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军】手持梭标闹革命，威风八面上甘岭
秦基伟（1914—1997），湖北黄安（今红安）人。
1927 年参加黄麻起义。1929 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0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方面军经理处监护连排长、总部手枪营连长、少共国际团连长、警卫团团长、红三十一军第 274 团团长、红四方面军总参谋部补充师师长。参加了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 129 师游击支队司令员、晋冀豫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第 129 师新编第 11 旅副旅长、太行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兼中共地委书记。解放战争时期，任太行军区司令员、晋冀鲁豫军区第 9 纵队司令员、第二野战军第 15 军军长。
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 15 军军长、云南军区副司令员、昆明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成都军区司令员、北京军区第二政治委员、第一政治委员、司令员，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副委员长。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十二、十三届中央委员，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第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常委。1955 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88 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授予其一级自由独立勋章。
父亲秦辉显勤劳厚道，家道不算富裕却也够温饱。8 岁时，父母把他送进本村私塾读书，指望他能识几个字，念通官府的公告，知道捐税名目，算清收入支出，当一个明明白白的种田人。谁知秦基伟生性好动，受不了私塾先生的约束，经常瞅冷子脚底抹油，溜到外面或摸鱼捉虾，或引弓游戏。私塾先生先是用竹片狠打手心，两年后打手心也不管用了，私塾先生只好勒令他退学。失学了，秦基伟也毫不沮丧。他甚至蔑视那些两耳不闻窗外事埋头只做死学问的傻蛋。离开学堂，他反而觉得如鱼得水，于是他成了家庭的后备劳动力。然而，在以后的岁月里，尽管他仍然不怀念私塾学堂，但他却对半途失学感到遗憾。特别是参加革命队伍后，他痛楚地认识到了没有文化的悲哀，于是他发奋学习，坚持每天写日记，随着岁月的流逝而不断长进，终于成为一位既有赫赫战功又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军事领导人。
从1925 年开始，横祸接踵而至，一场瘟役相继夺走了父亲、母亲、伯父和哥哥的生命，年仅 11 岁的秦基伟成了孤儿。偌大的农舍里只剩下一个孩子，那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他白天要下地干活，收工回来还要自己做饭吃。由于家破人亡，秦基伟尝尽了人间的苦难。 1927 年，中国农民运动风起云涌方兴未艾，武汉老百姓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愤怒抗议英国水兵枪杀罢工工人事件；国民革命军北伐军占领汉口；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许多共产党人被捕杀害。在湖北农村到处都在打土豪分田地。这年冬天，秦基伟正在屋里劈柴，他的一位堂叔突然闯进来喊道：“还劈什么柴，闹革命了，还不跟着打县城去！” 接着，外面又来了一群庄稼汉子，人人手里都拿着梭标、大刀，喊着“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秦基伟接过一把麻绳红缨梭标跟上队伍，参加著名的黄麻起义。这一天是 1927 年 11 月 13 日。
秦基伟参加红军后，经过几个月的训练，被分配到第 3 团机枪连当战士。第一次战斗，是跟国民党第 20 军郭汝栋的部队交手。拿着梭标参加队伍的秦基伟非常渴望在战斗中搞到一枝枪，看到别的战士趴在土堆上用枪射击，而自己只能拿着梭标在一旁看，心里很不是滋味。“没枪，没枪我不会夺吗？”他站立一挺梭标，大吼一声就冲向敌阵，全然不顾飞来的弹雨，一个敌兵看见秦基伟不要命地朝他冲来，被吓得傻了眼 ，扔下枪就往回跑。“哈哈！得来全不费功夫！”秦基伟捡起枪，连蹦了几蹦，“嘿，汉阳造！”他立即扔了梭标就用枪打了起来。首次战斗，他就崭露头角，表现得如此勇敢，很快就被提为副班长。没几个月，又升为班长。这时的秦基伟还不满 14 岁。不久，秦基伟被保送到营部学校去学习。7 个月后毕业，他所在的第 31 师整编为红一军第 1 师，他被分配在军部经理处监护连任排长。没几天他又被调到军部手枪营第 2 连当排长。
1931 年，苏区开展“肃反”运动。秦基伟算是幸运的，没有被关押审讯，但被从第 1 排调到第 2 排当排长。“我是先锋排排长，怎么会调到力量相对弱的 2 排去呢？”他认为这是“降职”了。“我没犯错误，为什么降我的职呢？”后来才听说，是被人“张冠李戴”了。因为他年少时出过天花，脸上有几颗麻子，被大家喊作“麻子排长”。真巧，这个连的第 3 排排长也是个“麻子排长”，他曾对“肃反”说了几句不满的话，可能被已经抓起来的连长和指导员供了出去，于是主持“肃反”的保卫局就来找“麻子排长”的事。而三排长是雇农出身，秦基伟是中农成份，所以没有怀疑三排长，因而把火燃在秦基伟身上。幸亏秦基伟只是个排长，又是孤儿出身的工农干部，没有受到更多的责难。在后来的战斗中，秦基伟率领所部，英勇作战，为苏区的巩固和发展建立卓著的战功，先后任手枪营连长、少共国际团连长、警卫团团长、红三十一军第 274 团团长、红四方面军总参谋部参谋、补充师师长。1935 年率部随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1936 年 10 月抵达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合，胜利完成长征。
晋中抗战惊敌胆。 1937 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秦基伟所在援西教导团改编为八路军第 129 师教导团。9 月，侵华日军向山西发动进攻，忻口保卫战打响，娘子关告急，华北重镇太原城岌岌可危。置身于战火氛围中，秦基伟感到自己的那一腔热血沸腾了。参加红军后，秦基伟打过许多仗，也经历了无数难以想象的磨难，从一个百事不懂的种田娃，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的师、团指挥员，如今又成为一名抗日的八路军军官，这使他在恍惚中感到自己已经走过了很长很长的一段路。日本侵略者在他心目中引起的仇恨远非今日。早在幼年，家乡黄安革命之初，就有共产党人向群众宣传，并有漫画张贴在故乡的街头巷尾，他就知道日本帝国主义就要灭亡中国，掠夺中国。时隔几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东三省，其野心仍不满足，又打进中国腹地。 “是可忍，孰不可忍！”秦基伟怒不可遏。 11 月，根据八路军第 129 师的命令，太行山区成立了第一支由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第 129 师独立支队。秦基伟奉命任司令员，赖际发任政治委员，人们又称为“秦赖支队”。这时，日军占据了太原，对附近地区不断进行“扫荡”，到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1938 年 1 月 4 日，日军“扫荡”祁县阎漫村，杀害村民 23 人，奸污妇女 40 多人；2 月 13 日，日军侵占平遥县城，屠杀城内居民达 1000 多人； 3 月 30 日，日军又在太谷制造了惨绝人寰的“二一八”惨案，杀害群众 290 多人，3 名妇女被轮奸致死，烧毁房屋 1300 多间。噩耗一个接一个传来，在独立支队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受害者的血泪控诉，让秦基伟怒火中烧筋骨欲裂。他是个出了名的血性汉子，向来勇武刚烈，在太行山下，八路军的“秦赖支队”已是家喻户晓，岂容侵略者如此猖狂？然而又不能贸然出战。国民党精兵利炮，整师整军尚挡不住日本人的进攻，而“秦赖支队”仅数千人马，武器低劣，弹药奇缺，如果主动出击，必然暴露实力，引起敌人注意，招致疯狂报复。不能强攻，那就智取。于是，一场全方位的摸敌情、查动向、跟踪敌伪零星分队的活动展开了。秦基伟严令参谋处、敌工站和各县区游击队负责人，务必尽快掌握为日本人带路、帮凶的罪大恶极的汉奸及日军零星分散的小分队的行踪。一切准备就绪后，秦基伟终于大开杀戒了。
4 月 2 日晚，太原东南半壁河山度过了惊心动魄的一夜。10 个县的军民统一行动，协助“秦赖支队”派出的捕俘队，一夜之间除掉了 10 多个罪大恶极的汉奸。所有被杀的汉奸尸体上都有一张标语：“凡给日军通风报信带路者均同此下场。” 落款是“八路军秦赖支队”。接着，在辖区内，秦基伟指挥部队连续出击，袭击日伪据点 70 余处，抓俘枪杀汉奸 260 多名，日军也遭到狠狠打击而死伤惨重。此一招，惊了日本人的魂，吓破了汉奸的胆，敌占区内一片恐慌，日军像缩头乌龟一样，连续三天不敢出门了。霎时，晋中空气骤然紧张，日本人气得咬牙切齿。驻守太原郊外的清水一郎中佐连骂十几声“八格牙路”，将手下的宪兵队长和假洋鬼子特务队长各抽几个血淋淋的大嘴巴，要他们搞清楚袭杀“皇军”的是何人。特务队长经过几天的调查，向清水一郎报告说：“袭杀‘皇军’和‘皇军’朋友的是八路军第 129 师的‘飞虎队’”。并说他们个个都是精兵强将，能飞檐走壁，所有的人都能百步穿杨。为首的秦基伟更厉害，曾背着八路军悍将徐向前从国民党 3000 围兵中杀开一条血路冲出重围，身中数十弹而不死……
清水一郎一听，伸出五指做鹰爪状，怒目圆睁，喝问：“秦基伟在哪里？你快快地说，说不出来死啦死啦的！” 这个特务队长当然知道秦基伟在哪里，但他哪敢说出来，如果说出来日军要他带路，那他不是把肉送到秦基伟的砧板上了吗？那还能有好吗？自从“秦赖支队”广泛开展捕杀敌伪人员后，这个特务队长就收敛多了。后来，通过教育，要他给敌人提供假情报，为八路军通风报信，他居然也照办了。至 1940 年下半年，秦基伟被任命为新编第 11 旅副旅长，参加了百团大战。随后，任太行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为晋冀豫根据地、大行山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作出贡献。
解放战争，他奉任太行军区司令员、晋冀鲁豫军区第 9 纵队司令员，第二野战军第 15 军军长，率部征战晋冀鲁豫和淮海，渡江歼敌、千里追击、驱兵华南、边境剿匪，为解放全中国，立下赫赫战功。
神兵浴血上甘岭。1951 年 3 月下旬，秦基伟奉命率领第 15 军入朝参战，经新义州、定州、慈山、三登、粟里、石达里向战役地域开进。部队星夜兼程，赶到涟川地区参加第五次战役。在志愿军司令部的统一指挥下，从 4 月 22 日至 4 月 28 日，歼美军第 3 师及菲律宾营部分后又一直追到议政府，一路所向披靡。由于战场风云突变，“联合国军”抓住志愿军“礼拜攻势”的弱点，长驱直入，志愿军被迫后撤。为保证部队撤退，彭德怀命令秦基伟率领第 15 军迅速在金化以南芝浦里地区角屹峰、鸣城山、朴达峰一线占领要点，组织防御，坚决阻击敌至少 7 天，以掩护志愿军东线主力兵团调整部署。秦基伟吩咐参谋：“回话彭总，15 军至少坚持 10 天！” 第 15 军撤退后，立足原地向后转，阻敌在前。秦基伟下令，“与阵地共存亡，所有人都要准备战斗，半步不能后退！”全军上下严阵以待，视死如归。战斗从 5 月 29 日 14 时开始打响。美军、南朝鲜军、加拿大军先后出动坦克、装甲车、航空兵，发动连以上进攻三、四十次，兵力逐次增加，炮火轮番轰炸，坦克轮番冲击，飞机轮番俯冲，攻势一浪高过一浪，阵地几度易手，又几度失而复得。部队打得勇猛壮烈，几乎所有阵地打到最后都成了白刃战，将士精神惊天地泣鬼神。从 5 月 29 日至 6 月 7 日，第 15 军在芝浦里地区执行阻击作战任务整整十昼夜，共毙伤敌人 5700 余人，击落、击伤敌机 4 架。第 15 军伤 887 人，亡 399 人。粉碎了敌攻占铁原、金化，截断志愿军东线主力兵团退路的企图，胜利完成了志愿军总部赋予的任务。彭德怀于激情中给秦基伟发了一份充满感情色采的电报：“秦基伟，我十分感谢你们！”彭德怀的鼓励传到各部队，在芝浦里地区打得最艰苦的第 134 团、第 86 团 2 营的官兵虽然已经衣衫褴褛，疲惫不堪，但当得知彭总致电鼓励的消息时，许多官兵拥抱在一起，热泪横流。
令秦基伟一生最难忘的是 1952 年 10 月 14 日开始打响的上甘岭战役。历史 永远 记 住 了这 个 非 同 寻 常的日子 ——1952 年 10 月 14 日 3 时。美第 8 集团军司令詹姆斯·范佛里特的“金化攻势”开始了。美第 7 师与南朝鲜第 2 师集中 40 架飞机，320 多门大口径重炮，127 辆坦克、战车，以罕见的火力密度，炮弹像雨点似的倾泻在志愿军阵地上。平均每秒落弹 6 发，凌晨 4 时 30 分，美第 7 师第 31 团、南朝鲜第 2 师 32 团及第 17 团 1 个营，共 7 个营的兵力，分 6 路向五圣山前沿 597.9 高地和 537.7 高地北山发起猛烈进攻。与此同时，美军和南朝鲜军又以 4 个营的兵力向西方山和芝村方向实施进攻，牵制第 15 军 44 师部队，分散秦基伟的视线。在第 15 军约 30 公里宽的正面上，战斗全线打响。
在防空洞里，秦基伟的军指挥部像一锅烧沸了的开水，热得冒气。十几部电台同时开机，呜哩哇啦叫个不停。电话铃声也此起彼伏。仗终于打起来了，而此时此刻政治委员谷景生回国参加国庆观礼去了。秦基伟一人扛着军政两副担子，在黑暗中捕捉着来自前方的每一丝信息。而让秦基伟最为揪心的是上甘岭的两个高地。他终于接到了第 45 师师长崔建功的电话，“是不是上甘岭，敌人有多大兵力，阵地情况怎么样？”然而崔建功没 能明确回答。前线电话线炸断了，电台被炸毁了，话务员被震死或震聋了。全时收听的电台里偶尔冒出一句：“敌人的坦克上来了！”、“黄河呼叫长江！”…… 鏖战了数小时的前沿终于有了消息：当面之敌是美国、南朝鲜军队的 7 个营，在飞机、坦克、重炮的掩护下，一举猛攻上甘岭左右的 597.9 和 537.7 两个高地，抢占意图十分明显。
这一天，是秦基伟最为揪心的一天，也是让他平生最难决断的一天。敌人突然攻击，规模之大，火力之猛，手法之狠，都是空前的。尤其是避实就虚，多少有点出乎秦基伟意外。在秦基伟的视野里，五圣山是险峻的，是美国和南朝鲜军队很难逾越的屏障。他认为，西方山是个脆弱地带，尽管他用兵重心放在那里，但他依然敏感于西方山的每一声响动。五圣山前沿打起来了，西方山前沿也打起来了。敌在五圣山方向的兵力重于西方山方向，这是否就能说明敌人以五圣山为主而以西方山为次？或许判定敌人虽然重兵攻击五圣山仍意在重兵直取西方山？似乎也没那么简单。战场形势一时扑朔迷离，变幻莫测，捉摸不定。骤然临之而不惊。秦基伟决定再等等看，只要没有确凿事实证明敌人不再攻打西方山，他就绝不会轻举妄动那里的一兵一卒。可以想象，第 45 师 135 团前沿部队的战斗之残酷，为旷世罕见。在两个小小的高地承受了数万发炮弹的轰击之后，别说人，连苍鹰、兔子也跑不掉，几百门大炮急射炮弹像飘泼大雨般浇过来，侥幸飞出一两只蚊虫，那实在要算命大的。坑道里的战士耳鸣未绝，又迎来了十几倍于己的敌人。从战斗打响到日暮黄昏，第 45 师 135 团前沿部队虽遭重创，但除 597.9 高地 2、7、8 号表面阵地及 537.7 高地北山 9 号表面阵地被敌军占领外，主峰阵地和其它阵地仍在第 15 军手中。美国、南朝鲜军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抛下千具尸体和伤残之躯，最后只夺去半个上甘岭。
战斗惨烈异常。七天七夜坐镇防空洞指挥的秦基伟没睡过一秒钟。第 45 师师长崔建功也在前沿指挥所里七天七夜没有离开，出了坑道，就差点晕厥过去，连上厕所都要人搀扶。从血光之灾突然降临到数次反复争夺，七天七夜中，上甘岭左右这两个并不高的高地承受了人类作战史上空前绝后的搏击。拼到最后，只剩下意志了。敌人先后共投入 17 个营的兵力，伤亡逾 7000 之众。据美国一位随军记者报道，美军一个连长点名，下面答“到”的只有 1 名上士和 1 名列兵。秦基伟也十分清楚。他投入的兵力比美国、南朝鲜军队要少，而伤亡的比例更大。战至 10 月 30 日 22 时，志愿军第 15 军集中重炮进行直接火力准备。5 分钟后火力延伸，第一线步兵佯动诱敌。敌人果然上当，纷纷涌出工事。待时机成熟，秦基伟指挥已经延伸的炮火突然减下标尺，杀了个回马枪。已经展开战斗队形的“联合国军”没有接触到志愿军的步兵，倒被突然收缩的炮火大量杀伤。22 时 25 分，第 45 师以 10 个连的兵力对占领 597.9 高地表面阵地之敌内外夹击，经过 1 小时激战，全歼敌 4 个连。31 日凌晨，597.9 高地全部收复。从 31 日 4 时开始，敌人投入大量的兵力，在空军和炮兵的支援下，连续对 597.9 高地进行反扑。南朝鲜军第 31 团残部和第 32 团一部，趁志愿军恢复阵地不久，发起猛烈反扑。阵地上的志愿军指战员在无工事依托的情况下，利用山缝石坎和弹坑隐蔽，击退南朝鲜的连续进攻，夺回阵地。志愿军第 86 团 2 个排坚守第 7 号高地，战斗打得相当惨烈，在 13 小时之内打退了南朝鲜军 40 余次冲锋，最后只剩下一个人，守住了阵地。全天歼敌 1500 余名。黄昏时分，在粉碎敌人最后一次集团冲击时，主峰阵地上空出现了一幕惊人的奇观，昏黄的天空突然一亮，随着奇特的爆炸声，天上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火团，哗啦啦地降下了一阵带着汽油味的燃烧着的金属碎片。原来美军一架低空支援步兵冲击的 F—51 强击机，与志愿军一颗弹道很低的炮弹相撞，顿时粉身碎骨。那带着火星、发出啸声的金属雨，正好落在美军人群中，吓得美军士兵抱头鼠窜。志愿军指战员跳出工事和坑道，进行阵前反击，大获全胜。对于这次奇观，秦基伟风趣地说：“人倒霉时喝口凉水也塞牙，仗打顺了地炮也能打飞机。” 11 月 1 日入夜，第 15 军调整部署，将苦战了 19 天的第 45 师 135 团、134 团撤出战斗，由第 12 军 91 团接替投入战斗。5 日夜，第 15 军 86 团也撤出战斗，由第 12 军 39 团接替，准备迎接敌人新的进攻。 11 月 7 日，毛泽东主席以中央军委名义亲自拟电表扬第 15 军，指出：“你们对加强十五军作战地区之决心和部署是正确的。此次五圣山附近的作战发展成为战役的规模，并已取得巨大的胜利。望你们鼓励该军，坚决作战，为争取全胜而奋斗。” 10 从 10 月 14 日至 11 月 25 日，上甘岭战役持续 43 天结束。志愿军以伤亡 11000 余人的代价，胜利地打退了敌人的进攻，共毙伤敌 25000 余人，击落击伤敌机 274 架，击毁击伤大口径火炮 67 门、坦克 14 辆。上甘岭山头被炮弹、炸弹削低 2 米，石土被炸成 1 米多厚的粉末，但志愿军部队像钉子一样牢牢地扎在那里，创造了坚守防御战的范例。震惊世界，并将驰名千古的上甘岭战役，为一代战将秦基伟的战争经历，划上一个漂亮的句号。
历尽风雨见彩虹 1966 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风暴席卷全国。昆明虽然地处边陲，却也不是世外桃源，并且成为全国乱得最早、乱得最凶的几个城市之一。起初，昆明军区还算稳定，虽然山雨欲来，但司令员秦基伟仍坦然坐镇，在云南省委受到严重冲击下，安排部队保护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第一政委阎红彦。但不久，秦基伟就被打成“贺龙的黑干将”，又被冠以“保皇派”、“走资派”等罪名，遭到一次又一次残酷的批斗，最后不得不离开军区，躲到炮 4 师幼儿园。直到 1967 年 2 月 12 日，周恩来总理派来一架飞机，才把他接到北京，从此不明不白地靠边站了。到了北京后，秦基伟被安排在京西宾馆，没有职务，也没有任务。但他心里充满了感激。能有这么个条件，还是周恩来千方百计才争取来的。
在军区一级中，秦基伟是最早“下台”的人之一，也是最早得到周恩来保护的人之一。因为秦基伟是贺龙的“黑干将”，贺龙被打倒了，“黑干将”那就难保了。一次，秦基伟去看望杨得志。杨得志悄悄地对他说：“老秦，不要紧，主席说了，秦基伟还是要保的。”秦基伟心里顿时一热，没有说话，只是用手攥住杨得志的手，表达了自己的感激之情。住在京西宾馆，离开军区，当然也就不谋其政，过着闲居的“寓公” 生活。政治沉浮，实在耐人寻味，那些仍然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人，见了秦基伟，大都急匆匆目不斜视，以免惹上麻烦。后来，全国各地更加乱得不可收拾，局势发展已到了完全失控的地步，不少身经百战、出生入死的开国将军，开国功臣都受到冲击、折磨，有的甚至被整死。同他们相 11 比，首先倒台的秦基伟自然算是“因祸得福”的了。
1969 年国庆节前后，“文化大革命”又玩出一个新花样，搞了一个 “一号战备命令”，要将挤在北京的“靠边站”的人疏散到农村、工厂基层。秦基伟当然也莫能例外。这样他带着年仅十四、五岁的女儿畹江，被 “护送”到湖南省汉寿县的一个军垦农场里劳动。苦难的生活从此开始了。这个名称西湖的农场原先是湖南省劳改总队开垦的。犯人们的居住条件要求不高，自己轧土坯，垒起四周，架几根木梁，搭上竹笆，再铺上稻草，就算是房子了。房子的地基原是湖底，坑坑洼洼，常年渗水，泥泞不堪，长年潮湿得很。这样的环境，对一位长期征战、身体早已提前透支的军人来说，说“劳动”，其实就是“劳改”。
秦基伟所在的班共有 8 人，住在营区外面的菜地里，主要“任务”是种菜供应全连，农忙时还要参加“双抢”。其实农场的劳动量是很大的，有时秦基伟一天要挑二三十担大粪。农忙抢收抢种，割了稻子又接着插秧，早晨天未亮就打着手电筒上工，夜晚打着手电筒才收工。再苦再累，他没有叹一声，硬是坚持下来了。挑大粪、种蔬菜、犁地耙田样样都干。这个时候，他似乎忘掉了一切，忘掉了荣誉和功勋，忘掉了耻辱和痛苦，而回到了大别山下那个开满映山红的山岗上，回到了那个被天台山、老君山环绕的秦罗庄，回到了那个苦涩而充满幻想的童年。农场的劳动是艰苦的，而且时间长，战士们虽然年轻，能吃苦，但不会照顾自己，一天活下来，浑身不是泥就是汗，回来后脱下衣服往地上一扔，倒头便睡着了。秦基伟看了心疼。他就给战士们洗衣服，洗好了又补，常常在灯下，戴着老花眼镜给他们补衣服。战士们的绒衣长，穿在身上拖拖沓沓，秦基伟就帮他们剪，再用布头把剪口包好。战士们都觉得秦基伟有点特别，也听说他是个高级干部，从领导岗位下到农场挑大粪，也是忠臣落难啊！战士们从同情，慢慢到与他亲近。有的战士偷偷地问秦基伟，“你是不是犯错误了？”秦基伟回答说：“是别人认为我犯错误，我自己不这样认为。”战士们又问：“你从前是个多大的官啊！”“是营长？”“比营长大一点？”“比团长要小。”秦基伟苦笑着说：“你们说对了，我就是那么个官，比营长大点，比团长小点，跟你们副团长差不多。”秦基伟的女儿畹江，因在城市长大，小时候没干过农活。有一次种菜，班长硬是要畹江挑 100 来斤一担的大粪。其时，秦基伟的心情很复杂，很难过。秦基伟看着女儿，心里想：好孩子，别怕，迎上去，挑给他们看看。我秦基伟的女儿不是软骨头。畹江果然是好样的。她望了望父亲，完全体察到父亲的心理活动。她坚定地走了上去，不仅挑起了那担大粪，而且稳稳当当地把大粪挑到菜地。秦基伟打心底里为自己的女儿叫好。他想：“女儿能经受生活的检验了。”
春去秋来，花开花落，不知不觉间，秦基伟父女在西湖农场劳动一年多了。司令员当不成了，秦基伟倒也坦然。他有一副壮身板，又有一手娴熟的农活技术，换了岗位，在“改天换地”的斗争中也照样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可是，使秦基伟时时感到揪心的是女儿畹江。孩子才 16 岁，正是长知识长身体的时候，一个不算高的要求，上学的权利总应该有吧。“就算老子是‘走资派’，可是孩子何罪之有？”“她怎么要跟老子这样受罪呢？” 畹江是懂事的。虽然她自幼生活在优越的环境里，可是自从到了农场，似乎一夜间长大了许多，她能理解一些人的歧视，可以忍辱负重。秦基伟虽然为女儿的坚强和体贴父亲的感情而欣慰，可此时又为自己耽误了孩子的学业而陷入深深的歉疚和自责之中。一次，在下工的路上，秦基伟叫住了女儿。女儿一看爸爸的表情，就知道爸爸可能有什么重要的决定。等了许久，秦基伟才开口说：“孩子，爸想了很久，你还是回昆明上学吧！”“上学！”畹红怔住了。一丝惊喜闪过之后，她似乎回到四季如春的城市，回到了宽敞明亮的教室和芳草茵茵的操场，还有自己的亲人、老师、同学和儿时候的伙伴……而现在，一年过去了，她真的差不多变成了一个少年农民了。当然，回到那鲜花盛开中的生活谁说不好，可是当她目光投上爸爸那张饱经沧桑的脸上时，心里却又十分难受。“我走了，谁来照顾爸爸呢？我走了，爸爸身边再也没有一个亲人了，谁来同爸爸相依为命呢？ “不，爸爸，我不回昆明。”畹江抬起头，望着爸爸坚定地说。 “是想留下来陪爸爸，是吗，孩子？”对于畹江的态度，秦基伟并不感到意外。他平静地说：“畹江，你是了解爸爸的，战争年代，爸爸是死过几 13 次的人，死过几次而终于还活着的人，就像淬过火的钢，不会被轻易击倒的。你要相信，形势无论怎样险恶，爸爸的革命信念不会改变，爸爸的做人原则不会改变，爸爸的生活信心不会改变。你放心回城上学吧，爸爸会照顾好自己。同时我们要相信，爸爸是没有问题的，毛主席和党中央不会不管的，这样的情况不会持续太久的。即使是爸爸永远无出头之日，也不能再耽误你了。你知道，既然爸爸下了决心，就不会再改变了。你做好准备吧，爸今晚就向场里提出来，安排送你回昆明。” “爸爸！”畹江再也忍不住了，扑到爸爸的怀里抽泣起来，“爸爸，我不想离开你，再等一等，让我陪爸爸过个春节好吗？” “不，孩子，要听话，秦基伟的女儿要坚强。你还是早点离开这里，早点恢复学业，早一天就少一点损失。”
一个细雨霏霏的傍晚，秦基伟父女拎着简单的行李，走上了湖边的一个简易码头。登上驳轮的一瞬间，畹江真想冲着浩荡的湖水大哭一场。当她扭过头去看爸爸时，她简直惊呆了，爸爸在微笑……强装的微笑。“你长大了，爸相信你有能力照顾好自己。”站在岸边，秦基伟带着眼泪在微笑。女儿离开之后，秦基伟的日子就更艰难了。物质生活依然如故，精神生活则每况愈下。女儿走后，秦基伟孤独地过着每一天，唯一能够解闷的便是干活。一直到了夏天，儿子来了，而且是哥俩同行。自从“文化大革命”之后，秦基伟一家可谓东奔西跑。先是他藏身干海子，以后又带着女儿晾在北京，继而流徒湘西。夫人唐贤美带着两个儿子在经历几次抄家之后，被赶出军区大院，暂住潘家湾，不久唐贤美也下放到弥勒“五七”干校，只剩下两个未成年的儿子坚守昆明。一年之后，这对多灾多难的小兄弟又千里迢迢来到父亲的身边。儿子们怎么也没想到，一年多没见了，他们的爸爸会变成这个样子。秦基伟身穿没有领子的老头衫，下身穿的是一条双膝打了补丁的军裤——俨然一副老农的形象。而且瘦，当了农民的秦基伟比在昆明军区当司令员的秦基伟足足瘦了 30 斤。小哥俩一见爸爸成了这副模样，不约而同眼泪哗啦哗啦地流了下来。
“九一三”事件后，问题有了很大的转机。1972 年 3 月，秦基伟终于被批准可以到长沙看病，随后又被送到宁乡县的一家疗养院休养。他的夫人唐贤美也被准许带着 3 个儿女从云南赶来探视。一别多年，一家人终于团聚了。 1973 年，苦尽甘来，中央军委派人把秦基伟等几位将军接回北京。7 月，秦基伟出任成都军区司令员。1975 年 10 月，他被调往北京军区任第二政治委员。一年后，“四人帮”覆灭，他被任命为北京军区司令员。在此之后长达 8 年的时间里，他在北京军区的岗位上，深得邓小平、胡耀邦等中央领导的信任和倚重，在中国共产党的第十次、十一次代表大会上连续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1988 年 4 月，秦基伟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部长，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88 年 9 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恢复军衔制，被授予上将军衔。职务高了，秦基伟依然朴实如故，粗茶淡饭一日三餐。对“文化大革命”中的苦难，淡化如水。除了“四人帮”这些元凶外，对那些盲目随从的人，从不计较，只是惋惜这些人如此浅薄的人生见识。
（撰稿者系广东省惠州市抗美援朝历史研究会会长何焕昌）
