忠诚的。在党的领导下，他坚持了大别山革命根据地的革命斗争。红二十八军一直打到抗日战争时才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从没有被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气焰所吓倒。当然，他在工作中，在执行党的某些方针政策上有什么错误，我是不清楚的。但从他一生的主要方面来看，我父亲是革命者，而不是反革命者，然而既是革命的却又为什么被杀了呢？对此我曾听毛主席在党的七大时，对来延安开会的原新四军四支队的有些同志问到我父亲的问题：“不杀是不是可以？”为此我们全家对您老人家是非常感激的。我相信红二十八军坚持大别山革命斗争的历史，中央是会有正确的结论的，我希望能够早日知道这个结论，来解除我们母女政治上的压力。
祝您老人家健康长寿!
高凤英
1975年10月10日 合肥
她把信折好，装进信封，并在信封上恭恭敬敬地写上：“北京市、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亲收”。为防止信件被打回，高凤英特意托朋友将信带到北京，通过北京市邮局寄出。11月10日信发。11月30日，信转到了毛主席手上，因毛主席刚刚做过手术，眼睛无法看清东西，便让工作人员一字一句地念给他听。毛主席听完读信，便叫来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要他立即着手调查此案子，并嘱咐：对高敬亭的事情一定要处理好，要对人负责，“以其结果告我”。汪东兴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迅速组织力量，查阅相关资料，调查核实当时的情况。汪东兴在当年资料中发现一份电报称“白崇禧电：奉委座电令，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枪刑照准”的内容。12月14日，汪东兴速将此事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叹了口气，说：“当时我就叫枪下留人，他们不听。杀了高敬亭，蒋介石当然高兴喽。”毛主席拿起笔，摸索着在报告上写下批示：“请军委讨论一次。我意此案原处理不当。”汪东兴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对高敬亭案进行了认真的复查。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了。高凤英流着眼泪伫立在毛主席遗像前，默默沉思：“毛主席他老人家走了，父亲冤案的处理还有希望吗？”
1977年5月份的一天，高凤英接到安徽省军区和一○五医院领导的通知，来到医院办公室。省军区领导郑重地对她说：“高凤英同志，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经中央军委研究决定，你的父亲高敬亭同志予以平反，恢复名誉。这是总政治部关于你父亲平反的文件。”从现有的资料表明，毛主席在临终前已经确定了高敬亭案处理意见，这是毛主席生前确定平反的最后一个冤案。
《关于给高敬亭同志平反的通知》是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于1977年4月27日发出的。通知指出：
高敬亭同志参加革命后,在毛主席党中央领导下,在坚持鄂豫皖地区的革命斗争中是有功的。虽在四支队工作期间犯有严重错误,但是可以教育的,处死高敬亭同志是错误的。遵照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批示,中央军委决定对高敬亭同志给予平反,并恢复名誉。
此时的高凤英心里百感交集，她忍不住大声哭了起来。她迫不及待地回到家，激动地告诉母亲：“爸爸平反了！”史玉清看着盼了多年的平反通知，母女俩相拥一起，大哭起来，往事一件件、一桩桩都涌上心头，这一天，她们等得太久太久、等得太苦太苦了！
不久,国家民政部又专门发文,追认高敬亭为“革命烈士”。在金寨革命历史博物馆，专设展厅介绍高敬亭的事迹。在河南新县烈士陵园，专为高敬亭立了墓碑；在新县城南新集镇高敬亭的老宅，还建有“高敬亭故居展览馆”，为其立了雕像。在合肥大蜀山文化公园里，也专门设有高敬亭纪念碑。
1980年4月19日，高敬亭将军的骨灰安放仪式在合肥举行。李先念副主席、徐向前元帅、谭震林、栗裕、肖望东将军，张劲夫、程子华、郭述申等首长以及高将军的部下万海峰、林维先、李世安将军等40多人送了花圈，300多位老部下、老战友参加了安放仪式。1989年6月，在高敬亭遇害50周年之际，方毅副总理、万海峰上将、林维先中将等参加纪念大会，怀念这位卓越的将领和革命先驱者。
五、魂牵梦萦，不忘盱眙养育恩
回忆起童年寄养在盱眙古城集，高凤英非常感慨，她说：“贺家二位老人待我太好了，我虽是收养的，可比人家亲生的孩子还要倍受宠爱。我和养父母之间有着很深的亲情,他们对我恩重如山。为感谢他们对我的恩情,从古城到了合肥以后的许多年里，母亲史玉清每年都会给他们寄点钱物。我工作以后,这些就由我寄。在他们生前,我和母亲经常去盱眙看望他们，有时候还经常接他们到合肥来小住一段时间。”在养父母去世之前，这种紧密联系一直没有中断过。1955年，盱眙县从安徽省划归江苏。尽管行政隶属关系改变，但这并不影响高凤英对盱眙、对古城的情感维系。高凤英经常默默地面向东方，眼眶里噙着泪水，她在遥望那个让她终生难忘的地方，遥望那些童年时的美好记忆，遥望那里的山山水水，遥望生活在那里的养父养母。
高凤英的养父贺长贵于1983年、养母汤品于1985年先后去世。高凤英得知养父母去世的消息，悲痛万分，专程从合肥前来古城奔丧，她感慨地说：“养父母一辈子没有生养，他们把所有的爱都给了我，他们就是我的亲爸亲妈，我就是她们的亲闺女！”所以，高凤英便以“女儿”的名义在二老的坟前立了一块墓碑，上面刻着：
慈养父贺长贵、母汤品之墓，女儿高凤英叩立。
在墓碑的背面，高凤英刻上了这样一段碑文：
父高敬亭，游击战神；一九三九，蒙冤罹难。母史玉清，随军东进，携我姊妹，来到古城。姐寄农家，霍乱流行，全家八口，无一幸存。我到贺家，视若亲生；养父长贵，养母汤品，衣我食我，茹苦含辛；关怀备至，疼爱情深。敌拘养父，威逼严刑，誓死不屈，护我生命。八载寄养，十岁离村；没齿难忘，养育之恩。二老未生，无有子嗣；我作孝女；叩拜双亲；建碑勒文，以纪永恒。
孝女 高凤英 敬撰
今年是高敬亭罹难80周年，也是高凤英寄养盱眙古城集78周年、离开古城集68周年。当我们前往合肥拜访高凤英时，她既感到意外，更感到高兴。听了我们的介绍，她激动地说：“我已经有30多年没有回古城集了，但是我一天也没有忘记那里，经常在梦里梦见，那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我真的是太熟悉了！我要回去看看，看看我童年时生活过的地方，看看那里的变化！明年清明节，我和老方会带着子孙们一起再回古城，去给我的养父养母上坟，烧烧纸、磕磕头，祭奠我一辈子都忘不了的恩人，我的养父养母！”
谈及当年，高凤英饱噙热泪，不无感慨地说：“盱眙古城集，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不会忘记抚养我的养父养母，不会忘记盱眙的父老乡亲，不会忘记盱眙那块红色的土地。我在那里蹒跚学步，在那里呀呀学语，在那里度过童年时最美好的时光，它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啊！”
（2019年10月28日）
【参考资料】
1、王金梅，《高敬亭之女：要不是毛主席，没人能替我父亲平反》，《江淮文史》2014年第1期
2、陈小平，《信仰的力量--高敬亭：大别山游击专家》，河南日报，2019.4.
3、唐亚，《高敬亭的错杀与平反》，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世纪风采》，2007.11.
4、陈加胜，《新四军将领高敬亭遭枪杀的史实过程》，云岭纪念馆
5、台运行，《被错杀的游击大师高敬亭：1975年毛泽东亲自平反》，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07.8.27
6、胡遵远，《史玉清：金刚台妇女排的杰出代表》，红色思源网，2019.10.27.
7、方正平、许正刚主编，《纪念高敬亭将军》，六安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2004.8.
本文作者（左）与高凤英合影（朱少成摄于2019.10.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