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南起,朝鲜族。1927 年 4 月出生于韩国(日本并吞时期)忠清北道清原郡。1940 年随父母迁居中国吉林省永吉县岔路河镇佛堂村。1945 年 9 月加入吉林省民族解放同盟,组织岔路河朝鲜族青年自卫队。194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延边地委总务科长、秘书,中共吉林省委政策研究室研究员,东北军区司令部情报参谋。1950 年 10 年随部入朝作战,先后任志愿军司令部作战处参谋、翻译,后勤部副科长、科长,解放军后勤学院学员、教员,志愿军后勤部撤军办公室主任。1958 年 10 月回国。1959 年起,历任吉林省延边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军分区副政委、政委,延边地区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吉林省通化军分区政委,吉林省军区政治部主任、副政委、政委,中共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委员会第一书记、自治州革命委员会主任、自治州人大主任。1979 年起,历任吉林省副省长、中共吉林省委副书记、书记。1985年起,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兼副政委、总后勤部部长,中央军委委员、军事科学院院长。1988 年 9 月,被授予上将军衔。1998 年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是中共第十二、十三、十四届中央委员,第五、第六、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


                                         抗美援朝

        1950 年 9 月,赵南起奉调到东北军区司令部情报部。10 月 19 日随彭德怀首批赴朝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在志愿军司令部担任四项工作任务:在彭德怀司令员身边担任朝语翻译;从事志愿军总部与朝方的联络工作;协助洪学智副司令员做后勤保障工作;传递重要作战命令。因工作需要,他与毛岸英合住一屋,朝夕相处,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951 年 5 月,中央军委决定组建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7 月,赵南起随洪学智到志愿军后勤司令部工作,先后担任运输组组长、计划运输科副科长、科长。他不负众望,依据战场情况和部队需求,及时地提供战场交通运输情况和对策建议;编制物资运输计划并组织实施;协调铁运与汽运之间的有机衔接;担负志愿军汽车运输的计划总调度。他曾就改善交通运输,提高保障能力,扭转运输工作被动局面提出许多建议,为建立起“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做出突出贡献。

         在反“绞杀战”中他提出建议:打破不同兵种、部门的界限,将铁路运输部门、铁路抢修部队、高炮部队和后勤分部进行力量整合,各派代表联合办公;铁路中断的地段,以汽车倒运予以衔接;开辟倒短运输,减轻咽喉地区运输压力;向铁路军管局派出志愿军后勤军事代表,加强后勤与铁路之间的协调配合。经志后司首长报请志司批准后,立即向“三角地区”部署了 5 个汽车团、4 个后勤兵站和 4 个辎重团执行倒短运输,共倒运物资 5000 个车皮,保证了运输不断线。

         面对美军的“夏秋季攻势”,志愿军司令部命令后勤部 9 月底前将冬装发到部队。赵南起提出采取铁路直达运输、后勤汽车部队直送、各部队组织人畜力接运和特种兵部队自运等方法,共同完成任务。1134 个车皮的冬装于 9 月 25 日前全部发放完毕,赢得了志愿军上下一致好评。

     1952 年 10 月底,志愿军发起上甘岭战役。司令部命令,20 小时内必须将 2 万枚手榴弹送到作战部队。此时朝鲜境内的手榴弹库存已经告罄,而从中国境内的安东到上甘岭距离约 500 公里,按常规火车、汽车转运最快也得 3 天。赵南起迅速确定应急方案并组织实施:打破朝鲜境内白天不准行车的规定,以 15 台汽车运载 3 万枚手榴弹直送上甘岭。沿途实行接力运输,昼夜行驶,换人不换车,并多运 1 万枚,以防途中炸损。在他的缜密计划和精心指挥下,3 万枚手榴弹比规定时间提前 1 小时运到上甘岭作战部队。

         为保证停战协定签字仪式顺利进行,赵南起奉命紧急筹措物资,圆满完成签字大厅的修建工作。当一座朝鲜民族风格、飞檐斗拱的签字大厅一夜之间奇迹般地拔地而起时,美方代表和各国记者目瞪口呆,惊异万分。

      1958 年 10 月 25 日,赵南起随最后一批志愿军部队回国,参加志愿军代表团受到了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在血与火的战场上,赵南起对战争指挥的战略意识有了深刻理解。他说,所谓“战略意识,就是抓住事物的本质,切中要害,带动全局。不管做什么工作,首先要确定总的战略指导思想,形成战略指导计划,才会在具体工作中应付自如”。确定正确的战略指导,成为此后他履行领导

职务的重要工作特色。


                               振兴延边

         赵南起回国后,先后担任延边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军分区副政委、政委。为开创民兵工作新局面,他带领工作组到汪清县汪清大队蹲点,使汪清大队在三年内改变面貌,一跃成为全县、全州经济发展、民兵工作的先进典型。尔后又相继成为吉林省军区、沈阳军区民兵工作“三落实”的一面旗帜,并作为先进代表出席全国民兵工作会议。参照此模式,各县(市)和公社都树立了自己的典型,以点带面,开创了全州民兵工作新局面,使延边军分区成为吉林省军区和沈阳军区的先进典型。

      1963 年 10 月,赵南起奉命参加吉林省“社教”工作团,担任珲春县敬信公社“社教”工作队书记兼队长。他坚持实事求是,仅用半个月时间把“三级干部”都解脱出来,并将他们推向生产第一线。此间,他还组织群众迁居位于图们江入海口处的“飞地”防川,从而保住了中国在图们江出海口处的地位。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赵南起坚持真理,刚正不阿,与派性分子坚决斗争。1967 年 2 月,他到各县调查发现,全州各级领导班子都已瘫痪,无人关注农业生产。经军分区党委研究决定,由军分区牵头,各级武装部接管各县、公社的春耕生产领导权,组织民兵投入春耕生产。在他的提议下,军分区通过沈阳军区直接致电中央提出了这一建议。中央很快下达了由全军各大军区、省军区、军分区和县、市人武部履职能,抓好工农业生产的指示。

       1967 年 3 月,延边地区开始实施军事管制,赵南起被任命为军管会副主任。他立场坚定,坚持原则,在保护地方干部、维护民族政策等诸多重大问题上,与延边左右形势的头面人物有着根本分歧与对立,并进行了坚决斗争。他因此受尽磨难,被下放劳动、解除职务和隔离审查。1972 年,赵南起被重新起用,担任通化军分区政委。1977 年 7 月,被任命为吉林省军区政治部主任。不久,又被任命为吉林省军区副政委,迎来了政治生命的第二个春天。

          1978 年 4 月,赵南起被任命为中共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州委第一书记、州革委会主任、延边军分区第一政委。他坚决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和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全力维护民族团结。既坚持原则、彻底清理“三种人”,又实事求是、不搞打击报复和秋后算账,保护了一大批干部。特别是在对待朝鲜族和汉族干部上,坚持“一碗水端平”,反对搞亲疏远近。仅用半年多的时间,全州平反冤假错案 3.56 万件,稳定了延边的政治局势。在中组部召开的全国工作会议上,“一碗水端平”的方针受到充

分肯定。

       此后,赵南起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工作上,主持完成《关于延边经济发展的若干问题》的研究报告。随后又不断修正完善,最终形成了延边国民经济发展的整体规划。在工业发展上,中央明文规定,只能在“内涵”上挖潜,不能在“外延”上扩展。赵南起从实际出发,提出走“内涵与外延”并重的发展道路,续建了停建的两个工厂,并新建和扩建珲春电厂、延边烟厂、延吉啤酒厂等项目。还亲自出面与青岛市建立经济技术协作关系,使延边的企业面貌一新,产品质量有了飞跃。

        与此同时,赵南起主持进行一系列立法工作。从 1979 年开始,他主持起草了全国第一部民族区域自治法律—— —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自治条例》(草案),并在五届全国人大民委第二次会议上作了专题发言,引起强烈反响。他还组织起草了《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林业管理条例》,实现了林业资源开发使用的良性循环。


                                 农业奇迹

       1983 年 3 月,赵南起当选为中共吉林省委书记。他在上任后的 4 个月中,5 次下乡调研,科学调整农业生产和管理体制,创造了农业发展史上的奇迹。

      他采取了一系列改革创新举措。全面推行家庭联产承包制,承包率由 1982 年的 30%扩大到95.5%;重点抓好 21 个商品粮基地县,在资金投入、生产资料及科技等方面予以重点倾斜;全力抓好科学种田,对科研单位和个人论功行赏,重奖贡献大的科技人员。同时大力推广良种和水稻科学生产,从而在全国创下了“四个第一”:全省粮食产量在 1982年 200 亿斤历史纪录的基础上,1983 年达到 295 亿斤,增长 48%;提供商品粮 150 亿斤,增长 76%;农民增收 124 元,增幅 43%;投入产出比 1:5,年增幅均创全国第一。

        为解决细粮供应问题,赵南起经过调查后,向省委第一书记强晓初呈上“以稻治涝,以稻致富,以稻改善城乡人民生活”的调查报告。经有关部门论证,制定了用 15 年左右的时间使全省水田由 400 万亩扩大到700 多万亩的目标。他在任期两年时间里水稻面积就增加了 60 万亩。其后 20 多年,水稻面积达 700 多万亩,产量比 1983 年增加 1.5 倍。

      大力发展多种经营是农民致富的必由之路。赵南起提议经省委批准,1983 年 8 月召开全省多种经营会议,提出了大力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大力发展农产品深加工产业、大力发展种植业、养殖业“两户”等举措。并召开全省“两户”先进典型座谈会,制定下发政策性文件,使全省的“两户”迅猛发展,1983 年比上年增加了 5 倍,达到 69.3 万户。

       赵南起在调查分析吉林农业面临的隐患后,于 1983 年春提出并启动了“农业生态工程”:将 25 度以上的坡耕地在 5 年内退耕还林;西部“三化”严重的 600 万亩耕地退耕还林、还牧、还草或以稻治沙;对污水要在 2000 年以前分期分批加以治理。1983 年 11 月,他又提出了全省生态建设的 5 项目标和任务:白城地区营造 600 公里防风治沙林;中部地区营造跨越 9 个县、市的水源涵养林; “三江八河”营造护堤护岸林;中部农田补齐防风林带;将全省森林覆盖率由 35.9%提高到 45%,为实现

全省生态建设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15 年后,赵南起率全国政协考察团回吉林省调研时,高兴地看到绿化吉林大地的战略目标已基本实现,感到无比欣慰。2000 年继海南省之后,吉林省跨入全国第二个生态省行列。

       他在回顾起这段经历时说, “求实,创新,群众为本,事业至上,是我的工作原则和终生求”。


                                   后勤变革


       1985 年 3 月起,赵南起先后任总后勤部副部长兼副政委,总后勤部部长、中央军委委员。

      这时,全党、全国、全军面临“三大转折”:党和国家由以坚持阶级斗争为纲、无休止的开展运动,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改革转变;军队由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状态,向和平时期应对一场高科技局部战争转变;军队后勤由吃“皇粮”向贯彻“军队要忍耐”的方针,向“标准加补助”的路子转变。赵南起从容面对现实,不畏艰难,在中央军委领导下,开创了后勤工作新局面,在“忍耐”中有所作为。

       坚持总揽全局,开拓创新。1989 年,赵南起主持制定了《全军后勤改革五年规划》。1990 年又出台《八五期间全军后勤工作的基本思路》。赵南起将正确处理国家“大后勤”与军队“小后勤”的关系作为首要环节,要求彻底改变军事经济与国民经济、军队建设与经济建设相脱节的状态,打破军事经济“自我封闭”的格局,军队“小后勤”主动走向社会,紧紧依托国民经济这个“大后勤”,最大限度地发挥军地、军民整体保障效能。

         调整军队战略物资储备格局,与国家物资储备紧密结合。凡军民通用的粮食油料等物资,主要依靠国家储备;军队武器弹药等专用物资,则主要由军队储备。

        军队基础设施建设,尽可能与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统筹规划、统一建设,走军民兼容、平战结合的后勤保障新路,努力实现共同开发、共同建设、共同使用。

        调整全军后勤基础设施。针对当时后勤机构臃肿,管理效率低下;后勤设施数量多、规模少,大多处于“山、散、洞”的偏僻地域;各军兵种自成体系,各业务部门自行其是,同一地域机构重复设置等问题,赵南起提出统一调整、优化组合、收缩摊子、提高效率的改革思路。平时战时都必需的,加强建设;军队暂时不需要的,向地方开放;平时不需要战时需要的,派人看守;平时战时都不需要的,淘汰撤销。据此,全军后勤摊子收缩精简将近三分之一,打破了“大而全”、 “小而全”的模式和自我封闭的格局,开始走向集中统一、精干高效的保障之路。

       强化作战保障机能,着力完善战略、战役、战术三级保障体系建设。90 年代初,在全军精简整编中,保留战略后方基地,将其作为军委总部直接掌控的保障实体,增强战略支援的机动性;进一步明确分部作为战役后勤保障的实体及其作用,决定在分部现有编制内抽组应急保障旅,以提高战役支援的快速性;着眼部队执行军事任务的需要,调整队属后勤力量,以提高直接保障的适时性。

          提高保障效率,积极探索网络化划区保障模式。他主张从以“三代”为主要内容的网络化划区保障入手,在不改变部队指挥与隶属关系的前提下,按照就近就便的原则,相互实行代供、代医和代修。经驻海南等部队试点后逐步展开,取得可喜成就。全军“三代”保障实力达到 86.9 万人,覆盖八个后勤专业,每年减少不合理迂回运输 6000 多万车公里,有80 万人就医不再舍近求远了。

       坚持把好钢用在刀刃上。赵南起面对军费严重短缺的现实,对军队财务管理体制作出重大变革:

     军费分配实行“两保三压”的方针。他认为,过好紧日子不能撒胡椒面,必须突出重点,有所为有所不为。要确保部队生活水平不下降,确保战略预备队和应急作战部队战斗力不降低,大力压缩楼堂馆所修建,大力压缩各项公务费开支,大力压缩集团购买力。实行后,所压的三项经费比过去减少了 50%。

      事业经费管理由单轨制改为双轨制。赵南起经调查论证提出实行“双轨制”的方案,经中央军委批准后颁布执行。主要是将各种经费由业务部门一家管理改为由业务部门和财务部门两家管理,从而将有限的财力用在最需要的地方,从体制上解决了分配不公、使用不当、监督不力的问题。

       推行事业经费供应标准化。他认为“双轨制”只是权宜之计,最终要实行标准化供应和管理。于是从 1990 年开始,全军旅、团两级的 18 项经费实行标准化供应,每个旅团每年增加经费达 66%~68%;1991 年又扩大到师一级。尔后随着军费增加,全军各项经费都要实行标准化保障。

      设立财务结算中心。为使军费保值增值,他提出在总后勤部和各大军区、各军兵种的财务部设立财务结算中心,统一受理事业部门开设账号和开支经费的存款、拨款、借款、结算等业务,起到聚财、生财、调剂、服务、监督的综合作用,极大地提高了资金的使用效益和安全性。

     “七五”期间,全军装备失修率每年递增约 8%,军用机场、港口、码头等基础设施虽已到翻修更新期,却无财力安排翻修。1990 年到 1992年,赵南起千方百计筹措资金,办成了几件事关部队战斗力的大事:

        解决军队大型贵重装备库房建设问题。由于装备费、基建费分别由不同单位掌管,部队大型贵重装备大多露天存放,造成巨大损失。赵南起到部队考察后向军委作了专题汇报。经批准后,1990 年全军大型贵重装备库房建设开始试点,1991 年开始分期分批修建,使这个长达 20 多年的老问题逐步得到解决。

       为空降兵装备大型运输机。历史的原因,使我军空降兵运输机型小机老,载重小、速度慢、航程短。购买大型运输机,军委当时又没有财力。赵南起从战略全局出发,提出从总后开源创收经费中挤出资金购买大型运输机,空降兵应急机动作战能力因此有了大幅提高。

        组织实施空军机场翻修和海军军港、基地整修工程。他于 1991 年和1992 年亲自带队,邀请国务院和总参有关部门参加,对部分机场和军港进行实地考察,提出了解决办法:对地方需要使用的机场码头,由当地政府解决整修经费,建成军民两用;军队重点解决战略地位重要和主要战略方向上的海空基础设施,所需经费从国防费中安排一部分,各部门事业费中倾斜一部分,总后预算外经费中挤出一部分,国务院再关照一部分,海、空军工程建设费中投入一部分。经军委批准付诸实施后,制约海、空军发展的一大难题得到解决。

       坚持在“忍耐”中求发展。1988 年,国务院下拨的军费达到了历年的锅底,只有简单维持经费的 70%。赵南起贯彻军委关于“标准加补助”的方针,一方面保持和发扬人民军队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另一方面通过生产经营开源创收,在新时期创出了新的佳绩。

        努力发展农副业生产。赵南起认为,部队农副业生产直接影响官兵生活,关系部队稳定,必须下大气力搞好。他在调查分析的基础上,将几十万从事农副业生产的兵员精简一多半;500 多个大中型农场,由“以粮为纲”向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科学种养和深加工综合发展转变;全军旅团生产基地,由小农经营方式向现代经营方式转变;连队业余生产向科学种养转变。

        在他任期的 5 年中,全军农副业生产效益平均每年递增 22.7%,农副业生产效益由 3 亿元增加到 6 亿元;在抽出 15~20%的耕地用于多种经营的情况下,粮食单产平均每年递增 4.7%,总产由 9.9 亿斤增加到 14 亿斤;肉食、禽蛋、水产品产量分别以每年 12.2%、28.8%、18.6%的速度递增。全军连队肉食自给率达到了 80%左右,蔬菜自给率达到了70%左右。全军部队从农副业生产收益中,平均每人每天补助 0.2~0.3元钱,对改善部队生活和提高战斗力起到重要作用。

     开展自补性开源创收。赵南起认为,军队医院、仓库、科研单位和物资系统等上千个单位具有军民兼用的功能,闲置的设施和潜力都在50%左右,而其军费供应只是正常维持费的 50%左右。鉴此,他提出仓库“以库养库,以山养库”,医院“以民补军”等政策。在优先服务部队的前提下,实行对地方开放、有偿服务、开源创收、经费缺口自补,使 80%的单位实现经费自补或自补有余。

         整顿经营性生产。从 1987 年到 1992 年,全军生产经营总产值和总收益,每年以 25%以上的速度递增,利税翻了两番。到 1990 年,已增加到 60 多亿元。其中 10%向国家纳税,30%扩大再生产,其余补助军费不足和部队生活,同时解决了 23 万军官家属子女的就业问题。但当时全军团以上单位几乎都在从事生产经营,影响和冲击部队建设。赵南起清醒地意识到,照此下去势必削弱部队战斗力和凝聚力。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他主持制定了调整改革军队生产经营的思路、方针和政策。对全军生产经营单位分三步进行清理整顿:第一步,对全军 11500 个生产经营单位进行整顿,确定全军师以下单位和各大单位的二级部一律停止经营性生产;第二步,军以下单位不从事经营性生产。需要保留的,整顿后集中到各个大单位;第三步,随着国家财力的增强,实现“吃皇粮”时

所有企业移交地方。

         围绕清理整顿,制定颁布《军队生产经营十不准》。规范经营范围和程序,防止违纪违法行为;将企业利润统一纳入军费预决算程序管理,实行收支两条线,并提出企业效益分配原则。同时对军队生产单位采取集中归口管理,走“企业化、集团化、集约化”的发展道路。到 1990 年,全军 11000 多个生产经营单位归并为 16 个集团公司。1992 年,已完成了第一步,正在迈入第二步之际,他被调离总后。

          坚持心系基层“雪中送炭”。赵南起深知,军队的基础是士兵。他在就任总后部长期间,始终把为基层服务、为士兵服务作为头等大事来抓。每年用三分之一的时间下部队搞调研,脚步遍及天涯海角、边陲雪域,扎扎实实为部队解难题、办实事。

       组织实施全军团以下部队住房综合治理工程。这些营房大都是“干打垒”简易房,不少是不防寒、不防暑、不防雨、不防风的“四不防”营房。他决定从 1987 年开始,对此进行分期分批修建。到 1992 年,修建营房2000 多万平方米,有三分之二的建制营搬进了新营房。

       为驻边远地区部队基层解决“四难”问题。受历史地理条件的限制,边防哨所、雷达站、观通站等驻边远地区基层单位,吃水难、洗澡难、照明难、取暖难问题长期没有得到解决。为此,总后勤部每年拿出数亿元,专门解决全军 2000 多个驻边远地区部(分)队的生活保障问题。

       解决西藏、新疆部队肉、菜、禽、蛋自给问题。赵南起闯出在当地开展种养业的新路,采用大棚种菜和保温养猪、养鸡的方法。总后有关部门拨出专款,并派专家现地指导,很快见到成效。到 1992 年,驻该地区部队的肉、菜、禽、蛋自给率达到 30~50%。同时扶持当地群众发展种养业,既使部队就地取给,又增加了群众收入。

         建立旅团生活服务中心。他在调研中发现,基层后勤普遍存在“重供轻管、重物轻人、重分配轻监督”等问题。便主持召开全军生产生活现场会,在全军旅团单位建立生产生活服务中心,融生产、加工、供应为一体,方便连队,改善生活,强化管理。还主持制定了《军队基层后勤管理暂行条例》。到 1991 年底,全军 70%的基层单位后勤管理达标,并涌现一批整团、整旅、整师达标的单位,有力推动了基层后勤科学化、规范化管理。

           坚持从严治军无私无畏。随着我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军事经济工作出现了分散主义、本位主义和个人主义倾向,突出表现在房地产管理、编外车辆、预算外经费管理等问题上。赵南起认为,这些问题与军队铁的纪律所不符,与我军根本职能所不容,若任其发展将涣散军心,最终导致政治上各行其是。他向军委提出深入开展从严治军方针全面整顿的建议,被军委采纳。

     清查整顿全军房地产。1990 年 5 月,全军房地产清查整顿工作全面启动。军委决定组成全军领导小组,赵南起任组长。经清理发现,全军约四分之一的军官无房居住,但又有数万名军官占用两处以上住房;全军精简整编后的空闲营房近千万平方米,却不能统一调整补缺。他排除干扰,顶住压力,坚决纠正。指导有关部门边查边改,共清退个人多占住房3.5 万户(190 万平方米),收回地方占用营房 15 万平方米,核定调整利用多余营房 846 万平方米。

        开展全军决算审计。1992 年上半年,全军团以上单位展开决算审计工作,赵南起再次出任组长。审计收回应上缴经费 10 亿元,用家底经费平衡历年超支 9 亿元,收回借垫款 7.8 亿元,压缩消耗性开支 1.3 亿元。还查出违纪金额、贪污受贿金额,直接经济效益 25.8 亿元。清理整顿全军编外车辆。1992 年全军编外车辆比 13 年前增加约 26倍,而且在 1989 年后每年递增 16000 辆左右。总后会同总参对编外车辆分别作出了淘汰、调整、顶编、留用处理。同时对截留克扣、超标车辆进

行了清理,清退占用驾驶员 1.2 万名,有效规范了车辆管理秩序。这三项整顿,加上在此前后进行的全军生产经营清理整顿、全军银行账户清理整顿、全军油料供应管理大检查,构成了纠正不良倾向的强

大攻势,强化了军队的集中统一和全局观念、严肃了军队纪律,增强了廉政意识,有力纠正了部队存在的分散主义、本位主义、个人主义的倾向,不仅取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还取得了不可估量的政治果。


                             军事科研

         1992 年 10 月 22 日,赵南起出任军事科学院院长。他在调研后提出了“四个结合、四个为主”的军事科研方针。即史料的收集、汇编工作与研究工作相结合,以研究工作为主;基础理论、历史研究与国防建设、军队建设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相结合,以现实问题研究为主;注释性、借鉴性、总结性的研究与面向未来、着眼发展的创造性超前研究相结合,以创造性的超前研究为主;低层次的一般性课题的零散研究与宏观的战略性课题的系统研究相结合,以宏观的战略性系统研究为主。科研方针对头,科研人员有劲头,军事科研取得显著成绩。1993 年,全院完成的 188 个研究课题中,重大现实问题上升到了 66%。从 1993 年到 1995 年,在科研计划中的重大现实课题比例一直保持在 60%以上。在 3 年中,约 80%的现实课题是当年立项、当年完成。对策性研究成为军事科研的重点,形成的一批热点问题研究报告,引起军委、总部的重视和好评。

     他主持制订了《1994 年至 2000 年军事科学院研究干部培训计划》。确定到 2000 年培养出一批适应 21 世纪军事科研要求、在军内外乃至在国际上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各学科专家和高层次研究人才,50%以上的研究干部具有硕士以上学位,其中 10%左右的干部具有博士学位。

     1995 年 7 月,赵南起卸任。在军事科学院举行的欢送大会上,全院干部用雷鸣般的掌声为他送行。他只有 7 分钟的告别讲话,先后博得了8 次热烈掌声,最后一次整整持续了一分多钟。这正是全院干部为老院长佩戴的军功章啊!


                         参政国事

       1998 年 3 月,赵南起当选为第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由过去的决策者变为决策咨询者,他用军人的特有作风履行新的历史使命。角色变了,但领导风格和工作作风没有变,依然胸怀大局,脚踏实地,唯真求是;依然心在基层,情系民生,忧国忧民;依然面对现实,着眼长远,开拓进取。

       国策为重,导向为先。赵南起面对 1998 年夏季的特大洪灾和 1999年春的严重沙尘暴,开始反思灾害提供的深刻教训。他发现屡遭各种灾害的原因是生态发生危机。1999 年 7 月,他提议由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和国家林业局、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等单位联合成立“关注森林”活动组委会,并亲自出任组委会主任。以实地调研为基础,以专家队伍为支撑,以媒体报道为手段,向全社会广泛宣传生态环境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意义,唤起人们对生态环境建设的应有重视。

         赵南起带领组委会横跨我国“三北”沙区,南下广西石漠化地区,深入湖南、湖北和吉林、辽宁,通过调查走访,深切感到不能以牺牲生态为代价来发展经济,不能走先破坏后治理的老路。媒体集中披露了我国荒漠化面积为 263.6 万平方公里,沙化土地面积每年扩展 3436 平方公里,水土流失面积为 356 万平方公里,江河流量大减,不少中小河流出现断流,恶化趋势有增无减。一组组数据和活生生事实,给国人以强烈的心理冲击,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引起了中央主要领导的高度关注。

         在深入调查研究中,赵南起发现了一些生态治理的先进单位和个人,说明生态破坏是可以治理、可以恢复的。通过对生态治理先进典型的广泛宣传,进一步确立全民的生态道德观, “保护生态人人有责、治理生态个个有份、改善生态家家受益”已广为接受。

          组委会深入研讨生态建设的法律制度,增强社会的法治意识。追溯生态变化的根源,管住人是关键,而管人主要靠法制。赵南起商请国家有关部门,催生出《治沙法》等一批生态领域的法律制度,规范了荒漠化治理、天然林保护、跨流域水资源利用、非公有林开发等方面的行为,为

一些棘手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法律保障。

        据不完全统计,组委会自成立以来,上报中央调研报告 16 份,在各大报刊上发表文章 1000 余篇,电台广播 800 余次,电视报道 500 条,营造了良好的生态建设舆论氛围,促进了生态环境的改善,推进了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

            注重治水,源头抓起。赵南起视水资源为我国北方地区影响人类生存、生态环境及经济社会发展的首要因素,多次组织专家、学者和有关部门调查论证。1999~2000 年,他率领调研组先后两次到辽宁对“节水农业”进行专题调研,形成了《关于辽宁省开展节水农业问题的调研报告》,提出了建立多元投资体制、加大节水投资力度等建议。

       1999 年,赵南起带队到内蒙黑河、新疆塔里木河流域调研。发现这两条河失去了对上下游之间、生产生态之间用水的有效调节。于是从全局着眼,主张由国家相关部门协调,打破区域界限,统一调度,使两河用水统筹兼顾。如不能兼顾,宁肯牺牲上游农牧业,也要向下游放水,确保下游生态环境,以防几千万亩土地沙化,减轻沙尘暴灾害。他的建议经职能部门果断决策,两河下游流域的生态得到恢复,枯竭的居延海重现生机。

         治理荒漠,献计献策。赵南起把工作重点锁定在防治荒漠化、再造秀美山川这一事关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重大课题上。他不顾年迈,亲自带队深入沙漠、戈壁和边远地区进行调研。1999 年 4 月,带领全国政协防治荒漠化调研组,从内蒙到宁夏,由甘肃入青海,深入我国荒漠化最严重的西北地区,进行长达 20 多天的实地考察。同年,他又带队对新疆进行了现地调研。提出滥垦、滥牧、滥采、滥伐、滥用水资源,是荒漠化扩张的最直接原因。他主持起草了《关于我国防治荒漠化面临的严峻形势及对策建议》,提出将防治荒漠化列为国土整治重点工程,尽快制订出台《防沙治沙法》。

     赵南起还探索出治理荒漠化土地的新模式。他在调查中深感,治理近 1/4 国土面积的荒漠化土地,光靠国家远远不够,必须动员全社会参与。于是同吉林省政府、国家林业局商定,共同发起在吉林省西部 1000万亩盐碱荒漠土地上,组织动员企业、社会团体和个人出资治理的试点。2001 年 7 月,由“关注森林”活动组委会、吉林省政府、国家林业局联合举行“关注森林 100 万亩荒漠变绿洲”活动启动仪式,之后吉林省首批划定治理 400 万亩。先后有 10 多个草业公司累计投资 8000 多万元,认定治理面积 18 万亩。吉林省荒漠化治理基金会收到捐款 1500 多万元。2004 年,100 名台商认购治理吉林省荒漠化土地,并首开先河拿到了国土资源部颁发的土地证。全省荒漠化治理建设总投资已达 18400 万元。至 2007 年,吉林省治理荒漠化土地 620 万亩,使原来的盐碱荒地变成了草场。这一成功探索,带来了巨大的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不失为治理荒漠化土地的好模式、好机制。

          2002 年春,沙尘暴一次次袭击京城。赵南起于 4 月下旬再次率全国政协等部门专家,深入内蒙古赤峰市、通辽市调研,听取建议,探讨对策。形成的《关于防治土地沙化问题的若干建议》和《保护 18 亿亩沙化草原的建议》,被列为全国政协主席会议文件上报中央和国务院。关注森林,造福子孙。1999 年 10 月,赵南起带领全国政协生态调研组到新疆调研后,提出将新疆阿尔泰山、天山天然林资源的保护纳入国家天然林保护工程;把保护塔里木河流域胡杨林列入国家重点生态建设工程;将新疆列为防沙治沙工程重点区,实行开源与节流并举的方针,确保新疆水资源的永续利用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等建议,先后被国家职能部门采纳。

         2000 年 11 月,他带领政协调研组深入广西红水河流域和西津水库对生态状况进行考察,并向国务院报送了两个专题报告,其中提出实行生态移民和发展农村沼气两条建议,成为生态建设的两项重要举措。

       2001 年 9 月,他率“关注森林”组委会到湖南省会同县楠竹基地考察。同月,又率政协视察团到吉林省调研非公有制林业发展情况,提出在非原始森林林地发展非公有林,应作为林业建设的一项有效机制大力推广;并对治理荒山、荒沙、荒地的单位和个人,在土地使用权、资金扶持、减免税费、林产品加工等方面实行优惠政策。这些建议,基本上都被采纳并得到落实。

          赵南起就是这样,为了再造祖国秀美山川,为了造福子孙后代,为了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倾注全部的智慧和心血。他成功地履行参政议政的神圣职责,在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岗位上建立了新成就,做出了新贡献。


           作者---曾凡祥    (撰稿者系军事科学院军队建设研究部原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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