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经历的“激战前夜” 
1969年3月，在我国东北地区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珍宝岛”事件，中苏关系由此而急剧恶化，苏联在中苏边界线上陈兵百万，形成了对我国东北地区巨大压力。我当时在东北某军炮兵团当兵，对此变化感受颇深。首先，我们部队全部拉出了营房，分散住在农村老乡家，防止“苏修”的突然袭击，毕竟我们是军炮团，军之重器。第二，部队开始军事训练了。从文革以来部队就以“三支两军”、学习毛泽东思想、宣传毛泽东思想为主要工作，基本不搞军事训练，现在看来光凭毛泽东思想抵抗“苏修”的突然袭击还是有些难度的。第三，据说军里首长开始轮流到山里作战指挥部战备值班了，军里炮处的参谋、团作训处的参谋都下到各个基层连队协助军事训练。
从训练的强度、紧迫、针对性可以看出战争已经迫在眉睫。我们主要训练就是打坦克。老实说我们这种火炮打坦克实在不适合。我们这种炮射程远，杀伤力大，可以打战术核弹头，适合打击远距离的固定目标。缺点：机动性能差，不适合与近距离移动目标作战。在连队训练会议上副连长委婉的提出了上述意见立刻遭到了炮处杨参谋的严厉批驳，“都什么时候了还有这种想法，苏修马上就要打过来了。我们这儿是苏修1945年出兵东北打关东军最近的路线，苏修最厉害的就是坦克部队，别的我们都不怕他们。因此，军区号召全军都要学会打坦克，人家步兵老大哥都在练习使用反坦克手雷、四零火箭筒打坦克，我们炮兵部队看热闹，像话吗?”杨参谋一席话把副连长说的灰头土脸的，谁也不敢再提其他意见了。
我们连队战备隐蔽在梯子沟（锦州地区的一个小山村）并在河滩上修筑了火炮工事，每天练习平射直接射击科目。我们这种火炮实弹射击开销太大而且需要军区批准，杨参谋确实有办法，他和驻地空军联系，把空军老式、淘汰飞机的机关炮拆下来，到军工厂加工成我们火炮炮弹的形状，然后塞进我们火炮炮膛里。这样我们就可以使用机关炮进行实弹训练了，大大节省了训练费用。这种炮兵打坦克的新式教学法写进了军区战时通讯，军区有关领导看了异常高兴。当时我们担心的就是苏联坦克的进攻，如果我们大威力火炮发射穿甲弹能够打他们的坦克，那是太好了。领导肯定了教学方法，提出要从实战出发、严格训练并从战备弹药库拨出2枚穿甲弹，一辆废旧苏式坦克为靶子，认真搞一次实战打坦克训练，届时有关领导要实地观摩。
看了领导的批示，一开始大家都很高兴，可是后来就高兴不起来了。首先，那辆为靶子的废旧苏式坦克，这是一款斯大林4号坦克。1945年苏联和日本关东军作战使用的主战坦克，后来可能在作战中某些部件损坏被遗留在中国。几十年一直在仓库闲置，坦克的动力装置、作战部件都被拆除了，只剩下一个空外壳。杨参谋组织了实弹射击研讨会，副连长作为连队干部代表，我作为战士代表参加了会议。在会议上，杨参谋提出了演习方案。他强调，从实战出发坦克必须动起来。为此他找到工兵营借来300米钢丝绳，由我们炮车牵引坦克。靶场选择在村庄以西河滩开阔地，炮阵地距离靶场大约3000米。
会议在方案实施、炮阵地设置、安全、警戒戒严、修路等问题争论不休，作为一名士兵代表在这样的会议上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发言权的，不过我要是不把我们士兵的担心讲出来实在是于心不忍。于是我提出，火炮直射打移动目标，牵引车离坦克只有300米距离操作起来太困难。对移动目标射击需要有提前量，这几乎就是瞄准我们自己的牵引车射击，掌握不好会误伤牵引车的，瞄准手心理压力恐怕承受不了。其次瞄准镜和火炮是一体装置，对移动目标射击时，瞄准手一刻也不能离开瞄准镜。一旦射击，这种火炮的后坐力带动瞄准镜会对瞄准手的眼睛产生极大的伤害。
我发言以后，会场一片寂寞。副连长接着说，我们这种火炮是一种覆盖式轰炸、大面积的杀伤性武器，不太适合对单个目标精确打击。话没有说完，杨参谋把话就接过去了，“老马，你别跟我谈什么火炮，这个我比你懂。现在全军都在学习如何打苏修坦克，就你们特殊。我问你，你们炮车行进途中遇到苏修坦克打不打？”杨参谋这个例子假设的不好，我们行进途中真要遇到苏修坦克只有挨打的份，这种笨重的火炮遇到突然情况到完成射击准备可不是一时半会的事，等我们准备好了，对于机动性能好的苏修坦克来说，早把我们打成为一堆废铜烂铁了。不过大家谁也不敢吱声。
杨参谋用轻蔑的眼光瞟了大家一眼接着说，方案讨研讨会首先要统一思想，至于如何具体实施可以往后放一放。看着大家默然无言，最终杨参谋耍开了大牌，他拿出一摞文件往桌子上一放说，这是军区首长的批示，军炮处演习实施方案，你们连队执行不执行看着办。说完拂袖而去。从哪个角度上讲，这尊大神无论如何是得罪不起的，连长满脸赔笑又把他请了回来，开始认真讨论如何落实问题了。最后决定，各个炮班负责修筑火炮掩体，一班负责实弹射击准备工作。指挥排修筑靶场牵引车道路。
时间过的很快，没过几天各路首长就来到我们连队驻地的村里。为了欢迎领导，黄土垫道，静水泼街。此时，我们的火炮已经进入了掩体，外面拉上了伪装网，如果不走近了仔细看，真不知道这儿竟然是一个炮阵地。临时演习指挥部宣布演习开始并联络靶场，准备启动牵引车，坦克开始进入靶区。不料此时杨参谋叫停了演习，后来才知道，他在检查一班火炮射击准备时，发现一班瞄准手有点精神紧张，动作不协调，因此要求调整一下演习方案。过了一会，我突然听到副连长口令“四炮准备射击”，我脑子为之一振，怀疑我是否听错口令了？正当我犹豫不决时，团副参谋长从临时搭建的指挥台站了起来。他一手拿着望远镜，一手指着副连长大声指示道：“叫四班换一个老兵打，不，叫他们班长打。”得，这下完全坐实了。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先乱其心智。我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心乱如麻，一时不知所措。犹豫了一会，我忐忑不安的放下指挥包，迟疑的向炮位走去。这种火炮的实弹演习，以前也参加过多次，可是其威力每次都让我感到心灵的震撼。
我在瞄准镜里看到了牵引车拉着“斯大林4号”已经缓缓进入靶场，逶迤而行，此时心乱如麻。我不断的警告自己，一定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否则要出大事的。3000米的距离300米间距，还是移动目标，还要设置提前量，太难了。我决定不能追着坦克打，在坦克运动方向提前设置一个射击点，然后射击。
人算不如天算，当坦克进入我设置的第一个射击点位置时，这个家伙好像有意躲避我的射击，突然下沉，坦克几乎在我瞄准十字线消失。我估计很可能路不平，坦克进入了一个水坑，尽管副连长已经下达了射击命令，我觉得把握不大还是放弃射击了。我向前又移动了炮口，设置了第二个射击点。很快坦克进入了我预设的第二个射击点，不过此时的坦克时而像一个步履蹒跚的老人，时而像一个欢蹦乱跳孩子，我知道这是我们的牵引车拉一个60多吨的重型坦克由于坡度牵引力不足造成的，看来第二射击点把握也不大。我只好又向前移动了炮口，这是最后的机会了，再不发射，坦克将出了靶区了。
这时连蹦带跳的坦克好像稍微平静了一点，我不失时机的拉动了炮闩。一声惊天动地轰鸣，大地在颤抖，炮口拉出了长长火舌送出了炮弹。火炮发射的后坐力卷起了阵地的浮土，遮天蔽日，对面不见人影，空炮弹箱子也被火炮后坐力吹出10米以外。尽管我采取了预防措施，但是瞄准镜还是把我眼眶撞击的生疼，两眼冒金星，耳朵被震的嗡嗡作响。我顾不得这些，急切的想知道是否击中目标了。靶场的浮土渐渐消失了，我迫不及待的从瞄准镜向前望去。眼前的情景让我目瞪口呆，不知所措。说是击中了吧，瞄准镜中的坦克看的清清楚楚，完整无缺。没有击中吧，坦克一动不动了。此时副连长又下达命令“一发装填”，没等射击命令下达我就拉动了炮闩，心想此时不打更待何时？
又是一声巨响，阵地、靶场两处硝烟弥漫。这一下踏实了，两发穿甲弹打完了，就等结果，演习指挥部的各级领导都站到了高处，拿着望远镜向靶场望去。前后两发炮弹引起的烟尘使靶场一切都在朦朦胧胧之中，阵地上的人们越是想看清结果，靶场上的烟尘越像害羞少女的面纱，迟迟不肯露出那神秘的美貌。这时一阵微风从靶场袭来，送来一阵阵烤肉的香味，我知道，我肯定打中了。在这之前，杨参谋曾经让司务长买了老乡家一只狗，他想把狗放进坦克里，看看穿甲弹的威力。我肯定击中了坦克，在穿甲弹击穿坦克装甲的一瞬间，穿甲弹释放出了巨大能量，把狗烧死了。
事后证明我的判断是对的，坦克的确被我击中了。尘埃落下之后，在瞄准镜里可以明显看到穿甲弹击中的痕迹，阵地上传来一片欢呼声。从领导的笑容、讲话也可以知道他们对这次实弹演习是满意的。在领导看来，我们这种火炮对付苏修坦克的突然袭击是非常有效的。演习之后，杨参谋曾拍着我的肩膀夸奖我，说我是我军第一个用大型火炮打苏修坦克的士兵，值得嘉奖。我觉得他有点言过其实，他主要还是为炮处在连队蹲点训练经验推广唱赞歌。特别是，尽管我没有见过苏联现在装备的坦克，但是我绝不相信我打坏的“斯大林4号”坦克是苏修目前主战坦克的代表。不过从宣传角度还是可以打消苏修坦克“恐惧症”的。领导的讲话、上级的宣传使我得到了一些言过其实的表扬，不过也得到了连队有些领导的羡慕、嫉妒、恨，心里有一种不详的预感油然而生。
我的预感得到了证实，当领导们走了以后，副指导员找我进行了单独谈话。他提出这次实弹演习，我没有突出毛泽东思想，而是单纯军事观点、大比武弄虚作假的再现。他的一席话让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愣愣的看着他不知所措。他严肃的说：“你首先打断了钢丝绳，然后再打坦克，这不是弄虚作假是什么？都说你们城里人鬼心眼多，我看一点不假。”他这一番不着边际的无理推理，让我既生气又可笑。于是我嘲讽的反问道：“副指导员，我要是有用炮弹打钢丝绳的准头，我为什么第一发炮弹不命中打坦克呀？”“是呀，”他若有所思的回答道“这就是你灵魂深处的东西，你能够认识到这一点很好，这个问题你确实应该向组织上讲清楚的。”他肯定是在装糊涂，拼凑一些事实，进行毫无逻辑的推理，最后达到整人的目的。这种事我在“文革”中见的多了，跟我玩这套。想到这，我脑子一热，一摔门出了连部，后面还传出了副指导员的斥责声“这是什么态度吗？一点也批评不得，简直太不像话了.......”
事后不了了之了，不是他不想跟我理论，而是时事不容许了。后来才知道，苏联总理柯西金参加完越南主席胡志明葬礼后在北京做短时间停留，他在北京机场会见了周总理，发出了战争最后通牒。随即林彪发出了“林副主席一号通令”。此刻，东北各个部队马上进入了一级战备。部队开始大调防，改番号。部队不准回营房，也不准住老乡家。部队停止休假，复员转业工作也停止了，所有部队野外待命随时准备打仗。战争气氛似乎越来越浓，上级要求我们每门火炮立刻到弹药库领2个基数的炮弹，做好临战前一切准备。我们炮车到弹药库时，其周边排满了各种车辆。战士们都在争先恐后的往各自车辆上装运不同种类的弹药，仿佛大战一触即发。
连长已经在团里连续开几天会，这天抽空赶回连里召集班长以上的人员开会，传达上级作战部署及有关文件。最后连长从包里拿出一把压缩饼干，他看着大家惊异目光笑嘻嘻的说：“马上要打仗了，以后就吃这个了，来，大家先感受感受。”我以前听高炮团老战士作报告（他们64年曾经参加过越战）曾经说过，这种军用压缩饼干是他们在抗美援越战争中的主要食品，非常难吃，视为需要克服艰苦的生活条件一种表现。我打开一块尝了尝，觉得味道不错。油乎乎的，味道又咸又甜，好像还有点肉干、花生米什么的，很像中秋节吃的五仁月饼。这比我们每天吃高粱米熬白菜强多了，那些高炮团老兄们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会议就要结束时，司务长要求每个班派一名战士并要求连长再派一台车回去，把地里秋菜收一下。连长听后勃然大怒，训斥道：“都什么时候了还想着你那菜地，马上要打仗了，炊事班都得下到各个炮班。”“那打仗也得吃饭、吃菜呀。”司务长不服气的顶了连长一句。“那是吃压缩饼干、菜罐头、肉罐头，用不着你操心。”司务长不再吱声了。一切从战争出发，这种思维影响了全连。我们的生活似乎也有了点转变，司务长不知道哪里搞来的肉，每顿饭菜里总会见到几片肉。尽管每一个人分不到一片肉，不过菜里总是有肉味的，吃起来感觉十分美味。此外大家开始抽好烟了。我们连队大部分同志都抽烟，但是抽烟是有潜规则的，一般士兵都抽烟叶子，卷大炮。排长以上的干部可以抽7分钱一包“白牌子”卷烟，这种烟卷几乎全是烟埂子、下脚料卷制而成，因此没有正经牌子和商标，尽管如此，这种烟属于卷烟级别的。吸烟一般不可以“越制”，节假日、有喜庆的事情除外，否则会认为你有思想问题，但是干部吸烟可以就低不就高。
“大生产”牌子香烟是东北地区不受控制可以随便买最高档次的香烟，价钱比较昂贵，3毛5一包。那时候战士第一年津贴费只有6元，第二年津贴费7元，第三年津贴费8元，第四年津贴费10元，第五年津贴费15元，显然这种香烟在节假日也是不能随意消费的奢饰品。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大家似乎变得有钱了，嘴里叼着都是“大生产”香烟。是呀，明天的平静生活或硝烟弥漫的战争那个先来临谁知道呢？也许你今天抽的就是你人生中最后一盒“大生产”香烟。
临战前大家都很沉默，尽管不少战士都是同来自一个省、甚至一个地区、一个公社的，但是彼此之间没有什么可以拜托、关照的事情。因为我们是炮兵，一个战斗集体，炮在人在，炮毁人亡，一个人是不能独善其中的，这是大家心领神会的事情。大家不说，心里不会不想的，尽管在战前动员会大家都是慷慨激昂的，但是战争的残酷性也是心照不宣的，我们只能暗暗落泪，只不过男儿有泪不轻弹罢了。祝愿我们与炮同在吧。
连里用炮车把我们营房仓库私人物品都拉来了，我们都换上了新军装。换下来的旧军装放回包里，连里要求包外边一定要注明本人姓名、收件人的姓名、精确到生产小队的详细地址，无疑这是准备以遗物的形式寄回去的。此外，指导员要求大家写一封家信放在包里（为了防止泄密，当时所有的家信已经基本中断了），他怕给大家带来悲观情绪，不好意思说是遗书。不过战争已经迫在眉睫，谁还不懂写这封信的含义？
几十年过去了，我写的那封信早就不知道甩哪里去了，但是写信时那种慷慨激昂的神态还是历历在目，信的内容现在大家看起来一定会觉得可笑或认为不可思议，不过，那时候我就是这么想的。那封信的内容我隐隐约约的还大概记得。记得那次信写的心情十分痛快，第一次想啥写啥，不考虑别人的感受。因为我知道这是一封发不出去的邮件，如果我能活着回来，我就把信撕掉，谁也看不到。如果回不来，谁看我也管不了，爱谁谁吧，我先痛快了再说。
信的大概内容是这样的，“亲爱的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看到这封时我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因为我所在的部队马上要上前线了。你们的儿子是一名共产党员，从入党的那一刻起，他将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马克思说过，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最后才能解放自己。马克思是从资本的产生、形成、发展、灭亡得出了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全世界人民必将最终生活在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欺诈，一个完全自由、平等、民主的社会中。列宁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创造性的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列宁首先提出，可以通过武装革命的方式夺取政权，建立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国家，以达到共产主义可以在一国或数国首先实现的目的。你们也是共产党员，为了这一伟大目标的实现，你们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我们现在参加的这场战争不仅仅是对苏修的战争，从某种意义上讲是解放全人类的战争，比你们参加过的战争更光荣、更伟大。全世界共产主义将在我们这一代实现，由我们完成马克思提出的历史使命，我们青春无悔。”
写到此时心潮澎湃，激动不已，我不禁想起那首“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的长诗。在北京还是红卫兵时我就非常喜欢这首长诗，当时，从同学那借来以后连夜抄写，几次哽咽不能命笔。于是我把“长诗”改了改加在了我的信后。
“亲爱的爸爸妈妈，在这次战争中为了共产主义的实现，我们将冲破敌人的防线。我们的大炮向剥削者，喷吐着无产阶级复仇的炮弹。这场伟大的战争将使我们饮马顿河畔，跨过乌克兰草原，翻过乌拉尔的峰巅，将克里姆林宫的红星，再次点燃。然后我们沿着公社的足迹 ，穿过巴黎的街巷，踏着国际歌的鼓点，驰逞在欧罗巴的每一个城镇、乡村，港湾。用耶路撒冷的哭墙，把基督徒恶毒的子弹阻挡。将红旗插在苏伊士河畔，瑞士的湖光，比萨的塔尖，也门的晚霞，金边的佛殿，富士山的樱花，哈瓦那的烤烟，西班牙的红酒，黑非洲的清泉。这一切啊，都不曾使我们留念 。因为我们有重任在肩。多少个不眠的日日夜夜，多少个浴血的南征北战。........听:五大洲兄弟的回音，汇聚成冲刷地球的洪流。看:四海奴隶们的义旗，如星星之火正在燎原。世界一片红啊，岂能剩下白宫那一点？”
写到此时，油灯的灯芯跳闪几下迸发出几朵美丽火焰，然后骤然熄灭了。油灯没有油了，来不及结尾、签名，就摸着黑将信塞到包里。躺下之后，心情仍然久久不能平静，憧憬着将要发生的战争。战争的残酷是不言而喻的，唐朝人王翰就说过“ 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诗词的前一句应该改成“血染疆场君莫悲”就好了，看来王翰不是一个真正军人，一介书生而已。是呀，战国时吴起的《吴子兵法》就说过“师出之日，有死之荣，无生之辱”。看来平安回来似乎不太可能了，我又想起了那首“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长诗：“安息吧，亲爱的朋友，白云蓝天为你谱新歌，青峰顶顶为你传花环，满山的群花血草告诉我们，这里有一位烈士长眠，最后一次吻别你的笑脸，最后一次拥抱你的身躯。再见了，亲爱的朋友，为人类的幸福，历史的必然，而长眠在大西洋的彼岸，异国的陵园。”就这样，激战前夜，躺在炮车上，遐想着，迷迷糊糊的睡着了。
第二天，太阳像往常一样从东方升起，一切如旧。所不同的是战备似乎有点松懈，上级下达命令，我们可以睡到老乡家里而不必睡在炮车上了。后来才知道是毛主席看了“林副统帅一号通令”以后，做了批示“很好，烧掉。”这场预来战争就这样突然消失了，完全在于伟人的弹指一挥间。我们把战备炮弹又送回了弹药库，终于在一个皓月当空、满天繁星的夜晚，我们沿着崎岖山路回到了久违了的营房。
营区外面一片寂静，没有欢迎的人群，只有秋虫在呢哝。我们没有参战，我们不是英雄更不是凯旋。这里的一切是那么平静、自然、熟悉。几个月没有回来，营房一片狼藉，杂草丛生。水缸无水（我们营区没有自来水），积着厚厚的尘土，大家简单收拾了一下马上就寝了。天刚蒙蒙亮，起床号还没有吹，连长就把我们几个班长叫了起来随他一同走出了营区。
走了一会，我们到了连队的菜地。菜地更是惨不忍睹，好一点的大白菜都被老百姓收走了（放地里不收，人家以为你不要了呢。）地被刨的乱七八糟，大一点的萝卜、胡萝卜、土豆全没有了。远远就看见司务长在地里撅着屁股捡那些被遗弃的剩白菜、萝卜、胡萝卜、土豆，他已经堆了好几堆了，准备装麻袋拉走。看到我们来了，他竟对着连长失声哭诉起来，“连长，我们连的菜......”。我看着想笑，我想起了文革前的电影“青春之歌”。头天晚上，林道静带着农民偷偷把地主麦子给割了，第二天老地主看着麦秸捶胸顿足大叫“我的麦子，我的麦子......”。司务长看着我的样子，恶狠狠的瞪了我一眼说：“四班长，你还笑，今年冬天连菜叶子都没得吃，我看你还笑不笑的出来？”看司务长焦急的样子，我忍不住又逗了他一句：“我才不吃你捡的烂菜叶子呢，没准过两天苏修又来了，我们照样吃蔬菜罐头。”“想的美呦，吃你个鬼。”司务长看来真急了。
“吵什么吵？”连长有点不耐烦了，“走，到猪圈看看去。”连长看上去有点心事重重，不太高兴，我预感到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情要发生。从菜地向北走，十几分钟以后到了营房北门小山坡。团里的猪圈都在这里，一排排规划整齐就像我们营房一样，只不过矮了不少。我们来到我们连猪圈，一只老母猪领着几只小猪仔来迎接我们。看见了猪，连长有点笑模样了，“其他那几只猪呢？”看了一会儿，连长有点疑惑的问道。司务长低头不语。“问你话呢，怎么没见那几只猪呀？”连长脸上有点阴沉。“吃了”司务长怯生生回答。“什么？你再说一遍？什么时候杀的？”连长眼睛都瞪圆了。“部队在梯子沟战备待命的时候，你说要打仗了，伙食搞得好一点。”司务长嘟嘟囔囔的说到。
这么一说大家都想起来了，难怪那几天是顿顿见着肉了。当时大家以为要打仗了，后勤部门发的“特供”的呢。肉烂在锅里了，都吃到大家肚子里了，也不算什么大事。“再说，你不是说，马上要打仗了，猪圈、营房都归地方政府了，咱们吃肉罐头了.......”司务长还想继续解释被连长一声怒吼打断了。“你还敢强词夺理，你，你好大的胆子，你杀猪通过谁了？这么大的事你一个人就敢做主了？这事我管不了了，你向全连讲清楚。”连长的突然翻脸让我们困惑不解，司务长又没有自己把肉吃了，能有多大的错呀，还向全连讲清楚。
连长一屁股坐在小土堆上半天一言不发，最后喃喃的说到：“你们可能还不知道，团里昨天来了通知，复员转业工作又开始了，我们连可能又有不少老兵要复员。”“啊？”大家不约而同张大了嘴。老兵是连队的灵魂，在连队的军事训练、营房建设、日常工作、特别是执行艰苦的任务，他们都是冲锋在前，享受在后，他们的模范作用是党员、班长、干部不能替代的。“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一拨、一拨老兵虽然走了，但是光荣传统却留了下来。他们把青春献给了部队，在他们即将离开部队时，连队也会倾其所有欢送他们。每年都要杀一只大猪的，今年可怎么办？追究责任，检讨，哭诉，怨天怨地都是没有用的，这得面对现实，连长深深的陷入极度痛苦之中。春节马上就要到了，咬着牙说“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弄点粉条、豆腐，反正春节休息不了几天，还是能糊弄过去。可是老兵退役学习一个月呢，再说怎么向老兵们张的开这张嘴呦。买点肉吧，副食店肉是凭票限量供应老百姓的，想都不要想，话说回来，就是给咱们肉票，每天那点伙食费也买不回来多少肉呀。“唉，一件荒唐事，满把辛酸泪”说完连长点上一支烟，深深吸了一口，又陷入沉思中。
没过多久，连队开始年终总评工作。大家对连里的干部们提出了很多意见，什么“单纯军事观点”、“资产阶级军事观点”、“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大比武余毒”、“不贯彻毛主席军事路线”等大帽子全扣上了。至于什么用词含义已经不重要了，战士们文化水平都不高，知道是批判用语就可以了。好像这次“林副主席一号通令”不是副统帅发布的，是罪魁祸首连长、指导员发布的。连里的干部一声没啃，没有任何解释，有的还流下了眼泪。尽管战士们有些言过其实，连里干部还是觉得愧对于他们的。特别是对即将离开部队的老兵，由于要打仗，停止了复转工作，他们把复员转业回家穿的新军装已经穿的半新不旧了，把攒的几年的津贴费寄回家了，有的做他用了。现在部队又要他们离开了，谁不想锦衣还乡呢？他们钱花差不多了，军装穿的半新不旧了，让他们如何见江东父老？
团政治处苏干事再我们连队蹲点，参加连队总评工作。会后他有些不解的问我，“同志们怎么会有那么大情绪？言辞是否有点过了？”我告诉他，基层连队就这样，批评起来就是一针见血、刺刀见红，不讲究什么措辞，留面子。连里的干部一年要有两次这样的洗礼，一次是年中的初评，另一次是年终的总评。这比我们士兵强多了，我们一年360天，天天都得“斗私批修”、“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吗？那次也都是痛哭流涕的。记得当兵第一年赶上营建施工，部队发的袜子都是线袜，一点也不经摩。袜子破了又不会补，时间不长袜子就全烂了。无奈之下我只得让家里给我寄一双袜子，为了结实，家里寄了一双呢绒袜子。袜子刚上脚就遭到了批判，什么“小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思想”、“享受主义”等等。我也是“斗私批修”、“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好多次才过关。部队生活就是这样，批评归批评，言辞激烈，但是不影响个人进步，该评五好战士的评五好战士，该入团的入团，该入党的入党。苏干事听完感到诧异，漠然置之。
转眼间离开那次“激战前夜”已经五十年了，回想起“激战前夜”的慷慨激昂，返回营地后的“一地鸡毛”，感觉十分可笑。现在我们解放军的装备、后勤保障都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不可同日而语。不过，和那时候相比，唯一没有变化的是我们保家卫国的信仰和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军人素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